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六四”，今年是第二十九个。在这个敏感日子来临之际，许多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如同往年此时，又纷纷被旅游、被上岗、被失联。在过去的一年多，也有不少和“六四”有关的人离我们而去，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在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两届制、对民间打压日益剧烈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平反“六四”的愿望显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去年的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3岁。八九运动期间，来自湖南浏阳的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小学教师余志坚、报纸编辑喻东岳和汽车厂修理工鲁德成——因为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加鸡蛋而被判“反革命罪”。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和鲁德成分别获刑20年和16年。喻东岳因在监狱中遭虐待而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服刑十多年后，三人先后出狱。2008~2009年，余志坚和喻东岳先偷渡到泰国后来到美国。余志坚和妻子把喻东岳接入他们家中，多年来悉心照料。余志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对向毛画像扔鸡蛋之举毫不后悔：“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4月4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骨干成员、地质学家徐珏罹患癌症过世，享年77岁。徐珏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镇压中遭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0岁。12月8日，“天安门母亲”成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范地去世，享年84岁。王范地的妻子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夫妻俩的儿子、19岁的高中生王楠也是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今年2月10日，另一位重要成员李雪文女士去世，享年90岁。李的儿子袁力，当年是北京机械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遭解放军射杀时年仅29岁。
“天安门母亲”从90年代开始向全国人大联署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其成员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和伤残者，曾有上百人，至今已有50多名成员先后离世。发起人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在2015年去世，他们的孩子蒋捷连遇难时刚满17岁。28年来，这些“六四”遇难者的家属从未停止过追寻真相和正义，因此也一直遭受着警方的监控和骚扰。2011年，身患癌症的徐珏对日夜守在她家门口的警察喊道：“我是敌人吗？我的孩子被你们杀了，现在好像我杀了你们的孩子一样。你们这样盯着我干什么?……“六四”死难者是人民英雄，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他们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我觉得作母亲非常自豪。”
去年7月13日，公共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恶化，于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控下在沈阳一家医院过世，终年61岁，离他服满11年的刑期还差两年。那个在1989年穿着浅色衬衫，戴着副大眼镜，拿着喇叭在广场上激情陈词的青年大学教师刘晓波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刘晓波的文章中，异议时评家赵晖（笔名莫之许）写道：“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11月7日，作家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因脑癌过世，终年56岁。“六四”期间，杨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杨同他人成立了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判入狱10年。2006年他同彦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和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作品，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六四”直至去世的28年中，杨同彦有22年都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去世前的三个月被中国当局允许保外就医，彼时离他服满12年的刑期只差四个月。他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只是民运的一个分子，精确地说是一个比分子小很多的原子。作为一个民运原子，我将尽力而为……我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抛弃胆怯，随时准备迎战可能来临的危难。”
今年的2月26日，人权律师李柏光因肝衰竭病逝，终年49岁。“六四”发生时，李正在湘潭大学哲学系读书。他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小时候和几个哥哥睡在猪圈上层的木板上，后考入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考取了律师执照后，李柏光开始为政治犯、人权活动家、访民、农民代理案件，包括“七公民纪念‘六四’事件案”（2016年的“六四”期间，七名维权人士因为在北京的家中举办纪念活动而被刑事拘留）。对于他的人权律师事业，李柏光是这样形容的：“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只蚂蚁，把书面上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个案和案例，一点一点搬运到生活中去。”
天安门母亲父亲徐珏和王范地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伤痛离开了人世。刘晓波、李柏光等人毕生追求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也在习近平上台后显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但也许，对于很多毕生为“六四”受害者代言的人来说，追求正义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其本身。正如刘晓波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调查并报导世界逾90国的人权侵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