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文化史的大陆学者张耀杰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陈垣与胡适的一段往事》，文中引用了当年北平“解放”时陈垣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像这样几句，比如“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对于今天追求自由民主的无数中国人而言，且不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一普通网民，都确实如胡适在日记中所言，都是“幼稚语”——当然，胡适的原话更重，不单是“幼稚语”，而且还认为“下流”，即“全函下流的幼稚语”。

不仅如此，当两天后在《华侨日报》再次读到转载“陈垣公开信”的中文版本后，平时温文尔雅的胡适在日记中再次说得很难听：“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伶惜！”这里就最后“伶惜”二字说一句，不知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康熙字典》是否有另解，仅就现代汉语词典注释，在大半个世纪前的“旧中国”指以唱戏为职业的人，因此，这里更准确的用法似乎应该是“怜惜”。当然是否胡适故意要这么用或别有深意，也未可知。另外，孤苦伶仃的“伶”确实有“可怜”的意思。



别的一切都不说，包括胡适对毛诗词的“恶语”，只单就他对应该长他十余岁（陈垣，1880年生）的学人的这种态度，也能表明胡适与大多数常人一样，也是性情中人，起码可以说，胡适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真让他生了气，同样要恼火要骂人（胡适日记包括文章中有多处骂人语）。胡适是本人敬重乃至十分尊敬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我不赞成今天中国大陆一些人像过去崇拜鲁迅一样崇拜胡适，努力做到客观、实事求是，永远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持有的态度。

前面说了，胡适认为毛的诗词并不好，特别是那首“蝶恋花”，更是被胡适贬得一文不值，认为“没有一句通的”，这就让人很难不认为说这话有胡适对毛的反感情绪在里面——这里不考虑是否应该理解这是“人之常情”之意。

还有他的容忍度，由于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于是就以为胡适什么都能容忍，只有对“不容忍”才不容忍。现实生活中的胡适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胡适简直可以当“容忍神”来供奉了，像中国民间供奉“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说到此处，啰嗦一句，其实即使这幅对联，细细琢磨，最多也只能说是“矛盾的统一”：既然“难容之事”都能容，又何必要笑那“可笑之人”？你要取笑“可笑之人”，即表明你对“难容之事”一定也是难以容忍乃至不会容忍。

还是再说两句胡适吧。他有一段著名的话：“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本人曾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以小人之心说过：这不可能是胡适的真实思想，因为世上没有喜欢别人骂他的人，否则这人已经不是人而是神了。所以说，胡适说这种话，不是真心，是他气愤之极说出的话，犹如长歌当哭，悲极而笑。

至于说到胡适的容忍度，胡适坦率地承认他的容忍度并不比一般人高太多。

说起来，很有意思。胡适1928年6月15日这天日记，超长。胡适到南京与一些人讨论中央大学校长的人选，其中就谈到一些人的容忍度。

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胡适很尊重的人）眼中，极不讨胡适喜欢却同样也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不过比较起来，吴稚晖又认为李石曾比不过蔡元培：“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胡适全集》第31卷第149页）

那么在容人方面，胡适对自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几个人发言后，紧接着胡适发言，并且也谈到了容人：“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按：指一百人），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同上）也就是说，胡适个人也认为，对一百个人才，胡适也不过比他极厌恶的李石曾（胡适为何那么厌恶李石曾，不得而知，他自己说是第一次见到李就不喜欢他，可见胡适也存在常人都会犯的“先入为主”的错误）多容忍五个人，而且这还是他自己说的，又因这事很难量化，也就只能姑言之，姑信之。

好了，此文主要想说的绝不是上面这些话，因此不能一直不说正题。

为什么要说胡适不该对陈垣那封信那般恼火呢？就这些年我所读到的文字而言，陈垣那封信中的一些话，你很难说不是实情，否则就不会有韦君宜的《思痛录》，或说《思痛录》也就没有那么大意义了。本人认为《思痛录》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让后人明白，当年那许许多多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确实不是为了像现在一些“老革命”或红二代红三代这样“坐江山”，而就是要真正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乃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连江姐江竹筠也是抱着这种信念去牺牲的。

既然这里提到的是韦君宜是她的《思痛录》，为了不过多占用篇幅，允许我只拿作者和她的那本回忆录“说事”。为纪念韦君宜去世十周年，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此书正文后的“附录二”是韦君宜女儿杨团的一篇《〈思痛录〉成书始末》，万余字，主要是谈她所了解的母亲写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及杨团自己对母亲这本书的感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她将其父母在1943年延安 “抢救”运动中写的两首诗录在了她的“成书始末”中，否则，读者也就有可能永远读不到了。

尽管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中没有明说母亲为什么不让把那两首半是披肝沥胆一片忠心、半是蘸着悲苦辛酸带着许多疑问的诗作编在书中出版的理由，但我们从杨团的文字中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也就意味着，韦君宜要让那两首诗随着她和丈夫杨述的去世，让它们在人间永远消失，就像他们从来没写过一样。这里如果允许我做个合理推测，大概当年那两首诗作既让她感到“扎心”，又让她有那般不觉悟地愧疚，通俗说，就是感觉到丑。

且看杨团在文章中是如何说的：

在编辑《思痛录》时，母亲教给我许多编辑的知识，选稿的标准。我提出既然选入了李兴华的那篇《一个普通人的启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选入另外两篇写人物的，为什么要添上《“取经”零忆》等等。她的回答，我以为都很有道理，自然照她说的做。但是，唯有一件事我与母亲争执不下。而当她已经不可能再自行管理自己的作品，必须由我处理时，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真正行使我的代理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母亲写于一九四三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那首诗拿出来发表。

杨团在文章中还告诉我们，“……诗被母亲用蝇头小楷竖写在延安出的马兰纸上。那纸不算薄，暗灰色的一卷，叠成三十二开大小的五页，周围已经磨起了毛边，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母亲的一卷诗里还夹着一张薄薄的似乎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黄纸片，上面也是一首诗，有红蓝两种钢笔字，可见书写时的局促。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父亲的字迹。第一次读到这两首诗，是在一九八六年冬天。屋里生着暖气，外面刮着寒风，读着读着，我的心被攫住了，颤抖得像寒风中摇曳的枝丫，待我镇定下来，已经泪流满面了。”

韦君宜的诗有890字符，谨容我摘录其中部分句子：

“八年来/对人说/这儿是我们的家/可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也曾从风里进/雨里出/也曾躲过刀枪绳索/并不爱这头颅/（那时人是年轻/这句话可不年轻）/也不是不知道/平安岁月/锦片前程/眼前放着/想拿就行/可是老高说的好：/我们/是自觉的/给我们的阶级挖坟……/三七年七月芦沟桥/这声大炮来得正好/甩脱了家庭学校/信仰呵！/你叫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就哪儿都好！”“为有这个家/爹娘跑一万里来找我/我连娘的面都不愿见/尽管这家/少的是繁华/多的是风沙/我们爱她/没到延安就指着清凉宝塔/看哪/红日青天/够多灿烂的新天下！”“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

而韦君宜丈夫杨述对那个“家”更是胜过有生物学意义有亲人的家。在录了母亲的诗后，杨团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母亲的诗已经让我痛苦不已，那么父亲的续诗就像暴风雨前从遥远的天际隆隆滚来的闷雷突然在我头顶上炸响，我被打闷了，一九六六年五月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且看杨述续诗：“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做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录完父亲的续诗，杨团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顽强、这样地坚定，这样的不顾一切，虽九死而犹未悔啊？你们让你们的后代怎样去评说这段历史啊？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才十多岁时，在他们曾经日思夜想、为之奋斗，无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样地强忍住内心最大的悲愤，是怎样地以宁可化自己为乌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为乌有做代价，维护了这个‘家’的呀！而且，这个代价不是付出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一生！这种牺牲难道不是比牺牲生命来得更加艰难吗？”

至此，为什么韦君宜不同意发表这两首诗的理由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她感到惭愧，感到后悔，痛彻心扉的后悔。杨述把自己一家子包括他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搭上了，这些，《思痛录》中都有较详细记述，有些话让人读了不能不感到心酸。

比如，书中《当代人的悲剧》一章，主要就是悼念她那对中共忠诚到痴呆程度的亡夫杨述，有句话是这么写的：“他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韦君宜是革命者，同时也是作家，此处的“惨苦”二字不是随便用的。

再比如，杨述的家本来是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杨述十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让大哥子承父业，让杨述去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杨述在中学里就接受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注意。他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干了什么，就把儿子买回的《母亲》《拓荒者》《语丝》等拿来看，这样，杨述就把必须革命才能破除封建家规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讲给母亲听，同时还影响了已经当了少掌柜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到抗战开始时，到武汉做党的工作的杨述又写信叫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做亡国奴。

他的母亲听了这个儿子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丢弃，领着哥嫂弟妹一齐都到武汉来了。杨述叫母亲、哥哥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他的母亲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后来母亲的家成了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其“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终于被捕，被国民党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间还挨了一刀。”

记述到这里，韦君宜动情地写道：“我们有不少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做到背叛那个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时我感到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他家如果按划成分的办法当然应划为资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话竟能把这样的家庭的母亲和大哥都感动了，让他们一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简直是个奇迹。大概只有对党像对母亲一样地老实忠诚，才有可能感动母亲的心吧。”

而韦君宜自己的家庭，在今天看来，同样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资本家”，父亲要送她去美国留学，她不肯，要出来参加革命。《思痛录》第一章《缘起》中就做了交待：西安事变后，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国，“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

而在《“抢救失足者”》一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对这一切，该如何解释呢，还是大思想家睿智，看得透。当年眼看社会主义思潮要在包括西方在内的这个世界上更广泛地漫延，“当时正在谋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见《通往奴役之路·译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于是，哈耶克、波普尔、胡克等众多西方思想家都及时撰写并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从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他们的著作有力地阻止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漫延，拯救了这个世界。

像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据说出版后，大受欢迎，很快风靡西方），波普尔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同样大受欢迎），胡克出版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这些著作都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两年内集中出版的，这至少对像英美这样两个民主大国中的倾向社会主义的大量知识分子不啻一顿“棒喝”，让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们幡然醒悟（而像钱学森，如果不考虑他的所谓“报国”思想，可以说是个不觉悟者），这样，也就逐步改变了整个世界意识形态的格局。

可拯救人类是一方面，但不能不承认，当年参加所谓革命，尤其是倾向社会主义者，多是一些优秀知识分子，这一点，除上面所引《思痛录》中的记述，哈耶克更是一再阐明过，这里仅录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的一些话加以证明：

“在过去的100年里，任何领域都不曾像不同民族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这个领域那样，强烈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时，西方公众所得到的有关中欧和东欧事件的信息，无一例外地全都染上了社会主义偏见的色彩。”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事实上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站在纯粹的知识分子论证的立场上，他总是能够使自己处在比那个阶层中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更为优越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他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可能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错误，才使我们社会中这些占据着关键位置的心地善良而又聪明的人，四处传播那种我们认为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观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理解这种错误的根源，使我们能够去对付它。”（《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210～21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由上所述，也就有理由说胡适当年对陈垣公开发表致他的那封信的主要内容不应该那么恼火，因为陈垣说的是事实，以胡适的智商，他不会不知道那些现象确实是一种历史事实，是一种历史思潮，而且是非常吸引优秀青年的一种思潮，就像同样是出身贵族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维尔却能撰写和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种宣扬自由民主的经典一样。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只能说胡适也是人，并且绝没有现在一些热爱胡适的人所想象的那般神圣。

2018年4月17晚、18日晨，2021年修订

 



研究民国文化史的大陆学者张耀杰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陈垣与胡适的一段往事》，文中引用了当年北平“解放”时陈垣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像这样几句，比如“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对于今天追求自由民主的无数中国人而言，且不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一普通网民，都确实如胡适在日记中所言，都是“幼稚语”——当然，胡适的原话更重，不单是“幼稚语”，而且还认为“下流”，即“全函下流的幼稚语”。

不仅如此，当两天后在《华侨日报》再次读到转载“陈垣公开信”的中文版本后，平时温文尔雅的胡适在日记中再次说得很难听：“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伶惜！”这里就最后“伶惜”二字说一句，不知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康熙字典》是否有另解，仅就现代汉语词典注释，在大半个世纪前的“旧中国”指以唱戏为职业的人，因此，这里更准确的用法似乎应该是“怜惜”。当然是否胡适故意要这么用或别有深意，也未可知。另外，孤苦伶仃的“伶”确实有“可怜”的意思。



别的一切都不说，包括胡适对毛诗词的“恶语”，只单就他对应该长他十余岁（陈垣，1880年生）的学人的这种态度，也能表明胡适与大多数常人一样，也是性情中人，起码可以说，胡适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真让他生了气，同样要恼火要骂人（胡适日记包括文章中有多处骂人语）。胡适是本人敬重乃至十分尊敬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我不赞成今天中国大陆一些人像过去崇拜鲁迅一样崇拜胡适，努力做到客观、实事求是，永远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持有的态度。

前面说了，胡适认为毛的诗词并不好，特别是那首“蝶恋花”，更是被胡适贬得一文不值，认为“没有一句通的”，这就让人很难不认为说这话有胡适对毛的反感情绪在里面——这里不考虑是否应该理解这是“人之常情”之意。

还有他的容忍度，由于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于是就以为胡适什么都能容忍，只有对“不容忍”才不容忍。现实生活中的胡适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胡适简直可以当“容忍神”来供奉了，像中国民间供奉“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说到此处，啰嗦一句，其实即使这幅对联，细细琢磨，最多也只能说是“矛盾的统一”：既然“难容之事”都能容，又何必要笑那“可笑之人”？你要取笑“可笑之人”，即表明你对“难容之事”一定也是难以容忍乃至不会容忍。

还是再说两句胡适吧。他有一段著名的话：“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本人曾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以小人之心说过：这不可能是胡适的真实思想，因为世上没有喜欢别人骂他的人，否则这人已经不是人而是神了。所以说，胡适说这种话，不是真心，是他气愤之极说出的话，犹如长歌当哭，悲极而笑。

至于说到胡适的容忍度，胡适坦率地承认他的容忍度并不比一般人高太多。

说起来，很有意思。胡适1928年6月15日这天日记，超长。胡适到南京与一些人讨论中央大学校长的人选，其中就谈到一些人的容忍度。

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胡适很尊重的人）眼中，极不讨胡适喜欢却同样也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不过比较起来，吴稚晖又认为李石曾比不过蔡元培：“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胡适全集》第31卷第149页）

那么在容人方面，胡适对自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几个人发言后，紧接着胡适发言，并且也谈到了容人：“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按：指一百人），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同上）也就是说，胡适个人也认为，对一百个人才，胡适也不过比他极厌恶的李石曾（胡适为何那么厌恶李石曾，不得而知，他自己说是第一次见到李就不喜欢他，可见胡适也存在常人都会犯的“先入为主”的错误）多容忍五个人，而且这还是他自己说的，又因这事很难量化，也就只能姑言之，姑信之。

好了，此文主要想说的绝不是上面这些话，因此不能一直不说正题。

为什么要说胡适不该对陈垣那封信那般恼火呢？就这些年我所读到的文字而言，陈垣那封信中的一些话，你很难说不是实情，否则就不会有韦君宜的《思痛录》，或说《思痛录》也就没有那么大意义了。本人认为《思痛录》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让后人明白，当年那许许多多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确实不是为了像现在一些“老革命”或红二代红三代这样“坐江山”，而就是要真正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乃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连江姐江竹筠也是抱着这种信念去牺牲的。

既然这里提到的是韦君宜是她的《思痛录》，为了不过多占用篇幅，允许我只拿作者和她的那本回忆录“说事”。为纪念韦君宜去世十周年，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此书正文后的“附录二”是韦君宜女儿杨团的一篇《〈思痛录〉成书始末》，万余字，主要是谈她所了解的母亲写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及杨团自己对母亲这本书的感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她将其父母在1943年延安 “抢救”运动中写的两首诗录在了她的“成书始末”中，否则，读者也就有可能永远读不到了。

尽管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中没有明说母亲为什么不让把那两首半是披肝沥胆一片忠心、半是蘸着悲苦辛酸带着许多疑问的诗作编在书中出版的理由，但我们从杨团的文字中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也就意味着，韦君宜要让那两首诗随着她和丈夫杨述的去世，让它们在人间永远消失，就像他们从来没写过一样。这里如果允许我做个合理推测，大概当年那两首诗作既让她感到“扎心”，又让她有那般不觉悟地愧疚，通俗说，就是感觉到丑。

且看杨团在文章中是如何说的：

在编辑《思痛录》时，母亲教给我许多编辑的知识，选稿的标准。我提出既然选入了李兴华的那篇《一个普通人的启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选入另外两篇写人物的，为什么要添上《“取经”零忆》等等。她的回答，我以为都很有道理，自然照她说的做。但是，唯有一件事我与母亲争执不下。而当她已经不可能再自行管理自己的作品，必须由我处理时，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真正行使我的代理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母亲写于一九四三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那首诗拿出来发表。

杨团在文章中还告诉我们，“……诗被母亲用蝇头小楷竖写在延安出的马兰纸上。那纸不算薄，暗灰色的一卷，叠成三十二开大小的五页，周围已经磨起了毛边，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母亲的一卷诗里还夹着一张薄薄的似乎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黄纸片，上面也是一首诗，有红蓝两种钢笔字，可见书写时的局促。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父亲的字迹。第一次读到这两首诗，是在一九八六年冬天。屋里生着暖气，外面刮着寒风，读着读着，我的心被攫住了，颤抖得像寒风中摇曳的枝丫，待我镇定下来，已经泪流满面了。”

韦君宜的诗有890字符，谨容我摘录其中部分句子：

“八年来/对人说/这儿是我们的家/可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也曾从风里进/雨里出/也曾躲过刀枪绳索/并不爱这头颅/（那时人是年轻/这句话可不年轻）/也不是不知道/平安岁月/锦片前程/眼前放着/想拿就行/可是老高说的好：/我们/是自觉的/给我们的阶级挖坟……/三七年七月芦沟桥/这声大炮来得正好/甩脱了家庭学校/信仰呵！/你叫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就哪儿都好！”“为有这个家/爹娘跑一万里来找我/我连娘的面都不愿见/尽管这家/少的是繁华/多的是风沙/我们爱她/没到延安就指着清凉宝塔/看哪/红日青天/够多灿烂的新天下！”“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

而韦君宜丈夫杨述对那个“家”更是胜过有生物学意义有亲人的家。在录了母亲的诗后，杨团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母亲的诗已经让我痛苦不已，那么父亲的续诗就像暴风雨前从遥远的天际隆隆滚来的闷雷突然在我头顶上炸响，我被打闷了，一九六六年五月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且看杨述续诗：“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做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录完父亲的续诗，杨团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顽强、这样地坚定，这样的不顾一切，虽九死而犹未悔啊？你们让你们的后代怎样去评说这段历史啊？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才十多岁时，在他们曾经日思夜想、为之奋斗，无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样地强忍住内心最大的悲愤，是怎样地以宁可化自己为乌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为乌有做代价，维护了这个‘家’的呀！而且，这个代价不是付出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一生！这种牺牲难道不是比牺牲生命来得更加艰难吗？”

至此，为什么韦君宜不同意发表这两首诗的理由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她感到惭愧，感到后悔，痛彻心扉的后悔。杨述把自己一家子包括他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搭上了，这些，《思痛录》中都有较详细记述，有些话让人读了不能不感到心酸。

比如，书中《当代人的悲剧》一章，主要就是悼念她那对中共忠诚到痴呆程度的亡夫杨述，有句话是这么写的：“他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韦君宜是革命者，同时也是作家，此处的“惨苦”二字不是随便用的。

再比如，杨述的家本来是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杨述十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让大哥子承父业，让杨述去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杨述在中学里就接受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注意。他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干了什么，就把儿子买回的《母亲》《拓荒者》《语丝》等拿来看，这样，杨述就把必须革命才能破除封建家规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讲给母亲听，同时还影响了已经当了少掌柜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到抗战开始时，到武汉做党的工作的杨述又写信叫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做亡国奴。

他的母亲听了这个儿子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丢弃，领着哥嫂弟妹一齐都到武汉来了。杨述叫母亲、哥哥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他的母亲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后来母亲的家成了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其“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终于被捕，被国民党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间还挨了一刀。”

记述到这里，韦君宜动情地写道：“我们有不少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做到背叛那个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时我感到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他家如果按划成分的办法当然应划为资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话竟能把这样的家庭的母亲和大哥都感动了，让他们一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简直是个奇迹。大概只有对党像对母亲一样地老实忠诚，才有可能感动母亲的心吧。”

而韦君宜自己的家庭，在今天看来，同样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资本家”，父亲要送她去美国留学，她不肯，要出来参加革命。《思痛录》第一章《缘起》中就做了交待：西安事变后，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国，“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

而在《“抢救失足者”》一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对这一切，该如何解释呢，还是大思想家睿智，看得透。当年眼看社会主义思潮要在包括西方在内的这个世界上更广泛地漫延，“当时正在谋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见《通往奴役之路·译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于是，哈耶克、波普尔、胡克等众多西方思想家都及时撰写并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从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他们的著作有力地阻止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漫延，拯救了这个世界。

像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据说出版后，大受欢迎，很快风靡西方），波普尔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同样大受欢迎），胡克出版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这些著作都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两年内集中出版的，这至少对像英美这样两个民主大国中的倾向社会主义的大量知识分子不啻一顿“棒喝”，让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们幡然醒悟（而像钱学森，如果不考虑他的所谓“报国”思想，可以说是个不觉悟者），这样，也就逐步改变了整个世界意识形态的格局。

可拯救人类是一方面，但不能不承认，当年参加所谓革命，尤其是倾向社会主义者，多是一些优秀知识分子，这一点，除上面所引《思痛录》中的记述，哈耶克更是一再阐明过，这里仅录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的一些话加以证明：

“在过去的100年里，任何领域都不曾像不同民族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这个领域那样，强烈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时，西方公众所得到的有关中欧和东欧事件的信息，无一例外地全都染上了社会主义偏见的色彩。”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事实上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站在纯粹的知识分子论证的立场上，他总是能够使自己处在比那个阶层中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更为优越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他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可能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错误，才使我们社会中这些占据着关键位置的心地善良而又聪明的人，四处传播那种我们认为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观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理解这种错误的根源，使我们能够去对付它。”（《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210～21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由上所述，也就有理由说胡适当年对陈垣公开发表致他的那封信的主要内容不应该那么恼火，因为陈垣说的是事实，以胡适的智商，他不会不知道那些现象确实是一种历史事实，是一种历史思潮，而且是非常吸引优秀青年的一种思潮，就像同样是出身贵族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维尔却能撰写和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种宣扬自由民主的经典一样。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只能说胡适也是人，并且绝没有现在一些热爱胡适的人所想象的那般神圣。

2018年4月17晚、18日晨，2021年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