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网络图片）
引言：非经济话题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体制内的警告以周小川所讲的明斯基时刻【注一】为最，意在用微观经济逻辑（单个投资者自身非均衡）来指喻中国宏观经济质量。虽然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警示，但是，仍有引喻失义嫌疑。不过，这样的嫌疑之出与判断者专业水准无关，因为与以往任何宏观政策一样，北京高级决策层从政治伦理上不想挤压经济泡沫，相反，只有保住泡沫才不致与强势利益集团发生根本冲突，「即便最高党首不是名义强势的习近平而是其他什么人，这个经济拿住现象照常发生」【注二】。
简单地说，中国经济恶化并非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公平问题。仍在北京高级决策保泡沫的实质意图下看问题，或曰：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是「社会公平没有楼市崩溃为代价，就永远没法实现」【注三】。与此同时，体制内虽不乏高级专业人士且个体思路相当清晰，但制度本质决定了那些零星智力资源必是处于错配状态。它至少是经济方面颜色革命（简称为「经济颜革」）的一个内部因素。
一、改革即欺骗，社会完全兜底
作为本质性社会公平问题的中国经济衰败在政府政策（宏观调控）的表述上，如同所有的意识形态宣示一样：一方面，它想维持模式本身的既往效应，至少高级决策层自己认为有效；另一方面，虚假的有效带来难以预见的社会效应（未必有害，甚至大有益），而整个制度体系又不得不认可之。对于后一方面，讽刺的是，有时会被说成是「改革成果」。比如，在胡锦涛政治晚期，控制互联网引起的反弹效果非常强烈，意识体系本身则认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进一步凸显」【注四】。暗中表扬自己的开明。
经济决策的欺骗性明显高于意识形态的暗中自我表扬，因为经济活动能带来一些繁荣景象，哪怕是局部的，都可以放大为合法性喻意。这当中最危险的是银行体系万能化，其如银行参与徒具「重大改革」名头的债转股。然而，债转股改革绝非创制性动作，至少在胡温时代结束之后它不是。一九九七年的试验性债转股完全失败，尽管当时它被寄于厚望。以北京市国资委下辖水泥生产企业金隅集团为宣传样本，至二〇一四年终于陷入产能过剩（还未考虑污染后果）。当初，中央政府层面推动金隅个案后，经济问题政治化，使该企业获得了数不清的市场特权，其如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扩建两大项目使用其生产的水泥，鸟巢、奥运村、八达岭高速等项目也优先采购其水泥。简言之，一九九七年的债转股是通过银行吃社会【注五】。如果个案不足为证，那么，稍微计算一下国企两千二百万「下岗分流」人员脱掉的银行贷款（总计二点五八万亿）的人均数，就会有个大概印象。尽管两大数据的时限不同，但处理后果有着内在联系【注六】，人均脱掉十一点七万元相当于公民储蓄要给「下岗分流」人员垫进十一点七万，这还未计算安置费用。当然，由安置费用较低引发的社会矛盾又形成了新的不公平热点。
事实上，无论企业「下岗分流」人员的低安置费还是银行以吃社会形成承担的企业转制之沉没成本，都带有两个重大经济隐患：其一，银行及社会债务无限极约束，因此，才有了周小川所提的明斯基时刻警告；其二，体制性资源错配带来无穷无尽的危机因素，这一项又明显分化为不太相关的两点。在决策信息方面严重失真，从而带来「决策盲人」骑着「数据瞎马」的危险状况【注七】；在较为微观的层面，浪费暨低效随处可见，尤其是极为稀缺的保障住房因选址偏远，配套不全而出大量（如高达四十万套【注八】的）闲置。
欺骗性的改革出于意识形态需求。这当中虽然是社会承担了全部经济成本，但是，也应该看到两点：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尽管它不成其为我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理由，相反，我还主张全球化由经济而政治，但是，中共制度体系「学坏易，学好难」是习惯性的；另一个是治理体系本身的道德低下与弱智（学术言之为「知识上无可能」）更加极端化，所以，它不得不选择社会脱责的目标取向。前一个问题「学坏易」更多是不自觉「进入套路」，即「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各种非法活动与金融机构之间并没严格的统计数据」【注九】那种情形，实际上说明银行体系在高度参与灰色经济。银行人员以寻租方式以参与高利贷为最便捷，甚至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取低价贷款后亦从事高利贷活动。不过，后者能够溢出一些信贷人权，尽管它不是主观上的——现在，看似泛滥的网络信贷其资金大多有国企背景，从而也弹性极大地应对了政府管制。
二、美国态度变，福利危机将临
银行大到了不能倒已是当代债务理论的核心。不同于我的认定之如此直白，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二〇〇六）「使商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变小」【注十】之主张，实际上是过来十年（截止二〇一六）全球债务快速膨胀的基本理论支撑。有数据表明：二〇一六年全球债务总债达到了二百一十五万亿美元（币种下同），是GDP的三点二五倍，纯增债务额度为七十万亿之多【注十一】；其中，新兴市场债务总额为五十五万亿，是GDP的二点一五倍【注十二】。正是在全球债务失控下，中共国家才担忧自己的债务问题形成社会政治危机，所以，外界出现两种相反的判断也不奇怪。一种判断（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卡德·托尔内所云）是预期改革不会加速，而主旨放在确保金融稳定方面【注十三】；另一种（如美国未具名观察人士）判断是基于新经济蓝图提出明年要确保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可以预期「容忍更多的债务存在」【注十四】。所以说，如何对付当下经济危机，中共国家在高度意识形态化下并无任何良策。
一方在面，它声称反崩溃，也打击崩溃理论；另一方面，又放纵经济下行对普通社会成员的伤害，更放纵公建腐败（本身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注十五】）在内的大规模基建投资，以维持必要的经济速度【注十六】。维持必要的经济速度是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基本共识，而且，国有银行作为两者的粘合剂其作为非常微妙。北京经济决策层打击金融分权、政变的前提是个佯谬，即认为国字号金融机构会听话，但是总行之外的省市分行乃至县级支行其人员户口都在本地，私人小社会也建在那里，听中央的太远也不现实，倾向地方政府的业务决策对私人小社会有好处。尽管中共国家中央政权又陷入传统的非权威化【注十七】对于底层社会生存仍然是传统性的幸事，但是，中央权威的不自觉带来文明毁灭性后果。其次，经济崩溃的短期历史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其如两宋灭亡主要是因于货币政策失败【注十八】。也正是中国古典（而非中共革命）传统，才使颜色革命存在不可消去的可有性！
「经济颜革」因整体经济下行而愈有可能，它的准确含义有两点：其一，美国经济政策的促动因素，「转到传统经贸领域与北京博弈，相当于打常规战争。打常规战争恰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美国国债全球化则是经贸的常规实力」【注十九】，也即特朗普经贸政策将促使中国社会剧变；其二，在中共国家内部，「体制内的资本异议（变相崩溃论者）对社会剧变的推力将会超过传统的政治异议」【注二十】，尽管这个态势只可能是特殊时期的。「经济颜革」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中共国家内部变化后果，更可视作对一九八六年中国政策的纠错：最近，美国新国安战略文本明确表示放弃一九八六年该文本中「美国将欢迎或支持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日益重要角色」【注二十一】的表述；认为美国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点【注二十二】，更承认经济自由促政治民主的对中共国家之外交政策彻底失败，「美国帮助那些与我们价值不同的国家拓展了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并给美国带来对等的好处」【注二十三】，「然而经验在证明这些国家歪曲和损害了主要的经济体制，却没有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作出大的改革」【注二十四】。这样的可悲后果不仅仅由美国承担了巨大政治成本，中共国家普通民众也承担了政治成本，尽管他们多数声称不愿介入政治。比如，黑龙江作为社会萎缩的一个代表，它的养老保险金已经难以正常维系【注二十五】。其他省份也并非全无忧虑，关键的是：非民主国家的人民未得政权本应供给的民主训练就要承福利崩溃的后果，「这样的（福利）时代已经终结，现在，你必须学会自力更生」【注二十六】。换言之，当今中共国家的毛泽东崇拜再起，主要原因是国家已经承受不住福利压力，诱导人们重拾毛的「自力更生」观念。
上述判断并非出自意识形态差异的想当然，而可由政府方面的权威人士出来放风行为加以证实。中国保监会的一位副主席说：「一些发达国家陷入民粹主义和福利陷阱，使财政不堪重负，不仅影响国家的持续竞争力，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破产，最终损害全体国民的利益。希腊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不能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注二十七】。在另一端，「经济颜革」发生的形式还无以太具体预测，但大方向必然是民营企业家丧失经营信心，同时，底层社会的人们因正当利益受损而进行群体政治反抗。对于促动能力最大的企业家一层，中共十九大之前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份文件是要安抚企业家，以便给十九大创造安全社会环境，但被安抚对象肯定不会相信，尤其文件中减少企业费用负担的承诺。即便不考虑当时中共国家的当下政治社会安全因素，只看企业家的总体抉择就知道：「经济颜革」已经悄然发生，只是未到典型社会运动（骚乱）层次。《胡润报告》的年度调查表明：「在净资产超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中国富豪中，有一半考虑移民国外。」【注二十八】
三、继续寻出路，交集胜过共鸣
中共国家的重要会议结束后，企业家（财富人群）的反应更消极，如何向海外转移资产成为重点经营项目。因此，临近二〇一七年年底，中共国家开始研议《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规范》，规定「民企不得以虚假境外投资非法获取外汇、转移资产和进行洗钱活动」【注二十九】。且不论一个已出安抚文件与一个待出限制文件如何快速地反应了中共国家高级经济决策层「变脸」之迅速，仅参考（联系）国家福利脱责行为，就知道弱智治理是导致福利崩溃的重大因素。
弱智治理仍是学术界定的知识无可能之一种情况，但是，中下层财政持续困难、国企改革无法实质推开则是已经实在的经济崩溃诱因【注三十】。还有，在经济崩溃导致政治崩溃的或许非经典过程中，两种人格状态会非常尖锐，从而激发出看似意外的社会冲突。习近平及其所统率整个的上层集团政治人格风险是我在十年前就分析（界定）过的状况，「派性、权变、不负责任，已经成为定型的政治性格，况且在历史知识极度匮乏的文化状态下，历史理性批判模式难以建立，泛滥甚至危险地效仿历史，填补了毛主义崩溃后的空虚。从而，从文化合法性契合毛主义中『历史权谋因素』也有了依托」【注三十一】。此种政治人格风险于今已充斥整个中国社会，所以，它宿命性地与高风险违法经济对立起来。且不讨论后者当中的政治权力促成因素，仅是它的自然政治动员力（或许可计量出福利损失的弥补性投机资金有多大的比例与冲动力）就被当局政治化。「泛政治化」是中共国家给新型传销组织的定性【注三十二】，而一旦传销组织的规模抗议诱发政权经典性崩溃，则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迹，更是左翼政权史的一大奇闻！
固然，平民社会走向街头抗议而致政权崩溃是比较典型的颜色革命，并且，它在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概率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然而，体制内高级层面的颜色革命早出苗头，换言之，反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所以，当王岐山主导的反腐新政客观上带来政治公开性效果后，他遭遇了党内敌手的大肆攻击。平淡言之，「王岐山在给共产党找出路，被指为发动『颜色革命』有可能是其选项之一」【注三十二】。王岐山的颜色革命在当时是与令计划的颜色革命处于竞争状态的，尽管令计划被以腐败罪名拿掉。令计划的颜色革命也是满足社会不同群体政治愿望的筹画，即是说，「颜色革命是不能言明但又是共识的东西。无论毛邓还是江胡到『今上』，所有的办法都试验了。不灵。你不变，有人变」【注三十四】。中共国家的新闻媒体虽然不敢指斥令计划在搞颜色革命，而只有「政治规矩」层面的指责，但是，在令计划倒台的半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击颜色革命的舆论行动，名义则是提升文化安全与信息安全程度【注三十五】。不过，对于「颜色革命」的发生学本质，体制内学者并未达成一致【注三十六】：金灿荣认为它等同于「和平演变」，王志洲则认它是西方赢得冷战的后续事件。
体制内隐形话语系统反击令计划的收效如何不必考虑，「颜色革命」在一般社会层面仍然讳莫如深。「现在问题是不讲不行，讲得太多又怕老百姓认为『颜色革命』已经发生了」【注三十七】，这样，也恰给底层在思维逻辑、行为方式上提供了自身颜色革命的可能。从二〇一三年上半年代表底层思潮的「屌丝」一词风行【注三十八】，到《人民日报》专有批判的二〇一七年度词汇「佛系青年」之反主流【注三十九】，都是底层社会渐自颜色革命的明征。这当中，「丧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佛系青年」几乎并行，且亦大大激怒了主流意识形态【注四十】。简言之，大规模社会运动（上街抗议）绝非可用「键盘侠」、「口炮党」轻视的可能性。经典颜色革命与体制内高级权力无共鸣，但有社会心理交集。而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的颜色革命心理交集，也无论从「屌丝」到「丧茶」、「佛系青年」的时间段内还有多少可分析指标。两层三词放在经济下行或曰中共国家经济转型的代价之下，都说明亨廷顿的大师理论出了问题【注四十一】，即经济自由发展带来政治民主化并非必然。
结束语：「你不变，会有人变」的含义
以国家案例来看，拉美在民主转型发生前，经济下行迫使统治阶层实行民主化（自我颜色革命）非止一端。比如，巴西遭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石油价格危机后，「取消对新闻、电影、戏剧、书籍和各种出版物的检查，不久又颁布大赦法，赦免了五千名因政治原因而受迫害的人」【注四十二】；再如阿根廷第二波民主化的推动原因之一是马岛战争加剧了经济困难，「为了实现『全国团结』，阿方辛政府成立了由各党派、各界人士参加的巩固阿根廷民主委员会」【注四十三】。正是拉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全局性民主进步，才使今天的委内瑞拉集权统治行为遭遇了全社会的抗议，民主制度本身得到了全社会的强力维护。
借鉴经济下行引发民主的国家案例，并非一定寄希望于中共国家统治阶层实现自身的颜色革命。但是，「你不变，会有人变」是政治的市场道理。而且，就算在经济并未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政治更容易实质市场化，尽管政治市场化的巨大代价是存在大小两极的灰色市场。关于政治市场化问题，因超出了本文论述范围，容日后专门撰文解析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写于古运河畔，小城泊头，绵逸书房。】
注释部分
[一]参见凤凰资讯·新闻客户端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转刊《华夏时报》文章《央行行长周小川防范明斯基时刻，有何深意？》（作者：程凯）。
[二]与[三]参见我的经济分析文章《北京「保泡沫」的经济政策》，载于《动向》杂志二〇一七年二月号。
[四]参见毕京京主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读本》，第八十五页；毕，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
[五]同[二]，《债转股吃社会银行板块高危》，二〇一六年五月号。
[六]参见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章《刚刚，国企负债突破百万亿大关！》（作者：悦涛）。
[七]同[二]《中国经济内在质量堪忧》，二〇一七年五月号（笔名：青渠）。
[八]参见中华网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转刊《第一财经APP》报道《审计署五年连审保障房：去年闲置四十万套 违规分配屡犯》（记者未详）。
[九]参见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罗伯特·Z.阿利伯著《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汉译本，朱隽、叶翔、李伟杰译），第一百八十五页；朱叶李译版本：中国金融出版社，二〇一七。
[十]参见特纳（Adair Turner）著《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汉译本，王胜邦、徐惊蛰、朱元倩译），第二百〇九页；王徐朱译版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
[十一]与[十二]参见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四月四日报道《全球债务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飙升，高达一百七十万亿英镑》（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四月六日译介，《十年来全球债务飙升让人忧》，第四版〈经济广角〉。
[十三]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报道《到中国年度经济盘点的时候了：我们可以期待领导层开出怎样的药方？》（记者未详）；同[十一]译介报（非译介）十二月十二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开出「新药方」》，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四]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报道（另含《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二十一日报道，埃菲社北京十二月二十日电、法国《论坛报》网站十二月二十日报道，记者均未详）；同[十一]译介报十二月二十日，《中国擘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第一版〈无版标〉。
[十五]同[二]，《公建腐败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二〇一六年四月号。
[十六]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报道《中国对基建刺激的依赖达到创纪录高度》（记者未详）；同[十一]译介报九月一日，《中国对基建刺激的依赖引发担忧》，第五版〈财经透视〉。
[十七]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罕见强大中央权威，秦始皇时期、汉武帝时期是两个特例。周朝的城邦政治（含城乡二元分割）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基因。所以，自西汉以后，国体是分封与郡县并行的。政治现代化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均是表面废掉分封而厉行郡县，但中央权力一直处于弱势。所以，苛求强中央的国民党在台湾已经陷入全面覆亡境地；所以，中共国家现在已将「维护中央权威」列为党内重要政治纪律。
[十八]参见我的世事闲谈文章《生活在美国未必真正知悉美国》，载于《纵览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十九]与[二十]参见我的时政评论文章《特朗普经贸政策与社会中国剧变》，载于《争鸣》杂志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号。
[二十一]同[十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报道（另含西班牙《国家报》网站同日报道，记者均未详）；同[十一]译介报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坚决回击美国新国安战略》，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二十二]、[二十三]与[二十四]参见路透社华盛顿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电（另含美国《新闻周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报道，记者均未详）；同[十一]译介报十二月十八日，《特朗普或定住中国为「竞争对手」》，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二十五]参见「孙立平社会观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文章《黑龙江：收缩型社会的前锋》（作者：孙立平）。文中具体数据:黑龙江省二〇一六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八百九十亿元，支出一千二百一十亿元，当期收不抵去三百二十亿元。由于二〇一五年还结余八十八亿元，二〇一六年总欠账二百三十二亿元。
[二十六]参见希夫（Peter D.Schiff）著《国家为什么会崩溃》（汉译本，刘寅龙译），第一百八十二页；刘译版本：同[十]，二〇一三。
[二十七]参见「欧美风向标@zhanglucy88」推特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转发消息《保监会副主席：中国不能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
[二十八]参见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报道《中国誓言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另含香港《南华早报》九月二十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九月二十七日报道，记者均未详）；同[十一]译介报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发文给企业家吃定心丸》，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二十九]参见中国新闻网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报道《中国六部门发文：民企不得以虚假境外投资转移资产》（记者：周锐）。
[三十]参见我的时政评论文章《弱智治理导致经济崩溃》，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三十一]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半法治社会的政治人格风险——分析中国时政的简单工具介绍》，多维新闻网二〇〇七年一月十日转刊[三十]原发。
[三十二]参见《中国工商时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报道《揭开「泛政治化」新型传销的面具》（记者未详）。
[三十三]同[二]，《习近平以军权博党权》，二〇一七年八月号（笔名：梅舟京）。
《世界日报》网站（世界新闻网，香港）八月二十日转刊，改题目为《孙政才倒台主因传对习投反对票》；同日，明镜网转刊世界新闻网改题目后的报道。
[三十四]同[二]，《令计划绸缪权贵颜色革命》，二〇一五年一月号（笔名：郑隐雷）。
[三十五]、[三十六]与[三十七] 同[二]，《昔时谣言而今心腹患——北京全力防堵颜色革命》，二〇一五年七月号（笔名：诸稽献）。
[三十八]同[二]，《「屌丝思潮」逆袭民族主义——官员财产公开意味中共垮台》，二〇一三年五月号（笔名：罗士妥）。
[三十九]参见美国石英财经网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道《二〇一七年那些让中国分神的网络热词》（记者未详）；同[十一]译介报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媒盘点二〇一七中国网络热词》，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四十]参见人民网·观点频道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文章《人民网评：加了精神鸦片的「丧茶」喝不得》（作者：何雅苑）。
[四十一]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基于反框设计的经济民主》，载于[三十]二〇一七年十月三日。此文系该刊二〇一七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系列应征文。
[四十二]参见李春辉等主编《拉丁美洲史稿》（下卷，上下卷单另页码），第四百四十一页，李编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
[四十三]同[四十二]，第五百九十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