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沈良庆（网络图片）
老沈年过五旬，身上肌肉仍条理分明，令青壮羡慕。镜片下双睛夺目，酱色脸颊，颇似“练家子”风范。这位仁兄以前就职于安徽省检察院，似乎还是个颇受器重的年轻人。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他很少回忆那段日子，唯独对某次出差到皖南农村的场景念念不忘。
“稻田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岸上交错生长着桃花和柳树，红绿有致。河水清澈见底，水草一根根数得清清楚楚，一个水淋淋的年轻村姑在洗衣服。”
他在追忆中贪婪地回味着那似曾相识的感觉，书生的执拗气息从脸上消散，代之以一切均可相让的憨态。也许那果真是往世的故乡，或者想起了落难逃亡中的伍子胥。当抓捕那一天来临时，他沒有象伍子胥一样逃走，最后借来百万雄兵，一雪家仇国恨。他平静地坐在家里，前来抓捕者，大多是昔日同窗故旧，碍于情面对他礼貌有加，带到办公室，泡上茶让他坐下，随后留他一人离开了。一忽儿工夫，有个眼线进来，见老沈端坐喝茶，以为他是警察，便一五一十向他“汇报工作”。老沈笑咪咪听着这探子讲述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小报告，津津有味。然轻快仅仅持续了一个下午，沈良庆很快被“收容审察”。要说这无妄之灾的来由，要追溯到一九八九的学运，学运被镇压后，沈良庆一腔义愤，试图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告，揭露镇压真相，还创办一份名为《民主论坛》的刊物。一九九二年四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而被捕。
他几乎只字不提自己所受过的政治迫害，偶尔提及牢狱之灾时，竟毫无苦痛之色，更无怨悔、激愤。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原系“公检法”系统，在监狱系统里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来自公检法系统的犯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我比别人轻松很多。”坐牢的岁月，似乎仅是他生命中最无关紧要的日子。读书才是最要紧的事，每天需要花一半的时间于其上，家中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沿墙壁四面立起的几大架书，他对书非常挑剔，全中国能入其法眼并对其胃口者，大半已被纳入彀中。除了那些书之外，家中找不到任何值钱的陈设，甚至当得上“寒酸”二字。并且陈设极少，那些用了多年的简朴物什——一张方桌和几个独凳，被擦拭得一尘不染，摆在几乎空荡荡的屋子中央，每天坐在桌前看书好几个钟头的书，系必修课目。
他会用一种古怪眼光与任何人交流，一半是挑剔，另一半是赞许。两种神色象被电闸操纵一样瞬间切换，完全因为你的言行是否入了他法眼。而那“法眼”中桀骜顽固与温和的憨态竟浑然天成融为一体。他从不出于要照顾人的情面的缘故而收起批评，更不会为了投人所好而附合称赞，无论褒贬，决不包含半分人情是非。我曾经被他“电”到过多次，还沉浸在上一秒钟他对你的赞许之中时，谁料到下一秒钟他马上转向“黑脸”。
在九十年代中期，老沈是位大名鼎鼎的民主派。被关了将近一年后，因北京申奥需要在国际上装装门面，便把老沈“取保候审”放了出来。所谓“取保候审”有很多上不得台面的附加条件，比如不准接受外媒采访，不准写批评“党和政府”的文章呀之类的，都是些无法白纸黑字见光的东西。而老沈根本不管这些，一出来又热火朝天四处发声，抨击虚假的“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到了一九九六年，申奥早已失败，当局又把老沈给逮了起来，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次年出狱，作为一个“受过刑事处分”的人，他被清理出公检法，撸掉了公职。而老沈照旧一派热火朝天，大有越挫越勇之势。不出一年，他又被逮了，沒有任何罪名劳教两年。
九十年代是老沈异见生涯的“黄金岁月”，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要想发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困难有两层含义，既有技术上的，又有政治上的，而这两者又相互影响。最有效的发声方式，就是接受用短波频道播送的所谓“敌台”采访。因为勤学，沈良庆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有资格称得上是最顶尖的法学家。而检察院的工作经历使他对中共的所谓“政法”体系，从根本到细节皆了如指掌。毫无疑问，他远不仅仅是一位有勇气和担当的异见份子，更具备足够的见识和经验，对专制当局展开深刻批判。他在电台的节目广受欢迎，其价值无人可以替代。
多年以后，沈良庆年过五旬，我与来自四川达州的前大学教师、政治犯和小贩侯多淑，去拜访他。“侯哥”与老沈年龄相仿，一听可以去见沈良庆非常高兴，一种神奇难以言表的共同点在二人眼中乍隐乍现：那是历经无数世事浮沉之后，仍无法撼动的纯真执着。他象个孩子一样说：“我早就认识你了，虽然你不认识我。”
“什么时候的事呢？”老沈问。
“在我坐牢的时侯，用收音机收听沈良庆、秦永敏的节目，是最高幸福！你给我坐牢的日子带来希望，让我晓得在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努力。”
老沈显然对狱中能听到“敌台”的事毫不奇怪，他深知那里头的门道。闻言似乎有一点触动，一瞬间有欣慰之色掠过，不过他并非表情泛滥之辈，得知侯多淑因六四坐了十年牢，他甚至有些愧情之色，好象觉得自已还可以间歇在外面出声，而侯多淑长年累月系狱，自己并不值得对方以崇敬之情待之。
到了二十一世纪互联网兴起，新的交流传播方式迅速改变着人际交往模式和内涵，沈良庆一辈人物渐渐从第一线退下，影响力让位于那些从互联网上新兴的一代。不过对老沈的迫害并未因此停止，隔三差五又把他逮去“拘”一下。而他失去了公职，私营企业又不敢随便用一个有政治麻烦的人。他只有靠稿酬为生，又通过为自己维权取得一份低保，在中国大陆，这所谓的“低保”绝大部份落不到真正的困顿者头上，被各种小官吏的亲朋好友占去。当局曾多次以取消他的低保相威胁，要求他不准写“反动文章”、接受“敌台”采访之类，老沈据理力争：低保是民政部门发给我的，与你们警察何干？多次周折抗争，终使自己权益得保。他的文章写得洋洋万言，每一个观点、每一处引据都要反复自审无误方才罢休，从收入的角度来说，真是低效致极。
他的生活非常拮据，而他却安于此状，除了喝茶和每天读书，他别无所求。每有人劝他为晚年做些打算，问他“三十年后如何是好”之类的问题时，他便两手一摊，用既象严肃又象说笑的口吻答道，“去为那么遥远的事发愁做什么呢？反正到时候不是我完了就是它完了！”然后嘴角挂着气定神闲的微笑，两眼直直望着对方，等待着对方的答复，直到对方放弃这一话题。
我曾建议他写些通俗便捷的文章，增加些许收入，他却一笑，顾我而言它。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专心钻硏哲学的话，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代大家。”
“你成不了!”我脱口而出，忽然担心这样说会不会引起不快，刚想截断话题，却见他脸上目中无一丝异色，我便为自己的狭碍松了一口气。“因为你需要精通好几门外语，还要和同代的哲学们交流，在中国，即便没有政治问题，你也得不到这些条件。”
他渐渐进入某种恍惚状态，我从未见过的羡慕与惆怅之色在他脸上徘徊不去，好象是见到来生的故乡：“那种生活，真是人世的最高幸福呵！”
来世与往生，
你均已看见。
在这尘寰，
触摸遥不可及的你我，
自由
是我们唯一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