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警司朱经纬伤人罪成被判囚三个月，受害人郑仲恒强调定罪已彰显公义，希望香港警察明白，「保护市民亦都系佢哋职责之一」，不应成为权贵或政府的工具。但遗憾的是，从警队高层、警察工会甚至政府高官、立法会亲共议员的反应来看，公义只在司法层面得到彰显，在政治层面仍未能伸张。不能不警惕，在威权政治的纵容下，港警的恶质化不只是市民担心的公安化，更可能武警化，镇压当地居民心狠手辣，并渐渐成为尾大不掉的权斗工具。
威权政制包庇 警察失纠错能力
香港警队近年不时被批评「公安化」，问题既在于落假口供、冤屈市民、偷窃等丑闻频传，与中国公安相比不遑多让，更在于未有谨守政治中立的原则，处理游行示威时充当政治打压的工具。2014年7月1日，香港警察员佐级协会发表声明，指摘当日上街游行的市民「寻衅滋事」，竟使用中国打压异见人士的常用措词来形容示威者，这无疑是港警公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任何政制下的警察，都有可能出现滥权或包庇犯案同袍的案例，但只有在独裁政制下或威权政制下，才可能出现系统性的滥权、系统性地包庇犯法警察的事件。因为统治者要依靠警察去镇压异见者，必然要包容警察的滥权、腐败，也令警察系统日益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
香港警队及亲共政客对朱经纬伤人案、七警伤人案的态度，很难令人相信香港是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就连在官官相护、官警相护的中国，一旦有执法人员犯法，当局也要找出临时工、辅警等借口作掩饰，不敢像香港警队高层、亲共政客这样，公然为犯法警察张目撑腰，甚至以影响前线执法作要挟。
尤应指出的是，香港警队不只有日益公安化的趋势，更有进一步走向武警化的危险。港人惯称的公安，在中国的正式名号是人民警察，简称民警。这是独裁政体掩过饰非的语言伪术，所谓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恰恰构成目无人民的政制。
武警指挥军队化 切断政变机制
而武警的正式名号是武装警察，原本属国务院系列，由公安部长兼任武警总部第一政委，但实行的是兵役制，即多数不会驻守家乡，在镇压示威者或参与拆迁等行动时，更加心狠手辣，不像有些本地公安会有面对亲友的顾忌。如今，香港某些警察的肆无忌惮，堪比武警，全无面对家乡亲友的顾忌，而政客对他们的纵容，也堪比中国地方官员对武警但求使用时听话，不理其行为的是非对错。
独裁政制或威权政制下的执法队伍，不只容易滋生腐败、滥权行为，也容易尾大不掉，成为政权的掣肘。武警在维稳行动中比公安听命令、管用，但同样容易演变成某些官员的「私人武装」，在最高层甚至演化成权斗的工具和政变的力量。习近平主政后，既要肃清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在解放军中盘根错节的势力，也要切断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透过政法委指挥武警的机制，以确保政治安全、人身安全。自今年1月1日起，武警部队的指挥体制开始军队化，改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即剥夺了国务院、地方党政机构原本享有的对武警分级指挥权。
当然，武警指挥体制的改变，只是切断了党政官员培养「私人卫队」或密谋政变的机制，并不是军队国家化的起步，没有改变服务威权政治的功能。而港警持续恶质化、武警化，同样是威权统治者所需要、所乐见的，但终有一日也会有成为对抗政府、对抗市民的武装力量的危险。要防止这种反噬，别无蹊径，惟有让警队重返政治中立、接受舆论司法立法监督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