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最近一个比较热点的人物：西安市独立记者江雪。她记录封城前夕至今年1月3日的所见所闻，文章发表后，获得广泛转发。在她的记录里，指出西安政府如果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么，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也就是说，江雪女士似乎对目前的西安地方政府保有一丝的善意的幻想，希望西安当地政府可以改邪归正、弃恶从良，笔者建议江雪女士，不可再对邪恶专制社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正如武汉封城时期出现的作家方方受到广泛认同一样，独立记者江雪的观点也得到多数人的赞扬。她写的文字指出：行政力量不能完全解决防疫问题、依靠基层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不会有什么效果、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自以为是的政府行为是可笑的等等，这些观点的确获得了多人认可。她所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改进建议，结果会如何呢？笔者认为，江雪女士怀着“恐惧的心理”和基于人道考量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相比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讲是值得赞许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江雪们”的认知盲点在于----任何政府都是不可信赖的。

中国人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一个错误的对外在力量的依靠上，从来很少依靠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来提升自己。关于这一点，笔者不仅仅希望江雪女士做进一步反思，也期待更多有独立思考的所谓“盛世“里的国人所陷入的思维局限性做进一步反思。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汤普逊（Dennis F. Thompson）认为，现代的民主法治就是以“政府不值得信任”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既然“政府不值得信任”，又怎能要求政府为你提供合乎你要求的任何服务呢？如果人民都将自己的所有权利交给政府，那么，政府就有权依靠政府自以为是的方式（包括暴力和谎言的方式）来统治你，甚至依靠公权力饿死你没商量。如果每位认真地相信政府有能力赐予你所需要的一切而将自己的所有权利让渡给政府，假如遇到一个专制无能的政府，也属于人民的咎由自取。

所以，一个邪恶的政府之所以可以长期地存在，乃是因为邪恶的国民的罪恶所造成的结果的顺延而已。举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为例，当罗得在所多玛城定居之时，发生了四王与五王的战争 (创14：1—10)；所多玛城与其他四个联邦战败，城内所有的人口、财物被四王掳掠一空， (创14：11)罗得全家亦在其内。后来亚伯拉罕听到侄儿被掳，遂带领众家丁攻打四王，把罗得一家和所有被掳之人口、财物全部抢救回来。得胜回来的时候，迎接亚伯拉罕的分别有两个王，一个是撒冷王麦基洗德，一个是所多玛王比拉。撒冷王提供的是上帝的祝福和保守，所多玛王提供的是钱财、物质和地上的保障。亚伯拉罕选择了撒冷王的祝福，一口拒绝了所多玛王的财物。所多玛王愿意将钱财等全数给予亚伯拉罕，只想要回亚伯拉罕救回来的所多玛城的人口，以便于继续奴役他们，亚伯拉罕对于所多玛的财物和人口都拒绝了，众所周知，索多玛城因为罪恶甚大，上帝派两个天使将该城用硫磺与火毁灭了，唯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一家得救。

这个远古时代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诸多的警示，在面临正义和邪恶的时候，我们当站在哪一边？在一个所多玛王统治的时代，人民是否有能力识破所多玛王的诡计，防止所多玛王的持续奴役并建立起来一个可以带给每位个体和家庭福祉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来？如果不能，所多玛城的百姓和当地政府就是一种共罪关系。如果清醒者不能快快离开那个罪恶之地，与罪恶完全脱离，上帝的审判可能随时临到。

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不是一个与中共“重建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共罪一同灭亡”的问题。当任何一届政府在国内“以民为敌”，在国际上是“以邻为壑”的情形下，这样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合法性！既然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人人当起来推翻这样的政权，只有推翻这样的政权，才能有机会建立一个人民真正认可的民主政权。

但是，这样的机会的确很渺茫，原因是很多中国人（包括西安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人）由于受到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经年累月的熏陶，渐渐地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对于某个单位、机构或者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用一个专业术语讲，就是全国人民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处于一种“共罪共业”状态。几乎任何人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而随波逐流，甚至也助纣为虐，成为邪恶政府利用的维稳工具。这样的一个族群乃是一个最为危险的族群，也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族群。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到，个体对于集体主义的依赖心理才是导致其不断地受到奴役的源泉。中共统治集团在驭民之术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不仅仅是深得《商君书》的“驭民五术”的精髓，也在运用方面也得心应手。《商君书》包含的驭民五术如下：

1) 壹民：统一思想。
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5)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即通货膨胀或狂印钞票）；人穷志短。
五者若不灵，杀之。

所以，如何舍弃和抛弃自小被洗脑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并建立起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任重而道远。每一位有志之士都需要在这个方向上齐心协力，这个族群才会有所希望。否则，前程黯然。

在改开之前，作为城市人的西安人相对于农村人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这样的优越性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分配制度对于城镇人口的照顾。也同时养成了许多城镇人口对于计划体制（其实质是军事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依赖性。正如某作家假托废都之名所描述的西安城一样，如此的城市只能被称为废弃颓废的都市。躺在专制体制之下的西安人民，经历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所带来的各种悠哉游哉的被奴役而不知耻的集体无意识生活之后，同时又面临着习氏倒行逆施的“文革2.0”版本的渐渐浸入，心理上和行动上的预备显然不足。甚至更多的西安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处于的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一下子遭受到了共产主义的铁拳，当然就有诸多的不适应。按照俗语说：都懵圈了。

江雪女士尽管是一名独立记者，有一定的思考力，但是，她对于这个邪恶的共产体制的了解仍旧处于一种直觉上的停留在情感上的认知，对于邪恶共产独裁体制的毒害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江雪女士，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子江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墙内所有中共体制内外的人们所面临的对邪恶中共的一个再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整个的中国人民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乃是要被开除球籍的问题。若干年后，当后人回望这片土地上的受到共产体制祸害的百姓，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呢？自1949年沦陷后的大陆人民，不仅仅对于人类的文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反而成为仇视人类文明成果的敌人，最终因为红祸泛滥导致灭顶之灾，如同消失的索多玛城、罗马庞贝城和亚特兰蒂斯大陆一样，成为历史的遗迹，或成为一个国际笑话、亦或成为一篇人类历史教科书的反面教材的一个章节。

其实，中国韭菜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榨取韭菜的人生价值问题，而是面对邪恶一而再再而三地屈服胁从甚至主动成为体制内帮凶的问题。最近有爆出一个中共帮凶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局长张国良对房屋已经被强拆的访民群众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张大局长如此掷地有声的断语背后的底气何在？不就是依靠的这个邪恶的暴力政权吗？不仅仅是一个鞍山市一个区的群众，即便是整个西安的1300万群众，甚至十多亿的韭菜群众，所有财产被抢劫儿女被强奸甚至饿死数千万人口，这些事情并不是不可行的，毕竟殷鉴不远。众所周知，风调雨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只要有几个民兵把守村口，就会导致整村整村的农民饿死，甚至易子相食的惨剧不断上演。而实际上，很多前鉴未必就是后事之师。

所以，当你听到“要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宣传劝诫的时候，应该保持最高的戒备心和不信任度。而需要记取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的话语：“我们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上”。只有人民时刻手握着武器，面对着不可信任的虎狼政府的时候，政府才会真正地为民所用为民谋福。相反，当人民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给政府的时候，乃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撒旦，此时，撒旦就可以对百姓的生命和灵魂任意屠戮了。

于20220105（逸风，独立作家、诗人。）

 

网络上最近一个比较热点的人物：西安市独立记者江雪。她记录封城前夕至今年1月3日的所见所闻，文章发表后，获得广泛转发。在她的记录里，指出西安政府如果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么，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也就是说，江雪女士似乎对目前的西安地方政府保有一丝的善意的幻想，希望西安当地政府可以改邪归正、弃恶从良，笔者建议江雪女士，不可再对邪恶专制社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正如武汉封城时期出现的作家方方受到广泛认同一样，独立记者江雪的观点也得到多数人的赞扬。她写的文字指出：行政力量不能完全解决防疫问题、依靠基层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不会有什么效果、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自以为是的政府行为是可笑的等等，这些观点的确获得了多人认可。她所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改进建议，结果会如何呢？笔者认为，江雪女士怀着“恐惧的心理”和基于人道考量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相比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讲是值得赞许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江雪们”的认知盲点在于----任何政府都是不可信赖的。

中国人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一个错误的对外在力量的依靠上，从来很少依靠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来提升自己。关于这一点，笔者不仅仅希望江雪女士做进一步反思，也期待更多有独立思考的所谓“盛世“里的国人所陷入的思维局限性做进一步反思。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汤普逊（Dennis F. Thompson）认为，现代的民主法治就是以“政府不值得信任”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既然“政府不值得信任”，又怎能要求政府为你提供合乎你要求的任何服务呢？如果人民都将自己的所有权利交给政府，那么，政府就有权依靠政府自以为是的方式（包括暴力和谎言的方式）来统治你，甚至依靠公权力饿死你没商量。如果每位认真地相信政府有能力赐予你所需要的一切而将自己的所有权利让渡给政府，假如遇到一个专制无能的政府，也属于人民的咎由自取。

所以，一个邪恶的政府之所以可以长期地存在，乃是因为邪恶的国民的罪恶所造成的结果的顺延而已。举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为例，当罗得在所多玛城定居之时，发生了四王与五王的战争 (创14：1—10)；所多玛城与其他四个联邦战败，城内所有的人口、财物被四王掳掠一空， (创14：11)罗得全家亦在其内。后来亚伯拉罕听到侄儿被掳，遂带领众家丁攻打四王，把罗得一家和所有被掳之人口、财物全部抢救回来。得胜回来的时候，迎接亚伯拉罕的分别有两个王，一个是撒冷王麦基洗德，一个是所多玛王比拉。撒冷王提供的是上帝的祝福和保守，所多玛王提供的是钱财、物质和地上的保障。亚伯拉罕选择了撒冷王的祝福，一口拒绝了所多玛王的财物。所多玛王愿意将钱财等全数给予亚伯拉罕，只想要回亚伯拉罕救回来的所多玛城的人口，以便于继续奴役他们，亚伯拉罕对于所多玛的财物和人口都拒绝了，众所周知，索多玛城因为罪恶甚大，上帝派两个天使将该城用硫磺与火毁灭了，唯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一家得救。

这个远古时代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诸多的警示，在面临正义和邪恶的时候，我们当站在哪一边？在一个所多玛王统治的时代，人民是否有能力识破所多玛王的诡计，防止所多玛王的持续奴役并建立起来一个可以带给每位个体和家庭福祉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来？如果不能，所多玛城的百姓和当地政府就是一种共罪关系。如果清醒者不能快快离开那个罪恶之地，与罪恶完全脱离，上帝的审判可能随时临到。

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不是一个与中共“重建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共罪一同灭亡”的问题。当任何一届政府在国内“以民为敌”，在国际上是“以邻为壑”的情形下，这样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合法性！既然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人人当起来推翻这样的政权，只有推翻这样的政权，才能有机会建立一个人民真正认可的民主政权。

但是，这样的机会的确很渺茫，原因是很多中国人（包括西安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人）由于受到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经年累月的熏陶，渐渐地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对于某个单位、机构或者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用一个专业术语讲，就是全国人民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处于一种“共罪共业”状态。几乎任何人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而随波逐流，甚至也助纣为虐，成为邪恶政府利用的维稳工具。这样的一个族群乃是一个最为危险的族群，也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族群。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到，个体对于集体主义的依赖心理才是导致其不断地受到奴役的源泉。中共统治集团在驭民之术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不仅仅是深得《商君书》的“驭民五术”的精髓，也在运用方面也得心应手。《商君书》包含的驭民五术如下：

1) 壹民：统一思想。
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5)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即通货膨胀或狂印钞票）；人穷志短。
五者若不灵，杀之。

所以，如何舍弃和抛弃自小被洗脑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并建立起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任重而道远。每一位有志之士都需要在这个方向上齐心协力，这个族群才会有所希望。否则，前程黯然。

在改开之前，作为城市人的西安人相对于农村人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这样的优越性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分配制度对于城镇人口的照顾。也同时养成了许多城镇人口对于计划体制（其实质是军事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依赖性。正如某作家假托废都之名所描述的西安城一样，如此的城市只能被称为废弃颓废的都市。躺在专制体制之下的西安人民，经历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所带来的各种悠哉游哉的被奴役而不知耻的集体无意识生活之后，同时又面临着习氏倒行逆施的“文革2.0”版本的渐渐浸入，心理上和行动上的预备显然不足。甚至更多的西安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处于的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一下子遭受到了共产主义的铁拳，当然就有诸多的不适应。按照俗语说：都懵圈了。

江雪女士尽管是一名独立记者，有一定的思考力，但是，她对于这个邪恶的共产体制的了解仍旧处于一种直觉上的停留在情感上的认知，对于邪恶共产独裁体制的毒害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江雪女士，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子江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墙内所有中共体制内外的人们所面临的对邪恶中共的一个再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整个的中国人民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乃是要被开除球籍的问题。若干年后，当后人回望这片土地上的受到共产体制祸害的百姓，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呢？自1949年沦陷后的大陆人民，不仅仅对于人类的文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反而成为仇视人类文明成果的敌人，最终因为红祸泛滥导致灭顶之灾，如同消失的索多玛城、罗马庞贝城和亚特兰蒂斯大陆一样，成为历史的遗迹，或成为一个国际笑话、亦或成为一篇人类历史教科书的反面教材的一个章节。

其实，中国韭菜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榨取韭菜的人生价值问题，而是面对邪恶一而再再而三地屈服胁从甚至主动成为体制内帮凶的问题。最近有爆出一个中共帮凶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局长张国良对房屋已经被强拆的访民群众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张大局长如此掷地有声的断语背后的底气何在？不就是依靠的这个邪恶的暴力政权吗？不仅仅是一个鞍山市一个区的群众，即便是整个西安的1300万群众，甚至十多亿的韭菜群众，所有财产被抢劫儿女被强奸甚至饿死数千万人口，这些事情并不是不可行的，毕竟殷鉴不远。众所周知，风调雨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只要有几个民兵把守村口，就会导致整村整村的农民饿死，甚至易子相食的惨剧不断上演。而实际上，很多前鉴未必就是后事之师。

所以，当你听到“要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宣传劝诫的时候，应该保持最高的戒备心和不信任度。而需要记取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的话语：“我们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上”。只有人民时刻手握着武器，面对着不可信任的虎狼政府的时候，政府才会真正地为民所用为民谋福。相反，当人民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给政府的时候，乃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撒旦，此时，撒旦就可以对百姓的生命和灵魂任意屠戮了。

于20220105（逸风，独立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