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1日投票路透社

分析指出，在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之后，党总书记习近平成功地扫除了所有的障碍，将党政军大权一把在握，党对政府和军方的领导拥有无上的权威。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此而推动改革呢？分析文章指出，当年国际对赵紫阳的改革满怀憧憬，但经过30年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改革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乐观，对习近平会否推动有如赵紫阳当年未竟全功的改革，怀疑多于希望。

分析指出，西方政治的自由制度其实是从极度高压权力的桎梏破茧而出。在17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开始将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的手上，例如英国的奥立佛·克伦威尔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他们夺去了自从罗马帝国在第五世纪崩塌之后，基本上与皇帝共享管治权的一群贵族官僚的权力。

在新的领导架构下，国家所有的官员都须要依赖一个统治者，这个管治方式像是当年耶稣会以及新形成的资产阶级所引入的中国模式。官员们成为公仆，而资产阶级则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们须要个人的本领，取代过去天生获赋予为贵族的人，官员们要靠他们的政绩，而资产阶级则要有赚钱的能力。最终，他们权力的效率强大到足可取代皇帝的绝对权力。在英国，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和平演变，英皇逐步交出权力，尽管名义上英国还有一个皇室，又或者像法国，演变是血腥的，1789年一群新贵推翻了皇朝。

中国会发生同样的事吗？最终的结果又将会是什么？

分析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将党的权力凌驾一切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引起正面或反面的后果。理论上，党国的分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结果。当时的军方处于权力最高峰，也是最后真正的权力所在，但它却置身于党的管辖之外。

继而出现的是一个奇怪的政府架构，中共有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导，赵也是军委的副主席，但军委的主席邓小平以及另一个副主席、身兼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却不在五个常委之中。

中国在这个时候缔造了一个古怪的三头马车权力架构，军委处身权力的最高峰，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军委的副主席。这个架构本身无疑引起混淆，因为党大会重申党是最终的领导者，因此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其权力理应在邓小平和杨尚昆之上。

分析指出，犹有甚者，这个架构还拥有其它古怪的机制，例如一个由邓小平领导，成员都是80岁或以上的党国元老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它拥有指导权力但却不需负责决策，但一旦假如五个政治局常委未能达至一个共识，这班老人就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权力之大还在五个常委之上。

分析指出，上述这个架构用意本来是提供一个辨证的空间，防止毛泽东当年一人大权在握的错误，从而为这个老人政治提供介入的空间。但由于他们年纪老迈，未能亲自过问日常事务，因此将权力交由年轻一辈执行。

这样一个欠缺稳固基础的上层建筑，跟西方式的权力分配大相径庭，尽管不太牢靠，但无疑也存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子。

不稳固的利益和需求所产生的混淆，两年之后引发了天安门事件，并且还可能导致中国权力的诸侯化直到今天。

赵紫阳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1988年夏天，赵推出物价改革方案，一下子解放所有的物价，但改革带来了重大的通胀危机，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领导人都为之紧张兮兮。物价改革于是立即被叫停，赵对经济管辖大权亦遭到旁落。到了1988年秋季，赵和他的一些班底推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理论，即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当时还算年轻的王沪宁，就是其中一个鼓吹者。

分析指，新权威主义认为，所有的权力都应该集中在党总书记一个人的手上，然后经过必须的架构改革之后，透过民主改革逐步将权力分配。

但这个论调遭到当时的自由派学者批评，因为他们不相信在权力集中之后，会出现一个民主化的结果，中共的元老们则害怕他们会失去权力。这个改革无疾而终，但30年来，民主改革一直是中共的阴影。分析指出，天安门事件源自如下的这个吊诡：到底是赵紫阳的共党还是邓小平的军方造成这个结果？这个吊诡本身又导致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的权力斗争。从外空降进入权力核心的江泽民，企图制造一个空间隔开老人、军方和当时存在的团体。

这个吊诡一直都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在2002年的党大会上得到提升。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增加到九个人，江本人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会的主席。此外，九个常委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管辖的职权，而当出现职权混淆时，就需要开会讨论解决。

不但如此，退休的领导们仍然有权过问和提供意见，他们缺乏透明度，他们之上也没有任何规管。到了后来，没有人知道谁是真正的领导人，谁要负起责任。

分析指，每一个决定都须要经过中国权力走廊反反复复及累人的磋商，唯一的推动能源就是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因此，经过1990年代末改革的国企，管辖大权由自治落入中央手上，国企的资金则为政治野心充当融资的来源，彼此相互照顾利益。

分析指，周永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中国当时最大最赚钱的石油国企的大掌柜，他爬升到管治全国内外的政法部门的头目，一个真正的权力核心。凭着这个权力，他帮助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崛起，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帮助薄熙来政变。

美国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情况大致是：权力混淆不清问题越形严重，民主化或可能解决问题，分析指出，共产党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民主或可正式解决混乱的问题，而另一半人认为希望继续延续这个混乱情况，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而捞取利益。

但金融危机爆发，改变了一切，并且使得几乎所有的人相信，中国必须审慎作出政治改革。但在此同时，问题依然存在：谁领导国家、谁领导党以及谁领导军方？谁有能力担当那一个位置？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稳定，每样事情都依靠个人政治操作的能力。薄熙来对此最清楚不过，并且更利用这个情况颠覆党。

在过去的五年内，习近平基本上就是要厘清这个混乱的情况，做法就是消除国家、党和军方之间的区分，制造一个清晰的指挥制度。

今天党领导一切，领导国家和军方，已经是非常清晰，同样非常清晰的，就是再度取得权力中央化的中共，将是一个启动未来政治改革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会发生，又或者中国的改革会否达到西方的预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1日投票路透社

分析指出，在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之后，党总书记习近平成功地扫除了所有的障碍，将党政军大权一把在握，党对政府和军方的领导拥有无上的权威。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此而推动改革呢？分析文章指出，当年国际对赵紫阳的改革满怀憧憬，但经过30年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改革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乐观，对习近平会否推动有如赵紫阳当年未竟全功的改革，怀疑多于希望。

分析指出，西方政治的自由制度其实是从极度高压权力的桎梏破茧而出。在17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开始将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的手上，例如英国的奥立佛·克伦威尔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他们夺去了自从罗马帝国在第五世纪崩塌之后，基本上与皇帝共享管治权的一群贵族官僚的权力。

在新的领导架构下，国家所有的官员都须要依赖一个统治者，这个管治方式像是当年耶稣会以及新形成的资产阶级所引入的中国模式。官员们成为公仆，而资产阶级则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们须要个人的本领，取代过去天生获赋予为贵族的人，官员们要靠他们的政绩，而资产阶级则要有赚钱的能力。最终，他们权力的效率强大到足可取代皇帝的绝对权力。在英国，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和平演变，英皇逐步交出权力，尽管名义上英国还有一个皇室，又或者像法国，演变是血腥的，1789年一群新贵推翻了皇朝。

中国会发生同样的事吗？最终的结果又将会是什么？

分析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将党的权力凌驾一切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引起正面或反面的后果。理论上，党国的分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结果。当时的军方处于权力最高峰，也是最后真正的权力所在，但它却置身于党的管辖之外。

继而出现的是一个奇怪的政府架构，中共有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导，赵也是军委的副主席，但军委的主席邓小平以及另一个副主席、身兼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却不在五个常委之中。

中国在这个时候缔造了一个古怪的三头马车权力架构，军委处身权力的最高峰，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军委的副主席。这个架构本身无疑引起混淆，因为党大会重申党是最终的领导者，因此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其权力理应在邓小平和杨尚昆之上。

分析指出，犹有甚者，这个架构还拥有其它古怪的机制，例如一个由邓小平领导，成员都是80岁或以上的党国元老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它拥有指导权力但却不需负责决策，但一旦假如五个政治局常委未能达至一个共识，这班老人就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权力之大还在五个常委之上。

分析指出，上述这个架构用意本来是提供一个辨证的空间，防止毛泽东当年一人大权在握的错误，从而为这个老人政治提供介入的空间。但由于他们年纪老迈，未能亲自过问日常事务，因此将权力交由年轻一辈执行。

这样一个欠缺稳固基础的上层建筑，跟西方式的权力分配大相径庭，尽管不太牢靠，但无疑也存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子。

不稳固的利益和需求所产生的混淆，两年之后引发了天安门事件，并且还可能导致中国权力的诸侯化直到今天。

赵紫阳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1988年夏天，赵推出物价改革方案，一下子解放所有的物价，但改革带来了重大的通胀危机，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领导人都为之紧张兮兮。物价改革于是立即被叫停，赵对经济管辖大权亦遭到旁落。到了1988年秋季，赵和他的一些班底推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理论，即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当时还算年轻的王沪宁，就是其中一个鼓吹者。

分析指，新权威主义认为，所有的权力都应该集中在党总书记一个人的手上，然后经过必须的架构改革之后，透过民主改革逐步将权力分配。

但这个论调遭到当时的自由派学者批评，因为他们不相信在权力集中之后，会出现一个民主化的结果，中共的元老们则害怕他们会失去权力。这个改革无疾而终，但30年来，民主改革一直是中共的阴影。分析指出，天安门事件源自如下的这个吊诡：到底是赵紫阳的共党还是邓小平的军方造成这个结果？这个吊诡本身又导致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的权力斗争。从外空降进入权力核心的江泽民，企图制造一个空间隔开老人、军方和当时存在的团体。

这个吊诡一直都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在2002年的党大会上得到提升。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增加到九个人，江本人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会的主席。此外，九个常委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管辖的职权，而当出现职权混淆时，就需要开会讨论解决。

不但如此，退休的领导们仍然有权过问和提供意见，他们缺乏透明度，他们之上也没有任何规管。到了后来，没有人知道谁是真正的领导人，谁要负起责任。

分析指，每一个决定都须要经过中国权力走廊反反复复及累人的磋商，唯一的推动能源就是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因此，经过1990年代末改革的国企，管辖大权由自治落入中央手上，国企的资金则为政治野心充当融资的来源，彼此相互照顾利益。

分析指，周永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中国当时最大最赚钱的石油国企的大掌柜，他爬升到管治全国内外的政法部门的头目，一个真正的权力核心。凭着这个权力，他帮助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崛起，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帮助薄熙来政变。

美国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情况大致是：权力混淆不清问题越形严重，民主化或可能解决问题，分析指出，共产党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民主或可正式解决混乱的问题，而另一半人认为希望继续延续这个混乱情况，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而捞取利益。

但金融危机爆发，改变了一切，并且使得几乎所有的人相信，中国必须审慎作出政治改革。但在此同时，问题依然存在：谁领导国家、谁领导党以及谁领导军方？谁有能力担当那一个位置？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稳定，每样事情都依靠个人政治操作的能力。薄熙来对此最清楚不过，并且更利用这个情况颠覆党。

在过去的五年内，习近平基本上就是要厘清这个混乱的情况，做法就是消除国家、党和军方之间的区分，制造一个清晰的指挥制度。

今天党领导一切，领导国家和军方，已经是非常清晰，同样非常清晰的，就是再度取得权力中央化的中共，将是一个启动未来政治改革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会发生，又或者中国的改革会否达到西方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