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冰
资料照片：安徽省黄山市街头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画像的巨大政治标语牌。(2017年9月16日)从去年10月突然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对阿里巴巴进行垄断调查，整整一年来，北京颠覆以往政策的新监管行动持续不断、层出不穷，几乎每月一次甚至数次爆出可成为头条的中国新闻。
“习近平究竟在干什么？”两位美国重要的中国问题学者发出了这一他们认为所有“外国投资者、公司、政府官员和分析师”都在思考的问题。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里·诺顿（Barry J. Naughton）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裘德·布兰切特 (Jude Blanchette) 10月初撰写了题为《政党政治推动习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的文章。
“我认为基本答案是，在中共二十大的筹备中，我们看到习近平要提出的基本上是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纲领。”诺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是提出一个非常强大和激进的计划，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它来塑造人事，并为他认为有理由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习近平计划。” 诺顿说。
这一切为什么现在发生？
从对网约龙头滴滴打车的数据安全调查，到视频游戏、教育培训、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货币，以及最近的房地产领域，习近平又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共同繁荣“的新口号，似乎要采取行动解决早已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这些监管活动的最终结果可能需要时间检验，但该篇文章说，“有一个相关难题可以立即提出并解答：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发生？”
文章认为，数据安全隐忧、监管出现漏洞（靠借贷促增长）、严重不平等（事实上自2008年达峰值后近年来平稳中略有下降）、人口红利用尽，这些全都不是中国的新问题。
因此，对“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发生？”的问题， “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中国的政治日历，特别是定于 2022 年秋季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文章写道。
“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我们倾向于认为党代会是一个做出决定的地方，但是每个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党代会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做决定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党代会召开前一年里完成的。“诺顿说。他指出，这解释了为什么要在中共党代会前一年就展开如此密集的政策活动。
诺顿说，党代会前要决定的事情主要是未来五年的政治路线和人事，“被挑选的官员，不仅是最高层的，而且是各个级别的，从乡镇到县、地、省，一直到最高领导层。”诺顿说。
“为了掌握这个过程，精明的领导人经常在党代会前一年左右推动重新调整党的宣传和政策路线。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在人事斗争中占据优势：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使领导人在提升他的支持者方面掌握主动权。他可以对官员自下而上地进行基本忠诚度测试：你参与不参与新计划？火车即将离站，你必须上车。”文章写道。
这篇文章以1991 年至 1992 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为例：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党内保守势力抬头，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停滞，为了巩固改革议程，他警告当时的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其目的是为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作准备，并提拔一批国家和省级支持改革的领导干部。
文章说，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可以窥见习近平当前在“共同富裕”的名义下整顿某些经济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逻辑。 “通过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总体目标，习近平为干部树立了一个标杆，让他们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表现出忠诚和能力。采取主动并正确解读习近平未来几个月的目标有助于官员得到晋升。与此同时，这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建立直接将其引导到党的代表大会的政策势头，从而积极主动地塑造 2022年至2027年的政策主导方向。”
研究中共党代会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说：“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看到了习近平近来施政举措背后的两大因素：一个是中共政治日程的关键期在于二十大之前，而不是在二十大本身；再一个是强调习近平对于二十大的运作与中共党国官员作为一个体系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着眼习近平一个人来分析中国政局。”（有关吴国光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敬请期待美国之音对他的专访）。
今年5月，布兰切特跟澳洲学者马格莱格（Richard McGregor）合写《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After Xi: Future Scenarios for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Xi Jinping Era)报告，认为在任期满10年之际，习近平并没有任何交班迹象，如他真心认为国家领导应该有序更替，那也只可能到2027年或2032年的中共21大或22大上宣布退休。
他要的是前所未有的东西
通过近10年的反腐运动、清除反对派，以及倡导“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他还需要通过密集的政策重建过程来为明秋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作准备呢？
“首先我要强调我们并不确定他在党内最高层权力有多大，”诺顿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认为他的权力非常非常大，我也认为他的权力非常大，但我们并不确定。当然，他也不能完全确定。”
诺顿说，问题的关键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要获得的是一种完全前所未有的东西。“他要求被任命为第三个任期的领导人，谁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五年后的第四个任期，也许这意味着终身领导人。你当然知道，这是25年前邓小平领导下中共果断抛弃的东西。”
因此诺顿说，对于这样一个巨大挑战，“尽管我确信习近平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预计它会发生，但他不想让它碰运气。”
诺顿说，习近平想要的是一个万民拥戴他破例上位的荣景，“他想创造一个压倒性的场景，即他必须成为领导者，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制定一个确实有动能且有效的变革计划。”
如果2019年末始于武汉、继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没有发生，习近平进军二十大的处境也许会好一些。但是，“屋漏偏逢连天雨”，中国目前的外交、军事、政治、社会形势都未给予习近平任何足令其安心的前景。
“想想另一种情况，我的意思是，如果习近平出席党的二十大时，情况还跟一年前（现在）一样，他究竟能指出什么他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需要超越任期的任何理由呢？”诺顿问。
“ 我的意思是，我不清楚习近平是否真的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成就。但他无疑让世界对中国产生了怀疑。他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变成了更具争议性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可能确实会将此归咎于美国，归咎于特朗普，认为这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仍然有中国人在说，哎呀，我们真的需要制造一个如此敌对的国际环境吗？”诺顿对美国之音说。
关键词——控制
“我当然不了解习近平在想什么。”诺顿说。“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客观地来看，所有这些（监管）措施都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可以说，看，客观来说，这些措施每一项都加强了共产党的直接控制，加强了习近平的直接控制。所以我认为，当我们分析这些事情时，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是可笑的。”
诺顿说，人们倾向于孤立地分析这些监管政策中的每一项。“我的意思是，例如有人在谈论，哦，你知道习近平禁止儿童每周玩两个小时以上的电子游戏，那不是很好吗？也许吧，但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并看到许多新政策同时在被采用，而它们是出现在这样一个制度中，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巨大权力，它控制的社会资源份额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得多。因此，在这个政府、这个党已经控制如此之多的情形下，看到他们还要扩大膨胀其控制、扩大膨胀其目标，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基本的事情，即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如何解读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一个起点。”
因此，这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必须确保在今年秋天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一项计划和宣传攻势，足以证明他在党代会召开前期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正当的”。
这篇文章指出：“习近平如此果断地抓住政策和监管的缰绳，是在发出谁是老板的信号。事实上，我们应该期待从现在到11月六中全会期间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增加，这标志着党的代表大会规划过程的正式开始。有理由猜测习近平将在会议上宣布一项新的‘党史决议’，这是自 1945 年以来党第三次这样做。”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做了中共第一份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
“两份历史决议，有一共同点，就是在中共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以‘历史决议’形式，通过清理过去的历史遗产，确立领导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由此开辟一个新局面，将中共带入一个新时代。” 中国独立学者邓聿文在《纽约时报》上说。
“大掌舵”经济——党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习近平领导新阶段已经开始。其特点是，习近平将更积极地亲历亲为日常工作；而在功能上，“这意味着不断发展的国家驱动的‘大掌舵’（Grand Steerage）经济模型将继续。”
习近平深信不疑的是“党拥有引导整体经济的资源、手段和经验。他进一步认为，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动市场经济朝着它想要的方向发展。”这篇文章说。
“我论述政府掌舵或伟大的掌舵（经济），大约是在五、六年前开始的。”诺顿对美国之音说。
“当时很明显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正通过使用一系列新设计工具全面实施以适应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它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规划，但完全不是老的苏联式的与市场力量背道而驰的计划经济，而是一些具有技术革命目标的计划者，他们试图塑造经济增长并适应技术革命的方式，使用国家行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行为者，但也使用资金和税收减免以及其他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工具。”
“让我印象深刻，而且现在仍然绝对如此的是，在过去一两年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目标怎样超越了最初的简单高科技目标，变得更广泛、在某些方面更矛盾，”诺顿说。
现在，甚至连家庭生活都被纳入了习近平要控制的范围内，“习近平说，学生不应该承受这么多压力。但是，你知道，就在几年前，培养高科技技能和采用高科技经济意味着一切，” 诺顿问道，“国家要怎么指导对这些事情的选择并加以控制？这是我认为还有待观察的事情。对此他（习近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版本。
诺顿是一位专攻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1995 年他在《出于计划的成长：中国经济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缺乏远见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商业激励措施试验的混合结果。
他在10月13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研究报告中，撰文揭示了中国如何从混合市场经济转变为党和政府控制的“大掌舵”背后的六大因素。
“今天很明显，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有意在中国打造新型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和党的行为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打算行使这种权力来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引导经济和塑造未来。”诺顿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诺顿和布莱切特认为，“习近平现在相信党拥有引导整体经济的资源、手段和经验。他进一步认为，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动市场经济朝着想要的方向发展。”
“大掌舵”经济中的公私部门、美中经贸关系及对华投资前景
在“大掌舵”经济中，私营部门还有多少空间？
“现在还有一年多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诺顿说。“但我想强调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对现有国有企业自上而下的控制急剧增加，党对民营企业自上而下的控制程度越来越高，”诺顿说。
“这两种类型的实体都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诺顿说。“但不同的是，党现在明确表示，它要国有企业成为政府政策的直接工具，而15年前并非如此，15年前国有企业被告知，你的主要工作是表现得像私营企业一样，尽可能高效，并以最大限度提高盈利能力为行事之道。现在，一切都变了。与此同时，过去对自治有某种期望的私营公司现在被告知，是的，你是自治的，但你必须听党委的。”
在“大掌舵”经济中，美中经贸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我认为现在双方都在互相看着对方说，好吧，现在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更加诚实和更具竞争性的关系基础之上。”诺顿说。
“我们仍然被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如此强大的经济纽带联系在一起。” 诺顿说，“虽然我们谈论脱钩，当然也有一点脱钩正在发生，但总的来说，这两个经济体从根本上并不是在大规模脱钩。”
诺顿认为，美中经贸关系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双方将尝试更密切地对互动进行监督，并努力确保至少不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中国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我认为美国将会做更多。问题是我们能否把它做好，我们是否有办法有工具来有效地这样做。”
正当习近平展示强大监管控制的权力，挤压私营部门空间，许多外资正在或已经撤离中国之际，一些华尔街大公司却表示，他们看到中国的增长前景，有的甚至督促投资人对中国的投资应该增加三倍。
诺顿认为，这种观察过于简单，“也没有针对当今中国存在的独特类型的政治风险和其他类型的风险进行调整。”
“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一套针对中国不同行业的不同做法。”诺顿说。“过去主要由中方决定哪些（行业）允许外国企业参与。现在，美国方面也一点点开始推动得多些了。当然你知道德国、日本和韩国也有非常重要的利益，他们在塑造互动的方式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已经很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继对民营企业重手整肃后，习近平又开始对中国25家金融机构展开调查，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暗示，其中甚至可能会涉及一些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人和机构。
诺顿表示，虽然他无法证实是否会涉及王岐山，但他认为这确实是个重大发展。“这正在扩展到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被推动的领域，而且许多高层政治人物和共产党官员也有相关利益……所以它在政治上更加敏感。”
其次，他认为，习近平在金融危机出现之际推动金融反腐运动，是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会分散和破坏控制恒大金融危机的努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悖论。我们知道习近平非常担心风险，非常关注遏制风险。然而在这里，他似乎正在做一些至少在我看来，从经济角度来看实际上风险很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