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兵



华盛顿 — 9月9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5周年，北京官方沉默以对，但大批活跃的“毛粉”在线上线下发文或举行文艺活动以示纪念，而经历文革迫害的人们则看法不同。几天前，美国之音采访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教授，谈文革灾难的惨烈和历史的教训。

王友琴：文革灾难不容重复

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王友琴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就回顾红八月和红卫兵暴行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王友琴：“现实意义就是这样的事情第一不可以再来，不可以说谎，第二这些人这些（事）不可以轻描淡写，就把它说过去了。不可以的，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当了凶手，不是要追查，现在不可能举行审判来抓这些凶手了。问题就是你现在至少要承认这些事是有的。我跟你说北京市打死了1772人，北京的很多人说不是，不够，这是重要的。第二，有很多人在恐怖之下自杀。我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所长）张为申就是这个事嘛，他就是8月28号和妻子一起自杀的。他们做了青霉素、链霉素，就是做药的人。我们在病毒时代就更应该想到这件事情了嘛。如果有病毒，有人做出这个药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了嘛。但是文革首先把老师和校长打死了，把做药的人给害死了。老舍先生自杀是8月23号。这个我都写出来了。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先在孔庙里，把他们一圈人跪在那，中间烧着戏装，烧着书。后边红卫兵打，前面是火堆。我采访过萧军，萧军当时就跪在老舍旁边。老舍第二天自杀的。”

王友琴：调查未发现没挨打的校长

王友琴告诉美国之音，在她采访调查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包括北师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长和三位老师在红八月里被打死。这里并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后所谓自杀的人。

王友琴说：“群体性的迫害嘛。校长是个罪名吗？我去问过，我没有问到过没挨打的校长。你发一个统计，如果某个校长没挨过打，请告诉我。小学校长都被打死了，你看我书里写的，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这个教导主任都被打死了。”

北京日报曾透露文革受难者数字

王友琴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知名学者。文革期间，她作为知青到云南上山下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她写了《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历史研究著述，引起读学界 注意。

2004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王友琴所写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学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问她：“喂，刘亭亭，听说你在‘红八 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是我吹牛。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说打死了三个人。”

王友琴认为，对于文革乱象之惨烈程度，毛泽东心知肚明。

王友琴说：“我觉得， 上面的领导人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是每一天都上报了打死人的数字当然不是很精确的统计，但是他们是每一天上报的，而且不止一个渠道，有好几个渠道向上报告。所以，文革结束以后，在1980年的北京日报上，他们发表了一个文章，那个时候是批评文革的做法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里面，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们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把这个报纸留了下来。”

王友琴还在1985年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现了一批被认为与文革受难者有关的名字和银行信息。

王友琴说：“在80年代，北京日报也曾经发表过800多个人的名字。这是已经到1985年了，这些人的银行存折没有人领取，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公布出来。所以，别人马上就想到，这就是那些文化革命中间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银行存折，所以他们登在报纸上。我认识的一名受难者的女儿，就是看到了那个名单上的名字，所以他她去银行领到了她被打死的母亲的存折。”


文革阴魂未散 民众心有余悸

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45周年。这位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至今在中国社会仍然拥有大量崇拜者，称作“毛粉”，这显示文革结束45年后文革式政治运动的土壤和环境在中国社会依然存在。

在谈到毛泽东既然了解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任意杀戮现象，为什么还放任这种残暴继续时，王友琴表示，就是为了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王友琴说：“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一个新的所谓革命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吧，那次害死的人比1966年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呃，我自己的解释，这样的暴力和这样的恐怖就是控制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后，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革的事儿，他马上就说不想说这个事儿，你就知道这种恐怖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影响有多么长远，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不仅毁掉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且就是带来的长久的恐怖，我自己认为就是毁坏了人们的道德。因为恐惧，因为怕什么，就不要再谈这些事儿。”


当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对社会、民族有何影响时，王友琴回答说：“我就觉得人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甚至最近几年来有人就否认这些事情，说这都是王友琴写的故事，不是历史。其实他们也从来说不出来，什么地方是故事不是历史。第二，我觉得就是对道德的损坏。说谎，不 面对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但是这怎么是虚构的呀，这么多的人名，659个人名字，或者现在有850个人名字，当然不是文革的全部的受难者，这只是我能找到的，我能写出来的。难道这些人就应该被忘却吗？这是不可以的，我觉得。”

王友琴：篡改历史意味着有人想制造什么样的将来

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在许多方面追随或模仿毛泽东，导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会上出现了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或“不得妄议”等与文革中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似曾相识的那种荒唐现象。

美国之音记者问王友琴：“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方面跟文革可以去类比了？对人、对社会的一些冲击或者伤害，比方说对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这些人，对律师，学校里学生举报老师，然后就是根据言论来治罪。最近又发生了对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让他们把财产拿出来。赵薇也被封杀了，演艺界人士现在也噤若寒蝉。还有提过上山下乡是什么社会的进步之类的，炎黄春秋这样一个写真实历史的杂志也被封杀。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

王友琴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写历史不是只关于历史。就是有些人他们在控制怎么写历史。你把历史改写了，也就知道这些人想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如果你觉得文革时一个探索，而不是一个罪恶。如果你觉得打死卞仲耘校长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还会重复这样的不讲法律、反人类的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啊，你可以去看我的书里写到过，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被秘密逮捕和囚禁。他都已经瘫痪了，据说还绑在床上。这是一种虐杀呀！这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能做的事嘛。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辩论清楚。因为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然普通人现在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你可以争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将来）。你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所以，这是我要说的。这一本书里写的659个人全部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这本书，有很多盗版本，在北京和外地都有，当然现在盗版本也都不可能了。这个书放到网页上传，然后也经常遭到禁止。像关雅琴这样一个18岁的小服务员在卞仲耘被打死的三个星期以后被打死，也不准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起来抗争。这不是写历史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道德原则和我们的理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近年来出现多次反复。从八十年代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作出的否定修改为“艰辛探索”，最近又改成“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文革定性又被改写

8月26日，新华社发表的中宣部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文化大革命”被注释为：“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与早期的官方定性相比，新的定义直接点名由毛泽东发动，而非含糊地以“领导人”代之。而林彪、江青集团，不再称“反革命”集团。同时，加上了“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这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短语。

这篇被称为“文献的冗长文章被认为是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要推出的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铺垫、定调。


习近平执政以后，无论是在文革的问题上，还是在共产党建政以来发生的历次运动上，习近平是否对这些历史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呢？

王友琴说：“我没有听到过他的直接的言谈。但是 从那个教科书的修改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看见一个不好的趋向，所以你看一下，在现在我们有的这个钞票上在1990年版100元钞票上，是有毛刘朱周4个人的头像，在2000年就改成一个人了，因为在当时大家还记得啊，还有刘少奇呀，还有周恩来啊，还有朱德呀，特别是刘少奇是文革中间被害死的，那应该把他放在照片上。可是后来历史就被演化了，就不需要了，就变成从4个人人像变成了一个。这就是一个倾向。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做法的。这就是看我们大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大家的努力是什么？我自己觉得，第一我们要尊重事实，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要写事实的嘛。第二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个的道德观念。就是说人血不是水啊，人不是可以被用来做工具做什么，就随意杀害的。”

近期，北京当局连出重拳猛击意识形态、教育、文艺、工商、金融等领域，进行 “运动式”整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看来执意打破干满两届交权的这个党内沿袭二十多年的不成文规矩，谋求继续连任。


上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网文罕见地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共党媒和数十家官方媒体转载，轰动整个中国舆论场，引起不少网民热议和毛粉、左派人士追捧。众多评论人士把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的这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视为发动“二次文革”的一个明确信号。

这篇来势汹汹、盛赞“血性回归”的革命大字报式文章，在获得各大官媒高调转载几天后后突然失声，并由经常在敏感话题上传递官方意图的喉舌环球时报胡锡进出面批驳予以否定。

上述这些宣传口径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异常情况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与中共高层意见分歧和内部权斗加剧有关。

（全文完，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叶兵



华盛顿 — 9月9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5周年，北京官方沉默以对，但大批活跃的“毛粉”在线上线下发文或举行文艺活动以示纪念，而经历文革迫害的人们则看法不同。几天前，美国之音采访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教授，谈文革灾难的惨烈和历史的教训。

王友琴：文革灾难不容重复

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王友琴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就回顾红八月和红卫兵暴行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王友琴：“现实意义就是这样的事情第一不可以再来，不可以说谎，第二这些人这些（事）不可以轻描淡写，就把它说过去了。不可以的，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当了凶手，不是要追查，现在不可能举行审判来抓这些凶手了。问题就是你现在至少要承认这些事是有的。我跟你说北京市打死了1772人，北京的很多人说不是，不够，这是重要的。第二，有很多人在恐怖之下自杀。我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所长）张为申就是这个事嘛，他就是8月28号和妻子一起自杀的。他们做了青霉素、链霉素，就是做药的人。我们在病毒时代就更应该想到这件事情了嘛。如果有病毒，有人做出这个药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了嘛。但是文革首先把老师和校长打死了，把做药的人给害死了。老舍先生自杀是8月23号。这个我都写出来了。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先在孔庙里，把他们一圈人跪在那，中间烧着戏装，烧着书。后边红卫兵打，前面是火堆。我采访过萧军，萧军当时就跪在老舍旁边。老舍第二天自杀的。”

王友琴：调查未发现没挨打的校长

王友琴告诉美国之音，在她采访调查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包括北师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长和三位老师在红八月里被打死。这里并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后所谓自杀的人。

王友琴说：“群体性的迫害嘛。校长是个罪名吗？我去问过，我没有问到过没挨打的校长。你发一个统计，如果某个校长没挨过打，请告诉我。小学校长都被打死了，你看我书里写的，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这个教导主任都被打死了。”

北京日报曾透露文革受难者数字

王友琴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知名学者。文革期间，她作为知青到云南上山下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她写了《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历史研究著述，引起读学界 注意。

2004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王友琴所写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学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问她：“喂，刘亭亭，听说你在‘红八 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是我吹牛。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说打死了三个人。”

王友琴认为，对于文革乱象之惨烈程度，毛泽东心知肚明。

王友琴说：“我觉得， 上面的领导人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是每一天都上报了打死人的数字当然不是很精确的统计，但是他们是每一天上报的，而且不止一个渠道，有好几个渠道向上报告。所以，文革结束以后，在1980年的北京日报上，他们发表了一个文章，那个时候是批评文革的做法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里面，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们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把这个报纸留了下来。”

王友琴还在1985年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现了一批被认为与文革受难者有关的名字和银行信息。

王友琴说：“在80年代，北京日报也曾经发表过800多个人的名字。这是已经到1985年了，这些人的银行存折没有人领取，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公布出来。所以，别人马上就想到，这就是那些文化革命中间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银行存折，所以他们登在报纸上。我认识的一名受难者的女儿，就是看到了那个名单上的名字，所以他她去银行领到了她被打死的母亲的存折。”


文革阴魂未散 民众心有余悸

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45周年。这位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至今在中国社会仍然拥有大量崇拜者，称作“毛粉”，这显示文革结束45年后文革式政治运动的土壤和环境在中国社会依然存在。

在谈到毛泽东既然了解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任意杀戮现象，为什么还放任这种残暴继续时，王友琴表示，就是为了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王友琴说：“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一个新的所谓革命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吧，那次害死的人比1966年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呃，我自己的解释，这样的暴力和这样的恐怖就是控制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后，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革的事儿，他马上就说不想说这个事儿，你就知道这种恐怖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影响有多么长远，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不仅毁掉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且就是带来的长久的恐怖，我自己认为就是毁坏了人们的道德。因为恐惧，因为怕什么，就不要再谈这些事儿。”


当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对社会、民族有何影响时，王友琴回答说：“我就觉得人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甚至最近几年来有人就否认这些事情，说这都是王友琴写的故事，不是历史。其实他们也从来说不出来，什么地方是故事不是历史。第二，我觉得就是对道德的损坏。说谎，不 面对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但是这怎么是虚构的呀，这么多的人名，659个人名字，或者现在有850个人名字，当然不是文革的全部的受难者，这只是我能找到的，我能写出来的。难道这些人就应该被忘却吗？这是不可以的，我觉得。”

王友琴：篡改历史意味着有人想制造什么样的将来

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在许多方面追随或模仿毛泽东，导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会上出现了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或“不得妄议”等与文革中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似曾相识的那种荒唐现象。

美国之音记者问王友琴：“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方面跟文革可以去类比了？对人、对社会的一些冲击或者伤害，比方说对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这些人，对律师，学校里学生举报老师，然后就是根据言论来治罪。最近又发生了对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让他们把财产拿出来。赵薇也被封杀了，演艺界人士现在也噤若寒蝉。还有提过上山下乡是什么社会的进步之类的，炎黄春秋这样一个写真实历史的杂志也被封杀。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

王友琴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写历史不是只关于历史。就是有些人他们在控制怎么写历史。你把历史改写了，也就知道这些人想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如果你觉得文革时一个探索，而不是一个罪恶。如果你觉得打死卞仲耘校长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还会重复这样的不讲法律、反人类的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啊，你可以去看我的书里写到过，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被秘密逮捕和囚禁。他都已经瘫痪了，据说还绑在床上。这是一种虐杀呀！这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能做的事嘛。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辩论清楚。因为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然普通人现在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你可以争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将来）。你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所以，这是我要说的。这一本书里写的659个人全部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这本书，有很多盗版本，在北京和外地都有，当然现在盗版本也都不可能了。这个书放到网页上传，然后也经常遭到禁止。像关雅琴这样一个18岁的小服务员在卞仲耘被打死的三个星期以后被打死，也不准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起来抗争。这不是写历史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道德原则和我们的理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近年来出现多次反复。从八十年代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作出的否定修改为“艰辛探索”，最近又改成“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文革定性又被改写

8月26日，新华社发表的中宣部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文化大革命”被注释为：“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与早期的官方定性相比，新的定义直接点名由毛泽东发动，而非含糊地以“领导人”代之。而林彪、江青集团，不再称“反革命”集团。同时，加上了“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这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短语。

这篇被称为“文献的冗长文章被认为是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要推出的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铺垫、定调。


习近平执政以后，无论是在文革的问题上，还是在共产党建政以来发生的历次运动上，习近平是否对这些历史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呢？

王友琴说：“我没有听到过他的直接的言谈。但是 从那个教科书的修改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看见一个不好的趋向，所以你看一下，在现在我们有的这个钞票上在1990年版100元钞票上，是有毛刘朱周4个人的头像，在2000年就改成一个人了，因为在当时大家还记得啊，还有刘少奇呀，还有周恩来啊，还有朱德呀，特别是刘少奇是文革中间被害死的，那应该把他放在照片上。可是后来历史就被演化了，就不需要了，就变成从4个人人像变成了一个。这就是一个倾向。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做法的。这就是看我们大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大家的努力是什么？我自己觉得，第一我们要尊重事实，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要写事实的嘛。第二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个的道德观念。就是说人血不是水啊，人不是可以被用来做工具做什么，就随意杀害的。”

近期，北京当局连出重拳猛击意识形态、教育、文艺、工商、金融等领域，进行 “运动式”整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看来执意打破干满两届交权的这个党内沿袭二十多年的不成文规矩，谋求继续连任。


上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网文罕见地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共党媒和数十家官方媒体转载，轰动整个中国舆论场，引起不少网民热议和毛粉、左派人士追捧。众多评论人士把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的这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视为发动“二次文革”的一个明确信号。

这篇来势汹汹、盛赞“血性回归”的革命大字报式文章，在获得各大官媒高调转载几天后后突然失声，并由经常在敏感话题上传递官方意图的喉舌环球时报胡锡进出面批驳予以否定。

上述这些宣传口径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异常情况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与中共高层意见分歧和内部权斗加剧有关。

（全文完，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