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刚发生时，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政府不仅不告知市民采取防护措施，反而掩盖真相，却说网友造谣，对8名网友采取了行政拘留处罚，疫情大规模蔓延，政府又粗暴的采取堵路封城。曾经多次发生过就像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事情，人祸加重天灾。政府的失职造成的“人祸”却要人民来承受，时至今日也没有听到、看到有哪位部级、国级官员引咎辞职（因断网，这篇拙文还没来得及发出，已得知湖北省某些官员已停职，不知又会调到哪里继续任职、尸位素餐？）令人愤慨和悲哀……相关疫情的报道和评论，网上已有许许多多，我就不再浪费口水。就8名网友因爆料疫情而遭受行政拘留处罚，我想聊聊关于说话的权利。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许多法律工作者对我说：中国的所有法律中最没有用的就是《宪法》，中国的《宪法》就是个摆设，千万不要当真。我听着很纳闷，《宪法》是母法，是根本大法，既然政府诸多部门都在违宪、践踏《宪法》，还谈什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空话。法治不过只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法治呢呢？哈耶克明确地认为：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法治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及其领导人遵守法律，也就是说，法治首先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所约束，这才是“法治”。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任何政府都会撒谎，欺骗，愚弄民众。若没有舆论的监督，政府的违法行为会更加猖狂，有恃无恐，任意妄为。因此，必须要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而中国的舆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都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民间媒体没有生长空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人民没有话语权、监督权、知情权的畸形社会。在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国度里，其他权利就没有保障，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权利都只是空中楼阁，更不要谈什么民主。一个良序的社会，首先就要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一个民主政权是要以平等的政治、思想、良心、言论自由等最基本的自由为先决条件。

俗话说：挂羊头，卖狗肉。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说过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执政为民等一些好听的话，实行却是另一回事。不停的画大饼，能拖就拖，能赖就赖。它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人民用血汗养活了它们，却说它们养活了人民。残酷榨取人民的血汗，压迫、奴役人民，却说是服务于人民。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却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统治者用枪杆子、笔杆子、秤杆子，镇压、欺骗、剥削人民，人民没有话语权，无法了解真相，一代代的延续，被“改造”成了广大的愚民和脑残，这是统治者需要达到的效果。走出家门，穿过大街小巷，走进公园广场，到处都挂满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羊头。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政客、骗子们最害怕人们揭穿它们的谎言，上网浏览，天天都看到网友因说话被删帖、封号、封群、喝茶、拘留、判刑。贺卫方有感而发：“微信被封，不是耻辱，而是荣耀！没被封过的微信，只能证明没有传播过真知、真相和真理！没有揭穿过假、大、空、恶！”“一个连微信号都保不住的国度，试问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从土地、房子、存款、甚至是圈里的猪、山上的牛、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再到现在的一个微信账号……”

高压之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更大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国度，说真话、实话、良心话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给人民嘴上贴上胶带，其结果只能是道路以目。多年以来，我们在能表达我们意愿的地方我们尽了我们能尽的最大努力，我们因言获罪，换来牢狱之灾，法治的腐败造成了人民的深重苦难。我曾问国保：你知道你们这样对待我都是违法的吗？国保说：我知道是违法的，对你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我说：为了保住你的这份工作，你知道上级的指示是违法的你也执行？你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你才被迫这样做，我所争取的权利是不是也是为你的亲人和后代而争取？将来，你的后代会因你而感到耻辱……

长期在信息封闭的环境里，思维判断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在狱中，看央视新闻：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2020年，全民进入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全国人民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想：盼星星盼月亮，早也盼晚也盼，总算苦尽甘来，赶上了好时代。出狱后发现，现实与央视新闻报道完全是天壤之别，差距太远。我仍然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朝不保夕的日子，很可耻的拖着“全民小康”的后腿，在贫困中挣扎。官媒仍然指鹿为马、坚定不移的无耻的说着假话、大话、空话，我在网上说几句真话、实话、良心话，要么被封号要么被传唤，哪是什么好时代，而是让我感到恐惧的时代，难怪狱警对我说她们现在都不敢说话了。

1965年，我出生在湖北丹江口，父亲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者，我兄弟姐妹四人都在工地上出生。1973年，父亲工作调动，参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来到了湖北宜昌，有一天，我的大伯从安徽寿县来到宜昌看我们。大伯感叹道：乖乖的，俺又来到这个地方了。我很好奇：大伯，你什么时候来过这里呀？大伯说：俺以前在这里干仗，打小鬼子。我兴奋的问道：大伯，你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呀？大伯说：都不是，俺们是国军。我很失望也很生气：老师说国民党不抗日，专门祸害老百姓。大伯很严肃的说：胡说，俺们在宜昌，在当阳，在老河口一直都在打小鬼子，使用的是冲锋枪，全是美式装备，俺们有个团的弟兄们被小鬼子包围了，俘虏了，全都扔进石灰窑里活埋了，俺们只能隔远看着，也救不了。

父亲和大伯拉家常，我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就像听故事一样认真听着……

1958年，我的姑妈，在我们“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活活饿死；父亲想让母亲和姐姐吃得饱一点，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她们，扛回一大麻袋萝卜，自己啃着萝卜充饥；镇压反革命，有许多人死的很冤枉，杀反革命分子有任务指标，是按人口比例来杀；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许多地主、土豪这些万恶的剥削阶级，很勤俭、很善良、很有人情味儿；父亲和母亲都是贫苦出生，中共党员，文革开始，父母都挨了批斗，父亲进了学习班。听到这些，彻底颠覆了我在课本里学到的知识。父亲对我说：你听到的这些，可千万别到外面讲，说出去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

父亲是单位里的干部，常带回一些内部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万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比苏联、朝鲜、古巴、中国这些“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的要好很多，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曾问我是谁启蒙了我，走上了追求自由的路？我回答：是我的父母和大伯启蒙了我，让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我的女儿出生在1989年，十多年前的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我出生的那一年，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死了很多的学生啊？我说：是的。我从客厅走进卧室，打开写字台的柜门，找到2007年我去香港参加“支联会”主办的纪念“六四”游行活动带回来的资料，回到客厅，递给她：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和文字叙述，你看一看吧！

2007年，当局对我解除了“边控”，第一次去了香港，拜访“支联会”“中国人权”“中国劳工通讯”等机构负责人。6月4日，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到中环，到港府。我举着牌子走在纪念“六四”游行的队伍中，慷慨激昂喊着口号，看到路边许多像是中国大陆的面孔的游客们激动的热泪盈眶，都在不停的抢着拍照，我心潮澎湃，禁不住泪水涌出。我的身边是杨森博士，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我问：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能够像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达到吗？他神情凝重的叹息道：我看，很难啊！……

1949年至今，当局一直“创作”历史，掩盖许多历史真相，压制不同的声音，对反对的声音更是毫不手软。七十多年的言论管制，不知有多少人因说话被投进牢笼？有多少人因说话被夺去生命？压制了反对的声音，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的强取豪夺、贪赃枉法。权贵们的狂妄与贪婪，导致当下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问题日趋严重。所有的问题都源于制度，终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身边的许多人对于香港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台湾人民热情参加投票选举不理解，他们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我说：是的，民主是不能直接当饭吃，没有民主，你手中没有选票，它们想给你吃什么你就只能吃什么，它们可以给你吃也可以不给你吃，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人对我说：你遭受这么大的打击，付出这么多的牺牲，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你可能只是别人的垫脚石。我说：是的，你说的对呀！我就是铺路石，我非常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了解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所以，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就是铺路的一粒沙子，一颗小石子，我非常愿意别人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我追随着甘地的脚踪，坚信非暴力公民运动一定能让中国改变得更加自由美好，纵然，艰难、坎坷……想起徐琳写给李旺阳的一首歌：“此生别无所求，只为民主自由，纵然千难万险，砍头也不回头。”自由、民主是我一生中最热切的盼望、最热烈的追求，在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对我已不重要。参与其中，不枉此生，我无怨无悔……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01.28

 

疫情刚发生时，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政府不仅不告知市民采取防护措施，反而掩盖真相，却说网友造谣，对8名网友采取了行政拘留处罚，疫情大规模蔓延，政府又粗暴的采取堵路封城。曾经多次发生过就像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事情，人祸加重天灾。政府的失职造成的“人祸”却要人民来承受，时至今日也没有听到、看到有哪位部级、国级官员引咎辞职（因断网，这篇拙文还没来得及发出，已得知湖北省某些官员已停职，不知又会调到哪里继续任职、尸位素餐？）令人愤慨和悲哀……相关疫情的报道和评论，网上已有许许多多，我就不再浪费口水。就8名网友因爆料疫情而遭受行政拘留处罚，我想聊聊关于说话的权利。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许多法律工作者对我说：中国的所有法律中最没有用的就是《宪法》，中国的《宪法》就是个摆设，千万不要当真。我听着很纳闷，《宪法》是母法，是根本大法，既然政府诸多部门都在违宪、践踏《宪法》，还谈什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空话。法治不过只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法治呢呢？哈耶克明确地认为：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法治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及其领导人遵守法律，也就是说，法治首先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所约束，这才是“法治”。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任何政府都会撒谎，欺骗，愚弄民众。若没有舆论的监督，政府的违法行为会更加猖狂，有恃无恐，任意妄为。因此，必须要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而中国的舆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都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民间媒体没有生长空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人民没有话语权、监督权、知情权的畸形社会。在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国度里，其他权利就没有保障，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权利都只是空中楼阁，更不要谈什么民主。一个良序的社会，首先就要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一个民主政权是要以平等的政治、思想、良心、言论自由等最基本的自由为先决条件。

俗话说：挂羊头，卖狗肉。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说过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执政为民等一些好听的话，实行却是另一回事。不停的画大饼，能拖就拖，能赖就赖。它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人民用血汗养活了它们，却说它们养活了人民。残酷榨取人民的血汗，压迫、奴役人民，却说是服务于人民。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却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统治者用枪杆子、笔杆子、秤杆子，镇压、欺骗、剥削人民，人民没有话语权，无法了解真相，一代代的延续，被“改造”成了广大的愚民和脑残，这是统治者需要达到的效果。走出家门，穿过大街小巷，走进公园广场，到处都挂满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羊头。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政客、骗子们最害怕人们揭穿它们的谎言，上网浏览，天天都看到网友因说话被删帖、封号、封群、喝茶、拘留、判刑。贺卫方有感而发：“微信被封，不是耻辱，而是荣耀！没被封过的微信，只能证明没有传播过真知、真相和真理！没有揭穿过假、大、空、恶！”“一个连微信号都保不住的国度，试问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从土地、房子、存款、甚至是圈里的猪、山上的牛、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再到现在的一个微信账号……”

高压之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更大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国度，说真话、实话、良心话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给人民嘴上贴上胶带，其结果只能是道路以目。多年以来，我们在能表达我们意愿的地方我们尽了我们能尽的最大努力，我们因言获罪，换来牢狱之灾，法治的腐败造成了人民的深重苦难。我曾问国保：你知道你们这样对待我都是违法的吗？国保说：我知道是违法的，对你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我说：为了保住你的这份工作，你知道上级的指示是违法的你也执行？你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你才被迫这样做，我所争取的权利是不是也是为你的亲人和后代而争取？将来，你的后代会因你而感到耻辱……

长期在信息封闭的环境里，思维判断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在狱中，看央视新闻：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2020年，全民进入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全国人民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想：盼星星盼月亮，早也盼晚也盼，总算苦尽甘来，赶上了好时代。出狱后发现，现实与央视新闻报道完全是天壤之别，差距太远。我仍然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朝不保夕的日子，很可耻的拖着“全民小康”的后腿，在贫困中挣扎。官媒仍然指鹿为马、坚定不移的无耻的说着假话、大话、空话，我在网上说几句真话、实话、良心话，要么被封号要么被传唤，哪是什么好时代，而是让我感到恐惧的时代，难怪狱警对我说她们现在都不敢说话了。

1965年，我出生在湖北丹江口，父亲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者，我兄弟姐妹四人都在工地上出生。1973年，父亲工作调动，参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来到了湖北宜昌，有一天，我的大伯从安徽寿县来到宜昌看我们。大伯感叹道：乖乖的，俺又来到这个地方了。我很好奇：大伯，你什么时候来过这里呀？大伯说：俺以前在这里干仗，打小鬼子。我兴奋的问道：大伯，你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呀？大伯说：都不是，俺们是国军。我很失望也很生气：老师说国民党不抗日，专门祸害老百姓。大伯很严肃的说：胡说，俺们在宜昌，在当阳，在老河口一直都在打小鬼子，使用的是冲锋枪，全是美式装备，俺们有个团的弟兄们被小鬼子包围了，俘虏了，全都扔进石灰窑里活埋了，俺们只能隔远看着，也救不了。

父亲和大伯拉家常，我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就像听故事一样认真听着……

1958年，我的姑妈，在我们“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活活饿死；父亲想让母亲和姐姐吃得饱一点，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她们，扛回一大麻袋萝卜，自己啃着萝卜充饥；镇压反革命，有许多人死的很冤枉，杀反革命分子有任务指标，是按人口比例来杀；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许多地主、土豪这些万恶的剥削阶级，很勤俭、很善良、很有人情味儿；父亲和母亲都是贫苦出生，中共党员，文革开始，父母都挨了批斗，父亲进了学习班。听到这些，彻底颠覆了我在课本里学到的知识。父亲对我说：你听到的这些，可千万别到外面讲，说出去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

父亲是单位里的干部，常带回一些内部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万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比苏联、朝鲜、古巴、中国这些“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的要好很多，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曾问我是谁启蒙了我，走上了追求自由的路？我回答：是我的父母和大伯启蒙了我，让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我的女儿出生在1989年，十多年前的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我出生的那一年，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死了很多的学生啊？我说：是的。我从客厅走进卧室，打开写字台的柜门，找到2007年我去香港参加“支联会”主办的纪念“六四”游行活动带回来的资料，回到客厅，递给她：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和文字叙述，你看一看吧！

2007年，当局对我解除了“边控”，第一次去了香港，拜访“支联会”“中国人权”“中国劳工通讯”等机构负责人。6月4日，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到中环，到港府。我举着牌子走在纪念“六四”游行的队伍中，慷慨激昂喊着口号，看到路边许多像是中国大陆的面孔的游客们激动的热泪盈眶，都在不停的抢着拍照，我心潮澎湃，禁不住泪水涌出。我的身边是杨森博士，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我问：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能够像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达到吗？他神情凝重的叹息道：我看，很难啊！……

1949年至今，当局一直“创作”历史，掩盖许多历史真相，压制不同的声音，对反对的声音更是毫不手软。七十多年的言论管制，不知有多少人因说话被投进牢笼？有多少人因说话被夺去生命？压制了反对的声音，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的强取豪夺、贪赃枉法。权贵们的狂妄与贪婪，导致当下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问题日趋严重。所有的问题都源于制度，终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身边的许多人对于香港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台湾人民热情参加投票选举不理解，他们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我说：是的，民主是不能直接当饭吃，没有民主，你手中没有选票，它们想给你吃什么你就只能吃什么，它们可以给你吃也可以不给你吃，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人对我说：你遭受这么大的打击，付出这么多的牺牲，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你可能只是别人的垫脚石。我说：是的，你说的对呀！我就是铺路石，我非常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了解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所以，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就是铺路的一粒沙子，一颗小石子，我非常愿意别人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我追随着甘地的脚踪，坚信非暴力公民运动一定能让中国改变得更加自由美好，纵然，艰难、坎坷……想起徐琳写给李旺阳的一首歌：“此生别无所求，只为民主自由，纵然千难万险，砍头也不回头。”自由、民主是我一生中最热切的盼望、最热烈的追求，在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对我已不重要。参与其中，不枉此生，我无怨无悔……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