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我刚进楚怡小学时的教导主任是一位身穿长袍、戴老花眼镜、五十来岁的李老先生，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他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同学们对他都心存敬畏。“土改运动”开始不久，便被从李老先生家乡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会会员用繩索捆回乡下挨批斗去了。不久便传来消息，李老先生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在他的家乡被处决了。继任的教导主任叫陈权熙，三十多岁，常穿一套兰哔叽中山服与李老先生一样不苟言笑，也未教过我们的课，是我班同学陈瑞杰的叔父。不久便调到某中学任教去了。接着继任的教导主任是刘国储老师，三十岁左右，常穿一双他夫人自制的布鞋，和一身泥黄色的中山装。刘主任善于化解和处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各种矛盾。他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携妻儿一起住在学校。为人和霭可亲，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目光中总是流露出几分忧郁，是家庭生活困苦？还是“土改”时家庭蒙受打击？我们不得而知。刘主任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仅因我和皖爱玲在班上发起的几次“反罗动动”，双方陷入相持僵局时，去请刘主任来评理、调解时与刘主任有过几次交往。可是不知为什么？有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中午放学前，刘主任到班上来私下告诉我、杨金秀(我在城东四校的同班女同学，后来又一起考到楚怡读高小。她生得活泼可爱，札两个羊角小辫，那时上穿白色短袖衬杉，下穿暗红底有黄黑格子的背带裙)、黎澍(一个墨笔字写得很好、很聪明的学生)要我们三个下午到学校来(那时星期六下午是不上课的)，也没有说来干什么。我遵照刘主任的吩咐吃完午饭便匆匆赶到学校，到教导处一看，刘主任、杨金秀、黎澍都已到了，刘主任对我们说：今天下午带我们到天心阁(即现在的天心公园)去玩。我们一听都很高兴，天心阁是我在城东四校读初小时，时常去玩耍的地方，因为天心阁离我家住的东茅巷不远。那是长沙城东南角上保留的一段古城墙、城门、城楼。清末民初时，长沙修建马路拓展城区，原拟将长沙城四周的古城墙、城门、城楼全部拆掉。这主意恐怕是出自某位或某几位从东洋或西洋留学回国的、具有强烈反封建思想的激进的革命者们。旧官僚、旧知识份子和具有恋旧情结的长沙市民是不会提出这种自毁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激进的馊主意的。长沙市民闻讯后群起反对，当局迫于民众的压力，经与社会各界代表协商后达成妥协，决定保留长沙东南角(这里是长沙城的最高处)的一段城墙、城门、城楼作为历史文化遗迹，供市民及后人观瞻。
天心阁西北方下面是一块大平地一处叫落星田；一处叫古稻田。因地势平坦早年曾作过飞机场，后来飞机场迁到小吴门外的协操坪，这是一大块清朝末年训练新军的大平地。因此落星田、古稻田一带便成了少年儿童们奔跑玩耍和春天放风筝的处所。我家住在东茅巷时便经常到那里玩耍和放风筝。
那天刘老师带我们从楚怡小学所在地储英园出发经玉泉街、黄泥街、蔡锷路、柑子园、藩后街、马王街、桂花井、堂皇里，从天心阁的北门进入天心阁。那时天心阁也不收门票，靠北门处还建有一间阅览室，里面备有连环图(就是小人书，长沙人把它叫作连环图)、报刊、杂志、画报供游人借阅。学生凭校徽(通常是由两层布制作，长约8─10厘米、宽约4─5厘米，上面印有学校名称、所在班级、学生姓名等内容，与现在的学生证作用相似)、大人凭工作证或街道开的介绍信借阅。
我们一行四人进入天心阁后，沿一条由北向南的小径前行，两旁种滿了花草树木，不时有蜻蜓、蝴蝶飞来飞去，并有各种悦耳、嘹亮的鸟叫声透过茂密的淡竹林(一种只能长到两三厘米粗细的小竹子)传入耳中，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尽管那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又是周末，正是人们秋游的好时光。可是天心阁内游人稀少、阅览室也只有不多几个小孩在那里看连环图。大概由于内战、“解放”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使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和工作，人们大都一天到晚忙于生计以解决家人的温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心情到外面去游玩。另外由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斗争、枪杀地主，瓜分他们的财产，接着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拘捕、关押、槍杀了许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知识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人们心里引起的恐惧、不安，人人自危，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游玩。
我记得在我从我住的青石井1号到楚怡去上学经过的息香街，有一座前国民政府高官的官邸，“解放”后被市公安局征用，我早上从那里经过时，经常看到一队一队的人犯用一根长繩把他们的一只手臂栓着连结在一起以防他们逃跑，由解放军押着从这座官邸走出来，每次都有数十人至上百人不等，他们的另一只手都拿着各式各样的脸盆和洗漱用具，显然是各人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后来才知道，那所官邸被当局征用后，成了公安局的一个临时羁押所，专门关押头一天晚上抓捕来的人犯，第2天被押往各监狱关押，审讯后或被处决；或被判以重刑。
天心阁保存的这一段城墙，东墙由北往南拆成了一个平缓的斜坡，斜坡用麻石(长沙人把花岗岩称之为麻石)砌成阶梯。我们所走小径的尽头便是这条登上城墙城楼的阶梯的起点。起点处有一麻石建造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牌坊，刘老师带我们穿过麻石牌坊拾级而上，不久便登上了城墙的顶部，这里有一座琉璃瓦的中式亭子，亭子里放置有一门清代铸造的大炮，大炮口径约15厘米，炮口厚度约4厘米，炮管长度约1.5米，炮管越往后越粗，后部粗约40厘朱，炮的尾部被厚厚的铸铁封闭，在炮身尾部的上端有一约4毫米直径的小孔是装引线用的，火药及起杀伤作用的大小铁球和碎石从炮口装入再塞入黄泥捣紧，从小孔装入引线用香火点燃引线即可发射。这种大炮大约在宋代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发明火炮时便是这种样子。这种火炮在炮筒中部两侧各有一园柱形短轴使炮身可以上、下作小角度的旋转之外，炮身不能作左右方向的旋转。这意味着由中国发明的火炮从北宋到清末的九百多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而比中国晚三百多年才从中国学会铸造火炮技术的西方国家，到清朝末年，他们建造的火炮不仅在射程上、威力上比晚清铸造的大炮要大许多，而且可以上、下、左、右旋转自如，并在炮身下装了车轮可以很方便地运送佈署到任何需要的地方。中国数千年封建皇权统治几乎把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清神扼杀殆尽。致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停滞不前，从先进沦为后进，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前这门笨拙的大炮每天清早5点、中午12点、傍晚6点都要打一炮，向全市民众报时，这对长沙城里许多家里没有钟表的贫苦人家的劳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刘老师带着我们三个学生穿过炮亭向南走过一段保存完整的城墙，来到一段面向东南的城墙，这段城墙上建有一座典型的中式木结构城楼，城楼有两层，城楼上悬挂一黑色金字的匾额，上书“天心阁”三个大字。天心阁是长沙老城的最高点。站在天心阁的城楼上可俯瞰整个长沙城。当时的长沙人口约卄多万，城区范围不大，东边过了老的粤汉铁路便是郊外；西边到湘江边为止，江对岸就是城外，虽有一小镇溁湾市也只有一两条小街；南边过了现在的劳动路也就到了城外；北边也只到湘雅路为止。站在天心阁城楼上极目远眺，湘江对岸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沥沥在目，秋天的湘江像一条碧绿色的玉带从南向北一直延伸到天际，江上远处的点点白帆依稀可见，和熙的阳光洒滿长沙全城和它的四郊，略带凉意的秋风从人们的脸上轻轻拂过，好一派清秋光景，令人精神为之一爽。
刘老师指着天心阁南面马路对面的一座名叫熙台岭的黄土山对我们说：清朝末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城的时候，南王萧朝贵便是在此山上被守城清军的炮火击斃的。当时太平军从广西、广东一路杀来，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所到州、县滿清官员、清军大都望风而逃。太平军很少受到有力的抵抗。可是在长沙却受到了清军的有力抵抗。本来太平军兵临长沙城下时，以巡抚骆秉章为首的满清官员也打祘收拾细软弃城逃跑，幸亏后来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力主坚守。左向骆等分析：长沙城坚粮足，城中清军人数虽不祘多，但守城也还够用，且湘人強捍善战。太平军一路征战过来未得休整，粮草供应困难，必不能久战，只要坚守城池，不出城与之交战，久之，太平军必放弃对长沙的攻击，长沙之围必解，长沙军民可免遭太平军的屠戮。骆秉章为首的满清官员和清军将领，接受了左的建议。左宗棠不失为后来的(左当时尚未发迹，仅在骆身边充当幕僚)晚清重臣，后来长沙战局的发展果然如左所料。在左的出谋划策之下，长沙军民奋勇守城，太平军久攻不下、粮草供应不济，且损失惨重，被迫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沿湘江北上，在靖港与曾国藩的湘军进行水陆大战，大败曾所率湘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幸被幕僚随从从水中救起，才保得一命，才有此后的湘军和曾国藩的东山再起，最终成为击败太平军的主力。刘老师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我们上了一堂令人印像深刻的近代历史课。
我们从天心阁的城楼上走下来，在城下的一块青草坪上蓆地而坐，刘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武侠故事，虽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故事的大意仍能清楚地记得：古代有一对侠客夫妻武艺高强，常在江湖上行一些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义举。后遭恶人陷害，夫妻双双被恶人杀害，仅留下一个三岁的幼童，被他人救起，送往一个寺院抚养，寺院的方丈乃一皈依佛门、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系被害侠客夫妻的挚友。幼童在这位方丈的抚养、教导和训练之下，十多年后，成了一名武艺高强的青年武术大师。一天方丈把他叫到跟前，吿知他的身世。这青年于是收拾行装辞别方丈去找仇人报杀父母之仇。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仇人，青年凭借从方丈那里学来的武林绝技终于杀死仇人，提着仇人的首级到父母的坟前祭拜，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这种故事虽已是武侠小说的老套路，但对我们三个很少读过武侠小说的小学生来说仍感到新鲜、惊险，都全神灌注地听得津津有味。刘主任讲完这个故事后对我们说：一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刻苦、坚持不懈才能成功。那个父母被杀害的幼童，十多年来他如果不是每天一早起来就习武劳动直至深夜，他能学到老方丈的武林绝技吗？他能为父母报仇吗？所以，你们将来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想事业有成，现在必须刻苦学习，而且要坚持不懈，不能冷一阵、热一阵，我们都深以为然。刘主任讲得有些累了，便对我们说：我想躺在草地上休息一下，你们三个自己去玩一会，不要跑远了。于是我们三个便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开刘老师自己去玩。那时的天心阁及周围种了许多花草竹木，因此那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蝴蝶、蜻蜓，还有许多种小鸟、昆虫。我们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一会儿爬到树上捉金轰轰(长沙人因金龟子飞起来轰轰作响，所以把金龟子叫作金轰轰)，一会儿又去追赶小鸟，开心极了。我至今仍记得黎澍爬树、爬竹子那灵活敏捷的身手；杨金秀连跑带跳的轻盈步履和她那随风飘动的红底黄黑格子短裙，以及他们那两张沾满汗珠的灿烂笑脸。那个下午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之一。
刘老师在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醒来，看看时间已到下午5点，便找到我们问：玩够了没有？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刘老师把杨金秀、黎澍和我依次送到各自的家门口才独自返回学校。
对于这次郊游活动我至今仍有两个问题弄不清楚：一是：那个星期六下午刘主任为何会要我和他去进行这次郊游？如前所述，刘主任未教过我们班，我与他平日只有很少几次交往。二是：他和我们讲的武侠故事与“解放”后当局对武俠小说所持的批判态度不符；对太平军、对左宗棠的评价也与当局的评价不符。他为何要对我们讲这些？这两个疑问我至今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也许只有刘主任自己才能回答。但是我从楚怡毕业后不久，便传来刘主任突发急病离世的噩耗，随着刘主任的遽然离开人世，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就随着刘主任西去的灵魂永远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
在楚怡教我们美术的是黄遐举老师，三十岁左右，个子又高又瘦，我们背地里叫他“楚怡高瘦”。黄老师毕业于国立艺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简称) ，受过正规的中、西方美术训练，油画、水彩画、水墨画都画得很好，尤其擅长彩墨花卉。我曾在长沙市举办的多次美术展览会上看到过黄老师画的多幅彩墨花卉作品，而且都标价不菲，从七、八十元到一、二百元一幅的都有(这在“解放”初期祘是很高的价格了)。后来我考入长郡中学后，黄老师也调到长郡任美术教师。我从长郡毕业之后，听说黄老师已调到湖南师大美术系执教。以后便不知道黄老师的消息了。
2004年春有一次我从湖北沙市乘大巴到岳阳，途经江陵市市区时，见一展厅门口悬一大横幅上书：《黄遐举先生书画展》几个大字，我深感惊讶，我想，这会不会是那位教过我们的黄遐举老师？如果是他，他是如何来到湖北的？这中间他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苦难？如果不是那位教过我美术的黄遐举老师，那么世上竟有如此的巧合？此人不仅与我以前的美术老师同名同姓；而且都是有名的书画家。这种可能性未免太小了吧！我相信在湖北江陵举办书画作品展的就是那位曾教过我们美术的黄遐举老师。虽然经过了约五十年，黄老师也不过八十多一点，他活到这个年纪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外在上世纪末，汨罗市屈子祠修建“屈原碑林”的时候，我还看到一块落款是黄遐举的碑刻，上面刻的就是黄老师的书法作品，由于碑林里面的石刻除了几位高官之外，都是全国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足见黄老师书画造诣之高。
“解放”后的楚怡小学，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的藏书、仪器设备几乎损失殆尽，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图书馆。在老师们的倡导之下，学生们都分班组成自己的流功图书馆，按照自愿的原则，各学生把自己家里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各种图书、画册拿出来交给由学生自己选出的图书馆长登记、编号、造册。由馆长负责收集图书、偏出统一的书号与书名一、一对应。教室后面有一大书柜供藏书之用。馆长负责图书的出借、登记、收回、保管。每位学生每次可借阅一本书，看完后再拿到館长那里换另一本书。就这样在当时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同学们仍可借阅到许多自己喜欢的儿童读物，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家境较好的同学可向流动图书馆提供较多的书刊；家境困难的同学即使不能向流功图书馆提供一本书，也可以借阅到流动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这种学生自己组建的流动图书馆，不仅解决了学校无图书馆、学生个人儿童读物不足的困难，而且提倡了学生为集体作出奉献的互助精神。那时班上的同学根据各自家庭的情况，都尽可能多地为流动图书馆奉献出各种儿童读物，有的甚至把家里大人阅读的书刊也拿来交到流动图书馆。被选为馆长的人，更是从小便培养了他献身公益事业的精神。每学期结束时，各人就都从馆长那里领回自己交去的图书。到下学期流动图书馆又重新开始运作。这是一种在物资匮乏、图书特到是少年儿童读物稀缺的条件之下，滿足学生阅读、求知需求的极其有效的方式。即使到了物资相对丰富的令天，仍是一种值得在学校推广、发扬的方式。现在采用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奉献公益的精神、丰富学生的阅读范围，在今天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学生重复购买相同内容的图书、音像作品的数量，这样也就减少了木材、物资和能源的消耗，从而能减少森林的砍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助于降低温室效应，是非常符合当今的绿色环保理念的。
不过在现在这种学校、教师与出版商、书店、音像出版社互相勾结，大力甚至是强迫向学生推销各种图书、音像制品的现实状况之下，恐怕没有哪所学校和它的教师会致力于提倡学生自助组建流动图书馆(包括音像资料在内)的。至于学校里那些从小就被家长们惯坏、且对被学校无穷尽的作业、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学生来说，恐怕也少有组织流动图书馆的兴趣、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我们这个充滿各种悲哀的社会中的悲哀之一吧！
“解放”初期共产党上台伊始时，对文化方面的控制还不十分严格，许多武侠小说、连环图还可以公开出售和出租。虽然学校和父母都反对学生看武侠小说，但我哥哥和我还是背着学校和父母偷偷地购买或到租书摊租借武侠小说来阅读，像《火烧红莲寺》、《张勇打擂台》、《金台传》、《七劍十三侠》、《荒江女侠》、《施公案》、《封神榜》……等。当然，我们也阅读父亲为我们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我被武侠小说里的神奇情节所吸引，书中那些峨嵋派(多属正面门派)、崆峒派(多属反面门派)、少林派、武当派的神仙、劍客们神奇的法术、法宝，高超的武功、刀法、劍术都令我惊叹不已。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令我叹为观止。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许多事物均已变成现实，更是令人惊讶。例如书中的千里眼、顺风耳不是已被望远镜、无线电广播、雷达、电视现场直播化为现实了么？劍侠们狭路相逢彼此施放出一把或几把飞刀、飞劍在空中彼此缠斗，直至一方把功力较差的一方的飞刀、飞劍击落，这不就是对现在的导弹与反导导弹在空中格斗的描述么？功夫更高深的劍侠们互斗时，连这类先进的飞刀、飞劍都不用，而是用手一指，一道劍光直取对方要害；对方也不示弱，随手也扬起一道劍光将对方的劍光抵住，两道劍光在空中格斗，直至一方的劍光败北，化作一屡青烟消失在太空之中。这不就是对比导弹和反导导弹更先进的现代激光武器之间的较量的描述么？劍侠们或脚踏一朵祥云；或驾一只仙鹤遨游于天空，这不就是人们现在乘飞机、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真实写照么？神仙、侠客们施放出的法宝在火光一闪之后便可将一坐大山一瞬间夷为平地，这法宝难道不就是现在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么？
面对今天已变为现实的、数十年前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们具有预见性的丰富想像力，在无比惊诧之余，还感到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观念之中，中国数千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思想传统对中国人精神上所形成的枷锁已差不多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扼杀殆尽，是根本不可能写出这些充滿想象力、充滿预见性的作品来的。随着对辛亥革命(1911年)至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这段历史的逐步深入的了解，我(还有许多其他人)发现，原来自1911年到1949年之间这三十八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对民众思想、言论控制最松动的时期，再加上当对外国的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基督教精神……等，和极端的邪恶的政治思想理念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都一起大量湧入中国社会。西方的文学、艺术、音乐、广播、电影及其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也大量湧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留学、谋生；西方人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经商、办学、办医院的也大有人在，这使当时的中国成了世界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艺术思潮的汇聚地，再加上当时中国对政治、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处于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所有这些都大大激发了中华民族那被扼杀已久的创造力、想象力，在这期间不仅在文学、科学、艺术方面造就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湧现出一大批极富想象力、极富创造性的武侠小说。可惜的是，这在中国漫长的令人窒息的阴暗历史中，这仅仅是曇花一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以后，一副比以往历史上更加沉重百倍的精神、思想、人身枷锁又落在了中华民族(除台湾之外)──这个苦难深重且永无止尽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颈项上。“解放“后大陆中国人颈项上的枷锁沉重到什么地步，是外国人和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它不仅严密限制了每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言论以及人身的自由，而且把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等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不曾或很少控制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都控制得死死的。这使得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中国人，除了在固定的地点按当局的要求从事繁重的永无止尽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不仅不能乱想、乱说，而且连动都不能乱动(因为你一旦离开你所固定的劳动、生活场所，你便无衣、无食、无住所，也就是说一旦你未经中共当局允许离开你劳动、生活的场所你便无法生存)。此外无休止的沉重劳动和无穷尽的批判、斗争使你既不敢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乱想)、去宣揚(乱说)、去行动(乱动)。中国大陆成了一潭与世界隔绝的臭不可闻死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所谓“改革开放”之后才稍有改变。
由于“解放”后中共当局为加强控制，处处强调集体行动、极力反对个人主义，所以就连学生的晚自习(主要是复习白天上的课程、完成各科佈置的家庭作业)也要集体进行。我们楚怡68班的同学分别按男女生、以家庭住所相近为原则，编成几个家庭学习小组，以一位家庭住宅较宽敞的同学的家，作为学习小组集体学习的场所。我和吳泰安、吳国安、贺益康、余泽民、余美国、刘庆民、关源汉、吳民刚、汤陞阶等分在一个学习小组。汤陞阶在我班因个头高大、嗓音洪亮，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叫“汤大炮”。他家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館”(后改名为“中山路百货公司”)对面开了一家两层楼的餐館名叫“飶香居”，地方很大，除一楼有一间大餐厅、厨房、住房之外，二楼也有一间更大的餐厅和两间小卧室，二楼大餐厅放了八張大园餐桌。由于当时民众普遍较贫困，即使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害怕别人知道他家有钱，而不敢轻易到餐館用餐，所以那时的餐館普遍生意不好，通常晚上一楼的餐桌都坐不满前来用餐的人，所以二楼晚上基本上是无食客光顾的。因此“汤大炮”家的二楼，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这个家庭学习小组的学习室。每天晚饭后我们便步行到那里复习功课、完成家庭作业，有时也一起谈论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消息。学习时间按学校规定是晚上7点至9点，学习结束回家，有时结束后也留下来下一、两盤象棋、军棋或海陆空战棋然后再结伴回家。
楚怡小学所在的储英园巷口的一条横街叫文运街，两旁有不少卖文具、卖儿童食品的小摊贩，学校门前的储英园有一段约20米长的一段街两旁无小贩，大概是学校不允许在校门口两旁摆设摊贩吧！母亲通常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不准我们买摊贩上的食品吃，认为不卫生会吃出病来。因此母亲总是在家里准备了糖果、点心和时令水果，等我们下午放学后拿给我们兄弟姊妹们吃。
有一次我和李孟嘉同学放学时，一起经过一个卖糖水煮黄豆的小摊，李说他肚子饿了，就从小摊上拿了一碗糖水煮黄豆一边吃一边对小贩说给我记上账，以后一起付钱给你。我当时肚子也餓了，见李吃得津津有味，又不用付现钱，我很好奇，总想知道那糖水煮黄豆究竟是什么味道，于是对小贩说：给我也来一碗，我明天付钱给你。也许是肚子餓了；也许是感到新鲜，觉得味道还不错。小贩照着我配带的校徽上的班级、姓名记在了他的小帐本上。次日我拿了钱就交给了小贩，以为这事就了结了，也没有要小贩把我的名字从他的欠帐本上划掉，到这学期末，小贩拿着账单到学校找到老师要老师协助按欠帐单上同学的名字和所欠金额，请同学们把钱付给他，当老师照单唸欠款同学的名单和金额时，居然有我的名字，令我大感惊讶，我连忙声明那钱我次日一早就交给你了，小贩听我一说似乎记起来确有此事,便说：反正只有一碗的钱，你说还了就算还了吧！我回到家里把此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叫你不要在外面乱买东西吃，你总是不听，那种糖水煮黄豆难道比家里的冰糖莲子还好吃？要吃出病来怎么得了，再说你把钱还给人家，怎么不叫他当面把你的名字从帐单上划掉？结果让人家找到学校里来向你要钱，做事情这么不细心，将来怎么能在社会上办事情？说得我无言以对，我暗自庆幸此事没有召致母亲的一顿棍棒。
文运街两旁的小贩有两位至今仍印象深刻，一位是卖自制的肉桂糖的，此人戴一副墨镜、梳一个油光发亮的“飞机头”、身着一套洁白的西装、足踏一双擦得呈亮的白皮鞋。一个活动木支架上放着一个高约12厘米、宽约50厘米、长约80厘米的木盒，木盒上面是透明玻璃推拉盖，支架和木盒都漆成白色，木盒内放的就是他自制的褐色的四四方方一小块一小块的肉桂糖，这是用一种未经脱色的土白糖熬熔再加上一点肉桂油搅拌均匀后摊成约2毫米厚的薄片再划成2.5厘米乘2.5厘米左右的小四方块而成，一百元旧市(约相当于现在的1角钱)可买六小块这种肉桂糖。该小贩手拉一只白色的小手风琴，一边自拉自唱大概是由他自己作曲、自己作词的吹嘘、推销他的肉桂糖的小调，一边唱、一边拉、一边还不停地伴隨着拍节摆动他的身躯，歌词的内容是说一家三个女儿，大姐买了他的肉桂糖嫁给了一个读书郎，后来学而优则仕当了大官，大姐就成了官太太；二姐也买了他的肉桂糖，后来嫁给了一个生意郎，生意郎后来发了大财，二姐成了阔太太；三姐没有买他的肉桂糖，后来便嫁给了一个叫化郎，后来三姐只好跟着叫化郎沿街乞讨，受尽苦难和屈辱。这位卖肉桂糖的小贩四十来岁的样子，尽管他生得又黑又瘦，但他除了一副墨镜之外的货柜、货架、手风琴、西装、皮鞋都是白色的，这使他在那些衣衫褴褛的普通小贩面前总是显得十分显眼和与众不同，为了显示他肉桂糖的清洁卫生，和令他周围那些邋里邋遢的众小贩们相形绌、自惭形穢，他从不用手从货柜里直接拿取肉桂糖给顾客，而是戴上一双轻便的白手套，用一把食品钳把肉桂糖一块一块地夾到一张清洁的白纸上包好，再用他那戴着白手套的手送到顾客手中，然后马上盖上玻璃盖，以防止灰尘和蒼蠅进入货柜。他还不时用一块白色的毛巾擦拭他那白色的货柜、货架和玻璃柜盖。这一整套动作都按固定不变的程序进行。他一身全白的衣着打扮、全白色的销售装备，再加上当时十分罕见的白色小手风琴、墨镜，以及他那自编、自拉、自唱的推销歌曲，还有他那一系列显示其卫生、清洁和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表演，确实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市民和学生，所以他的肉桂糖生意十分好，令他周围的小贩们总是对他投来充满敌意和姤忌的目光，而他总是带着不屑一顾的神色，自顾自地一边自拉自唱他自编的吹嘘他的肉桂糖的歌曲，一边销售他的肉桂糖。偶尔生意清淡时，也见过他带着高傲的神情和鄙夷的目光，扫一眼他周围那些小贩，仿佛是在对他们说：离我远点！我和你们不是一个档次！我也买过此人的肉桂糖，除了甜味之外，还带有肉桂油的香辣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与其他小贩们的劣质糖果相比，还祘得上是卫生可口的食品吧！
当“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不久，这位又黑又瘦有点像广东人的卖肉桂糖的小贩，突然之间就消失了，此后便再也无缘欣赏他那自编、自拉、自唱的歌颂他那珍贵的肉桂糖的歌曲、也无缘再品尝他那肉桂糖独特的香辣甘甜的滋味了。后来听其他小贩们说：此人是国民党特务，被公安局抓去槍斃了。不知是小贩们按自己的希望给他们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编织的故事；还是事实确实如此。当然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那就是此人是一个以贩卖肉桂糖为掩护的国民党特务，真的如小贩们所说，被公安局抓去槍斃了。
对小贩们的这一说法，我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如果此人是特务，我想他的衣着打扮和推销肉桂糖的方式决不会如此引人注目，做特务和间谍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尽量掩盖自己，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才能减少自己暴露的可能，据此我不大相信小贩们的说法。我估计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这个人是一位下层文艺演员，“解放”后失业了，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使他想出这种独特的方式谋生，后来或因找到了文艺界的友人幫忙重返文艺界从事文艺工作去了；或是在赚足了路费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之后，告别长沙返回故乡去了，根据他黑黑的皮肤、瘦小的身材、深陷的眼框及外地口音判断，他是两广一带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根据他自制的肉桂糖来看，糖和肉桂都出产在两广，而肉桂糖很可能是此人家乡的一种地方食品。我真的希望小贩们的传言不是真的，我希望他真的像我所分析的那样，他离开长沙；离开他肉桂糖摊贩这个行业，确实是重返了某个文艺团体继续他的演艺事业；或是返回了故乡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小贩五十多岁年纪、光头、身材高大、脑袋也大，有一张大觜、厚厚的嘴唇，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对胸布扣，两边往中间一摺，用一根布带一扎的中式褲子，一付典型的小贩形象。他主要向小学生们推销糖果、文具、小玩具等小商品，不过他不是直接把这些东西出售给学生，而是通过摸彩的方式进行推销。由于他摸彩的方式独特，所以至今对他印象深刻。他也是用一个活动支架支撑着一个高7厘米左右长宽各50厘米左右的木盒，木盒底部是一块木板，木盒内部用小木条隔成100个大小一致的小四方木格，他在每一个木格内放置一张写有奨品名称、数量的结实的厚纸条(以便它可以重复使用多次)，每次每格放的纸条各不相同，以使你无法预知某木格内藏有的奨品种类。然后在本盒上面贴上一张与木盒一样大的纸，纸上写有从1到100的数字与纸下面的藏着写有奨品名称和数量的纸条的小格一、一对应。然后他拿着一个黑色小布袋，布袋深约30厘米、口经约20厘米，布袋口固定在一个园形的粗铁丝环上，铁丝环有一个把手，黑布袋内有一百颗白果子(银杏树结的籽)每一颗上分别写着从1到100的不同数字，摸彩时先交200元旧币给他(相当于现在的两角钱)，可买两个槟榔或两颗糖粒子，任由你选。然后他再给你一个摸彩的机会，你便可以伸手到黑布袋内摸出一粒白果，照白果子上写的号码在木盒表面的纸上找到相应的号码处，用手指戳穿纸面，取出木格内标有奖品种类、数量的小纸条，照纸条向小贩领取奖品。该小贩有两个装满各类奨品的大箩筐，其中有糖果、槟榔、哨子、洋火(即火柴)、铅笔、毛笔、画片、牙刷、橡皮擦、乒乓球、十颗一筒的水果糖、墨、包成小包的红薑、五味薑、文具盒及许多小玩具。这位小贩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他在经营时总是唱着一支估计是他自编、自谱曲和自唱的歌谣。由于听得多了，至今仍记得它的歌词和曲调，试记录如下：两百元那个买两口槟榔，外送一个彩，冒得(长沙话没有的意思)空方，中洋火、中牙刷、还有叫子(即哨子)、洋菩萨(即印在硬纸板上的小画片)。推销那个糖果，还有槟榔[曲谱另记] ，他的生意也很好，楚怡的小学生们都愿意花两百元(解放初期的旧币)钱，把自己的小手伸进他那装滿希望的黑布袋里一试自己的运气。
此外还有一种卖转盘糖的小贩，他挑一个担子，一头是一个小木柜，上面放着一块长宽各约40厘米、厚约2厘米的白色大理石板，下面的小柜里放着他备用的原料：一小壶茶油、一罐飴糖、数斤北流糖(一种广西北流一带土法生产的棕色未经漂白脱色的糖)。担子的另一头也是一个小柜，柜里放着一个烧木炭的小火炉，火炉上有一个带把手的直径约25厘米的小铜锅，这个木柜上面的台面上，中心有一个小木柱，高约2、3厘米，木柱顶端中心有一垂直的小铁轴，用一根厚约5毫米、宽约2.5厘米、长约30厘米的小竹片，竹片中部有一小孔套在小铁轴上，竹片的一端悬垂着一根垂直的小铁针，针尖正好指在柜面的木板上。在这个木板上以铁轴为园心画出一个直经约35厘米的园圈，然后以铁轴为中心向园边画出许多直线把园分成许多角度大小不同的扇形，每个扇形里都画有不同的字、符：有龙、凤、公鸡、魚、马、兔、锅等，和一些从5到10的数字。龙、凤、公鸡的扇形十分小；鱼、兔、马、锅的扇形比前三种的扇形略大一点，而且这7种扇形在整个盘面上每样都只有一个；从5到10这六个数字的扇形以5为最大依次减小，而且有5字的扇形数量最多，其他数字扇形的数量依次减少，所有画有这些图形和数字的大小不同的扇形都均匀交错分佈在台面的园面上。以龙的扇形角度最小，因用熔化了的北流糖制作的龙不仅工艺难度大，而且耗糖量也最多，凤、公鸡因制作工艺难度和耗糖量都比龙略低，故其所占扇形也此龙略大一点。这个小贩先把北流糖放在小铜锅里熔化，用一个长柄其前端有直径约6、7厘米的小铜勺舀起熔化了的北流糖，用勺里流出的糖线在涂有一薄层茶油的大理石板上绘制出各种精美的糖龙、糖凤、糖公鸡、糖马……等，和直径约1.5厘米的小糖饼。此时顾客(主要是小学生) 花100元钱便可用手转动支撑在小铁轴上的小竹片最后竹片停止转动时，竹片一端悬挂着的小针停在哪个小扇形区域上的符号或数字便是你所中的奨，此时小贩便用小铜勺舀起铜锅里熔化的白流糖在涂了油的大理石板上用向下流出的糖线绘制出你所中的动物的图形，然后把一根细竹韱点上两滴糖固定在糖制动物上，再小心地用薄铁铲将糖绘动物从大理石板上铲起來交给客户玩赏、食用。如果中的是“锅”，则小贩先在大理石板上滴上一大滴糖然后用薄铁片把这一大滴糖压成一个直径5、6厘米的园形薄糖饼，趁它还没有凝固，用薄铁片铲起这个薄糖饼，用手捏成一个小锅形，再用熔化的糖给这个小糖锅粘上一根短竹韱当作把手，然后小贩用两根短竹韱从饴糖罐里绞起一小团比桂园大一点的饴糖连竹韱一起放在小糖锅里，这叫“锅子熬琼糖”(大概因为饴糖颜色金黄有点像金黄色的玉石吧！所以长沙人把饴糖美称为琼糖)，顾客用手拿着有小竹把的糖锅，用另一只手用小竹韱挑食“锅”里面的饴糖，最后连小糖锅也一起吃掉。如果你中的是5到10中的一位数字，小贩便会用小勺在大理石板上滴出相应数目的小糖饼(厚约2毫米、直径约1厘米)给你。之所以要在每次制作之前都要往大理石扳上抹一薄层油，它要是防止小贩在石板上绘制的糖制手工艺品粘在大理石板上铲不下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小贩都是学过徒弟受过严格训练的师傅，他们用熔化的北流糖在大理石板上绘制出的以各种动物为主的工艺美术品都栩栩如生，而且精美无比，所以每当有人转中龙、凤、公鸡等难得的大奖时，常引来众多人的围观，不仅是小学生们，还有附近的大人和其他小贩，都来看师傅如何绘制、如何粘上竹韱、如何从大理石板上把他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小心翼翼地铲下来交给中大奖的人。这个过程常引来人们的一片惊叹和赞美之声。此时的师傅尽管因为制作这些“大型”的精美艺术品不仅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还要耗费较多的糖，他从这笔生意中不仅赚不到钱，还要亏一点本，每当此时，这些师傅们不但没有感到懊恼，反而因他的劳动获得这么多人的认可和赞美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处于社会底层的这些师傅们，在这时才体会到人们对他们的尊重；才感觉到他们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而这些都是他们平时很难从社会上得到的。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种训练有素的用熔化了的北流糖绘制工艺品的手工艺人了。
到1950年下半年长沙一带的“土改运动”已基本完成，在农村斗争地主、土豪、恶霸也告一段落，这些人被处决了一批，还有一批被判刑，所有这些人都被载上了“四类份子”的帽子和他们的家属一起都沦为这个社会任人欺凌的贱民。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甚至他们的妻女儿媳都被贫下中农、乡村干部们瓜分了。
这年年中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中共当局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地经常举行中共当局组织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小学生亦不能幸免，和大人们一样都要举着写有各种标语、口号的小旗参加这些活动。这些由中共当局精心策化、组织的反美游行示威活动，对外都被说成是民众自发举行的，外国人哪里知道，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的大陆民众从来就没有任何自主的游行示威权力。游行时还要不断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由于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我们都真的认为是美国和南朝鲜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为了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想让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所以我们和全国绝大多数民众一样，都滿怀热情地参加这些游行示威活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外文献档案资料的解宻，我才知道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在中共和苏联的怂恿之下，为统一并独霸朝鲜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侵略南朝鲜的战争。
为了从民间搜括钱财补充抗美援朝巨大的军费开支，中共当局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从中国民众因连年战乱早已羞涩不堪的囊中挤压出仅有的钱财，供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在朝鲜战场挥霍。我和其他小学生们不仅要把自己的零花钱，而且还要专门找父母要钱投入学校设置的捐献箱。不仅如此学校还要安排中、小学生们三、四人为一个小组，带上募捐本到各商铺挨家挨户进行募捐，因募捐的小组太多，店主们不堪重负，也不堪其繁，他们或是表示早已捐过了，以婉拒捐献，或是捐一、两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两角钱)应付了事，以致我们往往奔走一天也募不到几个钱。由于中、小学生募捐收效甚微，所以坚持了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了。
实际上在1950年10月份中国大陆才基本“解放”，由于近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乱，先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接着“太平天国”内战10年、中法战争、“义和团”内乱引发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双方在我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后开始的军阀混战、共党暴乱引发的国共战争、1937年开始的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直至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尚未结束的“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历经了长达110年几乎没有停歇过的战乱，不仅造成了无辜民众的大量伤亡、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对帝国主义的领土割让，以及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造成了国库空虚、民众贫困、国力衰微。1950年的中国大陆，因110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桥梁、港口、城镇、工厂大都毁于战乱，民众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极度贫困状态之下。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毛泽东为了实现其赤化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在斯大林的幕后指使之下，怂恿金日成发动侵略南朝鲜的战争受挫后，毛泽东居然不顾国家和民众的极度贫困、不顾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为讨好斯大林，甘当斯大林的马前卒，悍然决定出兵朝鲜，从此在中国大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毛和中共通过它们的宣传机器和统治网络发动民众参军参战，保卫“新中国”的胜利果实、捐献飞机大炮、捐献公粮、向“志愿军”捐献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当时的大部份中国民众包括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由于不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的本质以及历史真像，都对毛和中共抱有巨大的希望，受中共宣传的愚弄，都认为中国从此(“解放”后)必将在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之下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必将走向法制、文明、幸福的美好社会。中华民族必将洗雪百余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压迫的耻辱，而以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的姿态挤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包括我们兄弟姊妹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积极的姿态参加毛和中共展开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参加支援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土改”运动、支持“三反、五反”运动、支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当然这些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都是中共当局发起和组织的)，在集会和游行时大声呼喊支持这些运动的口号；去捐钱捐物、去募捐。还有许多演艺界的名人纷份组团到全国各地巡回义演，将义演的收入全部捐出，给中共当局从苏联购买米格战机。当局为鼓励艺人们的这种行动，就将购得的战机以该艺人的名字命名：例如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就捐献了梅兰芳号米格战斗机，还有许多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不过还有一位年轻的河南豫剧演员叫常香玉的令我印象深刻，她为独自捐献一架“香玉”号米格战机，曾率领她的豫剧团到长沙义演。虽然湖南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豫剧，但在当局的宣传鼓动之下，尽管义演的票价此平日京剧、湘剧的票价要贵将近十倍，但长沙的市民们仍踴跃购票前往观看。父亲也买了两张票和母亲带我(那时有大人带领的小孩是不用购票的)一起去看常香玉的演出。
母亲虽喜爱京剧，但因与父亲结婚之前在河南开封生活过好几年，对豫剧也有所了解，十几年后又能重新听到年轻时一度熟悉的豫剧曲调，也将引起母亲对在河南生活的许多记忆，所以那天母亲也很高兴，吃完晚饭，母亲梳好头化好妆，就和父亲带我前往现在五一广场东北角上，一处平日演出花鼓戏和其他地方小戏的不太有名的剧场去观看常香玉的演出(之所以选定那个不太有名的剧场我估计是为了节省租场地的费用)。我照例是一放学便胡乱写完作业，吃完晚饭便跟随父母一起看戏去了。“解放”后，我仍然跟随母亲去看京剧，照样是一知道母亲晚上要去看京剧，下午一放学回家便胡乱写完作业，这样便取得了跟随母亲去看京剧的“许可证”。不过母亲“解放”后看京剧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由原来每周两、三次减少到每月一、两次。
那天常香玉演出的剧目是“花木兰”和“梁红玉击鼓抗金”，在当时“抗美援朝”的形势之下，这都是有象征性的剧目。演出那天可谓盛况空前，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过道上都挤滿了买站票的观众。常香玉那时正当妙龄，在河南豫剧界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一阵紧锣宻鼓之后，扮演花木兰的常香玉背对观众快步出场，然后一个转身“亮象”，立即博得观众的一片叫好声和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好久才平息下来。豫剧特别是常香玉的唱腔慷概激昂、抑扬顿锉、铿锵有力，与京剧的园润悠扬啘啭相比却别有一番韻味。占观众绝大多数的长沙人虽多不懂豫剧，但出于爱国热情，对常香玉的演出仍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而观众中少量的河南藉的南下干部和军人，对常香玉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更是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母亲对又能听到久违的、过去曾经熟悉的豫剧曲调也显得十分高兴，这对于喜怒通常不溢于言表的母亲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