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李友兰第一次见到东郭先生，是在棉纺总厂的职工宿舍，那时候老先生已经六、七十岁了，随乔老三的父亲乔志德进了城，住进了棉纺总厂分给他们家的房子。乔志德是棉纺总厂的劳资科的副科长。
那一年是1961年，在工作组的督导下，楝树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经过复查，认定东郭先生是漏划富农，报县革委会批准，决定撤销老先生上中农成分，划为富农。老先生的九亩土地早在十年前就充了公，只剩下三间瓦房、两间厢房和一间柴房。富农是管制分子，是不配拥有财产的，于是社里的贫下中农把他的房子拆分了，只给老先生留下了那间柴房，衣柜也被村西的刘老五搬走，衣服散落一地，架子床分给了村东的花狗，书柜分给了以前的佃户李家四老倌，四老倌搬回家后将书柜改成了橱柜，用来放油、盐、酱、醋，桌椅板凳全部拿到了大队学校，留下来属于老先生的物品只有一个神龛、两箱衣服、三箩筐书以及少许的锅碗瓢盆。
老先生戴上了富农的帽子后，就开始受气了，只要一开会，地主富农就得站在前面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还得低头，做认罪状。开别人的批斗会，他也要站在前面陪斗。东郭奶奶一看这样不行，老先生年纪大了，让他在前面站二、三个小时，说不定那天会倒在台上起不来，于是她同老先生商量，要不你到志德那里去住，我和四丫头在家里，我们是女流人家，他们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乔老爷子说，我是农村户口，又不是城市户口，到了城里怎么生活？志德有志德一家人，每个月国家发给他家粮票、油票、盐票、糖票、布票、火柴票，都是有定量的，我去了不是从他们碗里抢饭吃？要不得，要不得，东郭奶奶说，这有什么要不得的，我让四丫头每个月进一次城，给你送米、送油、送糖、送盐。老先生说，那我到了志德处，大队会不会不给我分口粮？会不会不发给我油票？布票？东郭奶奶说，不会的，你是农村户口，是楝树湾的人，又不是城里人，他们不会的。来宝现在是楝树湾的支书，他不会为难我们家的。
晚上天黑了，东郭先生已经上了床，听到有人敲门，问是谁，又不说话，于是他开了门，一看是来宝。
来宝说，先生受了委屈，我也没有办法，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到志德那里去住一住，留师娘和妹妹在家，您只说身体有病，住在城里治病方便，我明天要大队张会计给您开路条和介绍信。东郭奶奶说这样太好。
来宝不能多呆，走的时候说，湾南头的孙老爷子嫌城市吵闹，不想在城里住了，已经回楝树湾三、四个月了，他原来同儿子孙家和住在一起，是城市户口，吃的是粮票，到了楝树湾后，每个月都要进城买米、买面、买油、买盐，不方便，我明天给孙老爷子说说，让家和把老爷子的那些票交给志德，我这里把先生的口粮分给孙老爷子，这样两边都方便了。不然，妹妹每个月还得往城里送粮、送油。
过了两天，东郭先生的大女婿和三女婿来了，他们是来送东郭先生了。大女婿挑了两箩筐书，三女婿挑了一箩筐书和两个衣箱，老先生左脖子上挂了一个葫芦瓢，手上拄着拐棍，他们走了两天，这两天是老先生一生中最苦、最累的两天，那一年他五十八岁，身子虽然硬朗，但毕竟年纪大了，又受了惊吓，所以一路叫苦不迭。他第一次穿草鞋，第一次走那么长的路。以前他出门，三里五里他可以步行，说这是“安步当车”，再远一点，他就骑驴，他说这是“骑驴上灞桥”。他家的牛、驴，甚至鸡、鸭都被分了，他没有驴了，他自己快成驴了。他的那些书也差点被分——他的那些书被搜出来，堆在他的家门口，有的说这些东西生火做饭当引火好，一点就着，有的说这东西拉完屎揩屁股好，不扎肉，也不漏屎。这时支书李来宝说话了，他说有字的纸是不能揩屁股的，揩了屁股是要瞎眼睛的，眼睛就是不瞎也会成觑子眼，想拿几本书去揩屁股的人听贫协主任这么说，也就散了，老先生长舒一口气，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楝树湾的人说，东郭先生补划为富农是有原因的，吃大锅饭那年，老先生家里私藏了粮食，后来查田，说他在土改时隐瞒了几亩田。
那是一个冬天，老先生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床铺冰凉冰凉的，垫被下面铺了两、三寸厚的谷草，还是不暖和，他问了一声老伴，老伴也说冷，问了一声四姑娘，四姑娘也说冷。白天在集体的大食堂吃饭，每人只喝了一小碗稀粥，天没黑肚子就饿了，当然冷咯。老先生起了床，准备生火取暖，家里的柴草都上交公家了，柴房里找不到一根谷草，他将床上垫的谷草扯下一大把，又找来了一个干树蔸——这种干树蔸有十多个，本来应该交到集体去的，来的人嫌上面泥巴多，没拿走，老伴和小女儿出门又拾了一些枯干的树叶，先点燃谷草，又点燃树叶，将树蔸放在火上，一会儿树蔸也燃了，噼噼啪啪的，一家人围着树蔸向火，这时他们都在想，如果现在有一个锅多好，煮一点热水喝也行，肚子里空空的，饿的猫抓一样的疼，东郭奶奶突然想起了什么，推了推有气无力的老先生，
“老头子，我们……那个枕头……”
“枕头？枕头怎么了？”
“里面装的……是荞麦。”
东郭先生一听，眼睛亮了，他马上起床，拿过枕头，找了一块瓷片，将枕头割开，里面是黑亮亮的荞麦。用什么来煮，却成了大问题，家里的锅、碗、盆都被充了公，连锅铲、勺子、筷子都上交了，家里只有一个水缸，两个葫芦瓢，几个玻璃酒瓶，水缸太大，没法用，玻璃酒瓶，会烧炸，想来想去，家里还有一个夜壶和一个尿罐，夜壶是老先生晚上起夜用的，尿罐是东郭奶奶和小女儿用的，东郭奶奶从床边的踏板底下拿出尿罐，摸黑来到河边，把尿罐洗了又洗，舀了一罐水，先放在火上把水烧开，倒了水，算是对尿罐消毒，又放进去半罐水，将荞麦倒进去一些，把罐子煨在灰火里，她是要煮一罐子焖巴荞麦粥。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吃了一顿半饱的饭。他们很谨慎的收拾现场，不能让别人发现，煮饭用的尿罐还是放回原来的床踏板底下。
老先生一家就这样偷偷摸摸的开起了小灶，到第八天被发现了，说他们私藏了粮食，老先生说是枕头里的荞麦，这个枕头都有十多年了，怎么能说是私藏呢？干部们觉得老先生说得在理，不准备深究了，但工作组的李干事不这么认为，他说即使是枕头里面的荞麦，也应该上交集体，让大家一起分享，这样才能体现集体主义精神，东郭先生有私心，要斗私批修，教育其他人。
集体仓库外面是一个大禾场，边上有一排草窖，象一排小山，批斗会在草窖下面召开，中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社员们东倒西歪地的靠在草堆上，社里的干部和李干事坐在石磙上，石磙上垫了草，坐上去又软又暖和。批斗会开始了，老先生先是站着，脖子上挂着一个尿罐。尿罐是民兵连的刁二狗挂上去的，他那年偷了东郭先生的枣子，被东郭先生骂了，一直记恨在心。支书李来宝是向着东郭先生的，他小时候在东郭先生的学馆里上过一年学，有师生之谊，他说老先生年纪大了，不能这么站着，让他坐在石磙上接受批斗吧，但不能垫草，尿罐不能取。
先是支书李来宝发言，他批评老先生不应该私藏粮食：您也是集体大家庭的成员，有福要大家一起享，不能自顾自，要好好学习，要破私立公，要想着集体，不能只想自己的小家庭，合作社是一个大家庭，家庭大了才好办大事，晚上回到家里自己开小灶的，还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有老先生这种思想的人还有很多，都要批评。现在粮食紧张，吃不饱，但我们不能对合作社、对人民公社失去信心，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游击队，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要克服、克服、再克服。
工作组的李干事在小本子上记。
接着民兵排长发言，他说老先生是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是帝修反，有福不同大家一起享就是封资修，我们楝树湾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人，干部是老子，社员是儿子，搞社会主义就是把全社的人集中在一起做事，在一起吃饭，上级要求我们，要做到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作风战斗化，以后我们公社的十几个合作社要合在一起吃饭，合在一起做事，锅会越来越大，吃饭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是社会主义，等全国的人都在一起吃饭，都在一起做事了，就实现了共产主义，到那个时候，就消灭了……消灭了……消灭了……阶级，全国只有一个农，人人都是贫农，那时候东西多，多的拿都拿不完，东西随便拿，饭随便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都有。
有人问民兵排长，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
民兵排长回答，快了快了，现在有困难，我们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李干事坐不住了，他打断了民兵排长的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是要批斗乔东国，但批斗他不是最终目的，批斗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思想。现在有人对我们的集体大食堂说三道四，说还不如散伙，有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少。前几年搞互助组，农忙的时候人手紧张，中午各回各家吃饭，来去要时间，淘米、择菜、洗菜要时间、做饭要时间，吃完了收碗洗碗要时间，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了，于是有的互助组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张家出米，李家出油，黄家出盐，陈家出锅，刘家的媳妇负责做饭，负责把饭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吃完了把空碗空盆挑回去，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做农活的人还可以在田埂上休息一时半会。我们当时把这种食堂叫农忙食堂。现在我们在农忙食堂的基础上搞了集体大食堂，这是一种进步，可以把妇女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大大的提高了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我们办大食堂，广大贫下中农是拥护的，广大妇女同志是拥护的，但反对集休食堂的人也有，人还不少。
建设共产主义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就要大家一起来干。前年，中央号召我们多养猪，多积肥，我们照着中央的做了，结果我们的粮食产量提高了，去年，中央要求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农业八字方针，我们贯彻了，在“密”字上做了些文章，结果粮食增产了，现在到了农闲时节，有些人想休息休息，有这种思想的人是懒汉思想，农闲，人不能闲，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要为明年的春耕生产作准备，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深翻土地就是一件大事，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得干。所以，以后大家都要集合在一起做事，如果做完事，各回各家去吃饭，那多浪费时间，所以公共食堂是不能停的，不仅不能停，还要多办，要把食堂办在田间地头。要把现在的食堂分成三个，一个叫野外战斗随营食堂，一个叫老年食堂，还有一个叫幼儿食堂，我们在那里战斗，食堂就办在哪里，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大事，就是深翻土地。
扯远了点，还是回到乔东国私自在家开伙的事，这个事性质十分严重……
队长李来宝一听，知道李干事要带头批斗乔老先生了，他打断了李干事的话：
“李干事，你刚才说要干的一件大事是深翻土地？”
“嗯，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求的。”
“那怎么个深翻法？要翻多深。”
“越深越好，山东有些地方翻一丈的都有。”
会场的人炸开了锅，
“那不是胡搞吗？哪有翻一丈的？”
“翻一丈？那不把下面的石头都翻出来了？”
“翻一丈怎么了？翻一丈怎么了？”李干事有些生气了，“越是下面的土，越肥，这是中央在山东试点得出的经验，毛主席说了，越深越好。”
“那我们要翻多深？”一个后生怯生生地说。
“至少要翻五、六尺。我们不能落后别人太多”
一位社员说，“你挖五六尺，都挖到河沙了，那样不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照别人的搞，翻两尺足够，翻上来的土也刚好全部可以晒一晒，挖深了，翻上来的土也不能全部晒到，也是白搞。”
“不行，”李干事说：“毛主席说了，要深翻。”
“你这不是在翻土，是在翻沙。把沙翻上来，把土埋在沙的下面，你还种个鸡巴！”一位社员骂了起来。
“是啊，我们这里的水田旱田都是原来的湖滩河滩，泥土是慢慢淤积越来的，也只有四五尺厚，你挖五六尺就挖到沙了。”又一位社员说。
东郭先生虽然是批斗的对象，一听李干事这么说，也急了，他虽然没种过地，但他了解土地，他在离楝树湾二十多里的老灌塌有四、五亩地，由于是填湖填起来的，土层不厚，种粮食不行，下面的沙土长年冒水，咕咕咕的冒水，水是冷水，黄黄的，漂着一层蓝花花的油，种水稻能收回种子钱就不错了。民国三十六年，他图便宜从一个渔民手上买的，花了二十块光洋，算是把钱丢到水里了，买后很后悔，不能种，一直放在那里没管它。五二年土改时要登记土地，他问李来宝要不要登记，李来宝是他的学生，土改队的人。来宝问他，还有谁知道这事，东郭先生说没有人知道，来宝说不要登记了。
社员们刚才还东倒西歪的躺着，现在都坐直了，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队长一看情况不对，连忙给李干事解围，
“大家静一静，翻田翻多深，不是今天讨论的事，李干事到我们楝树湾时间不长，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我们下来再找一个时间讨论深翻土地的事吧。我这里有一个事要通知大家，隔壁县的云山镇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兵团作战，需要我们去支援，镇上让我们派二十个人去，想去的到我这里报名。”
“能吃饱吗？能吃饱我报一个名。”
“有饭吃我也报一个。”
“算我一个。”
刁二狗本来想在会上好好羞辱一下东郭先生的，一看会议走了岔，他大声说：“还批不批斗乔东国破坏集体食堂了？”
“批斗个屁！集体食堂能让他一家人吃饱，他晚上回去会自己煮？”说话的是东郭先后的一个本家侄儿，批斗东郭先生，楝树湾姓乔的心里都不爽。
“是啊，你不让别人吃饱，别人自己想办法填一下肚子还犯了法？在哪里也说不过去嘛。”乔老爷子的又一个侄儿发言。
刁二狗一看情况不对，不再吱声了。
这时有人对李来宝说：“队长，听说公社要给我们拨一些粮食，这粮食什么时候拨呀？”
“你问我，我问谁？”李来宝一边回答，一边把眼珠转向李干事。
“我说李干事，社里让我们修水沟，我们干了，社里让我们挑河堤，我们干了，社里让我们修公路，我们干了，社里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了，可这饭，社里也应该让我们吃饱啊，不吃饱，我们怎么干活？”
“是啊，解放前我们在别人家做长工，也没饿过肚子呀。”
“一天两小碗粥，尿一拉就没了，我们哪有力气做事。”
“地里的菜都挖光了，树叶也摘没了，再不弄点粮食会饿死人的。”
“我现在只想喝半碗粥……
“我只要半个红苕。有半个玉苞也行。”
李干事一看批斗会变成了牢骚会，马上大声说，静一静，静一静，现在是批斗会，要批斗乔东国，大家不要在下面开小会了，大家要发言。
会场安静了，但没有人发言，
“我都没力气说话了，发什么言。”
“李干事你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呢，它在发言。”
十多分钟过去了，再没有人发言，队长看了看李干事，李干事没说话，队长宣布散会。
老先生一听散会，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作了最坏的打算，想不到批斗会这么快就结束了，他一激动，身子歪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尿罐绑的不紧，掉了下来，正好掉到石磙上，破成了三块。
这可害了东郭奶奶，没了尿罐，东郭奶奶晚上起夜要到外面屋檐下解决，天黑，没看清脚下有块碎砖，一脚踩溜了，把脚崴了，半个月下不了床，脚肿得像个馒头。
东郭先生也因为坐在石磙上，屁股下面不让垫草，凉了屁股，感冒了，咳嗽了半个月。
楝树湾发生的尿罐煨粥事件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警惕性高的李干事觉得这个东郭先生值得怀疑，李干事问李来宝，这个乔老头是什么成分，李来宝说他是中农，李干事不相信，后来他得知这个乔老头是乔志德的父亲时，李干事决定要好好查查。他是县委组织部的干事，三年前，有一个叫乔志德的从部队被服厂转到地方工作，军管会的人讲，这个人历史没有查清，出于保密的原因，不适宜继续留在部队工厂工作，特转到地方，鉴于此人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业务能力较强，建议安排在劳资、统计或会计部门工作，保留行政17级级别，享受区营级待遇。半年后，李干事回到县委组织部，开始查东郭先生的档案，结果发现东郭先生在隔壁公社的乡下还有四五亩田——土改查田时，一直找不到主。于是县里发了一个公文，取消了东郭先生中农资格，给他戴上了富农的帽子。
有人说，东郭先生还是比较幸运的，要是放在五二年土改时划成了富农，他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李坐堂这么好一个人都被枪毙了，东郭先生不被枪毙，也要吃几年牢饭。
老先生自从补划成富农后，在楝树湾不好呆了，他的当了支部书记的学生李来宝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进城，同儿子乔志德住一起。
乔老先生到达昌江棉纺厂那年，李友兰十岁，在她的印象中，老先生一年四季穿一件灰色的长衫，戴一副铜边的老花镜，两片镜片圆圆的，在太阳下面一闪一闪，走路时拄一根黑漆漆的拐棍，迈开八字步，拐棍把水泥路面敲的嘣嘣的响，闲暇时把一本线装书卷成筒状，握在手上，一边自上而下的看，一边摇头晃脑，嘴里有腔有调。这个时候，小孩子们会说，快来看，快来看，四眼老头又开始摇头唱书了。如果这话被乔老大、乔老二、乔老三听到，那就麻烦了，他们会揪住你的两只耳朵，使劲往两边拉，或将两个拇指插入你嘴巴的两边，往两边撕，或用左手掌把住你的额头，将右手的食指弯成钩状使劲敲击你的额头，边敲边说，“叫你嚼舌头！叫你嚼舌头！还嚼不嚼？”小时候的李友兰就被乔老三敲过额头，乔老三娶了李友兰后，乔老三就惨了，经常被李友兰敲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