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网络图片）
“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梁漱溟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
“观之俨然，即之也温”。——赵朴初挽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具有多种身份：学者，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践者，“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是梁先生最重要的历史定位，关系到大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
先说说为何称梁先生为‘最后一位儒家’？就得先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察。对此笔者数年前发过一长文“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在提要中谈到；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三纲五常”，君权天授。与千年帝制、封建宗法制度、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既维护了帝制延续，也有助社会安定，道德维系，文化传承。历史上有过辉煌，但十五世纪后，因长期闭关自守，被自身的痼疾，和外来强势文化，协同军事实力和科学技术优势的进逼，迅速衰落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主与科学新思想传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正推动着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的国家前进。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也伤害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份。”
而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应包含诸如仁者爱人，已之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及孟子所要求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等。还有儒家精髓，如“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等等。
如何能做到，既能顺应世界民主大潮，又能保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部份，一直是困绕学术界的难题，也是所谓‘激进派’和‘保守派’争执的焦点。不在此展开讨论，只须记住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之一，只因为它本身的痼疾，和时代的局限，我们应该批判性继承。或如胡适先生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就如何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而言，1949年国共政权更迭前后，海峡两岸现况如何呢？在彼岸，人所共知，台湾是既能顺应世界潮流，民主转型最成功的地区；也是保留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区。那边一直有一批传统文化的坚守者，最著名者当数熊（十力）门三弟子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和方东美，张君劢、钱穆等诸位老先生了。钱之外五位与滞留大陆的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合称新儒学八大家。彼岸代有学人，当下新儒家代表人物，如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等，大都出自他们的门下。
彼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如此生生不息，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坚守者，能认清世界潮流，能反思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痼疾与流弊，从而对传统文化有新见解新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数“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1958年《文化宣言》” 了（宣言的正名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 四位新儒家代表人物，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就表示：“观点很明确，发宣言就是要推动民主政治。” 在《文化宣言》第七章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之中有一段话；
“然则中国文化、历史何以能如此长久？这不能如斯宾格勒之以中国文化自汉以后即停滞不进来作解说。因汉以后，中国文化并非停滞不进，若其真系停滞不进，即未有不归于死亡消灭者。”
“照我们的了解，则一民族之文化，为其精神生命之表现，而以学术思想为其核心。
“与其说因中国文化偏重保守，致其生活皆习故蹈常，不须多耗气力，不如说中国之思想，自来即要求人不只把力气向外表现，而耗竭净尽，更要求人把气力向内收敛，以识取并培养生命力气的生生之原。”
学者们坦言，汉以后，中国文化并非停滞不进，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内敛的，决定了它的闭塞与保守。所以要发展，必须要有创新，记得杜维明先生就说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要走向多元化。所谓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
宣言第八章“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 中，有一段话；‘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科学，及现代之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
这段话应该是宣言中，最为理性的。
因此这一代代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与以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雷震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传承者之间，在台湾社会民主转型前后，长时期共存着也争议着，共同推动着台湾地区文化的繁荣。
当然，那份‘宣言’也有局限。而这种‘局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局限，也是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认知上的‘局限’，下面在先说说梁先生崇高之后，也不揣冒昧，说一点梁先生的‘局限’。
反观此岸49年之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现状如何呢？只能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已全面衰落，根脉已断，万劫难复！首先，在广袤乡村，暴力土改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地主乡绅，被杀、关、管，基层士绅文化，就此彻底消失。就城市而言，政权更迭后，留在大陆的，还有两百万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胡风，批胡适，尤其是反右和文革，已被摧残殆尽。毛一直视知识分子为新政权的敌对阶级，对他们是防范改造和迫害，迫使他们归顺、自残或被消灭。阶级斗争这根弦，执政者几十年一直紧绷着，所以战果辉煌！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只能在受辱和苟活之间艰难挣扎。至于那些曾在学术上有过重大建树的大师们，同样厄运连年，皆成了众矢之的。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堪称国学大师的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被迫害致死；钱锺书明哲保身；郭沫若吴晗卖身投靠，乃至成帮凶；冯友兰“谄媚江青”，被世人诟病。中国传统文化在被疯狂厮杀中，风雨飘摇，命若游丝。
剩下来还有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死绝了吗？没有！还有梁漱溟！这位‘最后一位儒家’的梁先生，并非以煌煌学术论著，来赓续儒学，而是以儒家亚圣孟子的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震烁古今！这就不能不提到梁先生与当时气焰熏天炙手可热毛泽东的“廷争面折”。
事情是这样的：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什么‘尴尬局面’，其实是后来人，为毛泽东语言暴力洗地的掩饰之词，事情的真相是，毛是以在农村搞暴力革命起家，农村是毛的禁脔之地，一生都不准任何人染指非议，包括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和62年刘少奇当面对毛说‘人相食，你我都要被记上书的’。为此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帅，都死于非命，毛的眼里还会有小小书生梁漱溟吗？不过毛泽东也权令智昏，忒反应失常了！梁不过为穷苦的农民说几句话，说了‘工人在九天之上（此言大可商榷，中国工人几＋年不涨工，几代人共住－屋，够苦的了），农民在九地之下（确凿无疑）’，是不是语言唐突了点。一个大国领袖，该有点气量嘛。正如梁对毛面言，你有气量，我敬重你；你如果没这气量，将失去我的敬重！这让毛皇帝那里受得了，面对面的抗争，又在这万众瞩目的中央政府会议上。被逆了龙鳞的毛怒不可遏了，当众胡言乱语起来，说什么梁漱溟是用笔杀人，已是欲加以罪了。后来居然扯上了什么，你比西施还漂亮，你比王昭君还漂亮！这像什么话！！！真是发昏第十二章！毛的这样高论，应该勒石记事，让后来为王者，决不可权令智昏，留下千古笑柄！
而梁漱溟当众对权势熏天毛泽东的“廷争面折”，至少说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统治者百般摧残蹂躏之下，还没有完全死绝，还有一线生机，还有一股凛然正气，在风刀霜剑中矗立着，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崇高与伟岸之处。
人们常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49年之后，由于强化了舆论一律，已造成千人一面，万口一言，直至毛的话一句顶一句，万马齐喑。但一些重要时刻，那怕四海翻腾，万众欢呼了，总也还是能听到一士的谔谔之声，而且这谔谔之声，后来证明恰恰代表了公平正义，代表了黎民大众的福祉。
诚然，在极权制度疯狂肆虐时，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是彭德怀张恺帆梁漱溟，但我们永远不能失去，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多灾多难，至今依然尚能顽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历朝历代，皆有一批敢面对强权，依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奋力拚搏的民族精英，志士仁人，为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
当然，梁先生作为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在哲学、佛学、教育学，尤其是在儒学方面，都有重大建树，著述等身，影响深远。惜晚生知识浅陋，不敢忘加评述。只因为近年在乡村建设问题上，读了一点闲书，知道梁先生在这方面，无论理论和实践，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是绕不开的话题。所以在介绍民国乡建三杰中的晏阳初、卢作孚，和南陶北晏的陶行知诸先生之后，也就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问题上，谈一点个人见解，请方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梁先生出身蒙古皇室，虽然皇权早已丢失，依然是世家子弟，生活无忧，并未亲身体验过农家之苦。早年也未关注到乡村建设问题。
梁先生是早慧的天才，一生都极富传奇性。
我们先看看他的出场。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梁漱溟。
梁中学毕业后，曾多次报考北京大学，皆未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然而梁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做学问。
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不知道，蔡元培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梁漱溟是幸运的，但不是侥幸。 1917年梁漱溟在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1918年3月，梁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十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十一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应该说梁在北大任教，一路顺风顺水。
北京大学的教职，历来令人垂涎，是一张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里聚集着也走出过，多少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24岁，即在此任教，已是奇迹，接着又在此完成其煌煌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应该说已基本完成了他的人生定位。从此精益求精，以梁的才智，成为中国第一流学者，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然而梁先生却在学术事业，如日中天时，毅然走出了这座金碧辉煌的象牙塔，来到了乡间地头，开创他的艰难的乡村建设之路。
至于梁先生为何会有此重大转折，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
或如梁漱溟自己所言：“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
1924年梁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辞离北大，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从此开始艰难的乡村建设理论探讨与实践。
1928年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七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
1929年2月，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十一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元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六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十一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民国十九年（1931年）一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六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从此梁先生在山东连续七年，从事乡村建设工作，“邹平模式”也由此发轫。
1933年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十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
那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又特殊在何处呢？这就必须对当时的有关乡村建设理论，有一个简单的概括。
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谈到“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大浪淘沙，经过时间的淘洗，现在人们重新记起的，大约只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了。
应该说四位民族先贤，都有家国情怀，都在乡村建设上，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过杰出贡献，都值得我们后人怀念与崇敬。
尽管当年参与者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侧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梁漱溟认为不同类型文明中社会构造不同：“西洋”人重集团，中国人重家庭，于是中国由家庭单元衍生出伦理本位，走向职业分途，形成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和谐社会；“西洋”则从集团演化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社会。“西洋文明”强盗式进人中国之后，冲击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使之几近崩溃。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叠加，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明失控，是近代以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梁漱溟还认为，中国也不能走日本式的发展工商业之路，原因一是国内情势即国情不同，中国人地矛盾和恶劣生存条件是困扰中华民族的基本矛盾。二是国际情势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崛起正值欧洲国家侵略澳、非洲，还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故所受外力压迫松缓，18世纪科学技术不像今日进步，故受威胁较小，追步西洋相对较易，又恰适一战爆发，给日本以发达工商业的良好机缘，凡此机遇中国均已错过。中国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即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这才是中国自己的路。
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正是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价值观。梁梁漱恪守的纲常伦理，当然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他认为只有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才能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就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
梁漱溟概括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梁漱溟认为“中国自救之路在于建设新的基层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传统文明精神与‘西洋文明’精粹的交流和融合，也即学习西洋团体组织和科技，以此培养发展我国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儒家生生不息乾健向上的精神；未来文明间的博弈和复兴在于中华文明能吸收多少西洋文明的成分壮大自我。”
梁漱溟一生倡导新乡村建设运动，先后在河南、山东菏泽与邹平县从事新农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造实践，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研究，探求中华民族图存自救和伟大复兴进而拯救人类之路。
梁漱溟认为，以时序看，近代史百年前半期是近代都市文明之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城市，后半期是反都市文明之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乡村。中国旧社会结构崩溃源于中国文明的暂时失利。
梁先生认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旧社会组织崩溃后，必需建立新社会组织。结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融合西洋长处的伦理情谊组织，即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梁漱溟认为，实现建立新社会组织的道路，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在中国，农村占广大幅员，农村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全国新社会组织就会建立起来。
这一建设工作的关键，在于使政治重心、经济重心均根植于乡村的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要辟造（塑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必须使经济之“富”与政治之“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乡村是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皆天然要肇端于此，故乡村建设要走“合作”之路，即以“民”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此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政治遵照这一原则，培养起乡村经济力量和乡村政治力量的工夫，就是乡村建设。-----解决乡村建设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建设不是狭义的营造的概念，而是建构中国基层社会新组织结构包括政治经济等均在内。
中国社会特征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所以儒家《大学》“三纲八目”为自辨识内自诚心正意一一致知格物一一修身齐家一一治国平天下一一明明德，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以上诸条应该是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要点。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儒家三纲五常为基础，提出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对当时乡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与认知，一切都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判断是非，衡量成败，和决定取舍的标准。在梁先生的眼里中国近代史百年前半期是近代都市文明之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城市，后半期是反都市文明之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乡村。中国旧社会结构崩溃源于中国文明的暂时失利。
因此认为只有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也不能走也走不了日本明治维新之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
还有学者指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其“理想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今天如何评价梁漱溟先生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颇为不易。其关键点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的原点上来。
梁漱溟先生，真不愧为中国最后－位儒家，而且是能直通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的真儒。如果有人把儒学看成儒教，那梁漱溟就是－位原教旨主义者，当然儒学不是儒教，更不是所谓国教，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问题。儒学是入世的，从孔孟时代起，就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舆论走向，密切相关。儒学诞生于学术自由的春秋战国年代，那时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学术自由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道不从君’和‘谋道不谋食’！这个‘道’应该是天道，或韩愈称之的‘原道’，说它是真理也可。正因为百家都自称追循的是天道是真理，所以尽皆理直气壮，雄赳赳气昂昂，所以才有先秦时代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这也是后来统治者禁锢学术自由，打压知识分子，致使奴才遍地，众口一声的极权时代，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们，永远渴望却无法达到的精神世界。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毕生追求的是自由发表言论，包括给周游各国提供的治国之道。可惜没人听他的，怎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宁愿像‘丧家之犬’四处流浪，也不降志不辱身。这只丧家犬一直是在自由发声的。
可惜儒学的学术自由，到汉武帝刘彻的时代，因为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便中断了，与千年帝制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帝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纲常伦理，一面成了维护千年帝制的理论基石，另－面以其仁者爱人，和博爱平等和谐等人文精神，获得了知识界和广大国人的认同，成了先民们的精神家园。它应该就是儒学实际存在的两面性，忽视了或扬抑某一面，都是认知上的偏颇。这个问题在中国知识界，纠结了数千年，直到今天也未解开，比如梁漱溟先生本人的研究，和他人对梁漱溟的研究。
这么说对儒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岂不是没有一个是非标准，陷入了哲学上所谓的两难境地，肯定它发扬它有对也有错，否定它批判它也是有对有错？那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只有批判性的继承！那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了！那世界潮流又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政治，自由的意志，人权的保障，公平正义吧！事实也证明那里奉行了这些普遍的真理，那里就光明进步，那里就社会稳定，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反之就是专制极权暴政血腥奴役！
我想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包括对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评述，也离不开这个标准，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了。
梁先生早年就是宪政理论的研究者，只是见到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才转向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与繁荣，百姓尤其是穷苦农民的安康，是－位人道主义者。梁先生毕生追求学术自由，为了自由，敢于‘廷争面折’是“从道不从君” 与“谋道不谋食” 的代表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大陆‘最后一位儒家’，从‘从道不从君’的角度看，大陆至今后继无人。梁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理论，和以‘邹平模式’为代表的实践，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都是梁漱溟先生的伟岸与崇高之处。
但是，梁漱溟先生在固守中华传统的同时，对西学蓬勃兴起，并汇集而成的时代潮流，正在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现实，视而不见，甚至是鄙视和厌恶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梁先生在认知上的偏颇与局限。如梁先生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近代和现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幼儿园），表现得急功好利和幼稚。
就这样，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幼儿园阶段的、患幼稚病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将中国自身这么伟大的文明人重新邯郸学步塑造为一个文盲，再继续崇拜西洋幼儿园的呀呀学语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吸引大批信徒。
相反，中华文明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峰却鲜有人问津和涉足。因此，乡村建设应以恢复中国社会形态的文明理性特征为目标，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
梁先生在中西文化的区别与认知上，如此偏激，不仅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们，格格不入；就乡村建设而言，与学贯中西的晏阳初先生比较，不能不说是晏阳初先生，更能正视历史与现实，更适应历史潮流。所以晏先生在中国实行乡村建设，因政权更迭失败后，还能肩负联合国使命，去菲律宾等国继续从事乡建工作，而梁先生的‘邹平模式’，只能隐入历史的帷幕里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梁漱溟先生与‘新儒学八大家’中的另外三家，即‘熊门三弟子’的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先生，加上张君劢先生，重要的是，四位1958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联合发的宣言，宣言正名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 四位新儒家代表人物，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就表示：“观点很明确，发宣言就是要推动民主政治。宣言中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内敛的，决定了它的闭塞与保守。
宣言第八章“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 中，有一段话；‘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科学，及现代之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
这些言论在梁先生那里，都未能见到，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我这么说不知是否公正理性，是否苛求于先贤？但我内心深处，永远对所有真诚关心百姓福祉，并为此惮精竭虑，鞠躬尽瘁的民族先贤们，都是由衷的仰慕与敬重的。特别是像梁漱溟先生这样，为了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为了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坚持‘从道不从君’‘谋道不谋食’的自由精神，敢于与权势熏天的毛皇帝‘廷争面折’，更是我们这个趋向保守民族的稀缺资源，弥足珍贵！至于他在某些问题认知上的局限，不会影响他历史地位上的崇高。
梁漱溟先生是位身跨多学科的学者，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多方面的历史人物有交集，不妨做－些交代，既帮助我们对梁先生有较全面的了解，也是观察那个时代的侧影。
梁漱溟与毛泽东。得从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说起。那时梁先生与同在北大任职的，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先生成为好友，常去杨家做客，畅谈学术问题。梁每次来杨家，总有一位年青人，为他开门倒茶续水。梁均未在意，家童一个嘛。未想到数十年后，梁做为著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时，毛对梁说，当年在北京杨家，为您开门倒水的，正是在下！梁闻之惊愕不已，真是世道无常，风云际会。后来人真的说不清，毛、梁当年在杨家的经历，对尔后发生的“廷争面折” 事件，有何影响。
有何影响呢？不妨历史倒叙一下，先看看历史上一些与毛泽东有过争执有过过节有过纠结的著名人物，命运如何，下场如何？真是－看吓一跳！历史证明毛是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但似乎对梁漱溟却网开了一面。固然毛当众严斥梁，告诉他我毛某人，已今非昔比了，你这厮岂敢如此放肆！但是，和所有受过毛报复的人相比，梁又是幸运的，不仅没有被杀、关、管，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一职，有些出人意料。
此乃为何？我想应该是毛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所谓的‘杨门情结’有关，而这个情结与梁漱溟是有一些关联的。所谓杨门，当然指的是杨昌济杨开慧父女，杨昌济教授对毛泽东，应该是有再造之恩，没有昌济先生的引荐，毛当年在京北漂，怎可能接触到李大钊胡适张申府这些风云人物，怎可能接受胡适建议，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并继续接受胡适的指导，开辟了新的人生。何况毛又娶了昌济先生的掌上明珠杨开慧，并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如果说杨昌济教授是毛的恩公，那杨开慧女士则是毛泽东负疚终生，用三生性命也还不清情债的人。杨家对毛如此情深意重，毛却以怨报德。毛在外闯荡江湖，杨含辛茹苦带着三个孩子，在长沙城郊艰难度日。毛占据井冈山时期，属下彭德怀部，曾两次攻打长沙，虽然失败了，但完全有可能带回居住在长沙郊区的杨开慧母子，与毛泽东团聚。但那时毛与贺子珍新婚燕尔，全不顾杨氏母子死活，终致杨氏被杀，三个未成年儿子流浪街头。杨氏对毛如此狠毒无情，一切都是知晓的。当她面对军阀的屠刀，拒不与毛离婚，慷慨赴死时，与其说是夫妇情深，不如说杨氏乃旧道德烈女的楷模，永远令人崇敬！但杨氏是非分明，前不久网上爆料，近年拆杨氏旧居，在墙缝里找到杨开慧亲笔留言，直指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这铿锵有力的八个字，真是诛心之论！
当毛泽东与梁漱溟再次相遇时，杨家父女已远在天国，杨氏长子也已惨死异国，二子精神失常，三子杳无音讯。与杨门有关联的，只剩下与岳翁好友梁漱溟了，岂能再对梁赶尽杀绝。
最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至于毛泽东究竟怎么想的，无人知晓，梁漱溟毕竟活下来了，还有以后的故事，还能在1974年批林批孔恶浪汹涌时，决不批孔，反对把孔子与林彪联系起来，在连遭批斗时，能大声疾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还在延续儒家最后一点血脉。
梁漱溟与韩复榘 梁漱溟长期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而军阀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自然有很多交集。他们之间关系如何，是值得探讨的。
先说说韩复榘，也是位大名人，不过名声不好。一是抗日时为保存实力，门户洞开，丢了山东，被蒋介石正法！二是侯宝林经典相声“关公战秦琼”，把韩复榘说成文盲白痴。其实后一条大大冤枉了韩复榘，韩不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书法也很精美，而且在乡村建设上，也有他的贡献。 1930年，韩复榘从河南省平调山东任省政府主席，主政山东后大刀阔斧搞改革，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
要不是他大节有亏，与梁漱溟联手，设想也可以把山东建设成一个模范省，就像阎锡山治理山西那样。
有人说韩复榘是梁漱溟完全的“靠山”， 此言不谬。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他甚至在一次省政府纪念周上的讲话中公开承认：“我就是迷信梁先生。”韩复榘不仅聘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而且对其乡村实验有求必应。当邹平国民党党部反对梁漱溟时，他立即下令将其关闭；当梁漱溟主持杏花沟疏浚工程遇阻，他立即派一个旅士兵协助完成，甚至用皮鞋抽打拒不协助的长山县长袁明谦。
这里不能不提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济南城外千佛山，梁漱溟和韩复榘一场艰难的谈话，关系到两人大节！梁希望说服韩坚守山东，组织军民抗战。此时，日军已迫近黄河北岸，远程炮弹越过济南城区直打到千佛山脚下。但韩复榘去意已定，当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将壮丁、枪支和钱款一应带走时，不仅彻底毁灭了梁漱溟的希望，更引起民众的不满，使“乡建派”声名狼藉。
此时，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４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７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７年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与阎锡山 二位都是在乡村建设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而且交集较早。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对治下各地进行高调出巡，检阅各地“六政三事”的推广情况，并为村治改革造势。
同年6月21日，他主持发起“进山会议”，广泛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当地军政要人、商人、乡绅等参加。在会议中，多次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和实现民主。
进山会议吸引了民国诸多的学者前往山西，甚至还有外国学者和记者。其间，梁漱溟曾多次访问太原，也加入了这个讨论之中，1922年，阎锡山专门向梁漱溟请教如何编制一个能实现平等民主的制度，梁漱溟认为“为时过早”。而阎锡山此时已经印发了推进村治的文件，选拔了干部，准备大干一场。
由此可见，阎锡山因大权在握，更能在乡治问题上，做出成绩，对此笔者将对阎锡山如何治理山西的，专文探讨，暂且略过。
梁漱溟与胡适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只为向胡适发难：“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先生如此回复：“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梁漱溟与胡适，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的分歧根本点，还是对中西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也包括梁对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对此前文已有评述，不再展开讨论。但都是在自由发声，都在遵循‘从道不从君’的学术自由原则。
梁漱溟与郭沫若 两人虽为同时代人，似乎交集不多。当然嘛，郭是新闻达人，出镜率极高，那那都有他，说是叱咤风云似乎也可以。不过49年之后，永远都是个陪衬。有人说是政治花瓶，也不太恰切，像什么呢，真说不清楚。梁倒是‘廷争面折’事件后，几十年偏居一寓，久已被人遗忘。但有两首旧体诗，从坊间流，人们方知梁也在关郭沫若和落魄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照录如下：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令人想起 梁漱溟晚年有一次和冯友兰见面时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这深刻的悲哀源头何在，人人心知肚明，不必细说。想说的是像郭沫若这样的一代学人，堕落到如此程度，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梁漱溟与冯友兰 儒学研究者称熊十力、熊门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方东美、冯友兰，与梁漱溟，合称新儒学八大家。其中牟、唐、徐、张、方五位，在1949年政权更迭后，都离开了大陆，他们都在坚持儒学的研究与传播，学术绵延，各有精彩。而留在大陆的三位先生，熊十力君早早被迫害致死。那冯先生与梁先生命运如何呢，他们之间关系又怎样呢？
先说一件事，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后来，梁、冯有了一次会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这件事中的三个人，我都心存敬意。对梁先生不必细说了，新儒学八大家，49年后，仅梁、冯、熊三人留大陆，熊十力先生早早被迫害致死，幸存的二位，人生轨迹差异又如此巨大，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知识分子得到尊重，人际关系趋向正常。但有些重要事件，如冯友兰魏建功汤一介等大师级学术精英，被裹挟或被投靠至‘梁效’等罪恶的写作组，干了许多坏事，不能只用‘形势所迫’一句话，为其遮掩，也应该承担他们应承担的责任。为此梁致函冯友兰，不忘旧情的同时，直指他谄媚江青！这才是诤友畏友，梁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硕学宏儒一代宗师冯友兰也有令人尊敬之处。面对北大老友来函斥责，仍坦言“这样直言，很难得的。” 真是挚友，都难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不推诿，不矫情，直面真实人生，仍不失君子之风。
梁逝后冯有－联挽之，足见冯先生的胸襟。“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
这和人民日报为悼念梁漱溟逝世而发的文章标题，《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异曲同工，反映了学界和百姓的心声。
对冯友兰爱女宗璞女士，也有尊敬之情。不仅因为她小说写的好，我是她忠实的读者。也不仅因为她年纪青青时，即被错划右派，与在下同为二等公民，饱受二十多年炼狱之苦。惺惺相惜。重要的是其父冯友兰先生，因‘梁效事件’受众多责难时，能较为公正的对待。比如梁对冯的批评，可谓直言不讳，梁氏父女都坦然承受了，且赴梁氏约，谈谄媚江青之事，面对这样尴尬之事，是要有一点知耻为勇毅力的。而对另一位也谌称硕学宏儒钱锺书先生，在国外学术会议上，对冯友兰的不点名的指责，宗璞先生是有反诘的。此事曾在小范围内，掀起过一阵风浪，众说纷纭，莫衷－是。在下倒是觉得宗璞的反诘是有一定道理的，你钱先生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几十年都未害过人，战战兢兢，也明哲保身过来了。在阶级斗争连年，知识分子群体受迫害时期，你这么做不必受什么指责。但因此你就认为有指责他人的权力吗？几十年来你又为苦难的群体，特别是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面对饿殍遍地，百花萎谢，百业凋零，你又发过几声呢，哪里又能体现你的悲悯情怀呢？
毛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梁漱溟，冯友兰，钱锺书各有代表性，留有很多后来人，值得研究之处。
梁漱溟与赵朴初 两位都是佛学界资深学者，梁漱溟25岁时，曾想到衡山出家为僧，未果。但一直潜心研究佛学，著述颇丰。赵朴初则是佛学杰出领袖，也是大诗人，梁逝世后，赵有一联挽之，是我见到的最短也最传神的挽联，赵不愧是大家。
“观之俨然，即之也温”。赵朴初挽梁漱溟
行文至此，算是对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中四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都做了简略的记述。挂一漏万，四位皆是学养深厚，人生经历丰富多采，为中华民族多方面，尤其是在乡村建设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民族先贤。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总的来说，代表的是改良主义的思潮与实践，与主张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与传统决裂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与实践，是格格不入的。究竟谁更能推动社会进步，谁更能维护百姓，尤其是广袤乡村贫苦农民的利益？已成了百年之争，至今似乎也未见到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前不久网上见到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此言也大可商榷，真的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这是你们的由衷之言，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说土地革命胜利了，它是否也包括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刚发到手的土地证上交，和继之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数千万农民死于人祸？如果回到土地革命之前，农民手上有土地所有权，当然也就有了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了，那还会发生人祸大饥荒吗？我看有些事，结论不能下的太武断，还是等待历史的发展，让历史来下结论吧！
2017年10月初稿，2017年12月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