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所谓社会公众意见。今年的负面清单增加了“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进行了全面限制。

 

该项禁止包括6个方面：1、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2、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3、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4、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5、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6、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仅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2019年则扩大规定，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与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2021年清单则已经细化为六条禁令。

 

有报道称，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2010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通过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鼓励上市融资、资本重构等措施，继续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仅仅11年，中国对新闻业的管控就已经物是人非了。中国不准非公有资本进入新闻业的规定违反了中国宪法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是严重的政治倒退。

有评论认为，若意见稿落实，公有资本报道将成为人们获得新闻的唯一渠道，非公有资本旗下的新闻媒体、杂志报刊等即便不至于倒闭，也将缺乏报道的自主性，显示出中共当局在加紧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公众话语权。

 

第一，中共极权主义本性使然

 

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党，其统治依赖谎言和暴力。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必然要钳制自由言论，而民营资本进入新闻业将打破党媒对新闻的垄断和封闭。就以武汉新冠疫情为例，党媒在疫情爆发后仍欺骗民众称，新冠疫情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真实的信息恰恰来自民间，来自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他们被誉为疫情的吹哨人。

 

刘历心先生在他的文章《极权主义与瘟疫：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中指出：2019年末这场瘟疫开始悄无声息的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更有极权主义带来的谎言和对于瘟疫言论的打压，这种推波助澜的方式使得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极权体制对于信息的垄断，让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预警和防范。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只有一种来自于极权的声音，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正在侵蚀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

 

2016年2月19日，任志强曾对党媒姓党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武汉疫情的暴发和郑州洪水，验证了任志强的预言。但任志强因言获罪，被判刑入狱18年。

 

第二，政府失去公信力

 

当社会只允许有一个声音时，社会不是更安全了，而是更加的危险。因为人们从社交媒体得不到真实的新闻，就会从各种渠道寻求真相，其结果必然是谣言泛滥。反观西方国家，政府保护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民众对于社会事件可以从多种渠道得到信息，从而有效地制止谣言的传播。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当今中国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曾指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换言之，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失去民众的信任后，无论它说什么做什么，哪怕口吐莲花日行百善，人们都会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中共一方面严控公众舆论，扼杀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又高喊“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共‘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近日，习近平在人大工作会议上声称，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但中国人连得到真实信息的自由都没有，又何谈民主呢？

 

作家辛可先生指出：民众的信任是任何王朝或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信任藏在人的心里，人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最可怕、最要命的。信任危机开始是涓涓细流，最终会变成席卷一切的滚滚江河，江河承载的不仅仅是个人与某个朝廷的悲幸，还有国家的命运。谁都知道，在表面的繁华下，可能潜藏着很多的社会危机。其中最致命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不断恶化的信任危机。失去民众的信任，再强大的帝国或王朝也会土崩瓦解。江山沉浮，最终的决定权在老百姓心里。

 

没有真相的社会，不能说理的社会公平正义何在？没有公平正义，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倒霉蛋。兔死狐悲的道理连动物都明白。没有公平正义，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就会有人去报复社会，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不断积聚着压力，出事只是时间问题。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告诫当权者“民无信不立！”也就是说，没有民众的信任，任何王朝都要玩完。

 

第三，社会矛盾激化

 

近日，福建莆田渔民欧金中凶杀事件称为网络舆论的焦点。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

 

事件爆发的原因很普通，就是因建房子而产生的邻里纠纷。据网络信息报道，2016年，欧金中发现家里的房子成危房了。于是，他就向当地政府申请了危房翻盖。但开工没多久，邻居就天天来闹事。欧金中找过村里，也找过镇里，甚至去市里上访过。欧金中的老房子已经拆了，新房子又没法开工。百般无奈，欧金中只好在原宅基地上，搭了个临时雨棚。一家四代人，一住就是5年多。包括他89岁的老母亲。

5年间，欧金中去过信访办，打过市长热线，找过报社、电视台，但都石沉大海。他穷尽努力，尝试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维权途径。撑了五年多的骆驼，最终被稻草压垮。目前，欧金中在逃，仍未归案。

 

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欧金中一级级求助，却一次次失望。哪怕有一个环节能够正常运转，能够捍卫正义，这事也不至于发展到这步田地。 一个曾经见义勇为，对动物都心怀怜悯的，淳朴善良的人，被活活逼成了一个灭门案凶手。

 

欧金中事件让我们想起了为母报仇，血刃邻居的张扣扣；报复社会，点燃汽油桶的陈水总；刺死辱母黑道的于欢；以及杀死学院书记的高校教师姜文华。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就没有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在新闻周刊的报导页面，竟然有超过百万人为欧金中，这位杀人凶手点赞，难道这不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吗？

 

辛可先生说：倘若民心尽失，说什么都没人信，还折腾个屁！虽有铁甲百万，最终难逃大厦倾覆的命运。古往今来，有些人如果少沉湎于刺刀与大炮的威力，多考虑点民生疾苦，未必会落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的下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晚唐诗人兼政客杜牧的《阿房宫赋》算不上多高明的政论文章，但这几句话讲得太深刻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中国政府禁止非公有资本开展新闻传媒业务是对民营经济的严重歧视，是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习近平希望中国只有他一个人的思想，只有一种“正确”的声音，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新闻自由，谣言必将大行其道。当所有媒体都姓党，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中国人生活在没有真实信息，没有关爱，没有公平正义和说理的地方，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即将引爆的火药桶，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所谓社会公众意见。今年的负面清单增加了“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进行了全面限制。

 

该项禁止包括6个方面：1、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2、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3、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4、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5、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6、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仅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2019年则扩大规定，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与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2021年清单则已经细化为六条禁令。

 

有报道称，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2010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通过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鼓励上市融资、资本重构等措施，继续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仅仅11年，中国对新闻业的管控就已经物是人非了。中国不准非公有资本进入新闻业的规定违反了中国宪法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是严重的政治倒退。

有评论认为，若意见稿落实，公有资本报道将成为人们获得新闻的唯一渠道，非公有资本旗下的新闻媒体、杂志报刊等即便不至于倒闭，也将缺乏报道的自主性，显示出中共当局在加紧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公众话语权。

 

第一，中共极权主义本性使然

 

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党，其统治依赖谎言和暴力。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必然要钳制自由言论，而民营资本进入新闻业将打破党媒对新闻的垄断和封闭。就以武汉新冠疫情为例，党媒在疫情爆发后仍欺骗民众称，新冠疫情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真实的信息恰恰来自民间，来自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他们被誉为疫情的吹哨人。

 

刘历心先生在他的文章《极权主义与瘟疫：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中指出：2019年末这场瘟疫开始悄无声息的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更有极权主义带来的谎言和对于瘟疫言论的打压，这种推波助澜的方式使得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极权体制对于信息的垄断，让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预警和防范。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只有一种来自于极权的声音，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正在侵蚀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

 

2016年2月19日，任志强曾对党媒姓党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武汉疫情的暴发和郑州洪水，验证了任志强的预言。但任志强因言获罪，被判刑入狱18年。

 

第二，政府失去公信力

 

当社会只允许有一个声音时，社会不是更安全了，而是更加的危险。因为人们从社交媒体得不到真实的新闻，就会从各种渠道寻求真相，其结果必然是谣言泛滥。反观西方国家，政府保护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民众对于社会事件可以从多种渠道得到信息，从而有效地制止谣言的传播。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当今中国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曾指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换言之，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失去民众的信任后，无论它说什么做什么，哪怕口吐莲花日行百善，人们都会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中共一方面严控公众舆论，扼杀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又高喊“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共‘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近日，习近平在人大工作会议上声称，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但中国人连得到真实信息的自由都没有，又何谈民主呢？

 

作家辛可先生指出：民众的信任是任何王朝或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信任藏在人的心里，人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最可怕、最要命的。信任危机开始是涓涓细流，最终会变成席卷一切的滚滚江河，江河承载的不仅仅是个人与某个朝廷的悲幸，还有国家的命运。谁都知道，在表面的繁华下，可能潜藏着很多的社会危机。其中最致命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不断恶化的信任危机。失去民众的信任，再强大的帝国或王朝也会土崩瓦解。江山沉浮，最终的决定权在老百姓心里。

 

没有真相的社会，不能说理的社会公平正义何在？没有公平正义，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倒霉蛋。兔死狐悲的道理连动物都明白。没有公平正义，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就会有人去报复社会，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不断积聚着压力，出事只是时间问题。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告诫当权者“民无信不立！”也就是说，没有民众的信任，任何王朝都要玩完。

 

第三，社会矛盾激化

 

近日，福建莆田渔民欧金中凶杀事件称为网络舆论的焦点。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

 

事件爆发的原因很普通，就是因建房子而产生的邻里纠纷。据网络信息报道，2016年，欧金中发现家里的房子成危房了。于是，他就向当地政府申请了危房翻盖。但开工没多久，邻居就天天来闹事。欧金中找过村里，也找过镇里，甚至去市里上访过。欧金中的老房子已经拆了，新房子又没法开工。百般无奈，欧金中只好在原宅基地上，搭了个临时雨棚。一家四代人，一住就是5年多。包括他89岁的老母亲。

5年间，欧金中去过信访办，打过市长热线，找过报社、电视台，但都石沉大海。他穷尽努力，尝试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维权途径。撑了五年多的骆驼，最终被稻草压垮。目前，欧金中在逃，仍未归案。

 

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欧金中一级级求助，却一次次失望。哪怕有一个环节能够正常运转，能够捍卫正义，这事也不至于发展到这步田地。 一个曾经见义勇为，对动物都心怀怜悯的，淳朴善良的人，被活活逼成了一个灭门案凶手。

 

欧金中事件让我们想起了为母报仇，血刃邻居的张扣扣；报复社会，点燃汽油桶的陈水总；刺死辱母黑道的于欢；以及杀死学院书记的高校教师姜文华。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就没有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在新闻周刊的报导页面，竟然有超过百万人为欧金中，这位杀人凶手点赞，难道这不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吗？

 

辛可先生说：倘若民心尽失，说什么都没人信，还折腾个屁！虽有铁甲百万，最终难逃大厦倾覆的命运。古往今来，有些人如果少沉湎于刺刀与大炮的威力，多考虑点民生疾苦，未必会落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的下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晚唐诗人兼政客杜牧的《阿房宫赋》算不上多高明的政论文章，但这几句话讲得太深刻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中国政府禁止非公有资本开展新闻传媒业务是对民营经济的严重歧视，是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习近平希望中国只有他一个人的思想，只有一种“正确”的声音，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新闻自由，谣言必将大行其道。当所有媒体都姓党，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中国人生活在没有真实信息，没有关爱，没有公平正义和说理的地方，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即将引爆的火药桶，爆炸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