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喜欢学习别人的经验，觉得这样会少犯错误，成长也迅速稳健。这当然能起一定作用，但是简单的照搬经验往往是不算数的，遇到类似的问题，错误会照犯不误。

 

我们有个干部说过：前面的人遇到了什么困难，看到我遇到了，提醒了我，我绕过去了；第二次又遇到这个坑，提醒了我，我还绕过去了；但是第三次，他不提醒，我肯定会掉坑里。这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的感悟，就是说“绕开”虽然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正确的不一定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可能灵活运用，下次还会再犯。什么才是自己的呢？就得自己跳下去，实实在在地摔个跟头，摔得越重，领悟越深，这样得到的经验才是自己的。当然经过一两次别人的提醒后，第三次遇到的“坑”跳下去后，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比自己第一次遇到小一点，不至于重伤，甚至摔死。这就是说：正确的都是从别人那学来的，很肤浅；错误的伤痛才是自己的，会铭记一辈子。

 

常胜将军都是由常败将军熬出来的，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跟头把式摔打中、在一次次错误中不断有所感悟的人才是最厉害的，我跟干部们谈话，经常说：你们总把问题考虑得很全面，很正确，才能做出决策来，但是这样的决策都是非常保守的，不会有什么建树。人才就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起来，有的人跌撞少一点，有的人一生都起不来。人的成长就像孩子长大一样，谁家的孩子走路不会跌倒？跌倒，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在动物界，那些牛马羊等，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站起来跟着自己的母亲跑。而越高级的动物成长得越慢，人再怎么进化，也不可能生下来就会跑，怎么也得一年左右才会走。就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也是六十岁以后才进入“圣”的境界。

 

任何事物在开始成长中，不出现波折是不可能的。人才的实践性没有重复性，如果有重复性，人才就不需要培养，直接塑造就可以了。人才不但需要别人培养出来，还要个人跌跌撞撞成长起来。老师怎么教育，我们怎么做，这只是技术的东西，不经过自己涂鸦创新，就没有东西是自己的。世界上技艺创新的大师们都有败笔，或者是缺少某些环节，这样的作品是他们的感悟和创新，也是他们成长初期的错误。他们成为伟人的时候，这些错误就变成了亮点。比如说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乾隆给加上了一横，这个错误反而成了避暑山庄的特色。

 

 

 

 

有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或很少犯错误）？有人说孔子等圣人就不犯错误。我的认识是，世界没有这样的人。

 

孔子、释迦摩尼、穆罕穆德和耶稣都算是圣人，但我认为圣人的光环是后人加上去的。穆罕默德就是一介武夫，从做强盗开始，当他财色都经历遍了，开始想高尚一些的东西，说了几句话，就被人们当作圣人了。他的原教教义就是“仗剑传教”，现在还被奉行。人类都走向共和了，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仗剑传教”，还符合圣人的标准吗？

 

释迦牟尼在16岁时和表妹成婚，在他29岁时儿子出生了 (后成为了他的弟子)，释迦牟尼于当年的一个夜晚悄悄离开王宫，逃到河边剃发换装，成为一名出家沙门。他也是厌倦的王室繁华而看淡生死，开始追寻解脱人生烦恼的道路。

 

    孔子六十岁以前没有说新鲜的内容。“惶惶如丧家之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很多都是悲观厌世的调子。在后人看来，孔子是个很笨的人，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后而知之，是很笨的后而知之。后人把他六十岁以后的话发扬光大了，就像圣经一样；其实孔子没有看这么远，他身处当时的时代，资讯也不发达，他的感悟主要是从自身周边的人和事得来的，他提出的“以人为本”、“仁政”，这是他理想中的政治生态。但是他看不到历史大格局的演变，他“梦周公”仅仅看到周朝的好处，没有看到周朝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开始，鲁国封给周公旦，齐国封给姜子牙， “封神演义”就是封建的开始——封官建卫；在这种大格局之下秦国的崛起，开启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从这一点说，不但不能说孔子生而知之，他连后知后觉也没有做到。其实如果认真研读孔子，就会发现孔子在六十岁以后，所思所言与以前大不相同。六十岁之后，孔子不再是老愤青了，言语中没有了仇恨，给人留下的是智慧豁达的光辉形象。

 

耶稣不同于孔子和释迦牟尼，他就是个放羊娃，或者乞丐头。他既反对暴民，不愿意革命，也不愿意与统治集团合作。他提倡被别人打了左脸，要把右脸伸过去，他用博爱救世，要做世界之王。他救富人，包括统治者；他也救穷人，他就是个乞丐头，光环都是后来世人加上去的。

 

当代的伟人邓小平他的理论彰显的就是几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算理论么？这只是底层老百姓的实践。所谓理论，不过是后来人把这些人的语言总结，加以修饰，成了圣经一样的东西，人们加以传颂。至于他本来说的那些话，有些蛛丝马迹的联系，未必是这么高。包括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并不全是他个人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之后怎么办？建立起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新社会？周而复始何时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不逾矩”，不仅是孔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性格的描述，从这一点来看，孔子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三十而立”对于古人来说，是必须做到的一件事，古人的寿命短，在汉朝时候，男子到了三十六岁就可以自称老夫了，“三十而立”，在三十岁的时候成家立业，有所成就，是很常见的，也是很简单的。孔子的“三十而立”是什么概念？一是经济上的独立，独自撑起门户过日子，再优秀一些就是有所建树。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在三十岁“立”起来？上学就上到二十五六岁，再读读博士，四十岁“立”起来就不错了。

 

再说“四十不惑”。孔子和释迦摩尼的时代，人们困惑什么？真没有什么可困惑的，少数识字的几个人研究六书（《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学习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士”；大多数素朴如白纸的文盲面对的只是老天，穷究的是天气变化与耕种收获的关系：什么迹象表明要刮风下雨，什么季节种什么作物——所以古时候传下来的天气谚语丰富而精彩。除此古人们再没什么可困惑的了。

 

现代社会信息大爆炸，宏观的研究到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微观研究到原子、中子以下还有无法穷尽的分割，至于名目繁多的学科也是呈裂变的态势越分越细，这么多学说、理论，谁能说不惑？我感悟到的“不惑”，主要是思想上的成熟、稳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一定的清晰度，不再人云亦云，不再按着师长规划的方向亦步亦趋，能够把别人的学说抛开，确立自己的思想，这才是不惑。 按照当今社会的表象，达到“五十不惑”就相当不错了，有多少人七老八十还是在所谓伟人圣人划的框框里打转转，到死都在困惑中。至于有几个明白人说了一些前卫的话，比如林昭等，他们对未来可能不困惑，对现实未必不困惑：历史的诡异、现实的强大、落后、陈旧、少变……伽利略和布鲁诺都为了真理而义无反顾，但是一个活了下来，一个被烧死，他们中谁更明白谁更不惑？ 

 

 

 

 

 

 

 

 

 

 

许多人都喜欢学习别人的经验，觉得这样会少犯错误，成长也迅速稳健。这当然能起一定作用，但是简单的照搬经验往往是不算数的，遇到类似的问题，错误会照犯不误。

 

我们有个干部说过：前面的人遇到了什么困难，看到我遇到了，提醒了我，我绕过去了；第二次又遇到这个坑，提醒了我，我还绕过去了；但是第三次，他不提醒，我肯定会掉坑里。这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的感悟，就是说“绕开”虽然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正确的不一定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可能灵活运用，下次还会再犯。什么才是自己的呢？就得自己跳下去，实实在在地摔个跟头，摔得越重，领悟越深，这样得到的经验才是自己的。当然经过一两次别人的提醒后，第三次遇到的“坑”跳下去后，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比自己第一次遇到小一点，不至于重伤，甚至摔死。这就是说：正确的都是从别人那学来的，很肤浅；错误的伤痛才是自己的，会铭记一辈子。

 

常胜将军都是由常败将军熬出来的，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跟头把式摔打中、在一次次错误中不断有所感悟的人才是最厉害的，我跟干部们谈话，经常说：你们总把问题考虑得很全面，很正确，才能做出决策来，但是这样的决策都是非常保守的，不会有什么建树。人才就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起来，有的人跌撞少一点，有的人一生都起不来。人的成长就像孩子长大一样，谁家的孩子走路不会跌倒？跌倒，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在动物界，那些牛马羊等，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站起来跟着自己的母亲跑。而越高级的动物成长得越慢，人再怎么进化，也不可能生下来就会跑，怎么也得一年左右才会走。就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也是六十岁以后才进入“圣”的境界。

 

任何事物在开始成长中，不出现波折是不可能的。人才的实践性没有重复性，如果有重复性，人才就不需要培养，直接塑造就可以了。人才不但需要别人培养出来，还要个人跌跌撞撞成长起来。老师怎么教育，我们怎么做，这只是技术的东西，不经过自己涂鸦创新，就没有东西是自己的。世界上技艺创新的大师们都有败笔，或者是缺少某些环节，这样的作品是他们的感悟和创新，也是他们成长初期的错误。他们成为伟人的时候，这些错误就变成了亮点。比如说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乾隆给加上了一横，这个错误反而成了避暑山庄的特色。

 

 

 

 

有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或很少犯错误）？有人说孔子等圣人就不犯错误。我的认识是，世界没有这样的人。

 

孔子、释迦摩尼、穆罕穆德和耶稣都算是圣人，但我认为圣人的光环是后人加上去的。穆罕默德就是一介武夫，从做强盗开始，当他财色都经历遍了，开始想高尚一些的东西，说了几句话，就被人们当作圣人了。他的原教教义就是“仗剑传教”，现在还被奉行。人类都走向共和了，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仗剑传教”，还符合圣人的标准吗？

 

释迦牟尼在16岁时和表妹成婚，在他29岁时儿子出生了 (后成为了他的弟子)，释迦牟尼于当年的一个夜晚悄悄离开王宫，逃到河边剃发换装，成为一名出家沙门。他也是厌倦的王室繁华而看淡生死，开始追寻解脱人生烦恼的道路。

 

    孔子六十岁以前没有说新鲜的内容。“惶惶如丧家之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很多都是悲观厌世的调子。在后人看来，孔子是个很笨的人，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后而知之，是很笨的后而知之。后人把他六十岁以后的话发扬光大了，就像圣经一样；其实孔子没有看这么远，他身处当时的时代，资讯也不发达，他的感悟主要是从自身周边的人和事得来的，他提出的“以人为本”、“仁政”，这是他理想中的政治生态。但是他看不到历史大格局的演变，他“梦周公”仅仅看到周朝的好处，没有看到周朝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开始，鲁国封给周公旦，齐国封给姜子牙， “封神演义”就是封建的开始——封官建卫；在这种大格局之下秦国的崛起，开启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从这一点说，不但不能说孔子生而知之，他连后知后觉也没有做到。其实如果认真研读孔子，就会发现孔子在六十岁以后，所思所言与以前大不相同。六十岁之后，孔子不再是老愤青了，言语中没有了仇恨，给人留下的是智慧豁达的光辉形象。

 

耶稣不同于孔子和释迦牟尼，他就是个放羊娃，或者乞丐头。他既反对暴民，不愿意革命，也不愿意与统治集团合作。他提倡被别人打了左脸，要把右脸伸过去，他用博爱救世，要做世界之王。他救富人，包括统治者；他也救穷人，他就是个乞丐头，光环都是后来世人加上去的。

 

当代的伟人邓小平他的理论彰显的就是几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算理论么？这只是底层老百姓的实践。所谓理论，不过是后来人把这些人的语言总结，加以修饰，成了圣经一样的东西，人们加以传颂。至于他本来说的那些话，有些蛛丝马迹的联系，未必是这么高。包括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并不全是他个人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之后怎么办？建立起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新社会？周而复始何时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不逾矩”，不仅是孔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性格的描述，从这一点来看，孔子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三十而立”对于古人来说，是必须做到的一件事，古人的寿命短，在汉朝时候，男子到了三十六岁就可以自称老夫了，“三十而立”，在三十岁的时候成家立业，有所成就，是很常见的，也是很简单的。孔子的“三十而立”是什么概念？一是经济上的独立，独自撑起门户过日子，再优秀一些就是有所建树。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在三十岁“立”起来？上学就上到二十五六岁，再读读博士，四十岁“立”起来就不错了。

 

再说“四十不惑”。孔子和释迦摩尼的时代，人们困惑什么？真没有什么可困惑的，少数识字的几个人研究六书（《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学习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士”；大多数素朴如白纸的文盲面对的只是老天，穷究的是天气变化与耕种收获的关系：什么迹象表明要刮风下雨，什么季节种什么作物——所以古时候传下来的天气谚语丰富而精彩。除此古人们再没什么可困惑的了。

 

现代社会信息大爆炸，宏观的研究到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微观研究到原子、中子以下还有无法穷尽的分割，至于名目繁多的学科也是呈裂变的态势越分越细，这么多学说、理论，谁能说不惑？我感悟到的“不惑”，主要是思想上的成熟、稳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一定的清晰度，不再人云亦云，不再按着师长规划的方向亦步亦趋，能够把别人的学说抛开，确立自己的思想，这才是不惑。 按照当今社会的表象，达到“五十不惑”就相当不错了，有多少人七老八十还是在所谓伟人圣人划的框框里打转转，到死都在困惑中。至于有几个明白人说了一些前卫的话，比如林昭等，他们对未来可能不困惑，对现实未必不困惑：历史的诡异、现实的强大、落后、陈旧、少变……伽利略和布鲁诺都为了真理而义无反顾，但是一个活了下来，一个被烧死，他们中谁更明白谁更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