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功利为标准，以成败论英雄，是为人为政之大忌。有厅友言：

“为什么都是学儒出身的孟子和商鞅，商鞅成功了，孟子失败了？因为商鞅不像孟子那么教条。”

殊不知，商鞅叛出儒门而另辟法家邪径，其成功既是秦国的大不幸，也是商鞅自家的大不幸。而孟子的失败，是天下的大不幸，更体现了孟子的光荣伟大。此非功利主义者所能理解也。功利主义者，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德者也。

法家都是功利主义，但有良性恶性之别。管晏派是良性功利主义，假借仁义之名，有一定底线；商韩派是恶性功利主义，满口男盗女娼，赤裸裸的坏，坏起来没有底。商韩二书是所有邪说歪理中歪邪之最，堪称国产思想剧毒第一。在蚂学蟊思出笼之后，才被迫退居第二。

法家人物特别冷酷，法家政治特别残暴，要因在于性恶论。性恶论者恶意看人，认为人类的本性本质是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格的尊严美好。于是，严刑峻法、恶制暴政就成了法家逻辑的必然。

性恶论和君本位两大错误，铸定了秦法家的学术之邪和政治之恶，铸定了其法为恶法，其术为邪术，铸定了儒法两家思想矛盾、道德矛盾、政治矛盾的不可调和。别说法家，就是儒门中有一定法家倾向者，其思想和道德品质都会严重下降。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和孔明，都因为受到法家污染而成不了君子儒。

东海在《儒门三大杂家》指出了孔明不少不足和毛病，忘了一点，孔明不能养士，导致蜀汉后继乏人。这也是霸道和法家的通病。对此王夫之先生在其《读通鉴论》中说的明白，录此共赏：

“蒋琬死，费褘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褘刺，而蜀汉无人。

“虽然，尝读常璩华阳国志，其人之彬彬可称者不乏。张鲁妖盗而有阎圃，刘焉骄怠而有黄权，王累、刘巴，皆国士也。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才，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蒋、费亡而仅一姜维，维亦北士也，舍维而国无与托。败亡之日，诸葛氏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参谋议者，仅一奸佞卖国之谯周，国尚孰与立哉？

“管仲用于齐，桓公死而齐无人；商鞅用于秦，始皇死而秦无人；无以养之也。宽柔温厚之德衰，人皆跼蹐以循吏之矩矱，虽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贻百年之用，鸢飞鱼跃，各适其性以尽其能，夫岂申、韩之陋所与知哉！”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韩非李斯为了练就法家神功，就进行了双重自宫，思想上割除民本，道德上割除良知。然后从心所欲不择手段了，包括不择手段地逢君之恶，获取权柄，不择手段地弱民强国，进而弱国强君，进而弱君强权。

李斯和赵高为了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都曾不择手段地弱国弱君，甚至叛君弑君。法家政治学虽然君本位，强调忠君强国，但道德上实为极端权力主义和利己主义。当君主和国家利益与它们的权力和利益发生矛盾时，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君主和国家踢向一边。

或说：“德法相济，以德立国，依法治国，方为上策。若平视儒法，以一正一邪别之，既小视了孔孟之道，亦抬高了慎韩之术。”东海答：儒家本身就是德法统一的，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儒家严于正邪善恶之辨，与中西各种正道并行不悖，当然不排他；对秦法家之类邪说泰山岩岩，绝对不苟同。

商韩之法用不得。其刑法大恶，违反人道；其方法极邪，诈力并重。论道德，用商韩之法背天逆理，天理不容；论功利，仿佛饮鸩止渴，或能解决眼前问题于一时，却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问题，后患极大，恶果极重，害人害己。政治人物崇拜商韩，最容易变成灾星；弱势群体崇拜商韩，最容易招灾引祸。

法家对人情人性理解深刻但不全面，是一种偏激的深刻。法家于人性，只知其恶不知其善。儒家的认识才是既深刻又全面的，既深知习性易恶，更深证本性至善。因为深证本性至善，故特别尊重珍爱人民和人命；因为深知习性易恶，故特别重视教育、教化和制度法律的作用，道德自律、礼法制约和惩恶罚罪多管并重。

对于人民，儒家既知其本性至善而能爱之贵之保之尊重之，又知其习性易恶而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礼制，包括礼乐刑政。刑即刑法。儒家政治，导善制恶，多管齐下。皆非法家所能及也。

说起严刑峻法，人们往往归之于秦法家。其实儒家也不排除严刑峻法。儒家刑罚，世轻世重，即根据社会现实确定轻重严宽。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等量齐观，大谬不然。秦皇以法（法家）立国，个人既独裁，政治亦极权，属于极权君主制；汉武以儒立国，个人虽有独裁倾向，政治却非极权，属于开明君主制，家天下礼制。两者意识形态、政治模式制度架构皆大不同。

儒法不并立。儒家为政，自有礼制，礼乐刑政俱全，根本用不着法家；法家为政，必然严刑峻法，以民为奴，以儒为敌，防儒之口，甚至焚书坑儒。

不知法家看马家。法家是君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洪杨帮是神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马家是党本位的现代极权主义，性质和手段异中有同，在焚书坑儒和制造文字狱方面高度一致。

2022-1-1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以功利为标准，以成败论英雄，是为人为政之大忌。有厅友言：

“为什么都是学儒出身的孟子和商鞅，商鞅成功了，孟子失败了？因为商鞅不像孟子那么教条。”

殊不知，商鞅叛出儒门而另辟法家邪径，其成功既是秦国的大不幸，也是商鞅自家的大不幸。而孟子的失败，是天下的大不幸，更体现了孟子的光荣伟大。此非功利主义者所能理解也。功利主义者，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德者也。

法家都是功利主义，但有良性恶性之别。管晏派是良性功利主义，假借仁义之名，有一定底线；商韩派是恶性功利主义，满口男盗女娼，赤裸裸的坏，坏起来没有底。商韩二书是所有邪说歪理中歪邪之最，堪称国产思想剧毒第一。在蚂学蟊思出笼之后，才被迫退居第二。

法家人物特别冷酷，法家政治特别残暴，要因在于性恶论。性恶论者恶意看人，认为人类的本性本质是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格的尊严美好。于是，严刑峻法、恶制暴政就成了法家逻辑的必然。

性恶论和君本位两大错误，铸定了秦法家的学术之邪和政治之恶，铸定了其法为恶法，其术为邪术，铸定了儒法两家思想矛盾、道德矛盾、政治矛盾的不可调和。别说法家，就是儒门中有一定法家倾向者，其思想和道德品质都会严重下降。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和孔明，都因为受到法家污染而成不了君子儒。

东海在《儒门三大杂家》指出了孔明不少不足和毛病，忘了一点，孔明不能养士，导致蜀汉后继乏人。这也是霸道和法家的通病。对此王夫之先生在其《读通鉴论》中说的明白，录此共赏：

“蒋琬死，费褘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褘刺，而蜀汉无人。

“虽然，尝读常璩华阳国志，其人之彬彬可称者不乏。张鲁妖盗而有阎圃，刘焉骄怠而有黄权，王累、刘巴，皆国士也。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才，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蒋、费亡而仅一姜维，维亦北士也，舍维而国无与托。败亡之日，诸葛氏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参谋议者，仅一奸佞卖国之谯周，国尚孰与立哉？

“管仲用于齐，桓公死而齐无人；商鞅用于秦，始皇死而秦无人；无以养之也。宽柔温厚之德衰，人皆跼蹐以循吏之矩矱，虽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贻百年之用，鸢飞鱼跃，各适其性以尽其能，夫岂申、韩之陋所与知哉！”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韩非李斯为了练就法家神功，就进行了双重自宫，思想上割除民本，道德上割除良知。然后从心所欲不择手段了，包括不择手段地逢君之恶，获取权柄，不择手段地弱民强国，进而弱国强君，进而弱君强权。

李斯和赵高为了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都曾不择手段地弱国弱君，甚至叛君弑君。法家政治学虽然君本位，强调忠君强国，但道德上实为极端权力主义和利己主义。当君主和国家利益与它们的权力和利益发生矛盾时，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君主和国家踢向一边。

或说：“德法相济，以德立国，依法治国，方为上策。若平视儒法，以一正一邪别之，既小视了孔孟之道，亦抬高了慎韩之术。”东海答：儒家本身就是德法统一的，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儒家严于正邪善恶之辨，与中西各种正道并行不悖，当然不排他；对秦法家之类邪说泰山岩岩，绝对不苟同。

商韩之法用不得。其刑法大恶，违反人道；其方法极邪，诈力并重。论道德，用商韩之法背天逆理，天理不容；论功利，仿佛饮鸩止渴，或能解决眼前问题于一时，却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问题，后患极大，恶果极重，害人害己。政治人物崇拜商韩，最容易变成灾星；弱势群体崇拜商韩，最容易招灾引祸。

法家对人情人性理解深刻但不全面，是一种偏激的深刻。法家于人性，只知其恶不知其善。儒家的认识才是既深刻又全面的，既深知习性易恶，更深证本性至善。因为深证本性至善，故特别尊重珍爱人民和人命；因为深知习性易恶，故特别重视教育、教化和制度法律的作用，道德自律、礼法制约和惩恶罚罪多管并重。

对于人民，儒家既知其本性至善而能爱之贵之保之尊重之，又知其习性易恶而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礼制，包括礼乐刑政。刑即刑法。儒家政治，导善制恶，多管齐下。皆非法家所能及也。

说起严刑峻法，人们往往归之于秦法家。其实儒家也不排除严刑峻法。儒家刑罚，世轻世重，即根据社会现实确定轻重严宽。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等量齐观，大谬不然。秦皇以法（法家）立国，个人既独裁，政治亦极权，属于极权君主制；汉武以儒立国，个人虽有独裁倾向，政治却非极权，属于开明君主制，家天下礼制。两者意识形态、政治模式制度架构皆大不同。

儒法不并立。儒家为政，自有礼制，礼乐刑政俱全，根本用不着法家；法家为政，必然严刑峻法，以民为奴，以儒为敌，防儒之口，甚至焚书坑儒。

不知法家看马家。法家是君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洪杨帮是神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马家是党本位的现代极权主义，性质和手段异中有同，在焚书坑儒和制造文字狱方面高度一致。

2022-1-1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