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學生上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時，王金波還是山東莒南縣一個中學生，他聽聞消息後，即寫了封信給“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大哥哥大姊姊們”，並附上10元錢的捐款。這場夭折的民主運動從此在這位山東少年心中埋下民主理念的種子，讓他最後走上中國異議人士的不歸路，開始了他後來的坎坷人生。
六四之後的1998年中國曾出現過一次以組黨運動為中心的民主運動，該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隨後中國簽署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批獻身於中國民主事業的異議人士認為既然當局承認公民享有結社自由的權利，這應該是落實中國公民政治權利，開啟民主憲政之路的一個時機，於是各地民運人士紛紛向當地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成立民主黨，掀起64之後又一次民主運動的小高潮。大學畢業在山東臨沂工作，一直收聽美國之音、BBC、自由亞洲電台等外台，懷抱民主理念，關注中國人權和民主事業的王金波也捲入這場轟轟烈烈的組黨運動，參加了山東的組黨，並廣交全國理念相投的民運志士。
但這場組黨民主運動，雖然有聯合國公約加持，但最終如89民運一樣，遭受鎮壓，參與組黨的民運人士都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當年幾位發起人被捕判刑，後來大多數參與者都遭到牢獄之災，王金波也曾坐牢4年。在這個組黨運動期間，他在杭州見到因為參加异议活动被勞教剛獲釋放的著名作家傅國涌，與傅一席交談後，王金波遂決定做一個異議作家，以文字工作方式促進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開始在網絡上發表文章，後來加入獨立中文筆會，認識劉曉波和一大批筆會會友。
王金波在他這本散文集中，詳細記述了自己投身1998年組黨民主運動的過程，以及中國異議人士的各種遭遇，和他們之間相互關懷相濡以沫的情誼，其中涉及很多著名的民運人士，如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為這場民主運動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在筆會事務中，金波工作認真負責，但也常與會友發生一些爭執。讀他這本書，對他的經歷和信念有了新的認識，發現他雖然屢經磨難，
但擇善固執，安貧樂道，始終堅守其民主信念，雖九死其猶未悔，因此對他性格的固執一面也有了新的理解。
此外，讀他的書也產生很多感慨。金波和許許多多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朋友，他們都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人士，從不採用非法極端手法去實現其目的，如果在一個正常法治社會，這些都是無可非議合理合法的行為，甚至是應該受社會敬重的行為，但他們卻為此付出沈重代價，飽受生活的磨難。
近年所謂中國崛起，富裕起來，很多人領著不菲的工資，有車有房，過著歲月靜好體面的中產生活。但金波和他們的民主同道們因遭體制的打壓，则被社會邊緣化。他們大多無法獲得長期穩定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並經常被當局騷擾、留難，無法做一點小本生意，甚至被搞得居無定所。每逢敏感日子，如兩會召開、六四週年、奧運亞運等大型國際活動，就會被限制自由或強行押出所居城市。蹲拘留所、被關監獄，妻離子散，牽連家人，是他們的家常便飯。有的，關了放，放了又關，幾乎半生人都在監獄中度過，比如湖北的秦永敏，今年69歲，但坐監獄歲月相加一共竟然長達30年。一些異議人士為逃脫迫害，只好流亡海外。
金波一生也是顛沛流離，飽經滄桑，遭軟禁，被下獄坐牢，在監獄中的4年他曾多次絕食抗議，最長一次因絕食竟長達106日。後來他移居北京，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因為公安介入，房東受壓，十年中竟然被迫搬家十多次。
很長一段時間，那些無視制度的黑暗面，享受著大國崛起紅利的中產們沈浸在自己甜美日子的泡沫中，無視有一批為民主奮鬥的志士們在遭受迫害，其自由和權利被蠻橫剝奪的真相，甚至可能不屑於金波和他的民主同道的奮鬥和犧牲，認為是不識時務。但一場新冠疫情風暴就無情地將他們歲月靜好的體面日子打破得粉粹。其中的有識之士這時才發現，在一個至高權力可以任意剝奪任何人的權利的國家，他們有車有房的體面生活也不過是做穩了奴隸的日子，隨時會因統治者的意志想做穩奴隸而不得。
金波及其同道獻生的民主事業，既是為個人爭自由，也是在為這些做穩了奴隸而隨時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爭自由。金波們的付出是有價值的。在此，向所有仍在國內堅持民主事業的志士們表示很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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