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这个己亥新年过得相当不寻常。

 

2月6日大年初二下午4点20分，我的正直、达观和坚强的老母亲在常熟仙逝，享年103岁。我和章虹于7日傍晚赶到家乡，与弟妹、侄子女们一起为她办理后事。7日子夜至8日凌晨，常熟漫天飞雪，城廓山野皆白。

 

10天之后的2月16日上午，我在赶往苏州北高铁站准备回京的路上，得悉“保持了独立的头脑，宣讲常识的、有着真性情的”李锐老驾鹤西去，享年102岁。17日夜，北京四处飘絮，六环内外俱素。

 

2月9日大年初五中午，我和亲友们在常熟市殡仪馆送别了老母亲。随之登临一片白茫茫的虞山公墓，在青松翠柏之下，安葬了她的骨灰。2月20日上午，我因故未去八宝山殡仪馆见李锐老最后一面。现在，就让我以这篇小文，遥送已然坦荡远行的老先生吧。

 

关于李锐老，我首先要提他那本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庐山会议实录》。大约26年前，我读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当时，我因振聋发聩而捧读恨晚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庐山会议上一幕幕迷信驱逐理性、媚骨羞辱风骨、“大局”霸凌公道、指鹿为马取代实事求是、落井下石压倒仗义执言的历史真相，从此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

 

关于李锐老，我最想说的，是他对人类近现代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宪政的认同、褒扬和呼唤。2005年4月，李锐老为自己的米寿即88岁诞辰作了两首诗。一首七律的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2005年5月17日，他在香港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最新增订版）》的代序中说：中国“现在仍是有宪法而无宪政；仍是没有最为关键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连《庐山会议实录》这样的书都要封杀，似不仅要封杀我这个人，而是要封杀历史了”。在上述代序的最后，李锐老掷地有声地表态道：“为了继承和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建立一个真正实施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我的嘴巴和笔头是决不愿被‘严格控制’的。”

 

要宪政，就是不要专政；就是要对一党专政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从这一点上来说，李锐老这位身在体制内、心在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已经和身心俱在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极为一致了。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一点，2月16日溘然长逝的李锐老实难瞑目，也实难安息。因为碰巧也是在这一天，所谓《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那篇讲话亮明和重申了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九号文件的核心主旨：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路子。

 

不让宪政开张，能算“求是”么？不，根本不能算。不仅不能算，还恰恰是反“求是”之道而行之。在我看来，“求是”，乃是求宪政、反专制、反专政。无论是在地球的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个道理都是对的，都是硬的。无论是在1898年的清末，在1919年的五四，还是在2019年的当下，这个道理都是对的，都是硬的。在不少人眼里，中国宪政路之难，似乎难于上青天。但是，君不见台湾的中国人已于30来年前率先凿破坚冰，成功实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划时代宪政转型，那么，中国大陆的宪政，又岂会被永远阻隔、始终停留在李锐老的“立言”阶段呢？我相信，告慰李锐老在天之灵的宪政大开张那一天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体现，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锐老与世长辞后的这些天里，我忍不住时不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家在首师大，李锐老就住在木樨地，相隔不过数公里之遥，我怎么会竟一次都没造访过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见一见敢说真话的李锐老呢？因写作《毛泽东执政春秋》与李锐老过从甚密的单少杰，对李锐老做口述往事的丁东和崔卫平，与我都很相熟，找他们领一领，带一带，不就可以去了吗？但是，我就是未能成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我无从通过查探自己的日记来消弭心中的困惑。因为我的日记，是写完一本就要坚壁清野一本的。

 

不过，在李锐老生前，我还是有缘与他见过一面。那是2010年5月10日的上午，朱厚泽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举行之前，我陪同许良英先生到了北京医院告别厅门外，与先期到达的李锐老当面打了招呼——在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若有所思地朝我点头示意。

 

与百岁人瑞仅有一面之交的事实表明，我与李锐老这位秦城校友和学长不能算是相识，只能算是遥识。但是，遥识并不妨碍心通。“宪政大开张”的政治主张，就是我俩最重要的心通之处；也是我在遥送李锐老时，心中唯此为大之事。

 

（自由亚洲电台2月26日播出）

 

 

对我来说，这个己亥新年过得相当不寻常。

 

2月6日大年初二下午4点20分，我的正直、达观和坚强的老母亲在常熟仙逝，享年103岁。我和章虹于7日傍晚赶到家乡，与弟妹、侄子女们一起为她办理后事。7日子夜至8日凌晨，常熟漫天飞雪，城廓山野皆白。

 

10天之后的2月16日上午，我在赶往苏州北高铁站准备回京的路上，得悉“保持了独立的头脑，宣讲常识的、有着真性情的”李锐老驾鹤西去，享年102岁。17日夜，北京四处飘絮，六环内外俱素。

 

2月9日大年初五中午，我和亲友们在常熟市殡仪馆送别了老母亲。随之登临一片白茫茫的虞山公墓，在青松翠柏之下，安葬了她的骨灰。2月20日上午，我因故未去八宝山殡仪馆见李锐老最后一面。现在，就让我以这篇小文，遥送已然坦荡远行的老先生吧。

 

关于李锐老，我首先要提他那本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庐山会议实录》。大约26年前，我读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当时，我因振聋发聩而捧读恨晚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庐山会议上一幕幕迷信驱逐理性、媚骨羞辱风骨、“大局”霸凌公道、指鹿为马取代实事求是、落井下石压倒仗义执言的历史真相，从此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

 

关于李锐老，我最想说的，是他对人类近现代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宪政的认同、褒扬和呼唤。2005年4月，李锐老为自己的米寿即88岁诞辰作了两首诗。一首七律的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2005年5月17日，他在香港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最新增订版）》的代序中说：中国“现在仍是有宪法而无宪政；仍是没有最为关键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连《庐山会议实录》这样的书都要封杀，似不仅要封杀我这个人，而是要封杀历史了”。在上述代序的最后，李锐老掷地有声地表态道：“为了继承和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建立一个真正实施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我的嘴巴和笔头是决不愿被‘严格控制’的。”

 

要宪政，就是不要专政；就是要对一党专政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从这一点上来说，李锐老这位身在体制内、心在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已经和身心俱在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极为一致了。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一点，2月16日溘然长逝的李锐老实难瞑目，也实难安息。因为碰巧也是在这一天，所谓《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那篇讲话亮明和重申了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九号文件的核心主旨：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路子。

 

不让宪政开张，能算“求是”么？不，根本不能算。不仅不能算，还恰恰是反“求是”之道而行之。在我看来，“求是”，乃是求宪政、反专制、反专政。无论是在地球的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个道理都是对的，都是硬的。无论是在1898年的清末，在1919年的五四，还是在2019年的当下，这个道理都是对的，都是硬的。在不少人眼里，中国宪政路之难，似乎难于上青天。但是，君不见台湾的中国人已于30来年前率先凿破坚冰，成功实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划时代宪政转型，那么，中国大陆的宪政，又岂会被永远阻隔、始终停留在李锐老的“立言”阶段呢？我相信，告慰李锐老在天之灵的宪政大开张那一天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体现，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锐老与世长辞后的这些天里，我忍不住时不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家在首师大，李锐老就住在木樨地，相隔不过数公里之遥，我怎么会竟一次都没造访过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见一见敢说真话的李锐老呢？因写作《毛泽东执政春秋》与李锐老过从甚密的单少杰，对李锐老做口述往事的丁东和崔卫平，与我都很相熟，找他们领一领，带一带，不就可以去了吗？但是，我就是未能成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我无从通过查探自己的日记来消弭心中的困惑。因为我的日记，是写完一本就要坚壁清野一本的。

 

不过，在李锐老生前，我还是有缘与他见过一面。那是2010年5月10日的上午，朱厚泽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举行之前，我陪同许良英先生到了北京医院告别厅门外，与先期到达的李锐老当面打了招呼——在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若有所思地朝我点头示意。

 

与百岁人瑞仅有一面之交的事实表明，我与李锐老这位秦城校友和学长不能算是相识，只能算是遥识。但是，遥识并不妨碍心通。“宪政大开张”的政治主张，就是我俩最重要的心通之处；也是我在遥送李锐老时，心中唯此为大之事。

 

（自由亚洲电台2月26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