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反对民运的，都是从右派转型过去的，从自由派转型过去的。
在八九后吃党妈的奶，有一层反对民运的意思，或者背叛民运的意思。也就是逆反民运的符号能指。至于是否真的投入党妈怀抱，党妈要不要另说。当赵国人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后，台上台下泾渭分明，台下的冒充赵国人或者冒充家奴的，演戏而已，所指并不真实。
反对民运，才能看起来让民运成为能够替代中共的可选择项，至少把原来改革中隐藏的“彼可取而代之”暴露出来，固定住。就像王绍光批判选举万能论，本来就没有选举万能论，或者不明显，但是经过王绍光的批判，就变为明显了固定了。对民运的反对，对八九一代的背叛是个好东西。它能弄假成真，假做真时假亦真。需要民运的反对党，例如新左就是这个角色，它是自由右派的自我批判，是民运的自我批判，当然现实中往往滑向党妈的怀抱，只是挑头担子一头热，党妈吃奶的人太多了，奶头不够用，不要他们，也轮不到他们。
反对的魔术。德国纳粹党给犹太人搞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然后揭露批判，结果自己继承了，获得主导权。民运批判共党，其实需要防范这个反对魔术，一直批判共党，有可能是抬高了共党，放大了共党。例如改革时期批判还把共党当做极权的，例如政治反对把任何一个体制小螺丝当做整个体制的化身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螺丝钉同时具有社会性和体制性，而且社会性逐渐增强，体制性逐渐减少。这个副作用值得警惕。知识批判和道德批判，它仅仅是武器的一小部分，过分使用或者只能过分使用，使我们和共党都变了型。我们丧失了主体性，共党变为更具有捕获性，人身依附吸纳能力。例如中国梦就是这么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批判中产生的。
民主运动之民间，是要干什么，是要成为可替代项，可是操持批判的武器，而没有可替代性建设，或者没法进行，例如组党，那么其启蒙制造出来大量韭菜，我们民间自己收割不了，共党镰刀还没举起来，只要晃晃，韭菜们全跑到镰刀下面去了。
民众怨恨的积累不会导致破局，没有行动，只有怨恨的积累，很容易有“拿破仑三世”士人物，站出来收割，然后以反腐败更替政府高层人员，或者进一步发动对外战争。法西斯主义之出现，是生长是绝望怨恨的土壤中，对魏玛共和国的绝望怨恨，最后投射于希特勒身上。维权高于启蒙，成功替代启蒙，因为其为行动。民国当归是一种可替代性建设，在大陆民间没法组党，那么邀请可以在大陆之外的现成政治力量进来。
民主运动应该转向地方自治了。一，虽然确实改革已死近三十年，然而革命无门，政治反对无“国度”载体，有革命派无革命，有革命立场启蒙无革命行动。除了挤牙膏那样道德绑架塑造革命立场共识之外，毫无空间。没有“国度”，没有地方性空间的承载，只有异议知识分子身份建构，门槛太高，最后只会小圈子化内卷化和内斗化。没有行动，没有生存空间，没有资源，不足形成路线。转型已死。
二，底层官员呈社会性，与体制分离的离心力加重。这是体制的必然自我反噬，统一战线抛弃国企工人之后，到了抛弃底层官员了，最后就只剩下五百赵家人。经过十余年网络政治空间的拓展，尤其是微博微信，底层官员乃至绝大多数官员早就完成民主化启蒙，大部分人对共党的异议反对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必然，此等共识已经非常庞大，然而在水面之下。就民主化之智识水平而言，该懂的都懂，而且比在网络上频频表达喝茶的“民逗集团”要高很多，不逊色于自由派中智识层次很高的。也就是启蒙早就完成了，今天致力于启蒙的，肯定是社会之最落后部分，这部分有与没有差不多。对于社会性逐强的底层官员，也是近五年来体制之受害者，受益者之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与中央政府官员不同，其公益心和社会参与意识，具有地方自治特征，所以民主运动应该以地方自治来吸纳邀请他们。如果没有地方自治，他们又会加入改良派，持改良话语，就像八九之后革命无门只能持碎步改良一样。
三，709后访民维权模式呈断崖式下滑，那么就要继续深化访民维权之已有成果。之所以打压下滑，是因为发展为倒逼政改的运动，沿着原来公知改良的路径依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是“中央极权”的，也就是围着中央倒逼，是一种表面看起来反对，实际是加强党领导，加强极权，因为它为“拿破仑三世”僭主塑造了市场土壤。这个就是维权与维稳的缠绕。要拯救访民维权，就要向下，下沉，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名人和道义英雄的访民，变为地方自治的参与，接得地气生根再长高。
地方自治一旦旦妄图以地方试点带动中央以及整体的，就变为扯淡了。地方自治只为社会。
挂改革的羊头，卖社会的狗肉，勉强可以。乌坎被当成民主转型试点了，才认为乌坎模式的失败。
乌坎的失败，是那一些认为有“乌坎民模式”的人认为的失败。这个路径依赖，一定要摆脱。认为失败的人，首先眼睛就是有毛病的。它投射于乌坎其上的东西失败了。首先先把死人一样的稻草人加进来，然后“射”死稻草人，就以为整个麦田都死了。
维权的人被抓就认为是失败，这个不一定如此。至少在我们接触的底层抗争，例如环保维权，他们不这么认为。所抗争的对象也不这么认为，尤其不是政府，而是污染企业时，他们认为压力还在。而抗争的群体也不会这么认为。
大概是野火烧不尽的心理自信，是社会重建型。而只有期待抗争倒逼政改，期待转型的人，才会如此被抓就失败的想法。
我对民间政治的吊诡有深刻的体验。当年维权就要和改良挂钩，在改良的羽翼下成长，然后再与改良脱钩。以后挂改革羊头，卖社会狗肉的社会重建，还有大把大把的。
作为对公知推动政改的反动，以极端反对极端，有几股思潮，又很激进（强迫他人激进），自己很犬儒的：带路党，光爆党，脱支党。但这一些仅仅作为依附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叛逆情绪。他们鼓吹分裂。
我不想在49秩序内谈地方自治，我的看法是从沦陷区自治出去，归于民国联邦。首先跳出49框架，跳出脱支等等这一些人的49框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知识分子越“中央”，越“中国转型”，就越对民国复国没信心。越地方，越少知识分子认同，就越有信心，对家仇国恨铭记越清。这一些年我跑地方，不是白跑的。大概原因在于我写的《中共改革是民国国体危机最严重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