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本的威权主义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几十年来，随着其他专制政权或垮台、或变质为功能不全的虚假民主国家，中国的专制政权保持了强大，甚至繁荣。
诚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果断地压制异议，镇压潜在的挑战。但有些人认为，中共之所以继续存在下去，部分是因为它建立了异常强大的制度，受到严格的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集体领导——靠共识统治、而不是靠强人——和任期限制。
当中国共产党本周宣布将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地任职时，它打破了这些规范。它也可能加速了许多学者认为的中国朝着与历史的力量冲撞的进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设法避免了这种冲撞。
这些历史表明，北京的领导人正在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经称之为“徒劳无益的差事”：试图维护一种在现代社会无法继续存在的政府体制。但是，正在转向强人统治方式的习近平，要加倍努力证明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可以在当今时代重塑威权主义。
如果习近平成功，他不仅稳固了自己的未来、延长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也许还为威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
更强硬的那类独裁政权
如果像许多人现在所预期的那样，习近平将终身留在任上，这只是在把他多年来一直在推进的一个过程正式化：那就是剥离中国制度的权力，将其积累到自己手中。
把独裁统治从思想上分为两类，有助于对其的了解：一类是制度化的，另一类是个人主义的。前者以委员会、官僚机构和类似共识的方式运作；后者只靠一位有魅力的领袖。
中国曾经是近乎于苏格拉底理想的第一种模式，现在正日益成为两种模式的混合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习近平已把自己变为“金融监管和环境政策的主导者”，以及经济政策的主导者。
习近平还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敌对政治派别的成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不成比例的清洗。虽然这加强了他本人的实力，但却削弱了中国以共识为主导的运作方式。
据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研究威权主义的学者艾丽卡·弗朗茨(Erica Frantz)的研究，这种威权主义更难维持。“总的来说，个体化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弗朗茨说。
缺点往往很微妙。研究发现，国内政治趋于更不稳定，管理更不稳定，外交政策更加激进。但最明显的风险来自继承。
“我喜欢问俄罗斯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如果普京明天心脏病发作，会发生什么？”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说。“没人知道。”
“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斯沃里克说。死去的领导人将会为需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经广泛商定的规则，还会对该怎样做有政治共识。
“这次修宪似乎扰乱了这一切，”斯沃里克说。通过违抗继承的规范，习近平已经表明，任何规则都有可能被打破。“关键的规范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里克说。
派系清洗的可能风险是，政治规范将从共识转变为零和，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内部斗争。
习近平正在削弱的，是使中国的威权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韧性的制度主义。集体领导和有序继承的制度是在毛泽东的灾难性终身任期结束后建立的，这些制度带来了相对高效和稳定的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学家肯·奥帕洛(Ken Opalo)在中国宣布修宪之后写道，有序的过渡“或许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他说，终身总统“把某些精英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消除了让那些掌权者接受问责和创新的激励。”
权威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2005年，政治学家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国内的公民是否认为政府是合法的？他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字评分，评分通过对国内公民行为表现的复杂观察来确定。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享有比许多民主国家更高的合法性，而且除了阿塞拜疆之外，中国比所有其他非民主国家有更高的合法性。他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归功于经济增长、民族主义情绪和集体领导。
但吉雷在2012年再次研究他的这些指标时发现，中国的评分已经陡然下降。
他的数据揭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中国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显锋芒。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说认为，一旦公民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们就会要求诸如公开问责、言论自由，以及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等东西。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威国家，要么向民主过渡，要么在动荡中崩溃。
这种挑战，除了那些钱多到足以收买本国公民的国家以外，还没有被其他的现代专制政权战胜，这种挑战使得中国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民族主义尽管一度在获得支持上发挥了作用，但却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公民的要求正在增加。
所以，根据中国问题学者海克·霍尔比克(Heike Holbig)和吉雷的研究，中国正在提倡“意识形态和集体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把政府与中国文化等同起来。爱国歌曲和学校教科书不断涌现。提到“习近平思想”的地方越来越多，现在这已是官方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将权力个人化的做法，似乎既借鉴了旧式铁腕人物，也借鉴了世界上民主国家中出现的新民粹主义者。
但是，这种做法只是中国需求的一个高风险的、部分的解决方案。个人崇拜能解决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问题，但不会更多。
“没有民主的问责”
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威权主义形式，如果成功的话，它可能会缩小国内公民需求与政府所能提供的东西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定义，威权政府是不可问责的。但在中国的一些城镇和小城市，有限的、可控的公众参与渠道正在开放。例如，一个名为“市长邮箱”的项目允许公民提要求或进行投诉，并奖励遵守规定的官员。
一项研究发现，市长信箱极大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的幸福感。没人会说这些城镇有民主；但这足以让一些人有民主的感觉，使他们满足。
这种创新始于基层社区，他们通过有限而持续的异议和抗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学者蔡晓莉(Lily L. Tsai)称之为“没有民主的问责”。
现在，一些官员正在将这种曾经遭他们抵制的趋势转变为有意识的做法。他们的目标不是实现自由化，而是抵制它——“在不破坏整个制度的情况下，吸出民众的不满”，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帕特里夏·M·桑顿(Patricia M. Thornton)在一本关于中国治理的新书中写道。
北京似乎希望，大多数中国人会接受威权主义统治，如果政府能至少提供一些民主制度所承诺的好处：适度的好政府，反应还算积极的官员，以及在明确限制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提出更多要求的公民会面临可能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审查和压制。
这种有新意的制度，可以作出比克服中国与历史力量的冲突更多的东西。它可能提供一种让威权主义在全球茁壮成长的模式，许慧文和桑顿写道，“非民主国家如何不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成功。”
但习近平的权力攫取，通过削弱制度、推动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有可能让这种创新变得更危险、更困难。
弗朗茨说，当领导者为自己巩固权力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国家政治气候的良好掌握能力会减弱。”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政治学家托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Twitter上写道：“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手中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腐朽的威权主义国家会做的最典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