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统一的中国与分裂的台湾》，作者张赞国认为，世界卫生大会2017年5月22日到31日于日内瓦召开，拒台湾于千里之外。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函各国不准"中国台湾省"参加大会，理由无它，过去几年，台湾以"中华台北"名号出席世卫大会是中国特许，而非权利。中国收放自如，台湾卑躬屈膝，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作者指出，在国际间，不管是中国霸权，还是台湾咎由自取，台北长久被世界组织摒弃，这个冷酷现实反映的，其实是海峡两岸纠缠不清的残局：中国以统一的上国姿态游走世界，四处打击并逼迫分裂的台湾就范。从执政的民进党，到在野的国民党，各类名称的使用者若非自欺欺人，就是自相矛盾。一个台湾，多种身份认同，便让中国有机可乘，在台湾内外，党同伐异，予取予求。毕竟，一个分裂的台湾，面对统一的中国，难免自乱阵脚，任由中共的代理人（个人、团体或媒体），在法理与实际操作两方面，把台湾逼到无以回身的角落（如中华台北沦落到中国台湾省），举步维艰。

香港政府管制的极限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一国两制与管理型政府的极限》，作者袁弥昌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从一个殖民地的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成功转型为管理型政府（managerial state），意味着这类型的政府，本质上只能充当"经理"角色和履行"经理"的功能。因此不难想像，今时今日管理型政府在香港须至少面对两种与其性质不合的"任务"，导致屡屡出现力有未逮甚至有心无力的情况：其一是市民政治，其二是低增长时代的分配问题。

作者说，对于目前正在形成的新型具民粹性、数码化和民智已开的市民政治，且不说特区政府的"经理们"一定应付不了，就连西方的成熟政党也难以招架，显然这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代差"问题。这对于仍相信"先经济，后政治"的管理型政府来说，不是一时半刻可改变得了的。至于低增长时代的分配问题，正如经理通常擅长处理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香港的管理型政府也明显不是为低增长时代的分配问题而设计。这两种问题实质上揭示出香港的管理型政府所面对的范式（paradigmatic）问题的一面，亦即是管治模式跟不上时代需要。

香港法律究竟何为？

香港《端传媒》发表法律学者戴耀廷文章《中港法律解释与法治观念，何以争拗不断？》指出，因两个法制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回归以来，每次人大常委会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权力解释《基本法》的条文（下称"释法"），必会惹来一番争拗。

作者说，法治的要求是要透过法律去制约权力，由不直接涉及制定相关法律规定的机构，如独立的法院去解释法律，那就能避免立法者或执法者可以任意为法律条文赋予他们需要的意思，法律权力才能有效地受法律本身制约。按此理解，香港普通法由法院去解释法律，便更符合法治这限权的目的了。但若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执政者有足够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甚至政权稳定，以法律去制约法律权力，就变得多余或不是那么需要了。

若法治的要求是要透过法律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的法律条文必须是市民所能够充分理解的，其内容亦必须以充分明确的方式表述，使市民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香港普通法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应是需要的，反之若保障基本人权不是法治的优先目的，中国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就有其本身的道理了。

"小粉红"是当代义和团吗？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杨舒平辱华事件里的"小粉红"不过是狐假虎威》，作者陈岳生指出，空气污染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能在中国引发巨大风波，且主导力量还是官方参与（比如微博上的共青团），不能不让正常人对这样一个社会发自内心感到恐惧。说真话是错的，说真话要承担政治责任，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尽量在技术上说与政治无关的话题，但即便如此，其一举一动还是避免不了被映射与被政治化。

作者认为，简单把这类官方主导下的维稳说成义和团、红卫兵，一方面在于太高估了这些人的真实企图，比如绝大多数人确实是为了生计充当小丑角色，再比如可以衡量的标准不妨问问普通大众对官员的反腐以及幸福感就马上可知；另一方面，每年一两亿人出国以及有限资讯的传播，被不断放大，绝大多数人会逐渐意识到自由权利被剥夺，导致其越来越压抑痛苦，不仅是生活工作，它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所有环节，比如生活在这里不可能不呼吸，不可能不吃垃圾食品，不可能不说假话。这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还在于被人诟病的强拆模式，受害者已经从单纯的上访求法，逐渐意识到是体制之恶导致下层作恶的全产业链，继而走向替天行道正义行为，这都说明公众对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远远比素质论们想像的快。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统一的中国与分裂的台湾》，作者张赞国认为，世界卫生大会2017年5月22日到31日于日内瓦召开，拒台湾于千里之外。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函各国不准"中国台湾省"参加大会，理由无它，过去几年，台湾以"中华台北"名号出席世卫大会是中国特许，而非权利。中国收放自如，台湾卑躬屈膝，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作者指出，在国际间，不管是中国霸权，还是台湾咎由自取，台北长久被世界组织摒弃，这个冷酷现实反映的，其实是海峡两岸纠缠不清的残局：中国以统一的上国姿态游走世界，四处打击并逼迫分裂的台湾就范。从执政的民进党，到在野的国民党，各类名称的使用者若非自欺欺人，就是自相矛盾。一个台湾，多种身份认同，便让中国有机可乘，在台湾内外，党同伐异，予取予求。毕竟，一个分裂的台湾，面对统一的中国，难免自乱阵脚，任由中共的代理人（个人、团体或媒体），在法理与实际操作两方面，把台湾逼到无以回身的角落（如中华台北沦落到中国台湾省），举步维艰。

香港政府管制的极限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一国两制与管理型政府的极限》，作者袁弥昌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从一个殖民地的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成功转型为管理型政府（managerial state），意味着这类型的政府，本质上只能充当"经理"角色和履行"经理"的功能。因此不难想像，今时今日管理型政府在香港须至少面对两种与其性质不合的"任务"，导致屡屡出现力有未逮甚至有心无力的情况：其一是市民政治，其二是低增长时代的分配问题。

作者说，对于目前正在形成的新型具民粹性、数码化和民智已开的市民政治，且不说特区政府的"经理们"一定应付不了，就连西方的成熟政党也难以招架，显然这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代差"问题。这对于仍相信"先经济，后政治"的管理型政府来说，不是一时半刻可改变得了的。至于低增长时代的分配问题，正如经理通常擅长处理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香港的管理型政府也明显不是为低增长时代的分配问题而设计。这两种问题实质上揭示出香港的管理型政府所面对的范式（paradigmatic）问题的一面，亦即是管治模式跟不上时代需要。

香港法律究竟何为？

香港《端传媒》发表法律学者戴耀廷文章《中港法律解释与法治观念，何以争拗不断？》指出，因两个法制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回归以来，每次人大常委会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权力解释《基本法》的条文（下称"释法"），必会惹来一番争拗。

作者说，法治的要求是要透过法律去制约权力，由不直接涉及制定相关法律规定的机构，如独立的法院去解释法律，那就能避免立法者或执法者可以任意为法律条文赋予他们需要的意思，法律权力才能有效地受法律本身制约。按此理解，香港普通法由法院去解释法律，便更符合法治这限权的目的了。但若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执政者有足够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甚至政权稳定，以法律去制约法律权力，就变得多余或不是那么需要了。

若法治的要求是要透过法律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的法律条文必须是市民所能够充分理解的，其内容亦必须以充分明确的方式表述，使市民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香港普通法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应是需要的，反之若保障基本人权不是法治的优先目的，中国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就有其本身的道理了。

"小粉红"是当代义和团吗？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杨舒平辱华事件里的"小粉红"不过是狐假虎威》，作者陈岳生指出，空气污染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能在中国引发巨大风波，且主导力量还是官方参与（比如微博上的共青团），不能不让正常人对这样一个社会发自内心感到恐惧。说真话是错的，说真话要承担政治责任，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尽量在技术上说与政治无关的话题，但即便如此，其一举一动还是避免不了被映射与被政治化。

作者认为，简单把这类官方主导下的维稳说成义和团、红卫兵，一方面在于太高估了这些人的真实企图，比如绝大多数人确实是为了生计充当小丑角色，再比如可以衡量的标准不妨问问普通大众对官员的反腐以及幸福感就马上可知；另一方面，每年一两亿人出国以及有限资讯的传播，被不断放大，绝大多数人会逐渐意识到自由权利被剥夺，导致其越来越压抑痛苦，不仅是生活工作，它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所有环节，比如生活在这里不可能不呼吸，不可能不吃垃圾食品，不可能不说假话。这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还在于被人诟病的强拆模式，受害者已经从单纯的上访求法，逐渐意识到是体制之恶导致下层作恶的全产业链，继而走向替天行道正义行为，这都说明公众对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远远比素质论们想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