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2021年8月10日，余智教授愤愤然从我的微信群退出，离开之前发了一段张千帆教授在其它群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观点”，余智提出的理由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性”。为了方便讨论，现把千帆教授的这段话转抄如下：

看到群里众人对传统文化的莫名戾气和咬牙切齿，令我震惊。除了极左宣传教育的长期熏陶，我找不到其它解释。几位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语气措辞都和“文革”小将惊人相似，说你是“红卫兵水平”，有何问题？你不是中了儒家文化的毒，而恰恰体现了“文革”时代无文化、反文化教育的遗毒。从你对儒家的妄言妄语，基本可以断定你没有完整读过《论语》或其它儒家经典，只读过《狂人日记》。鲁大师和现政权关系暧昧，却不愧为捣毁传统文化的主将，为极权政体奠基功莫大焉，一句“礼教吃人”就培养了一代代奔赴窑洞的文学愤青，49以后获得新文学祖师地位并非浪得虚名。（1）看来我需要重新调整对左右和极左极右的关系认知。前阵子批极右，本群体现了中左共识，现在又来批传统文化，让我意识到左确实很容易变成极左，看来这一点右派说得不错，如同右很容易走向极右一样。我确有复兴儒家伦理之意——当然不是以愤青们所能认知的方式，但我在群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只是看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文革式污蔑，就引发了更多的妄言妄语。这不只是说明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也体现了极权体制造成极其普遍的道德虚无主义和不宽容。简言之，今天批儒家文化，和批基督教是一个性质。你可以不信儒家或基督教，但为什么要批儒家和基督信仰呢？别人信，管你什么事？再说你自己信什么？群内绝大多数人回答不了我早先提出的这个问题。许多人仰慕基督教，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慕强心理，自己并不信，甚至连圣经都没读过；这类人中川粉比较多，但左派也不会没有。现在把传统文化也彻底否了，那你还有信的吗？有的话，请具体说说。和右派相比，左派的突出问题是无神论和道德无用论。你可以不信教，但不能没有道德信仰，否则就是今天国内一片粉红的情况——信国家、信领袖、信党或索性什么都不信。（2）许多人抹黑儒家文化，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信仰或文化？哪个有2000年历史的教义没有一些污点？《圣经》还支持奴隶制呢——至少美国南方奴隶主这么说。这么“邪恶”的宗教，内战之后是否要全盘抛弃呢？儒家传统确实没有自己开出宪政民主，但它是障碍吗？好像正是余先生说过，清末民初推动政治改良最积极的正是儒家——当然，在我看来，拥抱革命几乎从来是一个错误，辛亥也不例外，以下另说。哪个古老文明都有不符合现代标准的地方，能否延续甚至发扬光大要看它的继承者怎么扬弃所谓不合理的部分。明明是你自己无能，不能接续本来不错的传统，偏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祖宗身上——很好，这恰恰是反儒家文化的完美体现！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3）许多人把两千年乃至今天的中国现状归咎于儒家传统，恰是儒家传统被根绝之后普遍放弃责任、颠倒是非的表现。49之后，儒家在哪里？儒家或非完美，但是今天中国的共产文化（更准确地说，反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二选一，你选哪一个？王斌兄一直声称自己深受儒家文化之害而不可自拔、忧苦不堪，请问你家是书香门第还是封建遗老，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让你受害非浅？你比我年长几岁，但不都是在共产虚无文化下长大的吗？如何搭得上早被连根拔掉的儒家传统呢？（4）我们身上确实还遗留一点传统文化的性格，吃苦耐劳、胆小怕事、自我奋斗。哪怕你到了国外，华人群体仍然鲜明表现出这种性格。这个其中有糟粕，但也不全然是糟粕，无须妄自菲薄。国内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海外华人的成就，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文化性格。我早先说到黑人问题，并非我歧视黑人，但他们在这方面问题更多，华人问题少得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对其它族群有用，华人也需要学习黑人参政维权的精神，二者并不矛盾。华人受益于自己的文化，却要反过来全盘否定这种文化，这样做理智吗？（5）儒家是一种文化，需要有文化的人（未必是学者或文人）来评鉴。建议荣伟兄可以访谈黎安友、孔杰荣这样的中学大家，他们对中国体制都有尖锐批评，但他们对传统文化是什么态度？言午兄比我更“革命”，也可以请教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好了，说得太多。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我的家庭虽然不是千帆教授所说的“书香门第还是封建遗老”，也不敢说自己“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至少从小熟读过四书五经当中的《论语》。我如今还在没有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字头艺术研究院领一份研究员的薪水，自己觉得也算得上可以“评鉴”儒家文化的“有文化的人（未必是学者或文人）”。我从来不觉得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文化遗产，是可以被“根绝”和“连根拔掉”的，我自己就一直存活在儒文化之大环境之中。

2007年的时候，我在《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一书的自序里面，简单叙述了自己的家史和学术史。我出生在据说是夏启家天下的河南禹州的乡下，我的父母1962年被下放之前当过中心小学的教师和校长。我的爷爷和大爷爷是1959年的麦收时节“非正常死亡”的。我小时候也几乎被饿死，榆树皮、谷糠、豆饼之类的代食品，我都吃过。

我在文革期间的1970年春天，开始读村办小学一年级的春季班。必须承认，那个时代并不是文化真空和文化沙漠，至少在普及村办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方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一天的语文识字课的内容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放学后拎着书往家里跑，在家门口看到父亲，就结结巴巴问了一句：“接班人是什么啊？”我父亲说：“等我死了，你就接班当农民。”我追了一句：“毛主席死了，林副主席就接班当主席……”我话音未落，就被父亲打了一个大耳光，然后是我的改名字叫张革命的堂兄和一众大人在同仇敌忾围观喊打。

我从此开始认真思考：毛伟人就相当于传统社会文化中必须效忠、必须高呼万岁万万岁的真命天子，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就相当于《水浒传》里面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替天行道清君侧的民间叛贼，以及曾国藩带头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拳。只不过以前的真命天子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主要败坏毁灭前朝皇室的宫殿典籍、祖坟风水，这一次的破四旧运动为了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把砸烂抄家的范围扩展放大到了曲阜的孔府孔庙，以及各种民间藏书。那个时代用于大批判的各种粗糙蛮横、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的比较直接的历史源头，其实不是外国的马列主义，而是明太祖朱元璋频繁发布的大诰，也就是朱元璋皇帝的“最高指示”。

换句话说，就像历朝历代的天命流转、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改朝换代一样，所谓文革依然是用这一朝代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坏水，冲坏了上一个朝代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庙堂；而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外来的什么物种的什么文化，“虚无”了本土的传统文化。千帆教授但凡读一读记录冯友兰、梁漱溟等人荣辱沉浮的文字，就不会假装外宾去追问“49之后，儒家在哪里？”

1971年前后，我一边在村子旁边的小山坡上放羊一边阅读的就是家里残存的一本线装本的《论语》和几本繁体字的初级师范语文教材，而且还自学了注音字母。当时还没有什么批林批孔，我读到《论语》里面的父亲攮了人家的羊，儿子要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之类的文字，就纠结愤恨了好长时间。道理很简单，我的5块钱学费和一家人买盐打酱油的零用钱，指靠的就是我每天放养的那一只老绵羊。要是有人偷了我的羊，他的儿子要是有良知、负责任的话，可以不用承认父亲偷羊的事实，至少应该把我的羊给我送回来，或者给我相应补偿吧？孔子标榜的这种“子为父隐”的仁义道德之礼教准则，对于2000年前的原始农耕时代的普通农户来说，不就是相当于杀人和吃人吗？千帆教授所谓“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在这件事上能够成立吗？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也就是个人及其族群的精神生命和智慧创造的外化及积淀。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无形的、积淀着集体意识及无意识的、有生命的精神存在。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也是传承文化的第一载体。文字只能是承载文化的第二载体，因为文字能够记录固定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被文字所记录固定的积淀着集体意识及无意识的文化，必须被阅读这些文字的主体个人反复点亮和激活，才能够焕发出生命活力。只要有人在、有文字在，文化即使被毒化污染，也不会被“根绝”和“连根拔掉”，需要的只是被更高级、更纯洁的人类加以净化和升级。就像英美殖民文化对于上海租界、英国殖民文化对于香港和新加坡、美国占领军文化对于日本的升级改造那样。

我的专业是研究现代戏剧，我研究曹禺戏剧的结论是，尽管话剧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尽管曹禺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外国文学，尽管曹禺戏剧里面引用了《圣经》语录、教堂弥撒以及当年颇为时髦的阶级斗阵观念，其中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的观念和信仰的主线，依然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且独尊儒术的、孙悟空式的一边替天行道修成正果，一边却要针对别人尤其是弱势男女实施“存天理去人欲”的斩妖除魔的宗教罚罪。

我今天依然被局限在这样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且独尊儒术的“儒学、新儒学、新新儒学。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文化长河及其社会环境之中，只不过是“儒术”两个字常常被置换成另一个别名，就是现在的宪法前言里面的坚持什么主义和思想，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的什么道路。在被独尊的“儒术”之上，还有一种相当于古代的尊王攮夷、忠君报国的坚持什么党的领导、坚持什么阶级的专政。这样的四个坚持显然不是西方前文明社会的政教合一，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阴阳合谋、儒表法里的天道、天命、天理、天意。我一旦触碰到这样的天道天理并且被抓了现行，所面临的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斩妖除魔的各种罪名。

我86岁的农村户口的老母亲，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所谓养老金，我的五个同胞兄妹都没有体制内的固定收入，我只好节衣缩食存一点私房钱给老母亲养老。这个并不是我像千帆教授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也不是所谓的孝文化如何美好，而是我没有能力和胆量承担为自己的母亲争取一份公平福利的责任心，我也没有能力“根绝”和“连根拔掉”来自传统孝文化的影响力。

我本人就是经常被一些人指责为“戾气”的一个人。我想问千帆教授的是：这种用方块文字表达的所谓戾气，到底是本土文化的戾气，还是外来文化的戾气呢？孔子《论语》当中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算不算戾气呢？《孟子•滕文公下》的“杨氏为我, 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算不算戾气呢？千帆教授本人动不动就义正辞严地给别人扣帽子的“文革”小将、“红卫兵水平”、妄言妄语、愤青们、无知等等，算不算戾气呢？民国时候的国共两党在苏联人的指导下，打出的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口号，被指认为帝国主义的美国、英国，其实是对中国人最文明外部势力，美国更是出钱出力直接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军队。所谓的封建统治早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更加极权专制的中央皇权加地方郡县的大一统体制所取代。如今的千帆教授们不敢反思本民族的制度和文化，却在含糊其辞地把所有的罪责指向所谓的“共产文化（更准确地说，反文化）”以及“文革”，所玩弄的依然是当年的反帝反封建的转移目标的旧把戏。因为在苏联人已经放弃共产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宪法还要保留并且强化写进四个坚持的前言，就只能在自己本土的族群文化和制度设计方面找原因了。

千帆教授1964年生于上海，和我是同龄人。1989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获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在美国苦读10多年，英文语法的逻辑应该是比较过硬的，可惜我至今没有看到他面向包括中国人、美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用英文写作的“复兴儒家伦理”的著作和论文。仅就前面引述的这一段方块字文本来说，他的语法逻辑是明显不及格的。

其一，儒家和基督教作为文化信仰，是属于全人类的非物质遗产，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选择信仰和不信仰、批评和不批评。并不是说，千帆教授信仰了儒家，儒家就成了千帆教授的个人私产，别人就不可以发表意见了。法律意义上的信仰自由，只是禁止言论和行动方面的强迫信仰或强迫不信仰，而不是不可以“批儒家和基督信仰”。即使是千帆教授的私家花园，别人虽然不可以擅自进入，站在公共街道上打望一眼、点评几句，也还是可以的。

我所见到的更多的情况，反而是自以为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在攻击什么无神论、进化论以及伊斯兰教。千帆教授咄咄逼人的“你可以不信儒家或基督教，但为什么要批儒家和基督信仰呢？别人信，管你什么事？”，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紧接着的一句追问“再说你自己信什么？”，恰好构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相矛盾。我信仰美国式的比较充分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等各个层级的基本人权的高文明，难道不是比信仰前文明的儒家教条更加优质的正确选择吗？

其二，千帆教授的“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信仰或文化？哪个有2000年历史的教义没有一些污点？”的设问特别好。既然有污点，就应该欢迎所有人来帮助揭发和清算，而不是以此为理由指责所谓的“许多人抹黑儒家文化”。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抹黑的。就像美国的报刊和电影，一直可以公开丑化抹黑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和名流，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却没有因此而沦落毁灭一样。千帆教授既然想“复兴儒家伦理”，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和自己所选择的“复兴儒家伦理”更加自信也更加坦荡一些呢？

其三，千帆教授所谓“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的宏大论断，可以举出确凿的证人证据吗？孔子《论语》当中的“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难道不是他作为成年男子推卸其家庭及社会责任的最佳证词吗？他要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财富自由，还会这样诅咒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女子和小人”如何难养吗？

假如800年前的宋代儒生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苏辙们不纠缠于你死我活的文字之狱，而是像英国的神甫、骑士、庄园主、实业家以及王公贵族那样致力于《大宪章》的起草及落实；假如1775年的清代儒生能够像美国的华盛顿那样领导一场针对异族殖民统治者乾隆皇帝的独立战争；像我这样的“无能之人”，还会“偏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祖宗身上”吗？想“复兴儒家伦理”的千帆教授如此袒护“老祖宗”，算不算是对于“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之类的宏大叙事的反讽和结构呢？

其四，千帆教授一会儿说“儒家传统”早被“根绝”和“连根拔掉”，他自己和王斌“都是在GC虚无文化下长大”；一会儿又说“我们身上确实还遗留一点传统文化的性格，吃苦耐劳、胆小怕事、自我奋斗”；像这样的文字表达连最基本的逻辑自洽都做不到，难道不是“虚无文化”的典型症状吗？一种传统文化假如脆弱到了可以被“根绝”和“连根拔掉”的地步，你区区一个千帆教授就能够加以“复兴”吗？你“复兴”这样子的“绝”学，除了想当一个像孔子、董仲舒、王阳明、曾国藩、康有为那个样子的素王国师之外，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张耀杰

2021年8月10日，余智教授愤愤然从我的微信群退出，离开之前发了一段张千帆教授在其它群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观点”，余智提出的理由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性”。为了方便讨论，现把千帆教授的这段话转抄如下：

看到群里众人对传统文化的莫名戾气和咬牙切齿，令我震惊。除了极左宣传教育的长期熏陶，我找不到其它解释。几位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语气措辞都和“文革”小将惊人相似，说你是“红卫兵水平”，有何问题？你不是中了儒家文化的毒，而恰恰体现了“文革”时代无文化、反文化教育的遗毒。从你对儒家的妄言妄语，基本可以断定你没有完整读过《论语》或其它儒家经典，只读过《狂人日记》。鲁大师和现政权关系暧昧，却不愧为捣毁传统文化的主将，为极权政体奠基功莫大焉，一句“礼教吃人”就培养了一代代奔赴窑洞的文学愤青，49以后获得新文学祖师地位并非浪得虚名。（1）看来我需要重新调整对左右和极左极右的关系认知。前阵子批极右，本群体现了中左共识，现在又来批传统文化，让我意识到左确实很容易变成极左，看来这一点右派说得不错，如同右很容易走向极右一样。我确有复兴儒家伦理之意——当然不是以愤青们所能认知的方式，但我在群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只是看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文革式污蔑，就引发了更多的妄言妄语。这不只是说明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也体现了极权体制造成极其普遍的道德虚无主义和不宽容。简言之，今天批儒家文化，和批基督教是一个性质。你可以不信儒家或基督教，但为什么要批儒家和基督信仰呢？别人信，管你什么事？再说你自己信什么？群内绝大多数人回答不了我早先提出的这个问题。许多人仰慕基督教，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慕强心理，自己并不信，甚至连圣经都没读过；这类人中川粉比较多，但左派也不会没有。现在把传统文化也彻底否了，那你还有信的吗？有的话，请具体说说。和右派相比，左派的突出问题是无神论和道德无用论。你可以不信教，但不能没有道德信仰，否则就是今天国内一片粉红的情况——信国家、信领袖、信党或索性什么都不信。（2）许多人抹黑儒家文化，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信仰或文化？哪个有2000年历史的教义没有一些污点？《圣经》还支持奴隶制呢——至少美国南方奴隶主这么说。这么“邪恶”的宗教，内战之后是否要全盘抛弃呢？儒家传统确实没有自己开出宪政民主，但它是障碍吗？好像正是余先生说过，清末民初推动政治改良最积极的正是儒家——当然，在我看来，拥抱革命几乎从来是一个错误，辛亥也不例外，以下另说。哪个古老文明都有不符合现代标准的地方，能否延续甚至发扬光大要看它的继承者怎么扬弃所谓不合理的部分。明明是你自己无能，不能接续本来不错的传统，偏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祖宗身上——很好，这恰恰是反儒家文化的完美体现！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3）许多人把两千年乃至今天的中国现状归咎于儒家传统，恰是儒家传统被根绝之后普遍放弃责任、颠倒是非的表现。49之后，儒家在哪里？儒家或非完美，但是今天中国的共产文化（更准确地说，反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二选一，你选哪一个？王斌兄一直声称自己深受儒家文化之害而不可自拔、忧苦不堪，请问你家是书香门第还是封建遗老，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让你受害非浅？你比我年长几岁，但不都是在共产虚无文化下长大的吗？如何搭得上早被连根拔掉的儒家传统呢？（4）我们身上确实还遗留一点传统文化的性格，吃苦耐劳、胆小怕事、自我奋斗。哪怕你到了国外，华人群体仍然鲜明表现出这种性格。这个其中有糟粕，但也不全然是糟粕，无须妄自菲薄。国内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海外华人的成就，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文化性格。我早先说到黑人问题，并非我歧视黑人，但他们在这方面问题更多，华人问题少得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对其它族群有用，华人也需要学习黑人参政维权的精神，二者并不矛盾。华人受益于自己的文化，却要反过来全盘否定这种文化，这样做理智吗？（5）儒家是一种文化，需要有文化的人（未必是学者或文人）来评鉴。建议荣伟兄可以访谈黎安友、孔杰荣这样的中学大家，他们对中国体制都有尖锐批评，但他们对传统文化是什么态度？言午兄比我更“革命”，也可以请教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好了，说得太多。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我的家庭虽然不是千帆教授所说的“书香门第还是封建遗老”，也不敢说自己“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至少从小熟读过四书五经当中的《论语》。我如今还在没有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字头艺术研究院领一份研究员的薪水，自己觉得也算得上可以“评鉴”儒家文化的“有文化的人（未必是学者或文人）”。我从来不觉得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文化遗产，是可以被“根绝”和“连根拔掉”的，我自己就一直存活在儒文化之大环境之中。

2007年的时候，我在《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一书的自序里面，简单叙述了自己的家史和学术史。我出生在据说是夏启家天下的河南禹州的乡下，我的父母1962年被下放之前当过中心小学的教师和校长。我的爷爷和大爷爷是1959年的麦收时节“非正常死亡”的。我小时候也几乎被饿死，榆树皮、谷糠、豆饼之类的代食品，我都吃过。

我在文革期间的1970年春天，开始读村办小学一年级的春季班。必须承认，那个时代并不是文化真空和文化沙漠，至少在普及村办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方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一天的语文识字课的内容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放学后拎着书往家里跑，在家门口看到父亲，就结结巴巴问了一句：“接班人是什么啊？”我父亲说：“等我死了，你就接班当农民。”我追了一句：“毛主席死了，林副主席就接班当主席……”我话音未落，就被父亲打了一个大耳光，然后是我的改名字叫张革命的堂兄和一众大人在同仇敌忾围观喊打。

我从此开始认真思考：毛伟人就相当于传统社会文化中必须效忠、必须高呼万岁万万岁的真命天子，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就相当于《水浒传》里面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替天行道清君侧的民间叛贼，以及曾国藩带头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拳。只不过以前的真命天子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主要败坏毁灭前朝皇室的宫殿典籍、祖坟风水，这一次的破四旧运动为了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把砸烂抄家的范围扩展放大到了曲阜的孔府孔庙，以及各种民间藏书。那个时代用于大批判的各种粗糙蛮横、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的比较直接的历史源头，其实不是外国的马列主义，而是明太祖朱元璋频繁发布的大诰，也就是朱元璋皇帝的“最高指示”。

换句话说，就像历朝历代的天命流转、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改朝换代一样，所谓文革依然是用这一朝代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坏水，冲坏了上一个朝代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庙堂；而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外来的什么物种的什么文化，“虚无”了本土的传统文化。千帆教授但凡读一读记录冯友兰、梁漱溟等人荣辱沉浮的文字，就不会假装外宾去追问“49之后，儒家在哪里？”

1971年前后，我一边在村子旁边的小山坡上放羊一边阅读的就是家里残存的一本线装本的《论语》和几本繁体字的初级师范语文教材，而且还自学了注音字母。当时还没有什么批林批孔，我读到《论语》里面的父亲攮了人家的羊，儿子要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之类的文字，就纠结愤恨了好长时间。道理很简单，我的5块钱学费和一家人买盐打酱油的零用钱，指靠的就是我每天放养的那一只老绵羊。要是有人偷了我的羊，他的儿子要是有良知、负责任的话，可以不用承认父亲偷羊的事实，至少应该把我的羊给我送回来，或者给我相应补偿吧？孔子标榜的这种“子为父隐”的仁义道德之礼教准则，对于2000年前的原始农耕时代的普通农户来说，不就是相当于杀人和吃人吗？千帆教授所谓“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在这件事上能够成立吗？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也就是个人及其族群的精神生命和智慧创造的外化及积淀。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无形的、积淀着集体意识及无意识的、有生命的精神存在。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也是传承文化的第一载体。文字只能是承载文化的第二载体，因为文字能够记录固定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被文字所记录固定的积淀着集体意识及无意识的文化，必须被阅读这些文字的主体个人反复点亮和激活，才能够焕发出生命活力。只要有人在、有文字在，文化即使被毒化污染，也不会被“根绝”和“连根拔掉”，需要的只是被更高级、更纯洁的人类加以净化和升级。就像英美殖民文化对于上海租界、英国殖民文化对于香港和新加坡、美国占领军文化对于日本的升级改造那样。

我的专业是研究现代戏剧，我研究曹禺戏剧的结论是，尽管话剧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尽管曹禺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外国文学，尽管曹禺戏剧里面引用了《圣经》语录、教堂弥撒以及当年颇为时髦的阶级斗阵观念，其中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的观念和信仰的主线，依然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且独尊儒术的、孙悟空式的一边替天行道修成正果，一边却要针对别人尤其是弱势男女实施“存天理去人欲”的斩妖除魔的宗教罚罪。

我今天依然被局限在这样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且独尊儒术的“儒学、新儒学、新新儒学。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文化长河及其社会环境之中，只不过是“儒术”两个字常常被置换成另一个别名，就是现在的宪法前言里面的坚持什么主义和思想，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的什么道路。在被独尊的“儒术”之上，还有一种相当于古代的尊王攮夷、忠君报国的坚持什么党的领导、坚持什么阶级的专政。这样的四个坚持显然不是西方前文明社会的政教合一，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阴阳合谋、儒表法里的天道、天命、天理、天意。我一旦触碰到这样的天道天理并且被抓了现行，所面临的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斩妖除魔的各种罪名。

我86岁的农村户口的老母亲，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所谓养老金，我的五个同胞兄妹都没有体制内的固定收入，我只好节衣缩食存一点私房钱给老母亲养老。这个并不是我像千帆教授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也不是所谓的孝文化如何美好，而是我没有能力和胆量承担为自己的母亲争取一份公平福利的责任心，我也没有能力“根绝”和“连根拔掉”来自传统孝文化的影响力。

我本人就是经常被一些人指责为“戾气”的一个人。我想问千帆教授的是：这种用方块文字表达的所谓戾气，到底是本土文化的戾气，还是外来文化的戾气呢？孔子《论语》当中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算不算戾气呢？《孟子•滕文公下》的“杨氏为我, 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算不算戾气呢？千帆教授本人动不动就义正辞严地给别人扣帽子的“文革”小将、“红卫兵水平”、妄言妄语、愤青们、无知等等，算不算戾气呢？民国时候的国共两党在苏联人的指导下，打出的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口号，被指认为帝国主义的美国、英国，其实是对中国人最文明外部势力，美国更是出钱出力直接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军队。所谓的封建统治早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更加极权专制的中央皇权加地方郡县的大一统体制所取代。如今的千帆教授们不敢反思本民族的制度和文化，却在含糊其辞地把所有的罪责指向所谓的“共产文化（更准确地说，反文化）”以及“文革”，所玩弄的依然是当年的反帝反封建的转移目标的旧把戏。因为在苏联人已经放弃共产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宪法还要保留并且强化写进四个坚持的前言，就只能在自己本土的族群文化和制度设计方面找原因了。

千帆教授1964年生于上海，和我是同龄人。1989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获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在美国苦读10多年，英文语法的逻辑应该是比较过硬的，可惜我至今没有看到他面向包括中国人、美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用英文写作的“复兴儒家伦理”的著作和论文。仅就前面引述的这一段方块字文本来说，他的语法逻辑是明显不及格的。

其一，儒家和基督教作为文化信仰，是属于全人类的非物质遗产，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选择信仰和不信仰、批评和不批评。并不是说，千帆教授信仰了儒家，儒家就成了千帆教授的个人私产，别人就不可以发表意见了。法律意义上的信仰自由，只是禁止言论和行动方面的强迫信仰或强迫不信仰，而不是不可以“批儒家和基督信仰”。即使是千帆教授的私家花园，别人虽然不可以擅自进入，站在公共街道上打望一眼、点评几句，也还是可以的。

我所见到的更多的情况，反而是自以为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在攻击什么无神论、进化论以及伊斯兰教。千帆教授咄咄逼人的“你可以不信儒家或基督教，但为什么要批儒家和基督信仰呢？别人信，管你什么事？”，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紧接着的一句追问“再说你自己信什么？”，恰好构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相矛盾。我信仰美国式的比较充分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等各个层级的基本人权的高文明，难道不是比信仰前文明的儒家教条更加优质的正确选择吗？

其二，千帆教授的“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信仰或文化？哪个有2000年历史的教义没有一些污点？”的设问特别好。既然有污点，就应该欢迎所有人来帮助揭发和清算，而不是以此为理由指责所谓的“许多人抹黑儒家文化”。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抹黑的。就像美国的报刊和电影，一直可以公开丑化抹黑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和名流，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却没有因此而沦落毁灭一样。千帆教授既然想“复兴儒家伦理”，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和自己所选择的“复兴儒家伦理”更加自信也更加坦荡一些呢？

其三，千帆教授所谓“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的宏大论断，可以举出确凿的证人证据吗？孔子《论语》当中的“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难道不是他作为成年男子推卸其家庭及社会责任的最佳证词吗？他要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财富自由，还会这样诅咒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女子和小人”如何难养吗？

假如800年前的宋代儒生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苏辙们不纠缠于你死我活的文字之狱，而是像英国的神甫、骑士、庄园主、实业家以及王公贵族那样致力于《大宪章》的起草及落实；假如1775年的清代儒生能够像美国的华盛顿那样领导一场针对异族殖民统治者乾隆皇帝的独立战争；像我这样的“无能之人”，还会“偏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祖宗身上”吗？想“复兴儒家伦理”的千帆教授如此袒护“老祖宗”，算不算是对于“真正的儒家是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的”之类的宏大叙事的反讽和结构呢？

其四，千帆教授一会儿说“儒家传统”早被“根绝”和“连根拔掉”，他自己和王斌“都是在GC虚无文化下长大”；一会儿又说“我们身上确实还遗留一点传统文化的性格，吃苦耐劳、胆小怕事、自我奋斗”；像这样的文字表达连最基本的逻辑自洽都做不到，难道不是“虚无文化”的典型症状吗？一种传统文化假如脆弱到了可以被“根绝”和“连根拔掉”的地步，你区区一个千帆教授就能够加以“复兴”吗？你“复兴”这样子的“绝”学，除了想当一个像孔子、董仲舒、王阳明、曾国藩、康有为那个样子的素王国师之外，到底还想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