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台上讲者分别是周永康、梁天琦、黄之锋、戴耀廷教授、评论人桑普、冯敬恩、长毛梁国雄、民阵负责人区诺轩。特府严打之下，八人当中过半数有社运官司在身，若然入罪，刑期不会短。参与者所代表的政治光谱很阔，从独、自派、左、右胶到泛民都包括，这本身已是一个重要讯息。2010年五区公投之后民主派分裂再分裂，至占运之后更势成水火；DQ释法之后形势有变，钟摆荡向整合。黑格尔辩证律走到第三步，无疑很自然。
民主派的健康整合
不过，核心的整合必须有机而健康，才能发挥力量，鼓舞群众。从一个「碎片化」了的状况出发，现阶段怎样的整合才是健康的呢？有台下与会者认为，各派应先反省，扬弃错误纲领，方能言整合。这其实不必，也不一定健康。
迄今为止，本地民主政治场域纲领竞争，无论是关乎目的还是手段方面的，只要排除一些无谓敌意，统统都是健康成份，不可或缺；各派参与整合，不必先作政治告解。梁天琦讲得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胸襟去容纳不同派别的抗争哲学和方式。
有这方面的胸襟，联系到有与会者提到的社运参与门坎，纲领竞争就更易理解。例如：和理非非是上车盘，勇武则是能够而且愿意付出更多代价者的豪「择」，而处于中间的，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抗命换楼升级盘。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突破和平手段会引狼入室，有人则反唇相讥，认为行礼如仪的所谓抗争不如不搞。到后来，这些指摘不幸演化为对称的鬼论，至今有人乐此不疲（大概不全是五毛挑拨）；由此可见一些「无谓敌意」的祸害。
笔者认为，反对派各方力量应该可以在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前提下，参与到一个新的「人民的联盟」里。这个联盟主要是一个工作联盟，在联盟之内，大家不必谈论彼此的抗争路线分歧，因为更重要的是找出合作的基础；在联盟之外，也应尽量避免互相就纲领性的东西猛做别人的「负面广告」。
前阶段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寻找、定义新的抗争方向之时，如同细胞裂变女子分娩，激烈的意见交锋有其必要，过火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各自方向清楚之后，就不要再迷信「真理越辩越明」。现阶段这样减少无谓虚耗，本身就应该，要建立工作联盟的话，就更不可忽视。
戴教授指出一点很重要：8.31之后，倚靠《基本法》已经不能保证可以守护香港这一制，遑论赖以达致政制民主。的确，《中英联合声明》在2014年由中方单方面宣告作废之后，中国人大常委已视《基本法》为无物；释法DQ之后，议会势成政权可用可不用的独裁工具。大家想想，建一个车站避雨亭也要事先在区议会里咨询的香港，如今牵涉两制生死存亡的高铁一地两检却是政府说了算，议事文化关键处已荡然无存。
「代抗士」与「代议士」
不仅立会渐无要事可议，一大批能议之士更被摒诸殿堂之外，那么「代议士」这个名词在香港已经接近无意义。97之后那十年八载风调雨顺和理非非之际，社运民众的核心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代表送进立法会代以议政。这个模式的功用现已消失七七八八，大家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社运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舒适抗争」大体无效，参与社运的代价普遍提高，对民众而言如是，对运动的积极分子更如是。黄之锋指出，占运鱼革之后运动领袖被告判监动辄「以年起跳」，必然有阻吓作用，更多群众敢怒不敢「行」。这并非如坊间简单所谓的「抗争疲劳」，而是在严峻的新常态底下，社运领袖和群众的核心关系已由「代议」变成「代抗」。
「隐性支持」与「显性参与」
相应地，群众对社运领袖的支持，会从给选票、响应号召参与游行甚至「鸠冲」的显性方式，逐渐转变为一些隐性方式，例如：
一、支持救助。长毛梁国雄在研讨会上提议建立一个政治犯救助基金，筹钱打官司，组织对系狱社运人的各种关怀工作。这个建议落实的时候，可能会扩阔一点，成为类似笔者不久前提出过的「社运救援翼」，帮助的对象不限于政治犯，而包括一些其它因参与社运而受害的人；例如，拯溺员郭绍杰，因积极参与占运纠察工作，最近被拯溺员工会以违反公务员政治中立为由，强行永久删除资格，就十分值得关怀和帮助。
二、深化和传播理念。「新常态」之下，传统媒体日益被收编，社运各派别的声音多遭封杀，讯息传播不易，惟有透过非传统方式扩散（不限于互联网）；论坛活动、小圈子内的报告会、讲座等，都是很好的支持方式。再者，社运领袖多是行动派，便是有自己的纲领，也不容易把纲领的论述和建构工作深化；群众当中，有些有条件的人士，可主办一些读书圈，研究港中文化社会政治及有关的问题，慢慢成为民间智库。方志恒教授和他的学界朋友组成的学者团体「高教公民」就是一例。（注二）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是不同类型的躬体力行，可替代风险代价越来越高的街头参与。这些方面的支持工作，可以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开展；后者在白色恐怖的条件底下，更有其需要。笔者估计，群众对社运领袖的隐性支持并视之为自己的「代抗士」，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显性参与。
群众派性和比例代表制
然而，研讨会上不少人讨论了一个问题：一些群众的派性比社运领袖更严重。
原来，不同派别的社运领袖，对重新建构行动协作平台有很强的意愿。原因很可能是，处在操盘者的位置上，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和观看到的实景很多，了解到要成就一个抗争目的（哪怕是「阶段性成果」），靠一己之力无法保证。但是，个别社运群众能够了解到的，相比或有更多局限，常以为靠同声同气者的力量（「同温层」）便可成事。这些群众于是往往反对自己支持的派别与其它的派别沟通、协力。
例如，抗议DQ释法行动之前，黄之锋与黄台仰事先有协议，但到了现场，当后者欲开展配合行动之时，却被一些「黄丝」群众当作意图抽水而不得不退却。梁天琦甚至更坦白说，过去不敢参与协作研讨会，因为消息一传出，支持者就会强烈质疑你扭軚、反对你跨派别合作。
长毛指出，这是因为，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各派领袖如果想走议会道路而胜出，必须小心翼翼耕耘和保着自己的那10%选民，不敢得失；这样，派别之间的合作便很困难。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DQ6之后，议会道路对很多新兴反对派别而言，已经走不通，故这些派别的领袖反而更洒脱，不怕支持者一时误解。塞翁失马，反有利派别之间进行协作。
老鼠屎：左、右胶矛盾
各反对派别之间有很多矛盾，控制得不好，会让整合的构思泡汤，其中尤以社运左、右翼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最难控制、最易出问题。这不仅在本地社运里已经如此；环顾古今中外，举凡俄国革命、中国内战、朝鲜半岛和前越南、德国分东西南北、英国退盟、美国特朗普上台、所有民主国家里的高热选战，几乎无一不渗透着左右意识形态斗个你死我活的影子。香港社运要前行，各派必须小心管控这个矛盾。
这不是说社运左、右翼的矛盾不应存在；这类矛盾关乎基本价值，有关的争议大多数都有实质意义。但是，各派同时要看到，香港今后三十年内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是这些，而是香港原有的文明开放社会体制与中共欲强加于香港的野蛮专制体制之间的矛盾。如果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掩盖了这个主要矛盾，导致港中政权渔人得利，那很可悲。各派容或在自己的抗争路上有不同的左右取向，但绝对不宜把这些取向带进一个在建构中的整合平台，更不宜对他方施展以左或右作标签的攻击。
笔者以自身经验进言：不只关乎左右翼的政治批评，任何反对派内部的政治批评都应以低调、温和、正面释述己方观点为主；正如开汽车的defensive driving，目的是要自己安全抵埗，而不是要妨碍别人到达。至于长毛梁国雄提到的竞选争票问题，一旦能够建立各派工作层面的平台，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尝试进一步探讨初选机制，由小范围、个别派系之间开始，逐步扩大；采取的方式可以是选区回避，可能的话还可搞一票多派。
泛民在哪里？
传媒采访上述研讨会之后的报道，多聚焦年轻社运领袖人物，却疏忽了泛民的区诺轩。区属民主党，却自称一点也不温和。他参与这次研讨会，意义是正面的；如果事先是与党内大老商讨过的，则更有一些弦外之音需要大家细嚼。他在会上从亲历的角度分析反DQ释法游行的组织层面不足之处，也很有意思。或者，反对派光谱的两极，某阶段也可以甚或需要来一个破冰，而区这次参与，可看作一个伏线。
笔者历来对社运、对香港都采取一种很根本的乐观和信任的态度，对一些人皆认为负面的事情作正面解读，因为深信大多数港人都是善的、智的，在关键时刻会醒悟，做出应该做的事情。难道你不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天地的最深处饱含着正气，光秃的树木在深冬最寒冷的那天开始发芽？
（注一）这是《立场新闻》的论坛全录像连结，声带在5分30秒左右开始：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1410982072320742/。
（注二）方志恒教授等人成立的「高教公民」FB在https://www.facebook.com/progressiveschol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