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显宁: 岳母

 
 图为1958年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成都会议”会场
 
也许天从人愿,猪年新岁天气大晴(左图为2019年大年初一初升的的朝阳)。一大早,太阳已经突破霾阵升在东方。因为天气晴好,汤圆也格外香甜。餐毕即驱车出发,前往龙凤山给岳母扫墓。
 
原以为,大年初一扫墓会很清静,毕竟大过年的,谁愿意和坟墓、死亡之类的事儿粘边?没料到,公墓大门停车场车早已没有了“立锥之地”。连大门下面的临时停车场进口,待停的汽车也开始排队。看来,观念更新的人实在不少呢,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里却在悄悄地进行。
 
选在大年初一扫墓并非刻意为之,主要是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大假扫尾时去扫墓,总是拥挤不堪。
 
岳母生于1921年8月,卒于2014年9月,享年94岁,是父母辈中最后一个离开的,辞世后和岳父合葬在龙凤山。因为我的父亲79年去世时,我正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读大二, 我按父亲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嘉陵江。20余年后母亲逝世,我和老太开车专程赴渝,找到北温泉那处江宽水碧父亲栖息的地方,把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后来,给岳父母扫墓,就一并遥祭我的父母了。
 
进公墓之前,老太按传统习惯买了鲜花和香烛纸钱。走到公墓大门,却看见今年推出的新规:“禁止焚烧花圈、冥币香烛……实行绿色环保祭祀”。
 
对这个规定我大力点赞。祭奠时燃鞭炮、烧纸钱,把一方天气搞得乌烟瘴气,搅得逝者、生者皆不得安宁。千年传统,实为陋习。点赞归点赞,但静悄悄祭奠完毕,离开时又感到遗憾,没点香烛,没烧纸钱,总觉得没有尽心尽意。心里这么想,嘴上自言自语地说,想写篇文章回忆岳母。“老百姓有啥好写的?”老太答道。“咋没有写的?你不是说妈妈是‘英雄母亲’么?”这话,岳母在世时,老太当面对她说过不止一次。“英雄母亲”一说似乎来自前苏联,指孩子生得多的母亲。上世纪50年代,政府曾大力提倡过。岳母当然没有当什么“英雄母亲”,但她生了8个儿女,全生产队第一,说她是“英雄母亲”并不为过。
 
实际上,岳母一共生了9个孩子。夭折的老八1960年出生,正遇上大饥荒。因为饿饭,岳母没有奶水哺乳。找不到牛奶,连米汤、糖水都没有。岳母想尽办法,也没能留住孩子。孩子当中,老太排行第五,当时8岁。那时,她也饿得走不动路,躺在板凳上直哭。看见刚出生不久的妹妹饿死,觉得自己也快活不成了。岳母90岁那年,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闲聊时谈到这事,她说:“要不是伙食团解散,恐怕真地活不成。三年自然灾害,队里饿死了好几个人呢!”岳母和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已经被习惯把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以为全国各地事先约好了似地,在59至61年间,连续三年同时发生自然灾害。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至今没见到正式说法。如今时过60年,虽然大饥荒起于大跃进、公社化、大食堂的因果关系已经明显,但显现的也只是脉络: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全国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创办公共食堂等上升到新的高度→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发,仍然要求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直到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才改变了每个生产队必须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 随后,维持了3年之久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饥荒才开始缓解。
 
岳母本是头脑灵光,有主见的人,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开办食堂之初,上面要求各家各户必须交出所有的粮食。干部和民兵一家家搜查,发现谁藏粮食,轻则批斗,重则抓走。在那种情况下,岳母都能想出办法藏粮,而且就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原来,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种叫“晒蓆”的农具,用来晾晒谷子、麦子等各种农产品,形状如同卧席,但尺寸比卧席大得多。不用时收起来,裹成圆筒放置。裹起的圆筒大约有一两尺宽,两人多高。因为晒蓆用竹篾编成,无论裹得多紧,中间都有一个圆筒状的空间。岳母的办法,就是用粮食把那个空间填满!因为家里人多,晒蓆也多,几床晒蓆里装了不少粮食。干部、民兵把坛坛罐罐,屋前屋后查了个遍,唯独对靠墙摆放的那排晒蓆视而不见。不是他们不想查,其实是没有想到要查,因为太见惯不惊了。
 
公社食堂没撑几天,粮食便无以为继。岳母藏下的粮食缓解了全家的饥饿,但谁也想不到,大饥荒这样的“自然灾害”会连续三年。没到老八出生,藏下的粮食早已添补殆尽。60年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生产队已经饿死好几个人。家里粒米无存,家家山穷水尽,岳母实在是一筹莫展了。61年底饥荒开始缓解,岳母生下第九个孩子。尽管粮食仍然紧缺,但已能设法找到。这个孩子主要是靠岳母用米粉养活的。
 
岳母用晒蓆藏粮的办法对付干部,还真枪实弹对付过窃贼。那是土改时期的事。窃贼光顾,大约是受岳母家高房大屋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户殷实人家。其实他们当时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是土改时分的小陈伯伯家的房子。那天夜里,岳父很晚没有回家。岳母听见外面有动静,看见院子里有朦胧的人影。家里只有她和几个熟睡的孩子。情急之下,想起岳父的枪还在家里。当时,岳父是“武装”,工作队发给一支老套筒,归他使用、保管。岳母取枪在手,拨拉几下,居然“砰”地开了一枪!爆响声后,一阵静寂。接着,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几个人慌慌张张朝田里跑去。从那之后,直到大饥荒爆发,岳母家再没有窃贼光顾过。
 
2011年岳母九十大寿。我和她开玩笑,说她1921年生,命硬。再活10年,到2021,长命百岁没问题。
 
“人命天定。随便哪年生,哪有不死的?哪里是想活好久就活好久哦。”岳母微笑着说。
 
时光易逝,岳母去世转眼已经5年。老人家生性豁达,享年94岁,高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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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显宁: 岳母

 
 图为1958年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成都会议”会场
 
也许天从人愿,猪年新岁天气大晴(左图为2019年大年初一初升的的朝阳)。一大早,太阳已经突破霾阵升在东方。因为天气晴好,汤圆也格外香甜。餐毕即驱车出发,前往龙凤山给岳母扫墓。
 
原以为,大年初一扫墓会很清静,毕竟大过年的,谁愿意和坟墓、死亡之类的事儿粘边?没料到,公墓大门停车场车早已没有了“立锥之地”。连大门下面的临时停车场进口,待停的汽车也开始排队。看来,观念更新的人实在不少呢,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里却在悄悄地进行。
 
选在大年初一扫墓并非刻意为之,主要是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大假扫尾时去扫墓,总是拥挤不堪。
 
岳母生于1921年8月,卒于2014年9月,享年94岁,是父母辈中最后一个离开的,辞世后和岳父合葬在龙凤山。因为我的父亲79年去世时,我正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读大二, 我按父亲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嘉陵江。20余年后母亲逝世,我和老太开车专程赴渝,找到北温泉那处江宽水碧父亲栖息的地方,把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后来,给岳父母扫墓,就一并遥祭我的父母了。
 
进公墓之前,老太按传统习惯买了鲜花和香烛纸钱。走到公墓大门,却看见今年推出的新规:“禁止焚烧花圈、冥币香烛……实行绿色环保祭祀”。
 
对这个规定我大力点赞。祭奠时燃鞭炮、烧纸钱,把一方天气搞得乌烟瘴气,搅得逝者、生者皆不得安宁。千年传统,实为陋习。点赞归点赞,但静悄悄祭奠完毕,离开时又感到遗憾,没点香烛,没烧纸钱,总觉得没有尽心尽意。心里这么想,嘴上自言自语地说,想写篇文章回忆岳母。“老百姓有啥好写的?”老太答道。“咋没有写的?你不是说妈妈是‘英雄母亲’么?”这话,岳母在世时,老太当面对她说过不止一次。“英雄母亲”一说似乎来自前苏联,指孩子生得多的母亲。上世纪50年代,政府曾大力提倡过。岳母当然没有当什么“英雄母亲”,但她生了8个儿女,全生产队第一,说她是“英雄母亲”并不为过。
 
实际上,岳母一共生了9个孩子。夭折的老八1960年出生,正遇上大饥荒。因为饿饭,岳母没有奶水哺乳。找不到牛奶,连米汤、糖水都没有。岳母想尽办法,也没能留住孩子。孩子当中,老太排行第五,当时8岁。那时,她也饿得走不动路,躺在板凳上直哭。看见刚出生不久的妹妹饿死,觉得自己也快活不成了。岳母90岁那年,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闲聊时谈到这事,她说:“要不是伙食团解散,恐怕真地活不成。三年自然灾害,队里饿死了好几个人呢!”岳母和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已经被习惯把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以为全国各地事先约好了似地,在59至61年间,连续三年同时发生自然灾害。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至今没见到正式说法。如今时过60年,虽然大饥荒起于大跃进、公社化、大食堂的因果关系已经明显,但显现的也只是脉络: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全国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创办公共食堂等上升到新的高度→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发,仍然要求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直到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才改变了每个生产队必须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 随后,维持了3年之久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饥荒才开始缓解。
 
岳母本是头脑灵光,有主见的人,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开办食堂之初,上面要求各家各户必须交出所有的粮食。干部和民兵一家家搜查,发现谁藏粮食,轻则批斗,重则抓走。在那种情况下,岳母都能想出办法藏粮,而且就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原来,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种叫“晒蓆”的农具,用来晾晒谷子、麦子等各种农产品,形状如同卧席,但尺寸比卧席大得多。不用时收起来,裹成圆筒放置。裹起的圆筒大约有一两尺宽,两人多高。因为晒蓆用竹篾编成,无论裹得多紧,中间都有一个圆筒状的空间。岳母的办法,就是用粮食把那个空间填满!因为家里人多,晒蓆也多,几床晒蓆里装了不少粮食。干部、民兵把坛坛罐罐,屋前屋后查了个遍,唯独对靠墙摆放的那排晒蓆视而不见。不是他们不想查,其实是没有想到要查,因为太见惯不惊了。
 
公社食堂没撑几天,粮食便无以为继。岳母藏下的粮食缓解了全家的饥饿,但谁也想不到,大饥荒这样的“自然灾害”会连续三年。没到老八出生,藏下的粮食早已添补殆尽。60年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生产队已经饿死好几个人。家里粒米无存,家家山穷水尽,岳母实在是一筹莫展了。61年底饥荒开始缓解,岳母生下第九个孩子。尽管粮食仍然紧缺,但已能设法找到。这个孩子主要是靠岳母用米粉养活的。
 
岳母用晒蓆藏粮的办法对付干部,还真枪实弹对付过窃贼。那是土改时期的事。窃贼光顾,大约是受岳母家高房大屋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户殷实人家。其实他们当时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是土改时分的小陈伯伯家的房子。那天夜里,岳父很晚没有回家。岳母听见外面有动静,看见院子里有朦胧的人影。家里只有她和几个熟睡的孩子。情急之下,想起岳父的枪还在家里。当时,岳父是“武装”,工作队发给一支老套筒,归他使用、保管。岳母取枪在手,拨拉几下,居然“砰”地开了一枪!爆响声后,一阵静寂。接着,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几个人慌慌张张朝田里跑去。从那之后,直到大饥荒爆发,岳母家再没有窃贼光顾过。
 
2011年岳母九十大寿。我和她开玩笑,说她1921年生,命硬。再活10年,到2021,长命百岁没问题。
 
“人命天定。随便哪年生,哪有不死的?哪里是想活好久就活好久哦。”岳母微笑着说。
 
时光易逝,岳母去世转眼已经5年。老人家生性豁达,享年94岁,高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