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瘟疫袭来的2020年，四月间，郑义告知，王康病危。我打通王康的手机，听到他嗓音沙哑地说：“破空啊，我的情况很不妙……”才说上几句，已经被他剧烈的咳嗽声和喘息声中断。我心情沉重。这是大瘟疫时期，有禁足令，困于纽约的我，既不能外出，更不能前往探望。只能把自己要对他说的话，写成手机短讯，托北明转发给他：
“老康，我是破空。闻兄近况，不胜忧心感慨。遥想当年初识，即为兄之博学和深思而打动。记得那是1987年夏天，山城重庆，你的学生、我的女友成为你我结识的桥梁。彼时兄年仅三十八，风华正茂，而老成持重，深思熟虑，出口成章，而心地之善良和纯良，更是溢于言表、见诸行止。愚弟引为至交，有志一同。其后能在广州聚议大事，汇集八方高朋，风云际会，与兄之情谊更上一层楼。犹记得在中大我简陋的宿舍，你高声朗诵的列宁式侧影，激荡心志，刻骨铭心。另一位重庆才女陈卫的加盟，让我们的盛会熠熠生辉。之后，各奔东西，角色变换，你竟又成为我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的信使。如今，你我都流亡在太平洋彼岸，往事历历而故土遥遥。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时代，忽闻大提琴的旋律低回，王康兄生命飘忽，如灯影灼灼！愚弟心有戚戚而黯然神伤。‘在常春藤缠绕的教堂里，多少往事又涌上心怀！’心潮，祈盼奇迹显现，化腐朽为神奇。当此之际，愿兄知悉：愚弟之心与兄同在，生命有涯而精神无涯。友谊地久天长，知交永世难忘！ 为王康兄祈祷！ 破空再拜 2020年4月25日 于 纽约”
眷恋生命的王康，又与死神顽强搏斗了一个多月，竟于2020年5月27日凌晨仙逝。大提琴的旋律戛然而止，一代民间思想家就此长别。
山城重庆初相识
海外流亡者中，我是最早结识王康者。那是三十三年前，1987年夏天。我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年暑假，我初次登门女朋友在重庆的父母家。女朋友正在同济大学就读本科。还在旅途上，她就告诉我，她高中时的班主任很有思想，也很风趣。她举了个例子：班主任孩子出世，他这样公告全班同学：“最近，家里发生了人事变化……”又说：“因为来得太迟，所以取名大迟。”这个班主任叫王康，彼时，在重庆八中教高中语文。
女朋友还说此人长相酷似苏联创始人列宁，且酷好俄罗斯文学与历史。我愈发好奇，有意拜访那个长得像列宁的人。重庆号称火炉，于是，选了一个不算太热的上午，女朋友带我前往参观她的母校 – 颇负盛名的重庆八中。参观完校区后，在一处教师宿舍，我与王康初次相逢。果然像列宁，头部，尤其侧影。只不过，苏联的列宁是小个，这个中国版的列宁却是大个。时当壮年的王康，显然比原版列宁更高、更壮硕。
没想到我们很谈得来。尽谈国家大事、世界大势和中外历史，彼此都充满对民主的渴望，尽都批判中国的专制政治。见面的第一天，我就意识到，王康最感兴趣、也是他最熟悉的两段历史，一是苏俄史；二是民国史，尤其抗战史。这是他的特长，也成了他的局限（后叙）。
当年，王康三十八岁，我二十四岁。他虽长我十四岁，却没有感觉到年龄的差距。大概因为，他心态充满朝气，而我则是少年老成。半天的长谈，分别时，很有些不舍。从此建立了联络。
南国聚义有王康
随后，我到广州，开始在中山大学执教。不久，王康到广州一游。王康就落脚在我简陋的青年教师宿舍，每每彻夜长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广州传播民主思想，经常有志同道合的学生来宿舍聚谈。于是，王康也跟他们谈得热烈，俨然我们圈子中的一份子。
王康是重庆人，前来聚会的学生中，有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陈卫，恰巧也是重庆人。于是，也与王康熟悉起来。在一年多之后的八九学潮中，陈卫成长为广州头号学生领袖。犹记得，我刚在广州《作品》杂志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男大学生宿舍》，王康禁不住叫好，并在灯下高声朗诵，陈卫和其他人则屏息静听。那情景，颇让我感动。有时候，则是由陈卫朗诵《世界经济导报》的新颖文章，大家听完后热烈讨论。
王康再一次来到广州，是1989年1月，我和陈卫等一批学生已经开始筹划为纪念五十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将发起的学潮。我和陈卫等人组建了中大第一个校园沙龙，称为“每周民主沙龙”，人气日渐火爆。王康到来，就经常加入我们的活动。他老成持重、思想深刻、学养丰富、神态儒雅，与学生们交流，给他们莫大的鼓舞。我和陈卫发起广州八九民运，准备工作比外省市都早。从重庆远道而来的王康，参与了广州八九民运的早期活动。
同是天涯沦落人
八九民运惨遭镇压后，我和陈卫都成为当局的通缉人物，先后入狱。王康则逃过一劫。在我三年牢狱后，王康携两位老友到广州与我重逢。又是彻夜长谈，为时局伤感，甚至有些心意沉沉，彼此都少了些当初的激情。
后来一次，是在北京重逢。那是1996年，我去国前夕。王康在北京开设了文化公司。但显然，他并不擅长经商，生意不佳，甚至入不敷出。听说他后来在重庆，同样是开文化公司，号为“陪都文化公司”，终究也是亏本。
但可见王康理想主义之执着，始终抱定文化二字不放。挣扎于文化与商业之间，挣扎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王康在事业上无法做到圆满。后来得知，王康善于结交朋友，收入所得，更多的，来自朋友的捐助。生活中的王康，是一个待人诚恳、心底善良之人。学生对他有好感，朋友对他很看重。此乃不幸中之万幸。
2008年，王康首次来美国，曾到纽约参访，但因日程错位，惜乎未能重逢。2013年，王康再次来到美国，终于重逢。这一回，一度卷入薄熙来案的王康，决意留在美国。于是，他加入流亡者的行列，与我等“同是天涯沦落人”。最有意义的重逢，是2013年夏天，当年的广州学生领袖陈卫和于世文夫妇来美国旅行。王康从华盛顿赶来纽约，与我们相聚。故友重逢，共忆当年羊城风云岁月。都已不再年轻，但理想和情谊却一如当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年才流亡美国的王康，自我定义为“民间思想家”，大概有意与官方学者形成对照。一辈子在野，可比三国后期的竹林七贤，比如那位具大才而落魄，虽落魄却不丧志的的嵇康。
笔力千钧，大才与局限
纵观王康的文化积养和历史底蕴，有两大长项：苏俄史与中华民国抗战史。从结识的最初开始，我就注意到，他几乎到了言必引苏俄、言必谈民国的程度。当他最后来到美国，与我同上美国之音做节目，仍然钟情于这两大领域，谈任何话题都可以连缀上去。应该说，那是他最熟悉、或者说是他最上瘾的两大领域。
直观地说，这与他成长的年代、环境和吸收的知识面相关。王康生长于山城重庆。抗战时，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史称陪都。作为重庆人，王康对此有着一种天然的自豪感。他所创建的文化公司，以陪都为名。他研究的领域，由抗战史而入民国史，欲罢不能。至于苏联，因红色中国建立早期，处处以苏联为师，苏联的文学、电影、音乐、书籍纷至沓来，如空气中的微尘，八面飞扬，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与红色中国同龄的王康一代。
当然，他能很快走出中共官方的话语境界，考究真正的苏俄史和抗战史。因为对苏联感兴趣，延申到之前的沙俄时代。相对于中国体制内的红色学者，王康的视野更宽阔。王康酷好文学，而早已在民国时期，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就已被大量翻译并广传中国。沙皇时代的文学巨匠，如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文坛泰斗，如漫天星辰，令人炫目。阅读上瘾的王康，心神向往。
俗云：有其长必有其短。王康对民国史和苏俄史的沉醉，也不免带给他局限。批评苏联的同时，似乎对苏联也有着某种留恋；批判斯大林，却吝于批判列宁，甚至曾认为，列宁与斯大林不同，是斯大林背叛了列宁。殊不知，斯大林对列宁有所背叛，但更多的却是继承。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对列宁契卡式暴力恐怖的继承，嗜血成性的肉体灭绝，不仅继承，而且发扬光大。而一个微妙的个人因素却是：既然人们都说王康长得像列宁，这似乎也成为他庇护列宁的某种潜意识。
由王康总策划的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应是对中共扭曲抗战史的无声驳斥。正本清源，意义重大，功不可没。只是，王康注目民国史，偏重于抗战史，对之前北洋时期的国民政府，真正的民主与共和时代，却有所轻忽。而因过于偏爱民国史、尤其抗战史，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则难免有失偏颇。比如，王康对台湾统派的看重，甚至，一度对亲共人物连战的看重，曾为连战的一个题字或合影而喜形于色。言谈之间，显露王康对台湾政治的生疏、与台湾现实的距离。
须知，台湾的历史，并非从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才开始，也并非从1945年美国要求中华民国托管台湾才开始。台湾的近代史至少有四百年。仅仅从中华民国的历史看台湾，不仅局限，而且过时，无法感受台湾民主的荆棘之路，也无法感知今日台湾的主流民意。
王康是写作《刘宾雁传》的最早作者，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致看过书稿。我透视王康的态度，对刘宾雁，与其说是崇拜，毋宁说是好奇。毕竟，那时，在风气重开的八十年代，刘宾雁是一个敢言而真诚的代表性人物，敢为天下先。王康慕名拜访他，无以为礼，遂提出要为刘宾雁立传。而写作，之于王康，并非难事。
王康有大才，诗书画尽通。最擅长者，莫过于文章，只要落笔，则文思泉涌，笔力千钧。白话文、文言文、诗文，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足显他阅读的广泛、思索的深沉、灵感的跳跃，知识的厚积薄发。
正如刘宾雁有他的局限性，王康也自有他的局限性。力推民主与人权的刘宾雁，临终，仍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共搞的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自己信奉的，才是真马克思主义。酷爱民国史和抗战史的王康，难免困于大一统的旧思维，以为是爱国的当然逻辑。
当然，对王康晚年最后几年的思想发展，我并不了解。隔着距离看王康，或有挂一漏万，或有遗珠之憾。我的评述，也仅供大家参考。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勇敢与怯懦之间，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在荣誉与虚荣之间，自我定位民间思想家的王康，或许，终其一生，未必寻到他笃定的心站。听郑义转述，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王康才真正找到他的精神归宿：接受耶稣基督的引领，皈依上帝。心愿已了，在广袤的北美自由大地，在窗外星条旗的飘扬下，王康恬然入梦，安然长眠。
（2020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