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政治需要对某个特定的国家不好之外，中国人其实一直崇洋媚外，且从官到民，从民到官。崇洋媚外曾在我们这个国家“大放异彩”。
只要允许翻开历史，即可看到，我们是举国之民崇洋，乃至以举国之力崇洋。真正不崇洋的时候极少。现在有些历史已经不是秘密了。1972年2月尼克松来中国，被称作中美关系“破冰之旅”。当时北京大雪纷飞，尼克松要游览长城，周恩来下令无数民众连夜清扫积雪，弄出一条通往长城的道路。据说这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做到。想想也是！
谁要说中国人排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好，真是天大的冤枉。1999年5月全国游行抗议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后面打横幅骂南韩或砸日系车或要开除用苹果手机的员工，都是“需要”。不需要后，崇洋媚外立即恢复。
从一个近四十岁的中学老师的演讲中知道，一个正在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孩子当听说自己的生日要在马来西亚过时，大声叫喊：“不！”说他的生日“应该在祖国过”。这位老师感到很震惊，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通过灌输可以爱国爱到这种地步。
可我却想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是这位老师太年轻，他不知道，文革时期，中国人的表现比今天“更爱国”。当时不管多么穷困，只要提到国家，那是可以肝脑涂地的。
还是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吧。记得也就十三四岁的年纪，自己辍学在家，而当时已下放乡下的二十来岁的哥哥进城找活干，拉板车（我们那儿叫架子车）运货。有一次，需要把几百斤的货物送到五十华里外的一个公社，我和哥哥就去做牛马了：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大概上午十点左右出发，直到太阳要落山才送到。当年生活水平差，体质自然不好，我和哥哥都没多大力气，所以走得慢，五十华里用了六七个小时。
卸货后，找个地方吃点饭，我和哥哥就连夜往回赶。到现在还记得哥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这么一回事：一外地人到北京，见一些外国人排队购物，就跟着也排起队。待排到跟前，才发现所卖的物品一是昂贵，二也并非中国人必须品，这让他有些犯难。可当发现后面有不少外国人都在看着他时，想到要维护国家荣誉，绝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丑，于是就狠了狠心，倾其身上所带的钱买了原本就是供给外国人的物品。
哥哥继续绘声绘色地讲着：当时这个中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一旁的便衣看在眼里。于是，当此人离开后，很快就有便衣上来用等值人民币把他买的物品换了下来，并夸奖他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当时哥哥讲得有滋有味，我这个弟弟也是听得热血沸腾，觉得那个中国人真有骨气，将来长大后也要做这样的中国人。那时根本不会想自己一个未成年人连学都没得上，而下放的哥哥连理发的钱还要找我那做苦力的父亲要。
当年我们只知爱国。别的都不重要。
为什么半个世纪后会想到这种事呢，是因早上在微信公众号读到一篇马未都的“特供”，让我产生联想。马未都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外国人好。为什么会对外国人好呢，是因为中国人好面子，即使一辈子没出过国，也害怕“国际影响”。特别是当你读到当年很可能就是一个真实故事后来演变成的那个笑话，你就能想到中国人有多爱国，并多么害怕“国际影响”不好。即使自己被外国人强奸了，也不让自己的男朋友去追打外国人。
也许有些中国人觉得这是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像我这种过来人完全相信，这有可能就是一件真实的事。发生这种事，是由我们这个特殊族群所决定的。
自有国家政府后，一些大陆板块上的民众就以国家政府为榜样。既然“为了满足来中国的外国人的生活需要，设立了特供制度”，那么中国普通民众自然也当特别优待外国人。
对此马未都显然有微词，只是他既没渲染，也没掩饰，像“友谊商店变得非常热闹，却不让中国人进，门口站两人看着，没护照不让进”；像“中国人很有意思，都是对外人好。这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称之为面子。那时候，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享受各种便利条件。我们当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事要注意国际影响。人都没出过国，还得注意国际影响，就是别给外国人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说得最重的是这样几句话：“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在国际上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把最好的东西卖给了外国人，这就是友谊商店的由来。这个名字也是强调‘友谊’，但只是对外人‘友谊’，对自个儿一点都不‘友谊’。”
不知道我还该说什么。我想，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要说的，马未都都说了。我只想说，这就是一个既所谓“爱国”（其实是“要面子”）又毫无自信因此而崇洋媚外的族群。
这样的族群能有什么希望？
202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