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


中共与红朝不全是一回事,1949年前,红朝是梦不是实体。但自红朝建立,红朝与中共便是血肉相连的一体。重申这两个不争的事实,是为了明确两点:1、中共是由中国养育大的,中国是它的当然母体,无论境外的苏共干爹如何资助了中共干儿子。但是中共建政后党高于一切,世所皆知。尔后竟一步步变成了中国的父体。此种公然的“乱伦”行为,为华夏文明未有的情况。以往的中原王朝纵然玩荒唐,也不敢把朝廷摆在中国之前,中共就敢做。此亦非欧洲中世纪情况的再现,自罗马帝国崩溃,罗马教庭便非由某个国家养育,反倒是教庭后来养育出了众多国家。2、正是此种“乱伦”行为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扰乱与毒化了中共党干的基本价值观,促成了他们“群体嗜血性格”的定型定势。

拙文关注的是,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既已定型定势,它就自有一套演化逻辑。它随中共的兴而兴,却不会随中共的亡而亡。因为这个剧毒已经广泛地进入了各行各业进入了民间,正在发酵为冷血、嗜血的民族性格,而在今天和未来的时代,冷血、嗜血的同义词乃是偏执、弱智和反智,细思恐极。

何谓性格?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罢了。它无从量化,但是真实存在。风格一经定势,无论所行之事或可贵或可恶,皆会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惯性力,近乎本能反应。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是:一个性格乐于助人者,或一个脾性暴戾凶残者,所行之事皆与环境不再是必然关系。人世间的不幸在于,前者之光的温暖效应有限,后者之恶的寒蝉效应能呈倍数发展。常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证实了制度决定论有短板。

单个的人有性格,离不开先天的差异性。群体的鲜明性格,源于不同的文化浸染与特定时空。

上世纪出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打造的红朝,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因素或各占一半,时代背景的特征很显著: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兴的工商业文明发生了激烈地碰撞,突出表现为近千年的文化思维属于内循环,已然突破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各种利益关系难以和平调整,严重受制于世界的滔滔大潮。偏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自成一体。各种纽结异常强韧,自视很高,短时间内哪里看得透舶来品社会主义的复古本质,加上同属舶来品的资本主义并无力化解那年代的众多重大问题,与之配套的代议制显示的威力并不敌国家主权,便催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相。但根子首先要从自身寻找。
之所以说中共及红朝是个四不相,1、它不属于承袭传统的新王朝。不是说它欲与传统切割全无道理,但行事的武断、暴烈及拍脑袋出来的标新立异,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三个先例:大秦帝国的虎狼性与王莽新政以及洪秀全天国的多花样。2、明明海风挡不住,却自负的只接受一股海风坚拒另一股海风,演绎成了它的稻田只接受湖水不接受河水。3、中共及红朝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言人,从来名实不符,逐渐变异为挂羊头卖狗肉,尔后索性全挂狗头了,招牌上却仍是正宗羊肉店。此三点构成了这个四不相的特色,也相应地出来了它的特色性格。

先说说中共夺权阶段,群体嗜血性格的初塑。

中共与俄共苏共的关系,早有共识,不再说了。不能不说苏共的回报并不理想。上世纪60年代后,苏共可谓后悔死了当初的扶持了中共。列宁,斯大林皆不失为玩地缘政治的高手,对历史纵深的理解仍不免肤浅。一部罗曼诺夫王朝史,怎比得了中国二十四史的内容丰富。主要是,中国是大国,人力资源及潜力非苏俄能比,这事十分重要。

尤其在一个仍只能、也必须在国家平台上唱大戏的时代,卧榻之侧守着个强邻太犯忌了,中苏两党两国的翻脸,是早晚的事。需要附带提及的是,中共前期对苏俄的卖国,肯定上不了桌面,红朝尔后的爱国,于中国危害更大。这不是一般国人尤其信奉党文化的国人理解得了的。

不过,苏共对中共前期的巨大影响力,不可否认和淡化,不由中共不萧规曹随。即便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主宰了中共,他也得审时度势。他在抗战后期高调赞美美国,进皇城前又宣称朝苏联一边倒,两边该讨好时都讨好,手法当然灵活,说到底仍是玩小聪明。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中共只能是个遭后世厌恶的四不相。几乎全是文盲的愚昧小农阶层,为早期中共军队提供了肉身。投机于革命的小知识分子,身处城乡边缘深染匪帮习性的大批地痞、游民,构成了中共军队的骨架。来自苏共的阶级斗争理念,鸦片般提振了中共军队的精气神。

中共既然走的是武力夺权之路,军队便成了它的通灵宝玉。一般而言,农民造反队伍夺权的成功系数很低。自陈胜吴广以来,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不下于百支,由此建立新朝的例子很罕见。这号军队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一呼百应形成的人多势众,壮阔的气势是旺盛士气的可靠保证。当然其他的重要原因皆不可轻视,例如基层互相信任关系。常言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便是这个道理。中共的军头当然明白此道理,但中共军队大不同于以往农民造反队伍也是显然的,便是多了个来自苏俄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实为进口的特制鸦片,目的是让吸食鸦片上瘾的官兵,对作为鸦片供应商的共产党,产生极严重依赖心理,进而成为党军或叫党卫军。

此特制鸦片的惊人药效诚非虚言。红军时期为了快速地打造出一支高效党军,入党便成了军官的必备条件与荣誉。不识字不懂马列学说或品行不端没得关系,只要你肯听党的话。你对党的指示、口号不感兴趣可不行,至少你休想升官,意味着你永远是一线战场的炮灰。你不想干了,同样不行,逃兵是要杀头的。那么听党的话要听到什么程度呢,一是为党万死不辞,二是为党随时大义灭亲。没有人告诉你,你死一次便不存在了,谈什么万死?后者更歹毒,一个敢于灭亲的人还是正常人吗?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中共这一手,一直延续至今。

这只是牛刀初试。具体的厉害招式是不停的开会,学习,整风,肃反,奖励对落后分子特别反动分子的检举,告密,再对落后分子无情斗争,对反动分子施以极刑。这一来,哪怕战斗或战役结束,觉悟不高者,出身不好者,得罪了领导者,作战不力者,仍随时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到了这一步,几个人还敢不紧紧地跟党走。便是那些军事干部,见了政工人员也得退避三舍。

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使上述种种进一步具体地制度化了,操作更加简单易行。需要指出的是,此法宝与其说毛泽东取经于苏共,不如说毛泽东是从商鞅和东西两厂获得的灵感。不应该把中共及红朝事事都与马列扯一起,这里又是一个理由。进一步说,没有什么马列,红朝那帮大佬仍可能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不是苏共扶持了中共,而是希特勒国社党扶持了毛泽东,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会喊“元首万岁。”只要你能让他们出人头地。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哪个人看中的不是中南海的那把交椅?什么马列,什么初心,主要用于哄鬼。毛泽东尤其如此,他终其一生,绝大部分所学是中国史籍,首推各种统治术。他非留欧留苏生,苏联的经验对于初进井冈山的文盲士兵,不啻春风不度玉门关。他欣赏此法宝,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因为军队的政治工作政工人员,名为为党宣讲宇宙正道,实为监军特务。把支部建在连队,可使特务监军一竿子插到底。

此情况的发展当然有个过程。中共及军队并非始终处于“极左路线”统治状态。中共自己也不讳言的前期历史告诉了我们,依得它的“极左路线”,红军必定覆灭?中共休想成气候。他的政治正确对自身的反噬,可谓恶果触目惊心。所以,它也不得不反反“左”。它夺权成功的本钱主要来自抗日时期,功于苏维埃阶级斗争理念让位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是政治上停止了苏共教条,经济上承袭了市场经济,配以一定的言论自由,此三点使它获益匪浅。

然而这是中共迫于时势的策略改变,本质是让步,极权本性并没有变。兴奋时还会翻出老唱片唱一通,突出如延安整风的狂抓特务。极权与嗜血本是同义语,继续政治特务监军不可避免。一如既往,这帮吃政工饭的人员本来就多为不学无术者,见风使舵者,贪生怕死者,只一个为了保住特权和升官晋级,政治正确便成了生命线。固然他们也有无奈,骑上了虎背便休想安身而退。也可以说,他们吸食鸦片上了瘾,戒身瘾已极痛苦,戒心瘾更困难,典型是康生领导的特务机关的凶狠。此种政治正确的具体内容,无非再现肃反整风那一套:睁大双眼搜寻特务、内奸、反动分子;鼓励告密,知情不报者视为同罪;对落后分子无情斗争,对反动分子往死里整;不容分说,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至此,至少吃保卫饭吃政工饭的这个群体,冷血、嗜血的性格得以形成。

而党还须保护和肯定这种群体性格,至少不能追究行为人责任,那样一来就会上升到否定党否定革命的原则。很简单,没有了党,岂不是大家全完蛋。另有一个上层权斗的问题:周恩来的人遍布党军两界,前述的特务头子康生便属于周恩来系列,毛泽东既然要“团结”大多数人为己所用,就只能玩平衡术。所以,所谓反“左”,无非用鸡毛掸子在脸上抹下灰,蹭下痒。此为中共的“左”怎么都反不下去的根本原因。因为“左”是工作方法问题,“右”是反党问题。于是中共的“群体嗜血性格”这个病毒,保存了下来。它能否扩展为传染病乃至瘟疫,全看环境演变了。

今天回过头看中共的这号病毒是不可逆的,除非它夺取不了政权。此为极权下党军共相。本来,无论哪支军队出现嗜血之辈从不奇怪,它作为专职杀人机器,作战时是没有人性位置的。但是军队官兵终究是人,绝大多数人会要解甲归田,特殊时刻的冷血与嗜血行为,不等于一定形成见血就兴奋的性格,尤其形成群体性格。制止这号病毒,国家最高价值的取向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军队的嗜血行为必须约束在军队内部尤其战时,决不可以面向民众。然而,中共及红朝的价值观,自有特色。

再说说中共掌握政权后,群体嗜血病毒的演化。

中共自建政到毛泽东死亡,大部分时间仍在革命,表现为政治运动没完没了。借助于政权力量和举国资源,它也就有了条件打造全国一盘棋与山河一片红。其重大措施是:1、党建覆盖城乡及各行各业。2、把军队的“优良”作风推向每个角落。3、大力扩建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使之成为准特务机构,配合公检法严密监控社会生活。愚蠢的党干们显然陶醉在种种高效行为反馈的快感中,忘光了嗜血行为曾经引发的反噬。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大大小小的动员会议上,照例有一道令人血脉喷张的壮丽景观:当宣布又要打一场大战役后,伴随着嗷嗷吼叫是争相表态,向党表决心。当场便捋衣袖者,摩拳擦掌者,乃至写血书者,屡见不鲜。这里面当然有作秀者,但手心发痒者,宛如发情的豺狼,实不为少数。

不过,建政后迄止“三面红旗,”中共的土政,剿匪,镇反,反右等大规模运动,嗜血对象主要是阶级敌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层暂且属于“依靠”对象也不假。相应地,嗜血病毒还谈不上大扩散,由军队发端的群体嗜血性格仍局限在政权机构之内。在政权机构之内,表现突出者仍为那些准特务机构和专职镇压机构。此期间,多数工农拥护中共并非虚情,是因他们尚未尝到厉害。

待到“三面红旗”开始,嗜血病毒便大扩散,但凡有几个中共党员也就是领导坐镇的地方,便能感受到深深地恐惧。当年遍布城乡的水利工地上,炼钢工地上,被捆绑、吊打、罚跪、扣食,是普遍现象。什么成份好,历史清白,军属烈属,不管用了。因为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罪名套不住你,还有个“坏分子”的口袋罪名把你给装进去。尔后的“流氓罪”,“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是一个套路。反正你只要对现实不满,讲了怪话,或出工不出力,被人反映上去,领导和民兵就来了。领导和民兵也有无奈之处,互相之问也常提醒:“当心打你右派。”主要是当此行为遍地开花,未完成任务和指标只能靠施加恐惧才能逼出生产成绩,讲人性人道就是跟党性作对,领导和民兵便全无负罪感,反倒洋洋自得。而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政治挂帅,坚决跟党走,”更被民兵视为荣誉。大量的愚民仍坚信共产党高官是好人,坏的是下面的小官员。

接踵而来的用湖南话说的所谓三年苦日子,就更不容下层官员和民兵讲恻隐心了,也不需要党官们多费口舌讲大道理了。各行各业尤其农村进入了不折不扣的生存斗争,面对一具具饿殍,谁也没理由指责别人不该冷血、嗜血,不该多吃多占开小灶,谁让你不入党不当干部呢?至此,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得以在中国土地上全覆盖。

不过全覆盖不等于全定型,更不等于全都发展到了近乎本能阶段。它由流行病升格为大瘟疫,是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儿。正如此瘟疫无差别进入人体,从卑贱的农民工,小市民到高贵的名流和知识精英,是改开后的事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