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是毒辣、凶残的化身；
小说《高玉宝》中，地主周扒皮是贪婪、奸诈的象征；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刘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剧《红色娘子军》中，地主南霸天是恶霸、抢劫的标记；
还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还有那数不清的“忆苦思甜”；
还有那数不清的“阶级教育”；
还有那数不清的“血泪控诉”；
还有……
我，和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大口大口吸着“党妈妈”提供的这种狼奶，终于被培养成亿万嗜血而又疯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兵”。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过地主究竟是怎么一个群体，更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任由历史的真相、殷红的鲜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统治者层层叠叠的谎言、标语、口号和文学家、艺术家们编造的各类作品中。
我是怎么想到去做这部采访录的呢？
我的祖辈是当年川东万县农村的贫苦农民，父母是投奔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我本人是饱受“妖魔化”狼奶喂养的“红小兵”，推敲起来，仿佛没有要为地富们“鸣冤叫屈”的“阶级根源”。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种“不分阶级”的同情心和“路见不平想要吼”的男儿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教育”——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待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
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来。他们立足未稳，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暴打！歌曲、口号所煽起的仇恨立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几个地富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
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
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年仅13岁的我还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几年后，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们刚到，生产队长就给我们介绍队里的阶级成分情况，他重点提到了队里的一个廖姓地主，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并同他保持距离。我于是注意观察，发现廖地主真是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那种同情。
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半晌，她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中露出有些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
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生产队的老会计问起廖地主的事。老会计说，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贫农，还同大家一块分了“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复查时（后来我专门调查过土改的这个阶段），为了分他家的财产，就说他小时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因此，就把他划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么，其他地主呢？
老会计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讲给我大量的真实故事和土改血泪，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心里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受骗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我由此开始思索，并隐隐产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头。
可惜，后来考大学、评职称、谋生计，一直未将此念头付诸实施，错失了调查采访的最佳时机。
第一次产生采写地主的冲动是1997年又一次失业之后。然而，真正付诸实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凌辱后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
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
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
于是，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然而，一进入，便发现这是比采写长寿湖右派更为艰难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线索。
虽然我知道地富们是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虽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庆地区，一定有不少受难者和亲历者。可是，如何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呢？
我不愿此事又被当局扼杀在摇篮中（如两年前调查重庆“红卫兵”墓）。况且，像我这种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这只能是一项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偷偷摸摸虽然有利于安全，但却不利于寻找线索。因此，采访的进展缓慢而又艰难。
其次是年代久远。
土改是中共当政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开展的运动。几十年后，当年经历最完整、最丰厚、也最悲惨的当事人——老地主们，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费尽心力找到一个，也不是当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来，要指望地主们穿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仍然生龙活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也说明，这项调查采访工作做得太迟了！对此，我既感到遗憾，更感到内疚。
第三是恐惧。
2002年我因采写长寿湖右派，被中共国家安全局抓捕、关押，深深领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力。采访地主，这种“领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找到一个线索原本不容易，但当事人的恐惧常常使采访的“含金量”大减，甚至还无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参与者也如此。恐惧，已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党国功力的“伟大”——把财产抢了，人杀了之后还要让对方子子孙孙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正是由于恐惧的原因，使得本书的不少采访，都只能以摆“龙门阵”（闲聊）、拉家常的方式获取信息。
2017年7月，我因为作土改调查，被我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在担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惧中，我被迫流亡美国，土改调查采访工作中止。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本书的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些场景，一些即将被岁月淹没的个体不幸与历史真相。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关资料。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但一定要有人来做！否则我们既愧对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对那无数祭献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千万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的序言早在10年前我就写好了，当时是为了以防不测，现在重写，保留了部分当时的文字。
此时，本书中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永远无法看到纪录他们苦难的文字和视频了。而且，即便他们还健在，他们又怎么能看到？十多年过去了，天，不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眼下还没有出版此书和传播视频的可能。
面对那无数消殒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冤魂，面对那留下了珍贵讲述但却已然作古的受访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点一排红烛，洒一杯老酒，仰望苍天，祭奠衷肠——
——让那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2017年11月18日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