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公正评价习近平不容易，因为他的执政风格飘忽不定，像毛泽东又不太像，像邓小平也不太像。事实上，习近平的“雄心”远远要超过毛和邓，但他的威望、学识和能力又远不如毛和邓。习近平夹在“毛邓”之间，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习很蛮横，不伪装，但他又是靠长期韬光养晦上位的；习对他要打击的人下手很重，有股不管不顾的狠劲，但他常优柔寡断，也没有进行大规模整治清洗；习口气很大，将自己视为人类的救星，但“一带一路”战略、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和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的预言，又暴露了他学识、认知和政治智慧的明显短板。本文力求多个视角给习近平一个公正的评价，不管他是否能在今年二十大上连任，他毕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有想法也想干成事的党魁，或许也是中共最后一任领导人。

   一、习近平上台：一个破灭的肥皂泡

   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权力接力棒击鼓传花落到了习近平手上，从此中国进入红二代掌权时代。有分析人士指出：“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 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事实上，习近平能够得到中共这个权力的交接棒并不容易，可以说步步惊心和刀光剑影。首先，习近平得益于江泽民的“隔代指定”。江泽民之所以选择习近平不是因为他政绩突出，恰恰是因为他无所作为，不是他的聪明绝顶，恰恰是他貌似愚笨。无所作为和貌似愚笨使得习近平在中共各派势力中左右逢源。其次，习近平精于伪装。他将自己包装成碌碌无为之辈，使江泽民认为他不仅对自己没有威胁，相反自己可以从容操控他。习近平的伪装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韬光养晦”，春秋战国时的赵王勾践和隋朝的隋炀帝杨广都是伪装大师。再次，习近平在权力交接的最后阶段经受了同为红二代的薄熙来的挑战。胡锦涛、温家宝利用王立军叛逃事件，抓捕了薄熙来，使习近平如愿以偿登上了中国权力的巅峰。

习近平在窃喜之余，也为这个烫手的山芋而焦虑。表面上，当时的中国经过“胡温新政”的“黄金十年”呈现繁荣景象，但实质危机四伏，体现在：1、经济发展停滞；2、官吏腐败；3、行政权力不受制约；4、司法不公；5、贫富悬殊；6、群体事件频发；7、民族矛盾加深等。正如张祖桦、刘晓波等起草的《零八宪章》所言：“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习近平的面前有一新一旧两条道路，新路通向宪政民主，旧路通向毛泽东极权主义。

当时中国各阶层都很乐观期待着习近平。红二代乐观是因为他们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终于由“赵家人”掌控了，期待习近平保住中共永久执政地位；民主人士乐观是因为习的父亲是习仲勋，中共改革派人物，期待习近平像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一样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完成最后临门一脚；其他人士乐观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待习近平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稳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折腾”和继续“闷声发大财”。

公共知识分子为习近平量身打造了“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以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北京大学张千帆、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和韩大元、西北大学华炳啸、武汉大学秦前红为代表。他们的核心主张是通过中共体制内改良，在不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相对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和保障公民权利，逐步实现立宪。

习近平在海外也有很多拥趸，他们坚信习近平会走向宪政民主，甚至有人发出多封公开信；有人为他集权辩护，认为集权是变革的阶段性条件。

但这个美丽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对地方官员发表闭门讲话，对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痛彻心扉，称“无有一人是男儿”。2013年4月，中共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明确“七不讲”，即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和司法独立。2014年4月24日，知名记者高瑜因被控泄密该文件而被捕。2015年11月26日，她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

至此，大多数中国民主人士放弃了习近平宪政改革的幻想。

  二、政治倒退和全面流氓化

   习近平至今执政已经九年有余。事实证明，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政治倒退的时代，一个人权灾难的时代，一个中国社会全面流氓化的时代，一个充斥个人崇拜、谎言和暴力的时代，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不讲理时代。

2012年，前总理温家宝在他任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上警告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一语成谶，温家宝的担忧在习近平时代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温家宝在中共百年庆典上愁容满面、欲哭无泪的原因。

纵观习近平执政可以说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他成功地通过反腐败清除了政治对手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和孙政才，并惩治了400余万所谓不讲政治规矩的中共官员；习近平通过军队整编，集中了军权；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改革领导小组将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废止了邓小平确立的集体领导制度，重新回归到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制度。

习近平政权集中抓捕部分维权律师、人士；打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社会；以“混和所有制”改革为名，对民营企业实施第二次“公私合营”；强调“党领导一切”，废止了邓小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成果；迫害少数民族：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对藏族和蒙古族等实施文化灭绝。

201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九大。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毫不掩饰地阐明了他对内极权专制，对外争夺世界领导权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被“美丽”的词汇所包裹。2018年3月，习近平操纵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抛弃了邓小平建立的领导人接班制度，也就是实现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不是由现任总书记来指定下一任总书记人选，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或实际最高领导人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确认新的总书记之后，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人选。

2021年7月1日，在中共百年庆典上，习近平发表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式演讲，用行为表明他不会像江泽民、胡锦涛一样交出手中的权力。在同年11月的中共六种全会上，习近平将自己供上神坛，地位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

综上所述，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倒退，邓小平的政治改革遗产被抛弃，改革开放戛然而止。中国正在向北朝鲜政治生态演变。

  三、走向国际孤立和冲突

   习近平政权在对内极权专制的同时，在国际上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十九大上，习近平声称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一带一路”战略和世界政党大会都显示出他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欲望。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废止香港“一国两制”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叶孤舟。

1、南海冲突

2013年底开始，中国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目前，中国已在美济礁、永暑礁等至少7座岛礁上进行扩建工程，至少三个岛屿铺设了飞机跑道。

中国在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和主权声索，对西方以及周边国家的航行安全和核心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已经形成严重的地缘威胁。据世界海运理事会统计，全球有25%的海上航运量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及南海地区运往各大洲，其中，中国60%的外贸运输、日韩两国85%以上的石油、美国西太平洋原料贸易的90%，都要经过该地区。

2012年初，菲律宾以中国在南中国海中菲争议海域基于“九段线”的海洋权益主张及近年的海洋执法和岛礁开发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由，向常设仲裁法院提起的仲裁案。中国拒绝参与该案件审理。2016年7月12日，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仲裁庭5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仲裁庭还认定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给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动”。

2020年7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声明表示：反对任何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抵触的中国主权主张，特别是不遵守公约对基线、海事区域及特征分类规定的海洋主张。澳大利亚声明反对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历史依据，称根据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这样的历史依据不符合海洋法国际公约，是“无效的”。美国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

  2、“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于2013年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尽管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充满投资风险，但该战略是习近平通过经济拉拢和控制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话语权，未来称霸世界的重要步骤。“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金钱外交、债务陷阱和腐败已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和抵制。

  3、中美交恶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宫，习近平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世界“东升西降”的大势已无法改变。但令习近平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十九大后，川普政府迅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2018年初川普发起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5%的高额关税。

中美对抗已从贸易向科技、意识形态等方面扩展，美国终结了始于尼克松时代的“对华接触”政策。2020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演讲中指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壮，我们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变得开明，会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对民主的渴求。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大胆的、纯粹美国式的想法。这种误判导致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们是怎么犯下这种错误的？我们怎么会看不懂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留意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闭塞了自己的视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党员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党员。如今我们要把事实澄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党。该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把自己视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2020年7月21日，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士顿领事馆；7月24日，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继承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并增加了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内容。从印太四方对话机制到英美签署《新大西洋宪章》、G7峰会、北约峰会、欧盟峰会，到拜登与普京日内瓦会晤，拜登对华战略日渐明朗，那就是：稳定印太；扶持台湾；松绑日本；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

  4、孟晚舟事件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实施人质外交作为报复，先后抓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巴夫，并将涉嫌毒品犯罪的加拿大嫌疑人谢伦伯格从一审判刑15年，二审改判为死刑。

2021年9月24日，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在与美方的协议生效之后，加拿大方面随即宣布释放孟晚舟。当天下午孟晚舟乘中国政府包机回国。与此同时，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巴夫同时登上了回国的班机。至此，中国人质外交不证自明。

  5、维吾尔、香港和台湾三个死结

2014年，习近平开始实施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从抓捕伊利哈木教授开始，建造大规模再教育营关押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等，系统性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立陶宛等国议会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均遭中国政府镇压。2020年中国人大出台香港国安法，2021年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承诺的“一国两制”被事实上废止。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蔡英文总统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和接受“一国两制”，习近平采取武力胁迫，军机、军舰频繁扰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大会上誓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称收复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与拜登总统的电话中再次对台湾发出威胁，称台湾如突破红线，中国将采取断然措施。

新疆、香港和台湾人权问题是习近平决不退让的主权红线，但明显与“人权高于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普世价值相抵触，这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难以缓解。

  6、新冠疫情

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开始在武汉蔓延。中国政府极力掩盖疫情，训诫李文亮医生等八名“吹哨人”，直到1月23日才匆忙采取封城措施。但封城举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由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极端、野蛮的封城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难。由于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并有效控制国际航班，新冠病毒迅速扩散到世界，目前全球已有近4亿人感染，超过597万人死亡。

2020年3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将新冠病毒的源头甩锅2019年10月参加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军人。

2021年初，世界卫生组织迫于国际压力组织专家组赴武汉调查，3月公布的专家调查报告基本排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国拒绝提供早期病例原始数据，该结论受到普遍质疑。目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经多次公开呼吁中国配合第二次溯源调查和公开最初病例数据。

  7、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成立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共和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派出军队“维和”；24日，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全面入侵，目前已造成双方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大多数国家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并采取严厉经济制裁措施。习近平政权不承认俄罗斯侵略行为，并暗中提供经济援助。该事件本可以成为中国扭转负面国际形象，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契机，但习近平政权明显缺乏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执政九年，中国外交已面临着严重困境，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陷入了难解的僵局。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形成共识，一致主张对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和扩张实行遏制战略。拜登政府已组建成国际民主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政治学者荣剑认为，中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在于，抛弃了邓小平的27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实行了一条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总根源是对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长期以来将美国树立为海外敌对势力的总代表。中国以朝鲜、叙利亚、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为友，和日本对抗，完全是以美国划线：视美国的敌人为友，视美国的朋友为敌。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质，是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这一价值观的核心是：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中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国家。

  四、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第一，目前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习近平要重返毛泽东时代

该观点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培养的红卫兵，他要让中国重返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确，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充满了毛泽东的元素。但难以解释的是：习近平并未关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没有搞计划经济，也没有鼓动群众造反夺权。习近平尽管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乌托邦成分并不多，一直在将中共的合法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行嫁接。

第二种观点：邓小平路线的延续

该观点认为，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并无本质区别，仍然是沿着邓小平的路子，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理论家胡平认为，从本质上讲，习近平路线和邓小平路线没有区别。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邓小平路线的延伸，但是又有所偏离，是把邓小平路线中固有的恶性因素推向极端。时评人士查建国认为，习近平声称不走毛旧路，也不走西方民主“邪路” ，是政更左经更右，两手都更硬，是邓的“两个坚持” 理论、 模式、道路的加强版、平衡版，这是认识中国当前时代、当前时局的核心理念。但难以解释的是，邓小平取消终身制建立任期制，反对个人崇拜；江泽民主张“闷声发大财”和胡锦涛主张“不折腾”，但习近平政策恰恰与他们背道而驰。他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大力推行个人崇拜，崇尚斗争哲学，高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折腾不止。

第三种观点：红色帝国之路

时政分析人士李伟东认为：习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而是建立代表中共权贵资本集团利益的纳粹化红色帝国。习近平有一套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盲目胡闹；他要避免苏联亡党教训，就要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要保持中共一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为实现他的梦想，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习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习近平的道路就是要建立代表中共权贵资本集团利益的纳粹化红色帝国。

第四种观点：新极权主义

最早提出新极权主义观点的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徐贲教授。2005年，徐贲在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认为，中国文革结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杀为后极权主义时代，之后中国进入新极权主义时代。前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则认为，习近平实施的是高度精致的新极权主义。她指出：习近平上台后, 他努力利用高科技从而获得超级强大的监控能力,超过了希特勒和前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概括的基础上,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为: 恐惧 +意识形态+数字技术控制系统 (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重新定义为高度精致的新极权。说习近平政权为极权主义, 因为他同样实行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党” 和 “大一统 (汉族一统国家)。”希特勒控制下的纳粹党是 “国家社会主义” 基于种族主义；习近平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与种族主义相关联。长期以来, 中共持续不断强化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对新疆, 西藏, 内蒙等少数民族实行变相的文化种族灭绝。

第五种观点：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习近平的路线就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他指出：当下中共政权或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并没有超出极权或后极权的范畴，没有资格构成一种新的政权类型，没有必要使用“新极权”这一模糊概念来描述。而且，将当前中国政权定义为“新极权”，夸大了它的创新能力和稳定性。即便是一党专政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都实行过，尽管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回潮的主要表现，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其二，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其三，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的政治体制。习近平和红二代带着对“失乐园”的伤痛、对宪政转型的恐惧、对永久掌握和垄断权力的迷梦，倒行逆施，试图阻断中国走向宪政的历史进程、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

第二，什么是极权主义？

由于上述观点涉及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概念，所以，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对极权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个梳理。

极权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按照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说法，柏拉图的学说就是鼓吹极权主义的学说，而古希腊的斯巴达也具有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但美国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和以色列哲学家塔尔蒙则认为，极权主义出现在18世纪，产生于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为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构成要素。

极权主义秉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但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分道扬镳，形成了以列宁、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左翼极权主义和以希特勒纳粹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塔尔蒙在《民族的神话及革命的意向》一书中指出：列宁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则强调了国家和种族。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左右手臂,宛如两翼，但却有着相同的特质并相互融合，最终演绎了二十世纪可怕的一幕。

极权主义也被称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美国历史学家康奎斯特对此定义为：“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

极权主义理论将极权主义分为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我们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言。所谓后极权主义时代，也就是自由知识分子李慎之先生所言：“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蔡霞指出：尽管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都是专制独裁制度, 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区分不同类型的专制独裁制度。对照萨托利理论, 分析不同类型专制制度的核心特征, 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权是极权而不是威权。

布热津斯基的著作, 一位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的杰出学者也指出相似的结论。他写道:“极权主义的两个决定性维度是恐惧+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极度结合造就了这一体制的其他特点。极权主义的极端性, 僵硬性以及控制的严密程度, 决定了极权主义不可能直接推进到自由民主制度,必须先有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松动。”

  第三，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习近平要将邓小平（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后极权主义复辟为极权主义，目的是建立一个与西方世界抗衡的法西斯红色帝国。

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版极权主义，它隶属于苏联左翼极权主义，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邓小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习近平要走的路，就是从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毛泽东极权主义回归。

习近平时代并未告别邓小平时代，它继续对外开放，继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路线带有毛邓的色彩，但似毛不是毛，似邓不是邓，毛的色彩重于邓。习近平时代还在演进之中，他的红色帝国没有建成，也不可能建成。

综上，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极权主义时代的回归，它期待完成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轮回，画上一个极权主义的圈：它始于毛泽东终于习近平。

  五、原因分析：形势误判和极权人格

   为什么习近平要重返极权主义？习近平的个人学识、性格以及认知能力决定了他对极权主义的路径依赖。

  第一，三个严重误判

一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看法过于乐观。中国GDP的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真正崛起并非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而主要是依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机。中国被美国推入了WTO，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又依靠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高污染、高能耗、低福利和低人权获得了暴利。可以说，中国经济是虚胖，靠经济全球化这个“膨大剂”催大的，经济创新能力并不强。2009年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和外贸都陷入困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红利到胡锦涛时代已经耗尽了，必须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特别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但习近平狂妄地抛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甚至认为世界大势“东升西降”，“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十九大后，他开始转变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三是，对民意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人的想法并不了解，认为只要经济发展，通过洗脑宣传和依法治国（严刑峻法）就可以让中国人服从他的领导。但他不知道，中国人早已今非昔比，已是见过世面的人。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是安居乐业，不折腾，不搞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慢慢来，民主化也不急于求成。但他们内心赞同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习近平执政九年，无论个人崇拜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列车尽管已关闭动力系统，但仍在邓小平的轨道上缓慢滑行。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与邓小平时代差异不大，“马照跑，舞照跳”。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的过程并未完成，也难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国出现的仇视西方的情绪，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导致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

简单地说，中国人很新，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

  第二，极权人格

在一个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的权力会受到议会和司法的制约，但在极权主义国家则不然，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将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如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就具有强烈的游民特征，体现为反社会性和残暴野蛮。

习近平也一样，他在未接班前极力掩盖自己的性格，将自己打扮成憨厚愚笨的形象，从而使自己可以被中共各势力集团所接受，但当他掌握权力后，很快原形毕露，极权性格彰显无遗。《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曾指出，习最大性格特点，尤其在他这一代的红二代中，是善于韬晦。这是他当年能在与薄熙来的博弈中胜出的关键之处。习貌似仁厚，实则心机很深。他深谙中共官场政治，这源于其幼年时的家庭遭遇，亲眼目睹其中的黑暗与残酷。加之其父的耳提面命，所以道行很深。习的骨子里是冷血蛮横，一旦得势就敢摊牌，翻脸胡来，整人绝不手软。

习近平具有以下性格特征：

一、粗暴蛮横

2009年2月11日，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人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且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布如此言论，反映出其暴蛮横的性格。习近平执政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充分。在他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至今已有400余万官员落马。习一旦决定采取行动，会有一股“狠劲”和“匪气”，不管不顾。

二、思想僵化

为什么习近平在文革时代遭受迫害，相反会对毛泽东和他的极权主义路线产生好感，而对自己父亲的改革思想不屑一顾呢？因为习近平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加之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特别对西方现代文明缺乏基本了解。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塑造了他极权主义人格。极权人格决定了他对独裁的偏爱，而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普世价值的反感。

三、虚荣和好大喜功

1998－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参加了一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教育专业在职博士学位班”，而实际上他没有参加过博士课程的学习，却最终取得了清华大学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

习近平虚荣心强，文化低被人瞧不起，于是常在演讲中背书单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他爱在讲话中引经据典，但由于不理解其义，常闹笑话。由于习近平知识结构不完善，加上他好虚荣的性格，致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情、民心以及国际形势都出现了严重的误读。

习近平不懂经济，但刚愎自用。雄安新区就是他的拍脑袋工程。他将雄安新区确定为国家级开发区和千年工程，与上海浦东、深圳经济开发区等量齐观。但该项目没有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忽略了它的严重地理缺陷。习近平的好虚荣还体现在他出访外国的大撒币上。

四、心胸狭窄

1982至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当时他的上级领导人是高扬。高扬，原中央化工部部长，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传说习仲勋给高扬写了封信，建议提拔习近平为省委常委。但高扬在省干部会议上公开信件，并表态“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不准备这么做。”无政绩却伸手要官，如此名声和升官无望使得习近平在河北省呆不下去了。于是习仲勋私下里去求胡耀邦。后胡耀邦把习近平安插到福建省厦门市当副市长。临行前，习近平向高扬辞行，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不用向我辞行了。”他的话让习近平很尴尬。

若干年后，高扬逝世,习近平作为后任党校校长和前下属，没有向前任校长高扬的遗体告别，也没有出席追悼会。习近平因为八卦小书《习近平与他的情人》，而成立专案组由孙力军策划实施了跨境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该事件成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综上所述，习近平粗暴蛮横、好虚荣的性格决定了他不适应宪政民主制度。如同拜登总统所言，他骨子里就没有民主。习近平思想保守僵化的性格决定了他难已接受西方文化。他心胸狭窄和外强中干的性格使他猜忌多疑，难与同僚共事。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先生在《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一文中总结了十大极权人格特质。他认为，极权人格反民主；蔑视人权；容不下不同声音；人际关系中“斗”字当头；醉心于权力意志；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反法治；对权力狂热追求和行为没有底线。比较习近平的性格特征和言行做派，他的性格属于较为典型的极权主义人格。

  六、习近平的路能走通吗？

   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红色帝国道路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我赞同这个判断，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已不具有极权主义的历史背景

极权主义的产生一般来说与国家民族危难、魅力型领袖和民众被长期宣传洗脑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联，但今天的中国这些都已不存在。习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来唤醒中国人民族苦难感很难，因为今天中国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对富足。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多年来众多学者对百年耻辱真相的客观解读已经消解了中国人“救国图存”的激情。习近平的权力继承于前任领导人胡锦涛，这决定了他无法达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威望。

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人民智已开，官方谎言欺骗很难。正如徐贲所言：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

  第二，中国经济无法支撑他的帝国梦想

中国固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停滞期，亟待进行结构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的九年执政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危机，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民营企业已经难以为继。总之，中国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习近平的极权主义红色帝国梦。

经济学者程晓农指出：“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第三，没有民意基础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推出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信心•信念•信仰”调查》。该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共分四项：“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每个分项下有四个选择：A、完全赞同；B、赞同；C、不知道（不清楚）；D、不赞同。

北京时间4月15日下午2时左右，《人民论坛》该项调查结果与投票网页全部关闭。关闭前，投票结果显示：“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选择“不赞同”的高达75.40%；对“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2.33%；对“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3.85%%；对“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选择不赞同的为81.32%。

经济学者何清涟指出：“这次民意调查自信心满满开始，以惶惶遁去告终，充分说明，中国执政集团与为其服务的宣传系统，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治暴力系统。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

这次难得体现民意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普世价值和主张宪政民主改革，习近平重返极权主义和打造红色帝国没有民意基础。

有意思的是，2020年7月8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最新研究《理解中共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人民对中共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创2003年该调查进行以来新高。但该中心忽视了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是用脚而不是用嘴表达他们真实想法的。

  第四，官僚集团躺平

习近平上台后，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团，整得官员们官不聊生。2009年至2016年八年间，共243名官员自杀，其中过半选择跳楼。其余的自杀方式分别是上吊，服毒、失踪、开枪、撞火车、溺水和割腕等。十九大后，人们发现中共腐败并没有减少，相反更隐蔽，也更严重。贪腐的原因固然与官员们的堕落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使然。习近平不改变制度而仅仅严惩贪官，就类似于“养猪杀猪”。2018年8月26日，中纪委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可谓严刑峻法，条例仅开除党籍就有45项。习近平想用这些中共家法像绳索一样将9500万党员捆起来，让他们不敢妄议朝政，不敢贪腐，只能做党奴。但结果适得其反，既然动辄得咎，这些本无政治信仰的官员就干脆懒政、怠政，只动口，不动手，“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第五，中国潜在的巨大反抗力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

第六种力量是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

冯崇义从另一个视角描述了中国反对习近平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群体。他认为，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潮进行顽强的抵抗。

一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为宪政民主事业继续发声，追求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传播宪政理念、抨击专制腐败、探讨转型路径。

二是党内民主派。尽管终于失去了”炎黄春秋”和”共识网”最后两个集体言论平台，他们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更为明确，仍然一方面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一方面转变为潜伏力量待机而动。

三是民运异议人士。他们在国内的活动空间几乎全部丧失，但仍然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的旗帜，坚守着海外阵地并保持与国内民众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是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

五是维权律师。这几年，他们成为中共重点打击对象，但并没有被打垮，抗争的队伍在法律共同体及其他民众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壮大，特别是”709律师”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勇敢面对党国系统严酷的打压，临危不惧、处变不乱。

六是草根维权人士。他们仍然顽强地战斗在公民维权的第一线，既有忍无可忍时奋起与中共打手正面交锋，也有采取迂回策略进行缠斗和软抵抗。即便是面对中共严苛的“清网”摧残，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遍布网络。

当下中国这六股自由主义群体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

  七、习近平时代的落幕

   第一，习近平结局

我的看法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掌握军权，退居幕后。第二，被罢黜。像蔡霞所言，中共党内改革派逼宫，如任志强所言再来一次抓捕四人帮，让其交出权力。第三，死于非命。第四，习近平长期执政。

就目前局势而言，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但即使习继续执政，也不能排除之后发生前三种可能性。即使习再执政二十年，他也终将老去，陷于接班人危机。习执政时间越长，中共崩溃的时间就越快。

  第二，中共结局

冯崇义认为，党国没有红三代，极权党国无法传承给红三代，无论红二代们如何折腾，革命政党在暴力夺权后实施一党专政，迄今没有连续执政达到八十年的先例。在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几个政党中，苏联共产党从1917政变成功到1991苏联解体，执政74年；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一统江湖到2000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政党轮替中下野，连续执政72年。朝鲜劳动党是1948年上台，中共是1949年上台，这两个政党虽然苟延残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机会很小。

蔡霞认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她从1986 年起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 三十多年与中共中高层官员的接触经历,至少有 60%–70% 的中共中高层官员是了解现代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他们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是认识到美国的善意的。

中共貌似强大, 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内部是相当脆弱的。中共有恶龙一样的野心，但只是个纸老虎。在某些情况下, 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 甚至政权的坍塌。她认为这些因素包括: 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高水平的负债率; 其虚假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真实现状之间,其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分配双轨制, 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 其持续不断的腐败问题, 其最高权力继任方面的激烈内斗等内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习近平的过分多疑和狭隘猜忌导致其在内部不断清洗异己, 这些带来中共内部中高层官员的极度不安全感, 以至于人人自危。

目前有两种观点需要注意，一是反习与反共的问题，二是支持习近平连任加速中共灭亡的问题。反习，阻止其二十大连任与反共并不矛盾，因为反习本来就是反共，阻止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势必会撕裂中共统治集团。中共新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必须对中国人民的宪政民主呼声予以回应，重新返回后极权主义时代，并最终在人民的压力下走向民主自由。这个过程可能是改良，也可能颜色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其次，有很多民主人士将习近平称之为总加速师，认为他的瞎折腾对中共的统治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并由此认为应该支持习连任，让他加速中共的灭亡。这个想法看似有理，但忽视了习近平的加速不仅会让中共覆灭，也会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他悍然军事攻击台湾，甚至疯狂动用核武器，如同今天普京的叫嚣一样，2300万台湾骨肉同胞将会生灵涂炭。

结束中共极权暴政，我们需要信念、勇气和智慧。

定稿：2022年2月28日于风陵渡口

要公正评价习近平不容易，因为他的执政风格飘忽不定，像毛泽东又不太像，像邓小平也不太像。事实上，习近平的“雄心”远远要超过毛和邓，但他的威望、学识和能力又远不如毛和邓。习近平夹在“毛邓”之间，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习很蛮横，不伪装，但他又是靠长期韬光养晦上位的；习对他要打击的人下手很重，有股不管不顾的狠劲，但他常优柔寡断，也没有进行大规模整治清洗；习口气很大，将自己视为人类的救星，但“一带一路”战略、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和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的预言，又暴露了他学识、认知和政治智慧的明显短板。本文力求多个视角给习近平一个公正的评价，不管他是否能在今年二十大上连任，他毕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有想法也想干成事的党魁，或许也是中共最后一任领导人。

   一、习近平上台：一个破灭的肥皂泡

   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权力接力棒击鼓传花落到了习近平手上，从此中国进入红二代掌权时代。有分析人士指出：“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 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事实上，习近平能够得到中共这个权力的交接棒并不容易，可以说步步惊心和刀光剑影。首先，习近平得益于江泽民的“隔代指定”。江泽民之所以选择习近平不是因为他政绩突出，恰恰是因为他无所作为，不是他的聪明绝顶，恰恰是他貌似愚笨。无所作为和貌似愚笨使得习近平在中共各派势力中左右逢源。其次，习近平精于伪装。他将自己包装成碌碌无为之辈，使江泽民认为他不仅对自己没有威胁，相反自己可以从容操控他。习近平的伪装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韬光养晦”，春秋战国时的赵王勾践和隋朝的隋炀帝杨广都是伪装大师。再次，习近平在权力交接的最后阶段经受了同为红二代的薄熙来的挑战。胡锦涛、温家宝利用王立军叛逃事件，抓捕了薄熙来，使习近平如愿以偿登上了中国权力的巅峰。

习近平在窃喜之余，也为这个烫手的山芋而焦虑。表面上，当时的中国经过“胡温新政”的“黄金十年”呈现繁荣景象，但实质危机四伏，体现在：1、经济发展停滞；2、官吏腐败；3、行政权力不受制约；4、司法不公；5、贫富悬殊；6、群体事件频发；7、民族矛盾加深等。正如张祖桦、刘晓波等起草的《零八宪章》所言：“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习近平的面前有一新一旧两条道路，新路通向宪政民主，旧路通向毛泽东极权主义。

当时中国各阶层都很乐观期待着习近平。红二代乐观是因为他们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终于由“赵家人”掌控了，期待习近平保住中共永久执政地位；民主人士乐观是因为习的父亲是习仲勋，中共改革派人物，期待习近平像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一样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完成最后临门一脚；其他人士乐观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待习近平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稳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折腾”和继续“闷声发大财”。

公共知识分子为习近平量身打造了“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以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北京大学张千帆、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和韩大元、西北大学华炳啸、武汉大学秦前红为代表。他们的核心主张是通过中共体制内改良，在不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相对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和保障公民权利，逐步实现立宪。

习近平在海外也有很多拥趸，他们坚信习近平会走向宪政民主，甚至有人发出多封公开信；有人为他集权辩护，认为集权是变革的阶段性条件。

但这个美丽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对地方官员发表闭门讲话，对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痛彻心扉，称“无有一人是男儿”。2013年4月，中共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明确“七不讲”，即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和司法独立。2014年4月24日，知名记者高瑜因被控泄密该文件而被捕。2015年11月26日，她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

至此，大多数中国民主人士放弃了习近平宪政改革的幻想。

  二、政治倒退和全面流氓化

   习近平至今执政已经九年有余。事实证明，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政治倒退的时代，一个人权灾难的时代，一个中国社会全面流氓化的时代，一个充斥个人崇拜、谎言和暴力的时代，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不讲理时代。

2012年，前总理温家宝在他任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上警告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一语成谶，温家宝的担忧在习近平时代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温家宝在中共百年庆典上愁容满面、欲哭无泪的原因。

纵观习近平执政可以说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他成功地通过反腐败清除了政治对手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和孙政才，并惩治了400余万所谓不讲政治规矩的中共官员；习近平通过军队整编，集中了军权；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改革领导小组将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废止了邓小平确立的集体领导制度，重新回归到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制度。

习近平政权集中抓捕部分维权律师、人士；打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社会；以“混和所有制”改革为名，对民营企业实施第二次“公私合营”；强调“党领导一切”，废止了邓小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成果；迫害少数民族：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对藏族和蒙古族等实施文化灭绝。

201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九大。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毫不掩饰地阐明了他对内极权专制，对外争夺世界领导权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被“美丽”的词汇所包裹。2018年3月，习近平操纵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抛弃了邓小平建立的领导人接班制度，也就是实现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不是由现任总书记来指定下一任总书记人选，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或实际最高领导人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确认新的总书记之后，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人选。

2021年7月1日，在中共百年庆典上，习近平发表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式演讲，用行为表明他不会像江泽民、胡锦涛一样交出手中的权力。在同年11月的中共六种全会上，习近平将自己供上神坛，地位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

综上所述，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倒退，邓小平的政治改革遗产被抛弃，改革开放戛然而止。中国正在向北朝鲜政治生态演变。

  三、走向国际孤立和冲突

   习近平政权在对内极权专制的同时，在国际上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十九大上，习近平声称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一带一路”战略和世界政党大会都显示出他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欲望。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废止香港“一国两制”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叶孤舟。

1、南海冲突

2013年底开始，中国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目前，中国已在美济礁、永暑礁等至少7座岛礁上进行扩建工程，至少三个岛屿铺设了飞机跑道。

中国在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和主权声索，对西方以及周边国家的航行安全和核心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已经形成严重的地缘威胁。据世界海运理事会统计，全球有25%的海上航运量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及南海地区运往各大洲，其中，中国60%的外贸运输、日韩两国85%以上的石油、美国西太平洋原料贸易的90%，都要经过该地区。

2012年初，菲律宾以中国在南中国海中菲争议海域基于“九段线”的海洋权益主张及近年的海洋执法和岛礁开发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由，向常设仲裁法院提起的仲裁案。中国拒绝参与该案件审理。2016年7月12日，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仲裁庭5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仲裁庭还认定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给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动”。

2020年7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声明表示：反对任何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抵触的中国主权主张，特别是不遵守公约对基线、海事区域及特征分类规定的海洋主张。澳大利亚声明反对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历史依据，称根据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这样的历史依据不符合海洋法国际公约，是“无效的”。美国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

  2、“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于2013年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尽管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充满投资风险，但该战略是习近平通过经济拉拢和控制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话语权，未来称霸世界的重要步骤。“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金钱外交、债务陷阱和腐败已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和抵制。

  3、中美交恶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宫，习近平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世界“东升西降”的大势已无法改变。但令习近平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十九大后，川普政府迅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2018年初川普发起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5%的高额关税。

中美对抗已从贸易向科技、意识形态等方面扩展，美国终结了始于尼克松时代的“对华接触”政策。2020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演讲中指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壮，我们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变得开明，会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对民主的渴求。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大胆的、纯粹美国式的想法。这种误判导致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们是怎么犯下这种错误的？我们怎么会看不懂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留意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闭塞了自己的视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党员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党员。如今我们要把事实澄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党。该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把自己视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2020年7月21日，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士顿领事馆；7月24日，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继承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并增加了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内容。从印太四方对话机制到英美签署《新大西洋宪章》、G7峰会、北约峰会、欧盟峰会，到拜登与普京日内瓦会晤，拜登对华战略日渐明朗，那就是：稳定印太；扶持台湾；松绑日本；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

  4、孟晚舟事件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实施人质外交作为报复，先后抓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巴夫，并将涉嫌毒品犯罪的加拿大嫌疑人谢伦伯格从一审判刑15年，二审改判为死刑。

2021年9月24日，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在与美方的协议生效之后，加拿大方面随即宣布释放孟晚舟。当天下午孟晚舟乘中国政府包机回国。与此同时，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巴夫同时登上了回国的班机。至此，中国人质外交不证自明。

  5、维吾尔、香港和台湾三个死结

2014年，习近平开始实施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从抓捕伊利哈木教授开始，建造大规模再教育营关押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等，系统性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立陶宛等国议会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均遭中国政府镇压。2020年中国人大出台香港国安法，2021年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承诺的“一国两制”被事实上废止。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蔡英文总统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和接受“一国两制”，习近平采取武力胁迫，军机、军舰频繁扰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大会上誓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称收复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与拜登总统的电话中再次对台湾发出威胁，称台湾如突破红线，中国将采取断然措施。

新疆、香港和台湾人权问题是习近平决不退让的主权红线，但明显与“人权高于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普世价值相抵触，这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难以缓解。

  6、新冠疫情

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开始在武汉蔓延。中国政府极力掩盖疫情，训诫李文亮医生等八名“吹哨人”，直到1月23日才匆忙采取封城措施。但封城举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由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极端、野蛮的封城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难。由于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并有效控制国际航班，新冠病毒迅速扩散到世界，目前全球已有近4亿人感染，超过597万人死亡。

2020年3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将新冠病毒的源头甩锅2019年10月参加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军人。

2021年初，世界卫生组织迫于国际压力组织专家组赴武汉调查，3月公布的专家调查报告基本排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国拒绝提供早期病例原始数据，该结论受到普遍质疑。目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经多次公开呼吁中国配合第二次溯源调查和公开最初病例数据。

  7、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成立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共和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派出军队“维和”；24日，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全面入侵，目前已造成双方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大多数国家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并采取严厉经济制裁措施。习近平政权不承认俄罗斯侵略行为，并暗中提供经济援助。该事件本可以成为中国扭转负面国际形象，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契机，但习近平政权明显缺乏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执政九年，中国外交已面临着严重困境，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陷入了难解的僵局。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形成共识，一致主张对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和扩张实行遏制战略。拜登政府已组建成国际民主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政治学者荣剑认为，中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在于，抛弃了邓小平的27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实行了一条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总根源是对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长期以来将美国树立为海外敌对势力的总代表。中国以朝鲜、叙利亚、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为友，和日本对抗，完全是以美国划线：视美国的敌人为友，视美国的朋友为敌。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质，是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这一价值观的核心是：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中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国家。

  四、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第一，目前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习近平要重返毛泽东时代

该观点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培养的红卫兵，他要让中国重返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确，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充满了毛泽东的元素。但难以解释的是：习近平并未关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没有搞计划经济，也没有鼓动群众造反夺权。习近平尽管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乌托邦成分并不多，一直在将中共的合法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行嫁接。

第二种观点：邓小平路线的延续

该观点认为，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并无本质区别，仍然是沿着邓小平的路子，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理论家胡平认为，从本质上讲，习近平路线和邓小平路线没有区别。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邓小平路线的延伸，但是又有所偏离，是把邓小平路线中固有的恶性因素推向极端。时评人士查建国认为，习近平声称不走毛旧路，也不走西方民主“邪路” ，是政更左经更右，两手都更硬，是邓的“两个坚持” 理论、 模式、道路的加强版、平衡版，这是认识中国当前时代、当前时局的核心理念。但难以解释的是，邓小平取消终身制建立任期制，反对个人崇拜；江泽民主张“闷声发大财”和胡锦涛主张“不折腾”，但习近平政策恰恰与他们背道而驰。他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大力推行个人崇拜，崇尚斗争哲学，高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折腾不止。

第三种观点：红色帝国之路

时政分析人士李伟东认为：习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而是建立代表中共权贵资本集团利益的纳粹化红色帝国。习近平有一套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盲目胡闹；他要避免苏联亡党教训，就要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要保持中共一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为实现他的梦想，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习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习近平的道路就是要建立代表中共权贵资本集团利益的纳粹化红色帝国。

第四种观点：新极权主义

最早提出新极权主义观点的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徐贲教授。2005年，徐贲在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认为，中国文革结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杀为后极权主义时代，之后中国进入新极权主义时代。前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则认为，习近平实施的是高度精致的新极权主义。她指出：习近平上台后, 他努力利用高科技从而获得超级强大的监控能力,超过了希特勒和前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概括的基础上,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为: 恐惧 +意识形态+数字技术控制系统 (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重新定义为高度精致的新极权。说习近平政权为极权主义, 因为他同样实行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党” 和 “大一统 (汉族一统国家)。”希特勒控制下的纳粹党是 “国家社会主义” 基于种族主义；习近平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与种族主义相关联。长期以来, 中共持续不断强化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对新疆, 西藏, 内蒙等少数民族实行变相的文化种族灭绝。

第五种观点：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习近平的路线就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他指出：当下中共政权或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并没有超出极权或后极权的范畴，没有资格构成一种新的政权类型，没有必要使用“新极权”这一模糊概念来描述。而且，将当前中国政权定义为“新极权”，夸大了它的创新能力和稳定性。即便是一党专政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都实行过，尽管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回潮的主要表现，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其二，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其三，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的政治体制。习近平和红二代带着对“失乐园”的伤痛、对宪政转型的恐惧、对永久掌握和垄断权力的迷梦，倒行逆施，试图阻断中国走向宪政的历史进程、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

第二，什么是极权主义？

由于上述观点涉及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概念，所以，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对极权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个梳理。

极权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按照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说法，柏拉图的学说就是鼓吹极权主义的学说，而古希腊的斯巴达也具有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但美国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和以色列哲学家塔尔蒙则认为，极权主义出现在18世纪，产生于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为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构成要素。

极权主义秉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但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分道扬镳，形成了以列宁、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左翼极权主义和以希特勒纳粹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塔尔蒙在《民族的神话及革命的意向》一书中指出：列宁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则强调了国家和种族。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左右手臂,宛如两翼，但却有着相同的特质并相互融合，最终演绎了二十世纪可怕的一幕。

极权主义也被称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美国历史学家康奎斯特对此定义为：“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

极权主义理论将极权主义分为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我们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言。所谓后极权主义时代，也就是自由知识分子李慎之先生所言：“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蔡霞指出：尽管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都是专制独裁制度, 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区分不同类型的专制独裁制度。对照萨托利理论, 分析不同类型专制制度的核心特征, 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权是极权而不是威权。

布热津斯基的著作, 一位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的杰出学者也指出相似的结论。他写道:“极权主义的两个决定性维度是恐惧+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极度结合造就了这一体制的其他特点。极权主义的极端性, 僵硬性以及控制的严密程度, 决定了极权主义不可能直接推进到自由民主制度,必须先有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松动。”

  第三，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习近平要将邓小平（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后极权主义复辟为极权主义，目的是建立一个与西方世界抗衡的法西斯红色帝国。

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版极权主义，它隶属于苏联左翼极权主义，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邓小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习近平要走的路，就是从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毛泽东极权主义回归。

习近平时代并未告别邓小平时代，它继续对外开放，继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路线带有毛邓的色彩，但似毛不是毛，似邓不是邓，毛的色彩重于邓。习近平时代还在演进之中，他的红色帝国没有建成，也不可能建成。

综上，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极权主义时代的回归，它期待完成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轮回，画上一个极权主义的圈：它始于毛泽东终于习近平。

  五、原因分析：形势误判和极权人格

   为什么习近平要重返极权主义？习近平的个人学识、性格以及认知能力决定了他对极权主义的路径依赖。

  第一，三个严重误判

一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看法过于乐观。中国GDP的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真正崛起并非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而主要是依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机。中国被美国推入了WTO，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又依靠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高污染、高能耗、低福利和低人权获得了暴利。可以说，中国经济是虚胖，靠经济全球化这个“膨大剂”催大的，经济创新能力并不强。2009年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和外贸都陷入困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红利到胡锦涛时代已经耗尽了，必须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特别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但习近平狂妄地抛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甚至认为世界大势“东升西降”，“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十九大后，他开始转变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三是，对民意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人的想法并不了解，认为只要经济发展，通过洗脑宣传和依法治国（严刑峻法）就可以让中国人服从他的领导。但他不知道，中国人早已今非昔比，已是见过世面的人。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是安居乐业，不折腾，不搞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慢慢来，民主化也不急于求成。但他们内心赞同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习近平执政九年，无论个人崇拜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列车尽管已关闭动力系统，但仍在邓小平的轨道上缓慢滑行。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与邓小平时代差异不大，“马照跑，舞照跳”。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的过程并未完成，也难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国出现的仇视西方的情绪，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导致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

简单地说，中国人很新，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

  第二，极权人格

在一个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的权力会受到议会和司法的制约，但在极权主义国家则不然，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将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如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就具有强烈的游民特征，体现为反社会性和残暴野蛮。

习近平也一样，他在未接班前极力掩盖自己的性格，将自己打扮成憨厚愚笨的形象，从而使自己可以被中共各势力集团所接受，但当他掌握权力后，很快原形毕露，极权性格彰显无遗。《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曾指出，习最大性格特点，尤其在他这一代的红二代中，是善于韬晦。这是他当年能在与薄熙来的博弈中胜出的关键之处。习貌似仁厚，实则心机很深。他深谙中共官场政治，这源于其幼年时的家庭遭遇，亲眼目睹其中的黑暗与残酷。加之其父的耳提面命，所以道行很深。习的骨子里是冷血蛮横，一旦得势就敢摊牌，翻脸胡来，整人绝不手软。

习近平具有以下性格特征：

一、粗暴蛮横

2009年2月11日，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人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且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布如此言论，反映出其暴蛮横的性格。习近平执政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充分。在他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至今已有400余万官员落马。习一旦决定采取行动，会有一股“狠劲”和“匪气”，不管不顾。

二、思想僵化

为什么习近平在文革时代遭受迫害，相反会对毛泽东和他的极权主义路线产生好感，而对自己父亲的改革思想不屑一顾呢？因为习近平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加之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特别对西方现代文明缺乏基本了解。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塑造了他极权主义人格。极权人格决定了他对独裁的偏爱，而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普世价值的反感。

三、虚荣和好大喜功

1998－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参加了一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教育专业在职博士学位班”，而实际上他没有参加过博士课程的学习，却最终取得了清华大学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

习近平虚荣心强，文化低被人瞧不起，于是常在演讲中背书单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他爱在讲话中引经据典，但由于不理解其义，常闹笑话。由于习近平知识结构不完善，加上他好虚荣的性格，致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情、民心以及国际形势都出现了严重的误读。

习近平不懂经济，但刚愎自用。雄安新区就是他的拍脑袋工程。他将雄安新区确定为国家级开发区和千年工程，与上海浦东、深圳经济开发区等量齐观。但该项目没有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忽略了它的严重地理缺陷。习近平的好虚荣还体现在他出访外国的大撒币上。

四、心胸狭窄

1982至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当时他的上级领导人是高扬。高扬，原中央化工部部长，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传说习仲勋给高扬写了封信，建议提拔习近平为省委常委。但高扬在省干部会议上公开信件，并表态“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不准备这么做。”无政绩却伸手要官，如此名声和升官无望使得习近平在河北省呆不下去了。于是习仲勋私下里去求胡耀邦。后胡耀邦把习近平安插到福建省厦门市当副市长。临行前，习近平向高扬辞行，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不用向我辞行了。”他的话让习近平很尴尬。

若干年后，高扬逝世,习近平作为后任党校校长和前下属，没有向前任校长高扬的遗体告别，也没有出席追悼会。习近平因为八卦小书《习近平与他的情人》，而成立专案组由孙力军策划实施了跨境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该事件成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综上所述，习近平粗暴蛮横、好虚荣的性格决定了他不适应宪政民主制度。如同拜登总统所言，他骨子里就没有民主。习近平思想保守僵化的性格决定了他难已接受西方文化。他心胸狭窄和外强中干的性格使他猜忌多疑，难与同僚共事。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先生在《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一文中总结了十大极权人格特质。他认为，极权人格反民主；蔑视人权；容不下不同声音；人际关系中“斗”字当头；醉心于权力意志；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反法治；对权力狂热追求和行为没有底线。比较习近平的性格特征和言行做派，他的性格属于较为典型的极权主义人格。

  六、习近平的路能走通吗？

   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红色帝国道路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我赞同这个判断，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已不具有极权主义的历史背景

极权主义的产生一般来说与国家民族危难、魅力型领袖和民众被长期宣传洗脑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联，但今天的中国这些都已不存在。习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来唤醒中国人民族苦难感很难，因为今天中国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对富足。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多年来众多学者对百年耻辱真相的客观解读已经消解了中国人“救国图存”的激情。习近平的权力继承于前任领导人胡锦涛，这决定了他无法达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威望。

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人民智已开，官方谎言欺骗很难。正如徐贲所言：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

  第二，中国经济无法支撑他的帝国梦想

中国固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停滞期，亟待进行结构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的九年执政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危机，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民营企业已经难以为继。总之，中国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习近平的极权主义红色帝国梦。

经济学者程晓农指出：“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第三，没有民意基础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推出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信心•信念•信仰”调查》。该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共分四项：“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每个分项下有四个选择：A、完全赞同；B、赞同；C、不知道（不清楚）；D、不赞同。

北京时间4月15日下午2时左右，《人民论坛》该项调查结果与投票网页全部关闭。关闭前，投票结果显示：“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选择“不赞同”的高达75.40%；对“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2.33%；对“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3.85%%；对“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选择不赞同的为81.32%。

经济学者何清涟指出：“这次民意调查自信心满满开始，以惶惶遁去告终，充分说明，中国执政集团与为其服务的宣传系统，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治暴力系统。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

这次难得体现民意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普世价值和主张宪政民主改革，习近平重返极权主义和打造红色帝国没有民意基础。

有意思的是，2020年7月8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最新研究《理解中共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人民对中共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创2003年该调查进行以来新高。但该中心忽视了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是用脚而不是用嘴表达他们真实想法的。

  第四，官僚集团躺平

习近平上台后，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团，整得官员们官不聊生。2009年至2016年八年间，共243名官员自杀，其中过半选择跳楼。其余的自杀方式分别是上吊，服毒、失踪、开枪、撞火车、溺水和割腕等。十九大后，人们发现中共腐败并没有减少，相反更隐蔽，也更严重。贪腐的原因固然与官员们的堕落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使然。习近平不改变制度而仅仅严惩贪官，就类似于“养猪杀猪”。2018年8月26日，中纪委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可谓严刑峻法，条例仅开除党籍就有45项。习近平想用这些中共家法像绳索一样将9500万党员捆起来，让他们不敢妄议朝政，不敢贪腐，只能做党奴。但结果适得其反，既然动辄得咎，这些本无政治信仰的官员就干脆懒政、怠政，只动口，不动手，“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第五，中国潜在的巨大反抗力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

第六种力量是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

冯崇义从另一个视角描述了中国反对习近平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群体。他认为，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潮进行顽强的抵抗。

一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为宪政民主事业继续发声，追求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传播宪政理念、抨击专制腐败、探讨转型路径。

二是党内民主派。尽管终于失去了”炎黄春秋”和”共识网”最后两个集体言论平台，他们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更为明确，仍然一方面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一方面转变为潜伏力量待机而动。

三是民运异议人士。他们在国内的活动空间几乎全部丧失，但仍然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的旗帜，坚守着海外阵地并保持与国内民众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是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

五是维权律师。这几年，他们成为中共重点打击对象，但并没有被打垮，抗争的队伍在法律共同体及其他民众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壮大，特别是”709律师”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勇敢面对党国系统严酷的打压，临危不惧、处变不乱。

六是草根维权人士。他们仍然顽强地战斗在公民维权的第一线，既有忍无可忍时奋起与中共打手正面交锋，也有采取迂回策略进行缠斗和软抵抗。即便是面对中共严苛的“清网”摧残，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遍布网络。

当下中国这六股自由主义群体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

  七、习近平时代的落幕

   第一，习近平结局

我的看法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掌握军权，退居幕后。第二，被罢黜。像蔡霞所言，中共党内改革派逼宫，如任志强所言再来一次抓捕四人帮，让其交出权力。第三，死于非命。第四，习近平长期执政。

就目前局势而言，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但即使习继续执政，也不能排除之后发生前三种可能性。即使习再执政二十年，他也终将老去，陷于接班人危机。习执政时间越长，中共崩溃的时间就越快。

  第二，中共结局

冯崇义认为，党国没有红三代，极权党国无法传承给红三代，无论红二代们如何折腾，革命政党在暴力夺权后实施一党专政，迄今没有连续执政达到八十年的先例。在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几个政党中，苏联共产党从1917政变成功到1991苏联解体，执政74年；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一统江湖到2000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政党轮替中下野，连续执政72年。朝鲜劳动党是1948年上台，中共是1949年上台，这两个政党虽然苟延残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机会很小。

蔡霞认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她从1986 年起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 三十多年与中共中高层官员的接触经历,至少有 60%–70% 的中共中高层官员是了解现代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他们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是认识到美国的善意的。

中共貌似强大, 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内部是相当脆弱的。中共有恶龙一样的野心，但只是个纸老虎。在某些情况下, 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 甚至政权的坍塌。她认为这些因素包括: 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高水平的负债率; 其虚假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真实现状之间,其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分配双轨制, 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 其持续不断的腐败问题, 其最高权力继任方面的激烈内斗等内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习近平的过分多疑和狭隘猜忌导致其在内部不断清洗异己, 这些带来中共内部中高层官员的极度不安全感, 以至于人人自危。

目前有两种观点需要注意，一是反习与反共的问题，二是支持习近平连任加速中共灭亡的问题。反习，阻止其二十大连任与反共并不矛盾，因为反习本来就是反共，阻止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势必会撕裂中共统治集团。中共新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必须对中国人民的宪政民主呼声予以回应，重新返回后极权主义时代，并最终在人民的压力下走向民主自由。这个过程可能是改良，也可能颜色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其次，有很多民主人士将习近平称之为总加速师，认为他的瞎折腾对中共的统治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并由此认为应该支持习连任，让他加速中共的灭亡。这个想法看似有理，但忽视了习近平的加速不仅会让中共覆灭，也会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他悍然军事攻击台湾，甚至疯狂动用核武器，如同今天普京的叫嚣一样，2300万台湾骨肉同胞将会生灵涂炭。

结束中共极权暴政，我们需要信念、勇气和智慧。

定稿：2022年2月28日于风陵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