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小群性与民主转型——以赵常青为基点的简单分析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2017815gongmin.jpg (500×374)

 赵常青(右一)推进新公民运动(网络图片)

 

  引言:事件与概念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晚,赵常青等三十一人在西安聚餐,被当地警方以「群众举报有人吸毒」为由,进行侮辱性调查【注一】。指其为侮辱性调查并非我的立场反应,而是吸毒举报的理由变成了非法传销,最后落在非法聚会【注二】。虽然调查是侮辱性的,而且,参加聚会的个人影响很大的丁家喜在进行程序性责任追究【注三】,但是,事件反映出中共国家对社会自发行动的群体性是十分恐惧的,往往反应过度,包括惩罚过度。

  

事件的影响会很快过去,三十一人每个人的重要性也没有差异,尽管个人社会影响力不同。不过,依据领袖理论来看,小群性对中国民主转型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可以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一个论断引进——他说:「在革命转变的所有阶段中,除了真正具体夺取政权外,也许通向变革的最关键步骤莫过于通过一些决定性的人物推动革命思想的产生和采纳其预见。这种思想或预见如何产生于一个领导人或一小群领导人之间,正如艺术家或作家的创作灵感如何产生一样神秘。这一新的主义的传播正如一小批遭遇迫害的基督徒传播福音一样,也是神秘的。」【注四】不必论证神秘性含义或者迫害赋予小群性什么样的神秘色彩(以便公权力行为有功可立),那么,小群性的概念与作用于此均已经明了。

   

一、比喻:新的出埃及

  

需要有所阐释的是,伯恩斯论断里面涉及到的「革命」一词更基础的含义,是汉娜·阿伦特在天文学非其专业背景下的表达。一种天道含义在里面,甚至可以与中国古典社会的星象政治作对比。阿伦特的意思是「星球不受人类力量左右而沿着预定轨道所作的旋转运动,被带到了人类,而且变成一种无人能够阻拦的不可抗拒的运动」【注五】。阿伦特非专业性说法的背景是评价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民众攻打巴士底监狱事件,路易十六谓之造反,而他的大臣里昂库公爵则谓之革命【注六】。而无论人们如何理解造反、革命、转型等政治词汇,中国民主转型无疑是在变革身形下的人类文明史事件,尽管作为参与者,我没有必要像修昔底德参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又为事件写史。

  

小群性的中国转型政治活动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最初还有行为艺术外壳,称为「饭醉」【注七】。赵常青是活动能力优秀的组织者之一,因此,不管如何自我「辩护」西安聚会(如「大家饭聚只是闲话家常」),公权力当局也不会相信。在异议政治实践中,任何形式的分散化个体见面、交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赵的见诸文字的叙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或者说,是很好的实证政治学分析案例。比如,他与网络名人「北外乔木」的交往,不仅有年轻时代的私交为基础,还有人到中年(政治成熟时代)的小群性聚合。最近的一篇纪实文章表述了这样的事实,赵说:「他参加了我所组织的几次公民聚餐活动,并分别就高官公开财产、反腐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话题发表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注八】虽然意见是建设性的,但被管辖权力方(供职单位)列为危险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成为体制内异见人士,已经在所难免。从小群性政治逻辑上讲,乔木在遭遇管辖权力方逼迫后(如从教职调为图书馆管理员【注九】),自动辞职【注十】无异于完成了一次个人的出埃及。

  

尽管我不知道乔木是否信仰基督教,以出埃及来比喻这次个人抉择还是十分贴切的。在神学层面,利用体制资源而成就个人事业基础是上帝的应许,其如在创世之后的希伯来民族成为大国(a great nation【注十一】)不只是群体选择,而是上帝的指示。这里面当然有俗世可以看到的经济学逻辑。再有,摩西领导的出埃及本质上是一次族群转型,它经历的实际历史时间可以忽略,进入何烈山(Horeb Mount)后意识形态自新(卸去埃及标志【注十二】)是转型政治思维的最具体实践。在小群性政治逻辑中,或者体制内异见人士往体制外转型过程中,无论转型者是被迫如最新的史杰鹏案例【注十三】,还是如赵常青所描述的乔木主动退出,同质事件都意味着融合了阿伦特不专业判断与中国古典星象政治的那种天道,在自发运行。这里仍然不是重复伯恩斯的神秘定性,而是揭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伟大事业的前景。

  

二、亲历:再爆棚状态

    

在个体信仰背景方面,我与赵常青同质。所以,在他以基督徒身份入狱后,我写下宗教性质的祷告诗,祝愿他在新的出埃及之路上走得更坚定,「上帝已经发出新的启示:那些失去愤懑得人呀,你们应当迈开困苦的步履;走出罪恶,摆脱不义,面前的路——新的出埃及!」【注十四】而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更专业,尽管不是以放弃政治异议与文化异议为代价。这种要求与赵组织的小群性活动密切相关,也可以说,以一篇专业文章的形式来分析赵所带来(未必初创)的小群性政治绝非为了树立一个「中心」,而是实证政治学研究的规范行为。

 

规范与实证的两分是学术常态,但是,在二〇一一年最后一天的赵常青召集的餐叙上,我体会到两者融汇的重要性。彼时,我在餐后以经济学家身份发表简短经济评论以为应景,但是,本来是爆棚状态的参与(超乎餐馆正常接待能力)变得更加爆棚,即参与者激烈讨论我的专业话题。我的演讲没有技巧,只是揭示出的政策实质让参与者感兴趣——「四万亿投资刺激决策背后有俩问题:要么,决策者对经济学常识一无所知;要么,是别有用心。如果是后者,我表示欢迎,因为中国经济从此走上崩溃不归路。」散场时,有不少人继续跟我交流刚才的观点,一位体制内资深人士认为「是后者」,尽管当时我没回应而只是倾听。

 

我仍然坚持不会重复修昔底德,至少十年之内由于专业研究安排而没有时间那样做,但是,今日来自体制本身的实证还是让我深知亲历历史的重要性。我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实证是指:中国经济困于「僵尸企业」而呈现明显崩溃迹象,《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认证的「侠客岛」公众号在今年七月下旬发表经济评论,对四万亿投资进行翻旧账式指摘,其曰:「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投资计划,和配套的货币宽松,传统投资这驾『马车』让中国经济V型反转。但『药方』过猛,带来了『一放就乱』、盲目上产能、大举举债等后遗症,拖慢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注十五】简言之,今日「僵尸企业」惨状全系四万亿刺激之故。并且,这篇指摘之文还转述了一种说法,是为「灰犀牛之喻」。此后,国际媒体开始关注「灰犀牛之喻」,不仅解读为「灰犀牛指的是显而易见的经济问题,但在开始造成很大破坏之前往往被忽视」【注十六】,同时,也点名了一家中国巨型民企,「大连万达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它就像是一个犀牛和鳄鱼的杂交动物」【注十七】。

 

三、视点:备领袖问题

 

回到赵常青所提供的乔木案例上,管辖权力虽然嚣张异常,尤其在史杰鹏案例上更得印证,但是,都说明中共国家传统权力一方面没法适应网络因素介入的社会生活,也说明回归古典的抉择是巨大错误。所谓回归古典,就是回到春秋之前与西汉予以复现的「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生产完全在政权控制之下。

 

在现实社会,「学在官府」已经完全摧毁了一些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之大学应然。比如,一位年轻人感慨说:「我们怀念大学,更多的时候只是怀念自己的青春。而不是学校教育,或者关于读书的争论。」【注十八】在这层意义上讲,传统权力的衰落是天道之必然,转型力量自然积累必至爆发性增长。对于乔木、史杰鹏还有其他一些如赵常青提到的杰出人士,就算没有遭遇大学方面的刻意打压,他们若持续依赖体制平台,自身沉没成本也会越积越高,直至生命与学术事业被默默耗掉。然而,网络因素介入社会生活,改变了传统权力势能,自由个体的自我适应性空前提高。对此,莫伊塞斯·纳伊姆总结说:「在今天的数字文化中,这一因素(民主的示范效应)的力量爆发了。作为全球数量革命的缩影,人类识字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便利了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也激发了政治抱负——正在进行中的心态革命与自由和自我表现等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对有意义的代表权的渴望是相适应的」【注十九】。所以说,在民主转型后出任国会议员的乔木个人理想是值得赞赏与提前祝贺的,因为小群性政治实践要提供备领袖功能。体制内异议走向体制外与长期坚持着的体制外异议汇合,是在为未来中国准备政治领袖。

 

中国民主转型作为一项具有人类文明史意义的重大进程,它需要备领袖的同时,也需要自己体系的权力观念更新。这至少有三大含义:其一,备领袖能力与异议体系内的话语权力关系融洽;其二,每一个转型参与者的潜在领袖资格之平等,这不仅是在权力观念上要出埃及,而且,要与传统民主社会的演进观念相协调;第三,备领袖人物的个体抉择应当受到尊重,这与中共国家政治里的个人崇拜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第二项才可能。

 

结语:不需要恩赐

 

第二项作为核心项是比较好理解的,直接以特朗普效应【注二十】为分析对象即可。他的当选看起来是民主制度的异数,但那恰恰说明民主制度的活力之所在。如果以中国古典为参照,特朗普效应的「人人都可以竞选总统」本质恰好说明中国的皇权也不神圣——刘邦在宗子维城与废侯置守两个系统之外的权力成功是有力说明。放在政治历史的平面上,皇权与总统权都是治理工具,现代人更愿意接受后者。

 

在另一端,无论在自由抉择方面如何作为,一个知识水平优于普通公众的人一定明白丹尼尔·汉南引述他人的话的重要含义,「自由从来不是恩赐,而是争取来的」【注二十一】。从这点上来看,赵常青所描述的乔木诀别体制恰恰是争取而不是依靠身外的恩赐。如果一定说有恩赐在里面,绝然不是比喻的埃及所提供的「成为大国」之机会,而是管辖权力对复数乔木的压制、羞辱、驱离。没有压制、羞辱、驱离,不要说社会革命(转型形式之一种)不会发生,就是个体的心灵革命也没有可能。

 

注释部分:

 

[] [] []参见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民主中国》网刊转刊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消息《三十一名公民西安聚餐被以「吸毒」为名扣留数小时》(记者未详细)。

 

[] 参见伯恩斯《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纶译),第二百四十三页;刘郑陆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第二百四十二页。

 

[]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饭醉」之后的乌镇饭局——浅论网络镇压成本问题》,载于[]刊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此文系该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之应征稿。

 

[] [] [][]刊,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老同学乔木》(作者:赵常青)。此文系该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之应征稿。

 

[十一]原文:「Do not be afraid to go down to Egypt, for there I w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GENESIS,第四十六章第三节之部分)

 

[十二]原文:「Therefore the people of Israel stripped themselves ornaments, from Mount Horeb onwards.(EXODS,第三十三章第六节)

 

[十三]参见博讯网·大陆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综合报道《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因政治言论被解职》(记者未详)。

 

[十四]参见我的诗作《新的出埃及——继续为赵常青弟兄祷告》,载于博讯网·大众观点版块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十五]参见环球网·国内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转刊「侠客岛」公众号文章《中央密集开会研究下半年经济这四字何以如此重要?》(作者:庖丁骑牛[网名])。

 

[十六][十七]参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报道《中国为投资者的动物园添新成员》(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八月三日译介,《中国为金融「动物园」添新成员》,第四版<经济广角>

 

[十八]参见张伟国微信【zhangweiguo0110】朋友圈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转发「龙门」公众号文章《我可能读了一个假大学,因为校长不是蔡元培》(作者:牛皮明明[网名])。

 

[十九]参见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世界如何运转》(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第一百〇二页;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二十]参见《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文章《特朗普效应:每个人都想竞选总统》(作者:卡伦·塔马尔蒂、约翰·瓦格纳);同[十六]译介报六月二十二日,《特朗普效应:人人都想竞选总统》,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一]参见汉南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汉译本,徐爽译),第三百五十一页;徐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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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小群性与民主转型——以赵常青为基点的简单分析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2017815gongmin.jpg (500×374)

 赵常青(右一)推进新公民运动(网络图片)

 

  引言:事件与概念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晚,赵常青等三十一人在西安聚餐,被当地警方以「群众举报有人吸毒」为由,进行侮辱性调查【注一】。指其为侮辱性调查并非我的立场反应,而是吸毒举报的理由变成了非法传销,最后落在非法聚会【注二】。虽然调查是侮辱性的,而且,参加聚会的个人影响很大的丁家喜在进行程序性责任追究【注三】,但是,事件反映出中共国家对社会自发行动的群体性是十分恐惧的,往往反应过度,包括惩罚过度。

  

事件的影响会很快过去,三十一人每个人的重要性也没有差异,尽管个人社会影响力不同。不过,依据领袖理论来看,小群性对中国民主转型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可以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一个论断引进——他说:「在革命转变的所有阶段中,除了真正具体夺取政权外,也许通向变革的最关键步骤莫过于通过一些决定性的人物推动革命思想的产生和采纳其预见。这种思想或预见如何产生于一个领导人或一小群领导人之间,正如艺术家或作家的创作灵感如何产生一样神秘。这一新的主义的传播正如一小批遭遇迫害的基督徒传播福音一样,也是神秘的。」【注四】不必论证神秘性含义或者迫害赋予小群性什么样的神秘色彩(以便公权力行为有功可立),那么,小群性的概念与作用于此均已经明了。

   

一、比喻:新的出埃及

  

需要有所阐释的是,伯恩斯论断里面涉及到的「革命」一词更基础的含义,是汉娜·阿伦特在天文学非其专业背景下的表达。一种天道含义在里面,甚至可以与中国古典社会的星象政治作对比。阿伦特的意思是「星球不受人类力量左右而沿着预定轨道所作的旋转运动,被带到了人类,而且变成一种无人能够阻拦的不可抗拒的运动」【注五】。阿伦特非专业性说法的背景是评价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民众攻打巴士底监狱事件,路易十六谓之造反,而他的大臣里昂库公爵则谓之革命【注六】。而无论人们如何理解造反、革命、转型等政治词汇,中国民主转型无疑是在变革身形下的人类文明史事件,尽管作为参与者,我没有必要像修昔底德参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又为事件写史。

  

小群性的中国转型政治活动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最初还有行为艺术外壳,称为「饭醉」【注七】。赵常青是活动能力优秀的组织者之一,因此,不管如何自我「辩护」西安聚会(如「大家饭聚只是闲话家常」),公权力当局也不会相信。在异议政治实践中,任何形式的分散化个体见面、交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赵的见诸文字的叙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或者说,是很好的实证政治学分析案例。比如,他与网络名人「北外乔木」的交往,不仅有年轻时代的私交为基础,还有人到中年(政治成熟时代)的小群性聚合。最近的一篇纪实文章表述了这样的事实,赵说:「他参加了我所组织的几次公民聚餐活动,并分别就高官公开财产、反腐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话题发表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注八】虽然意见是建设性的,但被管辖权力方(供职单位)列为危险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成为体制内异见人士,已经在所难免。从小群性政治逻辑上讲,乔木在遭遇管辖权力方逼迫后(如从教职调为图书馆管理员【注九】),自动辞职【注十】无异于完成了一次个人的出埃及。

  

尽管我不知道乔木是否信仰基督教,以出埃及来比喻这次个人抉择还是十分贴切的。在神学层面,利用体制资源而成就个人事业基础是上帝的应许,其如在创世之后的希伯来民族成为大国(a great nation【注十一】)不只是群体选择,而是上帝的指示。这里面当然有俗世可以看到的经济学逻辑。再有,摩西领导的出埃及本质上是一次族群转型,它经历的实际历史时间可以忽略,进入何烈山(Horeb Mount)后意识形态自新(卸去埃及标志【注十二】)是转型政治思维的最具体实践。在小群性政治逻辑中,或者体制内异见人士往体制外转型过程中,无论转型者是被迫如最新的史杰鹏案例【注十三】,还是如赵常青所描述的乔木主动退出,同质事件都意味着融合了阿伦特不专业判断与中国古典星象政治的那种天道,在自发运行。这里仍然不是重复伯恩斯的神秘定性,而是揭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伟大事业的前景。

  

二、亲历:再爆棚状态

    

在个体信仰背景方面,我与赵常青同质。所以,在他以基督徒身份入狱后,我写下宗教性质的祷告诗,祝愿他在新的出埃及之路上走得更坚定,「上帝已经发出新的启示:那些失去愤懑得人呀,你们应当迈开困苦的步履;走出罪恶,摆脱不义,面前的路——新的出埃及!」【注十四】而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更专业,尽管不是以放弃政治异议与文化异议为代价。这种要求与赵组织的小群性活动密切相关,也可以说,以一篇专业文章的形式来分析赵所带来(未必初创)的小群性政治绝非为了树立一个「中心」,而是实证政治学研究的规范行为。

 

规范与实证的两分是学术常态,但是,在二〇一一年最后一天的赵常青召集的餐叙上,我体会到两者融汇的重要性。彼时,我在餐后以经济学家身份发表简短经济评论以为应景,但是,本来是爆棚状态的参与(超乎餐馆正常接待能力)变得更加爆棚,即参与者激烈讨论我的专业话题。我的演讲没有技巧,只是揭示出的政策实质让参与者感兴趣——「四万亿投资刺激决策背后有俩问题:要么,决策者对经济学常识一无所知;要么,是别有用心。如果是后者,我表示欢迎,因为中国经济从此走上崩溃不归路。」散场时,有不少人继续跟我交流刚才的观点,一位体制内资深人士认为「是后者」,尽管当时我没回应而只是倾听。

 

我仍然坚持不会重复修昔底德,至少十年之内由于专业研究安排而没有时间那样做,但是,今日来自体制本身的实证还是让我深知亲历历史的重要性。我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实证是指:中国经济困于「僵尸企业」而呈现明显崩溃迹象,《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认证的「侠客岛」公众号在今年七月下旬发表经济评论,对四万亿投资进行翻旧账式指摘,其曰:「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投资计划,和配套的货币宽松,传统投资这驾『马车』让中国经济V型反转。但『药方』过猛,带来了『一放就乱』、盲目上产能、大举举债等后遗症,拖慢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注十五】简言之,今日「僵尸企业」惨状全系四万亿刺激之故。并且,这篇指摘之文还转述了一种说法,是为「灰犀牛之喻」。此后,国际媒体开始关注「灰犀牛之喻」,不仅解读为「灰犀牛指的是显而易见的经济问题,但在开始造成很大破坏之前往往被忽视」【注十六】,同时,也点名了一家中国巨型民企,「大连万达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它就像是一个犀牛和鳄鱼的杂交动物」【注十七】。

 

三、视点:备领袖问题

 

回到赵常青所提供的乔木案例上,管辖权力虽然嚣张异常,尤其在史杰鹏案例上更得印证,但是,都说明中共国家传统权力一方面没法适应网络因素介入的社会生活,也说明回归古典的抉择是巨大错误。所谓回归古典,就是回到春秋之前与西汉予以复现的「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生产完全在政权控制之下。

 

在现实社会,「学在官府」已经完全摧毁了一些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之大学应然。比如,一位年轻人感慨说:「我们怀念大学,更多的时候只是怀念自己的青春。而不是学校教育,或者关于读书的争论。」【注十八】在这层意义上讲,传统权力的衰落是天道之必然,转型力量自然积累必至爆发性增长。对于乔木、史杰鹏还有其他一些如赵常青提到的杰出人士,就算没有遭遇大学方面的刻意打压,他们若持续依赖体制平台,自身沉没成本也会越积越高,直至生命与学术事业被默默耗掉。然而,网络因素介入社会生活,改变了传统权力势能,自由个体的自我适应性空前提高。对此,莫伊塞斯·纳伊姆总结说:「在今天的数字文化中,这一因素(民主的示范效应)的力量爆发了。作为全球数量革命的缩影,人类识字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便利了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也激发了政治抱负——正在进行中的心态革命与自由和自我表现等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对有意义的代表权的渴望是相适应的」【注十九】。所以说,在民主转型后出任国会议员的乔木个人理想是值得赞赏与提前祝贺的,因为小群性政治实践要提供备领袖功能。体制内异议走向体制外与长期坚持着的体制外异议汇合,是在为未来中国准备政治领袖。

 

中国民主转型作为一项具有人类文明史意义的重大进程,它需要备领袖的同时,也需要自己体系的权力观念更新。这至少有三大含义:其一,备领袖能力与异议体系内的话语权力关系融洽;其二,每一个转型参与者的潜在领袖资格之平等,这不仅是在权力观念上要出埃及,而且,要与传统民主社会的演进观念相协调;第三,备领袖人物的个体抉择应当受到尊重,这与中共国家政治里的个人崇拜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第二项才可能。

 

结语:不需要恩赐

 

第二项作为核心项是比较好理解的,直接以特朗普效应【注二十】为分析对象即可。他的当选看起来是民主制度的异数,但那恰恰说明民主制度的活力之所在。如果以中国古典为参照,特朗普效应的「人人都可以竞选总统」本质恰好说明中国的皇权也不神圣——刘邦在宗子维城与废侯置守两个系统之外的权力成功是有力说明。放在政治历史的平面上,皇权与总统权都是治理工具,现代人更愿意接受后者。

 

在另一端,无论在自由抉择方面如何作为,一个知识水平优于普通公众的人一定明白丹尼尔·汉南引述他人的话的重要含义,「自由从来不是恩赐,而是争取来的」【注二十一】。从这点上来看,赵常青所描述的乔木诀别体制恰恰是争取而不是依靠身外的恩赐。如果一定说有恩赐在里面,绝然不是比喻的埃及所提供的「成为大国」之机会,而是管辖权力对复数乔木的压制、羞辱、驱离。没有压制、羞辱、驱离,不要说社会革命(转型形式之一种)不会发生,就是个体的心灵革命也没有可能。

 

注释部分:

 

[] [] []参见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民主中国》网刊转刊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消息《三十一名公民西安聚餐被以「吸毒」为名扣留数小时》(记者未详细)。

 

[] 参见伯恩斯《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纶译),第二百四十三页;刘郑陆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第二百四十二页。

 

[]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饭醉」之后的乌镇饭局——浅论网络镇压成本问题》,载于[]刊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此文系该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之应征稿。

 

[] [] [][]刊,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老同学乔木》(作者:赵常青)。此文系该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之应征稿。

 

[十一]原文:「Do not be afraid to go down to Egypt, for there I w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GENESIS,第四十六章第三节之部分)

 

[十二]原文:「Therefore the people of Israel stripped themselves ornaments, from Mount Horeb onwards.(EXODS,第三十三章第六节)

 

[十三]参见博讯网·大陆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综合报道《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因政治言论被解职》(记者未详)。

 

[十四]参见我的诗作《新的出埃及——继续为赵常青弟兄祷告》,载于博讯网·大众观点版块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十五]参见环球网·国内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转刊「侠客岛」公众号文章《中央密集开会研究下半年经济这四字何以如此重要?》(作者:庖丁骑牛[网名])。

 

[十六][十七]参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报道《中国为投资者的动物园添新成员》(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八月三日译介,《中国为金融「动物园」添新成员》,第四版<经济广角>

 

[十八]参见张伟国微信【zhangweiguo0110】朋友圈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转发「龙门」公众号文章《我可能读了一个假大学,因为校长不是蔡元培》(作者:牛皮明明[网名])。

 

[十九]参见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世界如何运转》(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第一百〇二页;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二十]参见《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文章《特朗普效应:每个人都想竞选总统》(作者:卡伦·塔马尔蒂、约翰·瓦格纳);同[十六]译介报六月二十二日,《特朗普效应:人人都想竞选总统》,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一]参见汉南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汉译本,徐爽译),第三百五十一页;徐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