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清朝从著名的“康乾盛世”转向衰败的转折点是乾隆后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17】

可以说，政权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败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绝对权力。虽然乾隆智力体力过人，且勤勉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国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其他所有人都各怀鬼胎，其活力从何而来。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为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而对知识分子发起的从身体到灵魂的镇压：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17】

这样的景象是垂直权力结构的普遍演化规律。领袖的高度独断导致权力结构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们本是学识一流的人中龙凤，但一旦依附于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就失去了自由。他们的所有理想和见识都无处安放，他们与这个权力结构的关系变成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于是他们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从宿主那里摄取最多的营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对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是寻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尝试。

在一个垂直权力结构中，除了最高独裁者自己，无人对它以主人翁意识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满的乾隆皇帝宣布将皇位传给爱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清朝历史上，皇权的继承几乎每次都是腥风血雨，这一次是最和平的权力交接。虽然退位，乾隆把嘉庆看作小学徒，把大事的决定权仍然操在自己手里。《饥饿的盛世》记载了年轻的嘉庆皇帝在太上皇那里谨小慎微的情状：

“（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17】

对于听惯了万民称颂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愿就是大清国数亿臣民的意愿，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和首相是选民的雇员，所以权力交接不会有这样的难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也没有恋栈的能力。

年轻的嘉庆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侧时心里有一丝恐惧。他的几个兄弟已经因为皇位继承之事被父皇贬黜、吓死。他的对策是“韬光养晦”、小心隐藏自己的心机。他与太上皇的对话不是平等、诚实、通向真理、双方都有所收获的交流讨论。

古语说：“理不辩不明”，这说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辩论中出现的。这不适用与嘉庆与乾隆的对话。

毛泽东在考察其继任者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的时候、邓小平在考察其继位者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的时候，这样的画面也不断重现。最终，善于“上皇喜则亦喜”的成为令万人欣羡的继承大统者。

虽然权力移交的过程和结果让乾隆颇为满意，这没能阻挡清王朝的加速衰败。从嘉庆年间开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兴起给清王朝以重创。在太平天国暴动中，有数千万人丧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内战。

鲁迅有过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两个状态的著名论断：【18】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在恐惧感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惊魂甫定的老百姓为带给他们安定生活的强权感恩戴德的年代：“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这几段话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奴隶，在战时和治时都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因为政权没有将他们当国家的主人看待，他们也没有对政权的主人翁意识，也不会自发奋起保卫政权。

其次，民众的思维水平也是奴隶。“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因为民众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力，有一股风过来他们就为之倾倒，这是中国无休止的王朝暴力更迭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这段话可以说是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准确预言。虽然皇帝称号消失了，中国的王朝更迭循环还在继续。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击来自于革命党人，而对革命党人影响最大的著作非邹容的《革命军》莫属：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绪论）

“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遊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第二章）

“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為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為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于萬一。”（第二章）

“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淩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奸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為國人所賤恥，別為異類，視為賤種，妻恥以為夫，父恥以為子，弟恥以為兄，嚴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第五章）

“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於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结论）

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权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手段来试图达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结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满族人称为“遊牧賤族”、“贼满人”，后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是振奋人心的呼召，而接着的下一句“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则是冷血的种族灭绝。通过种族灭绝来试图达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与邪、真与假、是与非交融混杂的文风在中国的革命文字中随处可见。作者的价值空间被权力欲充满时，也就没有了辨别真相、探究真理的动力。“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不是事实：汉人对满人的“豢养”不是出于“深仁厚泽”，而是出于对满人的肉体权力的恐惧感。

邹容著《革命军》时只有18岁，其思维的不成熟尚可原谅。而不可思议的是此书“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19】以当时大众的识字率，这样的销量可谓惊人。

两百多年来，在清廷的绝对权力压迫之下，大众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终于从强者变为弱者之时，大众的自卑感也被邹容对奴隶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唤醒了。

邹容的动机和做法与柴玲的相去不远：邹容说满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们是动物、非人，可以当动物一样杀戮处置；柴玲把跟她意见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们听来的口号，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有交集。权力才是他们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动大众情绪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人分成我与非我，然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简单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灭了他们就消灭了世间的所有罪恶。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义的光环，千百万大众心中蛰伏的权力欲被点燃了。

二十世纪初，号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党人与号召温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革命党人多势众，而改良派虽有梁启超这样的天纵之才支撑也无法抵挡，最终狼狈败下阵来。

《革命军》面世八年后，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这本书“在大部分湖北新军士兵的枕头下，都能找到。他们人手一本，在操练之余互相学习。”【20】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杀满人狂潮，“在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一些村镇的井甚至被满人头颅填满，然后再把各村的桶装满。”【16】

杀戮满人并不是由于弱者有了勇气面对强者，而是高高在上两个多世纪的强者忽然变为弱者，于是“墙倒众人推”。懦夫们的权力欲久被压抑，一朝领到了合法杀人执照，可以尽情释放对弱者的恶毒。

邹容发表《革命军》的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摇摇欲坠，许多满人已经失去特权成为平民，满汉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武昌起义到清廷逊位的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之中几乎没有流血，说明当时清廷对中国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参照西方体制奋起改革：“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五个大改革，影响深远。一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新式的教育体系。二是司法改革，废除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移植大陆法系。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因而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战争时期，整个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四是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开始组建现代外交机关，与各国平等相处。”【21】

而革命党人挟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对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的和平转型的努力视而不见。驱使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动机是他们的权力欲。他们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转。这是鲁迅说的“革命巨子”的价值观。对黎民生灵涂炭的同情心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考究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奉为圭臬的革命一词，可以发现其历史是权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权力欲来挑战他人的权力欲的思维贯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轮回。秦晖总结了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结果，从中可见每次改朝换代时的惨烈：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杀满人比起毛泽东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杀戮又是小巫见大巫。“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23】

未来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权力之时，清末汉人对满人、解放后农民对地主那样的仇恨发泄还会以某种面目在中国大地上重现。这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2011年，张千帆在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时，长篇痛斥当今专制政体的残暴和腐败及其对国民道德良知的侵蚀。演讲进行到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被学生的掌声打断，当张先生讲到这句话：“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来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15】 

 

 

 

 

 

 

 

 

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清朝从著名的“康乾盛世”转向衰败的转折点是乾隆后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17】

可以说，政权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败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绝对权力。虽然乾隆智力体力过人，且勤勉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国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其他所有人都各怀鬼胎，其活力从何而来。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为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而对知识分子发起的从身体到灵魂的镇压：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17】

这样的景象是垂直权力结构的普遍演化规律。领袖的高度独断导致权力结构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们本是学识一流的人中龙凤，但一旦依附于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就失去了自由。他们的所有理想和见识都无处安放，他们与这个权力结构的关系变成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于是他们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从宿主那里摄取最多的营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对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是寻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尝试。

在一个垂直权力结构中，除了最高独裁者自己，无人对它以主人翁意识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满的乾隆皇帝宣布将皇位传给爱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清朝历史上，皇权的继承几乎每次都是腥风血雨，这一次是最和平的权力交接。虽然退位，乾隆把嘉庆看作小学徒，把大事的决定权仍然操在自己手里。《饥饿的盛世》记载了年轻的嘉庆皇帝在太上皇那里谨小慎微的情状：

“（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17】

对于听惯了万民称颂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愿就是大清国数亿臣民的意愿，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和首相是选民的雇员，所以权力交接不会有这样的难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也没有恋栈的能力。

年轻的嘉庆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侧时心里有一丝恐惧。他的几个兄弟已经因为皇位继承之事被父皇贬黜、吓死。他的对策是“韬光养晦”、小心隐藏自己的心机。他与太上皇的对话不是平等、诚实、通向真理、双方都有所收获的交流讨论。

古语说：“理不辩不明”，这说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辩论中出现的。这不适用与嘉庆与乾隆的对话。

毛泽东在考察其继任者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的时候、邓小平在考察其继位者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的时候，这样的画面也不断重现。最终，善于“上皇喜则亦喜”的成为令万人欣羡的继承大统者。

虽然权力移交的过程和结果让乾隆颇为满意，这没能阻挡清王朝的加速衰败。从嘉庆年间开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兴起给清王朝以重创。在太平天国暴动中，有数千万人丧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内战。

鲁迅有过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两个状态的著名论断：【18】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在恐惧感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惊魂甫定的老百姓为带给他们安定生活的强权感恩戴德的年代：“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这几段话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奴隶，在战时和治时都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因为政权没有将他们当国家的主人看待，他们也没有对政权的主人翁意识，也不会自发奋起保卫政权。

其次，民众的思维水平也是奴隶。“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因为民众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力，有一股风过来他们就为之倾倒，这是中国无休止的王朝暴力更迭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这段话可以说是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准确预言。虽然皇帝称号消失了，中国的王朝更迭循环还在继续。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击来自于革命党人，而对革命党人影响最大的著作非邹容的《革命军》莫属：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绪论）

“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遊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第二章）

“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為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為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于萬一。”（第二章）

“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淩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奸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為國人所賤恥，別為異類，視為賤種，妻恥以為夫，父恥以為子，弟恥以為兄，嚴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第五章）

“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於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结论）

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权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手段来试图达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结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满族人称为“遊牧賤族”、“贼满人”，后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是振奋人心的呼召，而接着的下一句“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则是冷血的种族灭绝。通过种族灭绝来试图达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与邪、真与假、是与非交融混杂的文风在中国的革命文字中随处可见。作者的价值空间被权力欲充满时，也就没有了辨别真相、探究真理的动力。“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不是事实：汉人对满人的“豢养”不是出于“深仁厚泽”，而是出于对满人的肉体权力的恐惧感。

邹容著《革命军》时只有18岁，其思维的不成熟尚可原谅。而不可思议的是此书“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19】以当时大众的识字率，这样的销量可谓惊人。

两百多年来，在清廷的绝对权力压迫之下，大众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终于从强者变为弱者之时，大众的自卑感也被邹容对奴隶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唤醒了。

邹容的动机和做法与柴玲的相去不远：邹容说满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们是动物、非人，可以当动物一样杀戮处置；柴玲把跟她意见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们听来的口号，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有交集。权力才是他们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动大众情绪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人分成我与非我，然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简单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灭了他们就消灭了世间的所有罪恶。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义的光环，千百万大众心中蛰伏的权力欲被点燃了。

二十世纪初，号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党人与号召温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革命党人多势众，而改良派虽有梁启超这样的天纵之才支撑也无法抵挡，最终狼狈败下阵来。

《革命军》面世八年后，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这本书“在大部分湖北新军士兵的枕头下，都能找到。他们人手一本，在操练之余互相学习。”【20】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杀满人狂潮，“在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一些村镇的井甚至被满人头颅填满，然后再把各村的桶装满。”【16】

杀戮满人并不是由于弱者有了勇气面对强者，而是高高在上两个多世纪的强者忽然变为弱者，于是“墙倒众人推”。懦夫们的权力欲久被压抑，一朝领到了合法杀人执照，可以尽情释放对弱者的恶毒。

邹容发表《革命军》的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摇摇欲坠，许多满人已经失去特权成为平民，满汉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武昌起义到清廷逊位的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之中几乎没有流血，说明当时清廷对中国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参照西方体制奋起改革：“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五个大改革，影响深远。一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新式的教育体系。二是司法改革，废除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移植大陆法系。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因而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战争时期，整个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四是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开始组建现代外交机关，与各国平等相处。”【21】

而革命党人挟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对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的和平转型的努力视而不见。驱使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动机是他们的权力欲。他们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转。这是鲁迅说的“革命巨子”的价值观。对黎民生灵涂炭的同情心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考究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奉为圭臬的革命一词，可以发现其历史是权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权力欲来挑战他人的权力欲的思维贯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轮回。秦晖总结了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结果，从中可见每次改朝换代时的惨烈：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杀满人比起毛泽东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杀戮又是小巫见大巫。“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23】

未来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权力之时，清末汉人对满人、解放后农民对地主那样的仇恨发泄还会以某种面目在中国大地上重现。这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2011年，张千帆在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时，长篇痛斥当今专制政体的残暴和腐败及其对国民道德良知的侵蚀。演讲进行到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被学生的掌声打断，当张先生讲到这句话：“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来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