两会是中共政治伪善的产物
中国的人大、政协是毛泽东的创造，但在文革动乱期间，“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毛泽东视两会为过时的政治累赘而一度废除了它们。毛死后，邓小平为给中共政权披上“人民民主”的合法性外衣，又让两会死而复生。虽然中共一直公开拒绝作为西方政治文明主要产物的现代议会制度，并坚持认为人大、政协与西方议会存在“本质区别”（这倒是不打自招的真实供述），但在形式上，两会仍然是西方议会上、下两院的中国对应物，并以此为依据而欺世盗名，存续至今。
罗马人发明了贵族院，英国人发明了近代代议制度，美国人使议会制度成为现代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构造。人们在阅读英国政制史、美国立宪会议纪录和《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英美先贤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所展现的高瞻远瞩和深思熟虑。但中共的人大、政协并非如此，它们只是毛泽东政治机会主义的即兴创作，从设计、组成到运作、效能，都是人类政制史上的笑话，是权力奸谋、民主欺诈、政治伪善的产物。
一九三一年，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初建分裂割据政权之时，毛尚未成为中共最高领袖，那时的政权组织形式全盘照搬苏联老大哥，叫做“中华苏维埃”。到延安后，毛泽东逐步获得“全党领导地位”，中共在西北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且自封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此时的最高政权机关便不再叫“苏维埃”，而叫“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分为民选、特约两部分，前者由中共把持的选举委员会逐级“选举”，后者为中共特邀的若干“开明绅士”组成。而事实上，所谓边区参议会从议员的提名、选举到会议的议程、表决都在中共中央的严密操纵之下进行。在假选举、假民主方面，此时的边区参议会已经具备了后来人大、政协两会的基本特色。
“旧政协”与“新政协”
“政治协商”本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毛泽东提出的主张。一九四五年，按照斯大林的指令，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展开和平谈判。谈判中，双方同意设立一个国内各党派的联席会议，具体名称国民党方面建议叫“政治咨询会议”，赫尔利建议叫“政治会议”，中共方面都不同意，最后采纳了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迎合中共而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规定迅速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便协商新宪法，实现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国统化，尽快“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完成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并“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谓之“旧政协”）如期于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由、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全国普选、释放汉奸以外一切政治犯四项承诺。在国民党的处处让步之下，此次政协会议就宪法、国民大会、施政纲领、政府组织等议题均一致通过了相关决议。然而，在中共眼里，决议不过是一张废纸，就在政协闭幕仅三个月之后，中共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突袭长春、占领北满，美国调停无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尽管如此，“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这种以多党协商为内容的政治组织形式却被毛泽东保留了下来。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胜利在望，志得意满的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联合政府”，这便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所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匆忙出笼的政治机构绝非杰出心智深谋远虑的产物，但它却是开国大典上毛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法理源泉所在。这个由中共一手包办的“新政协”不仅收回了“旧政协”承诺的人民自由、党派平等，一统天下在即的共产党就连军队国家化也不再承认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内战时期曾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里协同反蒋、现已过期作废的“八个民主党派”至此全部覆灭。从那以后，所谓政协，与所谓“民主党派”一样，也就只剩下了一具僵尸。
“人大”没有任何民意代表性
至于中共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毛泽东用以取代中华民国原“国民大会”的粗劣替代品。一九四七年底，解放军攻占石家庄，此时国民政府刚刚以普选方式选举了国民大会代表，制定了颇具现代民主风范的民国新宪法（它也是台湾现行宪法），为了与国民党争夺“民主”旗号，毛泽东遂投机取巧，以“人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并决定由董必武以“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滥觞。
不久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成功，只好把假戏做到底。四九政协之《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均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有了人大之后，即便在名义上，政协也已经变成百无一用的政治废品），号称“议行合一”，“一切权力”归人大，但这显然只是个噱头。看中共领袖的作为，中国比帝制还帝制，看中共制定的宪法，中国比议会制还议会制——即便法国大革命时期实行议会专政的国民公会，也没有中国人大这么多、这么大的名义权力。就这样，人大成了人类政治史上最为名不符实的、既可怜更可憎的怪物。
若纵向比较，中共的人大岂止比不上民国国民政府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比不上民国北京政府的首届国会，也比不上大清政府末年敢于驳回圣旨、痛斥军机大臣的资政院和厉行地方自治的各省咨议局。可就是这样一个无牙无骨的软体人大，毛泽东也嫌碍手碍脚，“五四宪法”颁布三年后，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能记得住……，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人大、宪法、法律，在毛泽东眼里，全都一钱不值。事实上，人大从诞生到现在，既没有任何民意代表性可言，也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一次“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的职能。
综上所述，从两会的“家世渊源”，足见其出身不正，不伦不类。在各国制度史上，人们创制一个新政治机构，要么是基于逻辑严谨的政治哲学理论，要么是因应迫切的现实政治需要，但人大、政协的存在仅仅出于共产党装点门面、掩饰专制的可耻动机。中国假货泛滥，但与人大、政协这两个“民主政治”假货相比，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都相形见绌，因为？？其他的制假贩假者多少还有一些忌惮，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唯有两会的制造者中共政权，不仅毫无愧怍，反而趾高气扬。
改革“两会”比登天还难
在对待两会的态度上，邓小平比毛泽东强的地方，是做假做得更认真，两会一年一度，渐渐形成惯例；江泽民比邓小平强的地方，是做假做得更透明，两会向中外媒体开放，也逐渐形成了制度。邓、江所为，一度让人心生期许，一些有识之士甚至产生了改革两会以此为政治体制改革破局的设想。毕竟，在现政权所有的政体构造当中，中共的党代会、中委会、政治局、常委会、中纪委、政法委、中组部、中宣部全都是蔑视宪法、戕害自由、灭绝民主的极权专制机构，唯有两会与普世通行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稍有外观上、形式上的相通之处。然而，这终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两会浸淫党文化数十载，为虎作伥、惟命是从的奴性早已养成，假选举、假表决、假发言、假参政议政的恶习早已根深柢固，改革人大、政协，实比登天还难。
当两会进入习近平时代，一切关于两会改革的梦想从此可以休矣。两会年年开，今年特别烂：往年的两会“热点”全消失了，各省代表团的公开讨论刻板做作，总理记者会索然无味，就连往年常有的明星出镜、“奇葩提案”也都无影无踪。今年两会唯一的主题俨然就是拥戴“习核心”：“四个意识”原本是习近平对“政治局成员”的要求，现已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紧箍咒；尊奉习氏“崇高威望”（张德江语），“提高政治站位”（俞正声语），成了本年度两会的政治最强音。当“当家作主”变成毫无底线的歌功颂德，当“参政议政”变成阿谀奉承，这两个全世界人数最多、花费最大、议程最短、安保最严密、表决通过率最高的“议会”，就气数已尽，奄奄一息了。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两会如果有“改革”，也只能是向着毛泽东时代改过去，而众所周知，毛泽东之于两会，其结局就是始乱终弃，濒于死亡。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