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自画像
2可器網友於2008-4-15在《關天茶社》上發了一篇《<卡廷惨案>：犬儒的时代，生命只能换取屈辱
》的文章。《卡廷惨案》是部九十年代的波蘭影片。影片描述在“蘇殖”初期，就“卡廷惨案”真相的掩盖表現强權下人性的孱弱與嬗變。文章最後總結說：
這便是新政權的全部奧秘。你要反對，首先要順從；你要抗爭，首先要合謀。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象這位大學老師一樣，在自己的尺度內理性地計算著，如何以最小的妥協，換取最大的抗爭。然而，統治者比所有的反對者加起來都要聰明得多，他們將每一個小小的妥協粘合成精巧的國家機器，再利用這部機器把所有的抗爭切割成碎片，然後再把這些碎片一個一個地投進幽深的黑牢裏或擊斃在大街上。
犬儒時代由此産生。
我在1988年寫的《對話》（《何必集》）一文中說：
犬儒主義哲學的創始人狄奧根尼一天正在曬太陽，亞歷山大大帝過來問他：“朋友，有什麽需要我幫忙的嗎?”他說：“請別擋住我的陽光。”……既然我喪失了東坡他們的心理與時代，何不像狄奧根尼一樣，越過現實，直接跟歷史文化對話！
在我心中，狄奧根尼等於古希臘的莊子，那份獨立的瀟灑，那份自由的睿智，是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境界！因為“我輩‘牛鬼蛇神’和‘黑五類’及其‘狗崽子’，在‘正統’的滛威下，我們的生命其實只活得像條狗時，痛定思痛，甯可終身備受‘脫鱗’之罪，也要變人！雖然‘法海缽’依然法力無邊，光芒萬丈，而且愈來愈‘刺目’；雖然‘雷峰塔’依然屹立，而且愈來愈‘崇高’！”（《何必集•戲話》）
到了九十年代，全民都痞化了，無人再追求理想與情操。我也對“價值”產生了懷疑。我在《醉話》中說：
中間路線不是沒有。辛棄疾《臨江仙》就說過:“鐘鼎山林都是夢，人間寵辱休驚，只消閑處過平生。”既然“鐘鼎”、“山林”兩個極端都是虛無的，全無意義的，那就只留下平平淡淡、悠悠閑閑的生活才算真正達到老莊哲學的最高境界——與世無爭，爭也白爭。“爲誰醉倒?爲誰歸去? 都莫思量。”(辛棄疾《朝中措》)因爲你一旦思量，你立即會懷疑你之所得，是果真真實的麽?是有價值的麽?“價值”在這個世上是果真存在的麽(何況它還因民族信仰與文化的不同而面目全非)?於是你將最終獲得困惑與痛苦。因爲你除了從古人的藝術中獲得安慰與認同外，世界之大，你將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小小支點。尤其是當社會連“平平淡淡、悠悠閑閑”的生活權都給你取消後，你還能怎的?
按照歐文•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于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胡平以爲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後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沈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系。
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的確，我早年就是個理想主義者。同其它理想主義者不同的是，我是被他們“收拾”者，我没經歷過“狂热”；我只配囚徒式的做夢：夢想中國將來會像美國一樣，有公正，有平等，有自由，有人權。于是當然也很憤世忌俗，也很絕望，也很無奈。可到現在，人老了，心凉透了，一切看穿了，成了徹底的悲觀主義者，甚至以自己是中國人為耻。這雖是典型的犬儒心态，但我並不玩世不恭。因為我身處底層，草根兼苦力一個，既無本錢玩世，更無資格不恭。大約我這號老朽，被這個社會早早遺棄之人，只能算犬儒的另類—— 一條先天性貧血兼先天性哮喘的犬儒。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新世紀，上帝賜中國以網絡，我們才得了點有限的自由發言權。我正是每發一篇帶刺小文，才苟延了我自己的生命。
》的文章。《卡廷惨案》是部九十年代的波蘭影片。影片描述在“蘇殖”初期，就“卡廷惨案”真相的掩盖表現强權下人性的孱弱與嬗變。文章最後總結說：
這便是新政權的全部奧秘。你要反對，首先要順從；你要抗爭，首先要合謀。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象這位大學老師一樣，在自己的尺度內理性地計算著，如何以最小的妥協，換取最大的抗爭。然而，統治者比所有的反對者加起來都要聰明得多，他們將每一個小小的妥協粘合成精巧的國家機器，再利用這部機器把所有的抗爭切割成碎片，然後再把這些碎片一個一個地投進幽深的黑牢裏或擊斃在大街上。
犬儒時代由此産生。
我在1988年寫的《對話》（《何必集》）一文中說：
犬儒主義哲學的創始人狄奧根尼一天正在曬太陽，亞歷山大大帝過來問他：“朋友，有什麽需要我幫忙的嗎?”他說：“請別擋住我的陽光。”……既然我喪失了東坡他們的心理與時代，何不像狄奧根尼一樣，越過現實，直接跟歷史文化對話！
在我心中，狄奧根尼等於古希臘的莊子，那份獨立的瀟灑，那份自由的睿智，是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境界！因為“我輩‘牛鬼蛇神’和‘黑五類’及其‘狗崽子’，在‘正統’的滛威下，我們的生命其實只活得像條狗時，痛定思痛，甯可終身備受‘脫鱗’之罪，也要變人！雖然‘法海缽’依然法力無邊，光芒萬丈，而且愈來愈‘刺目’；雖然‘雷峰塔’依然屹立，而且愈來愈‘崇高’！”（《何必集•戲話》）
到了九十年代，全民都痞化了，無人再追求理想與情操。我也對“價值”產生了懷疑。我在《醉話》中說：
中間路線不是沒有。辛棄疾《臨江仙》就說過:“鐘鼎山林都是夢，人間寵辱休驚，只消閑處過平生。”既然“鐘鼎”、“山林”兩個極端都是虛無的，全無意義的，那就只留下平平淡淡、悠悠閑閑的生活才算真正達到老莊哲學的最高境界——與世無爭，爭也白爭。“爲誰醉倒?爲誰歸去? 都莫思量。”(辛棄疾《朝中措》)因爲你一旦思量，你立即會懷疑你之所得，是果真真實的麽?是有價值的麽?“價值”在這個世上是果真存在的麽(何況它還因民族信仰與文化的不同而面目全非)?於是你將最終獲得困惑與痛苦。因爲你除了從古人的藝術中獲得安慰與認同外，世界之大，你將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小小支點。尤其是當社會連“平平淡淡、悠悠閑閑”的生活權都給你取消後，你還能怎的?
按照歐文•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于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胡平以爲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後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沈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系。
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的確，我早年就是個理想主義者。同其它理想主義者不同的是，我是被他們“收拾”者，我没經歷過“狂热”；我只配囚徒式的做夢：夢想中國將來會像美國一樣，有公正，有平等，有自由，有人權。于是當然也很憤世忌俗，也很絕望，也很無奈。可到現在，人老了，心凉透了，一切看穿了，成了徹底的悲觀主義者，甚至以自己是中國人為耻。這雖是典型的犬儒心态，但我並不玩世不恭。因為我身處底層，草根兼苦力一個，既無本錢玩世，更無資格不恭。大約我這號老朽，被這個社會早早遺棄之人，只能算犬儒的另類—— 一條先天性貧血兼先天性哮喘的犬儒。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新世紀，上帝賜中國以網絡，我們才得了點有限的自由發言權。我正是每發一篇帶刺小文，才苟延了我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