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尤其厌烦文字工作，在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时，需要对工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进行控制，外业要到现场检查和验收工作，内业要写监理日志、监理指令、监理通知、周报、月报、季度小结、年终总结等文字工作。对于内业，我时常是拿来别人的照葫芦画瓢了事。我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拿来主义者，苦思冥想太累了，觉得别人的东西好，拿来用就是了，没想过要提升自己。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样将别人的思想化为行动、理论付诸实践。我喜欢线下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的践行者。二十多年来，我投入到人权活动之中，述而不作，基本没写过自己的东西，大多是鹦鹉学舌做个信息搬运工而已，虽不名一文，却也心安理得，安于现状。现在，我被迫流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不便行走，待在住所里无所事事，写点东西吧！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还可打发时间。

一个月前的星期天，离开家乡的那天晚上，朋友们来到我家吃饭、聊天，朋友们说很久没在一起聚了，约好下一周的星期天去右岸（江南）的农家乐，在一起吃吃饭，唱唱歌，算是提前吃顿团年饭。当晚，我很开心，送走了朋友们，上网搜索有哪些适合我唱的歌，爱人说：就唱《酒醉的蝴蝶》吧！现在很流行。我说好，反复播放，跟唱。看了看发来的信息，当局正在大肆抓捕厦门聚会人员，我不得不在当晚离开家乡。我虽毫不心虚，理直气壮，但，当局滥用职权、违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已成常态，既不讲理也不讲法，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自己遭受无辜的伤害。就像孤身一人遇到一伙穷凶极恶的劫匪，寡不敌众，逃离是无奈的选择。

二十多年前，我想：我们不缺乏思想与理论，缺乏的是行动与实践。如何才能循序渐进地把思想理论落实到行动实践之中。做过了一些尝试，获得的是铁窗镣铐。当下的恐怖让人们胆战心寒，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前方的路还要继续走，路在何方？经常听到有公民叹息：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哪还有什么空间啊？我也有些沮丧，陡然，想起七十多年前爱沙尼亚的“森林弟兄”，想起早期基督徒拒绝服从罗马帝国宗教惯例。

爱沙尼亚，是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国，1945年，3万多年轻男男女女，潜入深山密林，挖战壕藏身，为自由而战，死守森林，不计代价反抗苏联共产主义恐怖统治，这些英勇顽强的年轻男女被人们称为“森林弟兄”，1978年，最后一个“森林弟兄”被捕，一直坚持抵抗了33年。罗马帝国天主教曾将基督教定性为异端邪教，基督徒遭到残酷的逼迫，当时，被抓住的基督徒只要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就可以免于被酷刑处死，然而，被捕的基督徒却依然坚定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想到这些，我胸中涌起一股热流……

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受到侮辱、体罚、虐待和酷刑，患上一些慢性病，身体的疼痛让我不堪忍受，至今这些病痛仍然伴随着我，此时此刻，腰椎、膝关节和两侧髋骨的疼痛折磨着我，坐立不安，每晚疼痛的难以入睡，神经衰弱导致的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让我苦不堪言。我不停的祷告，肉体的痛苦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但，添加给我的力量让我能够承受。在看守所和监狱遭受折磨让我软弱的时候，我不停的祷告，唱赞美诗，《主祷文》《生命的河》《宣教的中国》，我最爱唱的一首赞美诗是《宣教的中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是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一次闲聊，朋友说：我很悲观，中国要实现民主，至少还需要二十年时间，甚至五十年。其实，我们都是奴隶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听话、服从才活了下来。有愿意被奴役的人民才有奴役人民的政府，大多数中国人对实行民主不感兴趣，不关心什么民主不民主，都是些脑残傻X，二十年内，看不到希望的。我说：当局也说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实行民主还不符合国情。脑残是谁造成的？新闻媒体和教科书上尽是谎言，不断的洗脑，网络筑起防火墙，互联网成了局域网，无法了解真实的世界，当然脑残多了，开放互联网，废除新闻审查，允许人民说真话，允许民间办电台、电视台，脑残自然就少了。他很不服气的说：那我们是怎么能够了解到的真相？我们是怎么学会的翻墙？要想了解总是有办法可以解决，还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翻墙，不愿意了解，只知道吃喝，都是些猪。开放互联网会要了党国的命，党国怎么可能答应。如果可以出去，你还是趁早离开这里，能出去就出去。我俩争的面红耳赤，谁都不服，不了了之。在此之前，也有好几位朋友劝我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说这个国家一时难以改变，为了自己和家人少受苦受罪，还是早些离开吧！

确实，当下，活着，艰辛、压抑、郁闷、焦虑、痛苦、恐惧。政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越演愈烈，虽然这个政府不是我选的，却是要我花钱养的，我有监督、批评的权利。但，很悲哀，很无奈，在这个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国度里，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如何才能捍卫公民权利？无数人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惨重代价。看到公民权利遭受侵害，我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它们究竟要将“中国”这部列车驶向何方？做为车上乘客，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固然总体上是非常坎坷、艰难、漫长的路。吉恩·夏普博士说：“独裁者们并非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强大，人民也绝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弱小。”放眼全球，人类文明的步伐阔步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螳臂挡车，必将自取灭亡。

毛泽东称为“伟大慈父”的斯大林说：“死亡解决一切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令人恐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近四百万人被镇压“清洗”掉。中共以苏联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今，“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维稳”，平常稀松的一件事可以无限放大，再放大，搞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以把吃饭、聊天拔高到极高的政治高度，一帮喜欢聊天吹牛的网友去了趟厦门聚会、旅游，就成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聊聊天吹吹牛就把一个强大的政权吹垮了？难道红色江山就这么的脆弱？难道“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怎么也没能想明白“人民政权”的铁拳为什么对这次厦门聚会砸的这么厉害？

在我软弱、失望的时候，我也曾想离开这个国家，逃离这个国家。看到它们把我的家园糟蹋成这样，我实在是心有不甘。我的脚下这块我生长的土地就是我的战场，我不能把我的家园让给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当下，恐怖弥漫，我被迫离开家乡，漂泊流浪。走过城市，走过村庄，我鼓励着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我是慈爱的天父耶和华的孩子，上帝与我同在，祂是我的盾牌，祂是我的避难所，祂必让我不遭受伤害，刚强壮胆，我要坚守在这块土地上。

出狱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受到当局的阻挠和骚扰。分别扣押了我的四台手机和一台电脑等物品（六年前扣押的三台电脑、手机、手表等物品，出狱后多次要求当局归还也没有结果）被喝茶、传唤、旅游、软禁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严重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我是基督徒，在家里办查经班，受到阻挠而不得不放弃。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我联系了独立制片人，拍摄失独家庭的纪录片受到阻挠而搁置。为了谋生，合伙开办私人会所及宜昌抗战、慰安妇纪念馆遭阻挠，雨棚、楼梯被强拆而停止了施工。我和爱人去保定大午集团参观学习，在途中被拦截带回了宜昌。去东莞参加商学院培训，却被强制带到了重庆。做个贩夫走卒，去外地推销宜昌土特产品又被从福州强制带回。我的处境如同一直被警察骚扰却投诉无门而自焚的突尼斯蔬果小贩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待在家中，每周都有不速之客来访。每逢敏感日子，人身自由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如今，去了趟厦门旅游、聚会，广交朋友，推销特产，又被逼迫的四处流浪。

明天，将会有怎样的逼迫和苦难？我将如何面对？孙大午曾这样说：“我还是我，我就是我，以前经受的苦难，再经受一遍又何妨？”，我背起行囊，踩着脚下的路，遥望着远方，我在心中默默的唱：“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是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01.30

 

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尤其厌烦文字工作，在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时，需要对工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进行控制，外业要到现场检查和验收工作，内业要写监理日志、监理指令、监理通知、周报、月报、季度小结、年终总结等文字工作。对于内业，我时常是拿来别人的照葫芦画瓢了事。我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拿来主义者，苦思冥想太累了，觉得别人的东西好，拿来用就是了，没想过要提升自己。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样将别人的思想化为行动、理论付诸实践。我喜欢线下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的践行者。二十多年来，我投入到人权活动之中，述而不作，基本没写过自己的东西，大多是鹦鹉学舌做个信息搬运工而已，虽不名一文，却也心安理得，安于现状。现在，我被迫流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不便行走，待在住所里无所事事，写点东西吧！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还可打发时间。

一个月前的星期天，离开家乡的那天晚上，朋友们来到我家吃饭、聊天，朋友们说很久没在一起聚了，约好下一周的星期天去右岸（江南）的农家乐，在一起吃吃饭，唱唱歌，算是提前吃顿团年饭。当晚，我很开心，送走了朋友们，上网搜索有哪些适合我唱的歌，爱人说：就唱《酒醉的蝴蝶》吧！现在很流行。我说好，反复播放，跟唱。看了看发来的信息，当局正在大肆抓捕厦门聚会人员，我不得不在当晚离开家乡。我虽毫不心虚，理直气壮，但，当局滥用职权、违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已成常态，既不讲理也不讲法，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自己遭受无辜的伤害。就像孤身一人遇到一伙穷凶极恶的劫匪，寡不敌众，逃离是无奈的选择。

二十多年前，我想：我们不缺乏思想与理论，缺乏的是行动与实践。如何才能循序渐进地把思想理论落实到行动实践之中。做过了一些尝试，获得的是铁窗镣铐。当下的恐怖让人们胆战心寒，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前方的路还要继续走，路在何方？经常听到有公民叹息：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哪还有什么空间啊？我也有些沮丧，陡然，想起七十多年前爱沙尼亚的“森林弟兄”，想起早期基督徒拒绝服从罗马帝国宗教惯例。

爱沙尼亚，是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国，1945年，3万多年轻男男女女，潜入深山密林，挖战壕藏身，为自由而战，死守森林，不计代价反抗苏联共产主义恐怖统治，这些英勇顽强的年轻男女被人们称为“森林弟兄”，1978年，最后一个“森林弟兄”被捕，一直坚持抵抗了33年。罗马帝国天主教曾将基督教定性为异端邪教，基督徒遭到残酷的逼迫，当时，被抓住的基督徒只要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就可以免于被酷刑处死，然而，被捕的基督徒却依然坚定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想到这些，我胸中涌起一股热流……

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受到侮辱、体罚、虐待和酷刑，患上一些慢性病，身体的疼痛让我不堪忍受，至今这些病痛仍然伴随着我，此时此刻，腰椎、膝关节和两侧髋骨的疼痛折磨着我，坐立不安，每晚疼痛的难以入睡，神经衰弱导致的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让我苦不堪言。我不停的祷告，肉体的痛苦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但，添加给我的力量让我能够承受。在看守所和监狱遭受折磨让我软弱的时候，我不停的祷告，唱赞美诗，《主祷文》《生命的河》《宣教的中国》，我最爱唱的一首赞美诗是《宣教的中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是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一次闲聊，朋友说：我很悲观，中国要实现民主，至少还需要二十年时间，甚至五十年。其实，我们都是奴隶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听话、服从才活了下来。有愿意被奴役的人民才有奴役人民的政府，大多数中国人对实行民主不感兴趣，不关心什么民主不民主，都是些脑残傻X，二十年内，看不到希望的。我说：当局也说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实行民主还不符合国情。脑残是谁造成的？新闻媒体和教科书上尽是谎言，不断的洗脑，网络筑起防火墙，互联网成了局域网，无法了解真实的世界，当然脑残多了，开放互联网，废除新闻审查，允许人民说真话，允许民间办电台、电视台，脑残自然就少了。他很不服气的说：那我们是怎么能够了解到的真相？我们是怎么学会的翻墙？要想了解总是有办法可以解决，还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翻墙，不愿意了解，只知道吃喝，都是些猪。开放互联网会要了党国的命，党国怎么可能答应。如果可以出去，你还是趁早离开这里，能出去就出去。我俩争的面红耳赤，谁都不服，不了了之。在此之前，也有好几位朋友劝我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说这个国家一时难以改变，为了自己和家人少受苦受罪，还是早些离开吧！

确实，当下，活着，艰辛、压抑、郁闷、焦虑、痛苦、恐惧。政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越演愈烈，虽然这个政府不是我选的，却是要我花钱养的，我有监督、批评的权利。但，很悲哀，很无奈，在这个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国度里，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如何才能捍卫公民权利？无数人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惨重代价。看到公民权利遭受侵害，我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它们究竟要将“中国”这部列车驶向何方？做为车上乘客，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固然总体上是非常坎坷、艰难、漫长的路。吉恩·夏普博士说：“独裁者们并非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强大，人民也绝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弱小。”放眼全球，人类文明的步伐阔步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螳臂挡车，必将自取灭亡。

毛泽东称为“伟大慈父”的斯大林说：“死亡解决一切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令人恐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近四百万人被镇压“清洗”掉。中共以苏联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今，“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维稳”，平常稀松的一件事可以无限放大，再放大，搞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以把吃饭、聊天拔高到极高的政治高度，一帮喜欢聊天吹牛的网友去了趟厦门聚会、旅游，就成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聊聊天吹吹牛就把一个强大的政权吹垮了？难道红色江山就这么的脆弱？难道“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怎么也没能想明白“人民政权”的铁拳为什么对这次厦门聚会砸的这么厉害？

在我软弱、失望的时候，我也曾想离开这个国家，逃离这个国家。看到它们把我的家园糟蹋成这样，我实在是心有不甘。我的脚下这块我生长的土地就是我的战场，我不能把我的家园让给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当下，恐怖弥漫，我被迫离开家乡，漂泊流浪。走过城市，走过村庄，我鼓励着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我是慈爱的天父耶和华的孩子，上帝与我同在，祂是我的盾牌，祂是我的避难所，祂必让我不遭受伤害，刚强壮胆，我要坚守在这块土地上。

出狱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受到当局的阻挠和骚扰。分别扣押了我的四台手机和一台电脑等物品（六年前扣押的三台电脑、手机、手表等物品，出狱后多次要求当局归还也没有结果）被喝茶、传唤、旅游、软禁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严重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我是基督徒，在家里办查经班，受到阻挠而不得不放弃。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我联系了独立制片人，拍摄失独家庭的纪录片受到阻挠而搁置。为了谋生，合伙开办私人会所及宜昌抗战、慰安妇纪念馆遭阻挠，雨棚、楼梯被强拆而停止了施工。我和爱人去保定大午集团参观学习，在途中被拦截带回了宜昌。去东莞参加商学院培训，却被强制带到了重庆。做个贩夫走卒，去外地推销宜昌土特产品又被从福州强制带回。我的处境如同一直被警察骚扰却投诉无门而自焚的突尼斯蔬果小贩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待在家中，每周都有不速之客来访。每逢敏感日子，人身自由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如今，去了趟厦门旅游、聚会，广交朋友，推销特产，又被逼迫的四处流浪。

明天，将会有怎样的逼迫和苦难？我将如何面对？孙大午曾这样说：“我还是我，我就是我，以前经受的苦难，再经受一遍又何妨？”，我背起行囊，踩着脚下的路，遥望着远方，我在心中默默的唱：“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是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