葭案：这几篇文字，陆续写于2013年春夏之交，那年春节前后，正赶上所谓的“蝗狗之争”，作为身在香港的内地文人，不免显得尴尬，于是写了这几篇文字，算是对“中港之争”的一点思考及记录。五篇文字虽分别写就，但连续读来，仍系一体。虽系旧文，于今时今日观之，仍不过时。我的朋友王怜花说，即便再过三年，恐怕仍不过时。承他过誉，我今天在公众号上合刊出来，合称“五论香港”。
一、香港，最成功的殖民地
春节前从香港回北京，在我离开的那天上午，港府宣布：从3月1日起，离境者携带奶粉不得超过1.8公斤——也就是两罐。违例者可罚款50万元及监禁两年。我当机立断又多买了几罐三段的奶粉背回来，反正在北京随时可以卖掉。一个新闻工作者，偶尔也可以跑跑单帮，赚几个辛苦钱。跟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两只大拉杆箱装满了奶粉。他说跑了很多店都没有，最后是在港岛最东端的小西湾买到的。出关的时候，我们互相嘲笑对方是“蝗虫”。
看官们可能也知道，最近一年来，大陆游客在香港被称为“蝗虫”，甚至引起激烈地争辩乃至演化为谩骂。即便是通过港府审批的“优才计划及专才计划”进入香港工作的大陆精英人士，也被很多香港人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被歧视的感觉。当然，有时候也是内心的胡乱猜测，觉得本地人目光怪异。但香港是一个全球化的开放城市，人才流动是市场的自主需求，按理说不该如此。很多大陆新移民或者是等着拿永久居民的大陆人，会觉得“蝗虫”连累了自己。
比如说我，早就不会去铜锣湾、尖沙咀及旺角这样挥汗成雨的地方，简直是被大陆游客占领了。你会听到各地的方言在耳边穿梭，到处的店面都贴着“欢迎使用银联卡”，甚至还有简体字写的店招及菜单。我宁可约人到西沙、大浪湾这样偏僻的地方。结果，香港朋友会说，你们大陆人连这里都占领了啊。虽说是开玩笑，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种紧张感越来越强烈。我经常在过了罗湖口岸后大口吸烟随地吐痰以此地的“自由”来舒缓在香港的紧张。
这大概是香港开埠170年来，第一次这么不待见大陆人。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腾飞之前，虽说内地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但基本上歧视是没有的。广州仍然是香港的“省城”，许多香港人热衷于使用国货，羡慕西关大少那样的生活方式。那时候的香港人还会自居是广东人，会问你是潮汕的还是广府的，是梅县的还是韶关的。就好比南京人会习惯问你是苏州的还是扬州的。
香港的主体性是在70年代后才建立起来的。但这种主体性，尚未脱出“一国”的范畴，至少在70年代，香港人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香港人现在会严格区别香港人与大陆人（或者内地人）的概念。这种区分背后，彰显了“我们不是一类人”这种深层次心态。的确，我们不是一类人，你们是香港人，我是大陆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从文化心理上来说，我对台北的好感远远超过香港。换句话说，我认为香港跟北京的距离，远远超过台北跟北京的距离。
这个鸿沟之所以形成，是香港的文化构成远比台湾复杂。虽然台湾也受日据时代的影响，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但香港的西洋化程度，超过台湾的东洋化程度。除了英人留下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受中南半岛、南洋及南粤这样的次级文化区域的影响，来源及成分多样复杂，这也构成了过去一百多年来香港多元、开放、包容的姿态，也成为日不落帝国经营得最为成功的殖民地。除了“六七”这样因为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而导致的大冲突，从未因为民族、人种及地域发生过冲突。
那到底“蝗虫”是怎么来的？我下一篇文章再来详细剖析原因吧。
二、为什么大陆人会成为蝗虫？
上次说到香港的“蝗虫”之谓，这倒不是一个主流称呼。在香港有网络社交媒体用过这个词汇，被传统媒体批驳过。传统媒体当然还是能够坚守新闻伦理，不会直接出现这样的称谓，只是在讨论这一现象本身时不得不引用，就如同我现在的引用一样，不含有实质意义上的褒贬。况且，这只是极少数人对大陆游客的贬称。
事情的起源很简单，有传媒报道说，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而且——小便，不让座，诸多不文明的现象在去年（2012年）元旦和春节期间频频发生，经报道放大后，让香港人对大陆游客的观感极差。吃东西和小便当然是违反港铁条例，前者更多见一些。有些本地网友将这些拍成视频，上传到youtube网站，引来一片挞伐之声。
说实在的，吃东西这类现象在北京地铁、上海地铁里也很常见，只不过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是多大的问题。恰恰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遭受到香港网友的挑战：你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里就不行！由此引发两地民众（主要还是网友）对同一件事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此外还有随地乱扔垃圾、烟头等行为，也让香港的网友极为看不惯。其实大陆游客在欧洲在北美在南极在哪儿都一样，只不过在香港，事情就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许多大陆游客看来，去香港除了要签证之外，跟去北京、去上海区别不会太大。国际化大都市、购物方便、高楼林立、语言差异小，等等，但忽略了一点：两地的文明程度与价值观念的确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对同一件事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大到什么程度？比如在内地的一些罪犯，在香港会被认为是英雄。这简直就是是非对立了。
此外，一些香港本地人，对大陆豪客在香港的一掷千金有种恐惧感，觉得本地人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举例说，我住的北角附近的两间大商场，常年对持港澳证件的大陆游客八折优惠，而本地居民则没有。铜锣湾的gucci店，每到最新款的包包，往往第一时间被大陆游客买走，本地居民根本买不到——索性就不去了。香港在过去的几十年，是整个东南亚最活跃的经济体，过去香港人是去深圳、广州消费的，有着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感，现在则有一些被超越的失落。
像旺角、油麻地、尖沙咀、铜锣湾这些地方，常年被大陆游客占领。“占领”的姿势的确也不太雅观。比如在电影院里喧哗、磕瓜子，在台阶上席地而坐，在巴士上吃东西等。再加上奶粉被抢购（其实主要是水客抢购，但大陆游客手中的奶粉罐子实在太抢眼），于是就被称为“蝗虫”，在香港本地的论坛里，“蝗虫”这个歧视性称呼的确有。我觉得吧，这跟上海的“硬盘”和北京的“王德彪”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里面显示的优越感不同：对“蝗虫”歧视的优越感在于制度与文明，而非户口。
综上所述，文明上的优越感与经济上的失落感，共同造成了一种巨大张力和心理冲突，“蝗虫论”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被边缘化了，但我比你文明。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也许有社会学家有靠谱的解释。极端的现象被拿出来放大解释，似乎就变成一种主流声音，其实并非如此，也有许多香港学者在传媒上严厉批评这类歧视。
内地游客也有在facebook上叫屈的，香港也是中国的，凭什么歧视内地人？在一份比较独立、商业化比较足的报纸上，甚至把内地人称为“强国人”。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是强国人。”什么是“强国”？这是对大国崛起的一种讽刺，也是有意与主流中国保持一段距离。
去年特首选举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中环广场上坐着聊天，许多香港市民在示威抗议小圈子选举。我写了一张纸放在边上：蝗虫支持你们！许多香港人过来微笑示意，并对“蝗虫”的称呼表示道歉。我想，大家并非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还是缺乏有效的、直接的沟通。群众斗群众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而且也必须结束。
三、维多利亚港的暗流
互联网时代，码字的人有一项特别好的福利——你的任何文字别人看了不爽，都可以在网上尽情批驳，回帖的人才不在乎你是吃不饱饭的写手或者是名满天下的作家。秉承着“闻过则喜”的先贤教训，我都会细细地把文章下面的跟帖看完，有时候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总有我想不到的或者是被我忽略的东西，能够让我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就像上一篇说香港“蝗虫”的文章，内地的读者和香港的读者都提了不少意见。我真的非常感谢。
毋庸讳言，确实有我忽略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的，而我只不过是个过客。那些自由行的游客当然也是香港的过客，我仅仅只是比他们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已。他们作为游客，不会与本地人交往或者是交朋友，而我作为过客，却有这样的便利，得以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抱怨，我可以感知一些游客们并不会感知到的细节。
就像铜锣湾，很少有人去问：为什么这个地方充斥着药店与化妆品店？为什么这里的食肆越来越少？东西越来越贵？在香港人十多年不涨工资的情况下，本地人会认为这是“自由行”所带来的不便。物价上涨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租金上涨，进而让门市的种类变得单一，那些本地人过去经常光顾的茶餐厅和小铺面纷纷撤出，只有那些能够承受高额成本的连锁店面留了下来。
如果你进去铜锣湾任何一间莎莎，店员的国语不会讲得比你差。这些店面接受银联刷卡，有的甚至不介意人民币付款，即使那是有违政府法令的行为。周围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插满了黄色的烟蒂（注：因为本地人很少抽烤烟，混合烟烟蒂都是白色的）越是稠密的商业地带，越会感到内地游客的气场。时代广场对面有一家叫做“人民公社”的书店（作者注：这个店名倒真的很社会主义），门前的店招只有四个字：“奶粉禁书。”他们根本不做本地人的生意。
地铁里也不例外，香港的地铁承载是按照本地人口的日常流量计算的，但每天经过深圳各大口岸赴港的不少于50万人，节假日会到70万人——这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比较来看，就是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在春运结束时的每日返城人口也不过30万。而这30万是在地铁、公交车上是可以明确感知到的。再计算一下香港的城区面积与北京的城区面积，不难想象，每天50万的人口涌入，对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压力有多大。
这50万的流动人口，又分别集中在沙田、油麻地、旺角、铜锣湾这几个本来就人口稠密的商业区，对饮食、住宿、商业又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对香港这样一个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资本主义城市而言，资本投入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功能区块和商业布局。这种冲击实在太大，大到在一些港人心中产生了恐惧感。他们恐惧于日常生活被改变，生活方式被改变。我的一位本地朋友，几年前放弃乘搭港铁上下班，改坐巴士。他说：港铁太挤了，而内地游客大多数不知道巴士站点，所以巴士比较松一些。
这些平静而微小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年来，让香港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憋屈。诚然，有人会说，可是香港赚了钱了呀。如果从港府披露的经济发展数字看，“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其实是很少的，不超过4%。许多内地游客以为“‘自由行’拯救了香港”，那实在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并不美丽的误解。一些港人甚至视这样的“拯救”为自己的苦难。正所谓“你之砒霜，我之蜜糖”，不同的立场和身份，会有不同的解读。港人最近的日渐不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回归这十多年来情绪的逐渐爆发。
平静的海面下，往往有汹涌的暗流。
四：香港从不是中国的伤口
当“强国人”这一称谓出现在香港的主流报章上后，我感到强烈的不安。泾渭分明地自外于“强国”，显示出一些港人对于北京政府以及大陆民众的不认同，乃至直接的歧视。从2012年年初的“蝗虫”事件以来，两造的对立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更显激烈。几乎同时，港人对于西环的不信任感也日渐严重。大陆一些民众，则在港府地震捐款事件后，对香港人也颇有微辞。
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非与对错。从长远来看，如果民粹情绪日益高涨，对香港以及大陆未来的政治转型都是巨大障碍。如今，两地的一些民众在网上互相攻击，已经无法平和的交流。从根子上，这种现状当然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一国两制”的国策相关。当初说是五十年不变，很多人以为是五十年大陆会跟着香港变，谁料如今才过去了十五年，香港已经变了。
大陆一些极端的偏民粹的网民，无法理解香港对北方的抗拒。同样，香港人恐怕也无法这些大陆人的想法，一味地批评“强国蝗虫”，并无助于问题之解决。进一步说，香港人是否愿意尝试理解他们眼中的“蝗虫”呢？那些在香港不遵守规矩而自称“有身份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到了夏虫不可语冰的程度？
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中共建政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几乎从未出现在大陆人的视野之中。不得不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能够引起平常人的兴趣的那些区域——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这些重要省份，才是中国政局中的重点区域。香港从来是以“中国的伤口”的面貌出现的——殖民地，被压迫，民不聊生，毫无尊严——这就是中国课本中的香港。
南岭之北的中原地区，或者说北方中国，完全接受不到香港的辐射力。由于与香港的密切关系，大概只有广东人才知道香港是什么样子的。在反右和文革时逃港的也都是广东人，他们才知道香港跟大陆的区别。也正如此，广东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是除了新疆、西藏之外，离心力最大的地区。北方中国只接受北京的辐射与影响，对于香港的认知，从来都是片面的。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影响内地的主要是娱乐及文化产品。明星、电影、唱片、黑社会、喇叭裤、墨镜、迪士高等等。香港的形象，从一个落魄的殖民受难者摇身而变为资本主义的摩登青年，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方向。内地的改革开放从挨着香港的深圳开始，各种资本进入，模仿香港的产业模式。但在大陆的主流论述中，改革开放却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似乎跟香港没什么关系。
等到香港回归时，内地主流传媒大肆宣传，香港结束了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云云，大陆民众对香港的兴趣到达巅峰，但对香港的政制、社会状况又没有真正的认知。直到2003年开放自由行，才有少数广东以外的人来到香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不复当年共产中国的悲惨形象。经过九八年的金融危机与SARS两次事件，许多人觉得北京在对香港实施“拯救”。
回归以后，在大陆媒体对于香港的塑造中，更多强调的“一国”而非“两制”，强调香港对国家的认同。这也契合过去多年来，中国人对于“统一”的期待，梦想回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或者康乾帝国。从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就像信仰一样根深蒂固，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最高原则。回归后的香港，在大陆民众的心中，就是一个稍微特别的省份，没有多少人会去细究“两制”是什么，香港的制度到底如何运转，整个社会秉持的价值为何。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而崛起，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国际性的活动结束后，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学者鼓吹中国模式，连带地让一些内地民众也有了万邦来朝的假象。许多人对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认知，毫无道理地自我膨胀。政府是GDP主义，民间自然会以钱作为度量一切的标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并不都以发展主义作为自身的运转逻辑。许多人对香港的指责中，透露着天朝心态、中原中心主义的意识。
这样的人来看现在的香港，自然会困惑于香港对北方中国的抗拒、对北京在价值上的不认同。他们恰恰不知道，当年的“一国两制”，正是基于这种不认同而制定的。有人重弹“港英余孽”的老调，说一些香港人迷恋殖民，甚至连不捐款也给扣上极为严重的罪名。这些言论其实可以无视，香港人要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要相信香港的核心价值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短期之内，香港的这种焦虑感无法缓和，价值冲突也无法调和，但香港人要看到，中国民众和体制正在渐行渐远，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去香港买奶粉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么？
中国民众对一方面对香港的制度逐渐了解与信任，一方面却又以自己的标准来质疑香港对于整体中国的忠诚。而“强国人”这种说法，恰恰验证了这种认知，以致两败俱伤。如果香港人继续把矛头对准内地民众而非体制，那这样的对立将永无尽头。
五：香港是否是文化沙漠？
这两天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不小心在机场看了《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篇文章：《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这篇讲beyond的长文让我很愕然。其实在香港，许多人对于北京文化人（或者没文化人）的这种“中心－边缘”视角，是很不以为然的。后来，我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又看到张晓舟反驳此文的文章：《香港作为文化杂种的情怀》，倒是蛮有道理的。
虽然这两人讨论的是音乐问题，但结论都指向香港的文化。王文乃至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进而论证说，如果有，也“只有通俗文化”。这当然是很难站住脚的说法。一些媒体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帖，认为这是三联面对的一次危机。我无意加入这样的一次笔战，这二位当事人都是我早年尊敬的媒体前辈。我只想就简单的感觉层面，谈谈“香港是否文化沙漠”这个话题。
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就说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说北京以外的南京或者上海有文化，就好比说除了大脑以外的手足或者腰肢也能思考一样。我觉得，十年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现如今已经有了简体版，感兴趣的看官们可以去看看，当年的文人南渡盛况如何。在中国大陆的红色岁月里，其实正是香港和台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残章。
香港的确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与北京海淀区相仿，只有700万人口，但是在文化上对整体中国的影响，我想是超越了任何一个中国内陆省份的。我先讲个小故事吧。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做校庆志愿者，定向接待一位香港校友，那个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但我这位朋友当时目空一切，以为北大是整个大中华区最好的大学，就问中大在中国国内排到第几。这位老师说，按照当年日本的一个排行榜，中大全亚洲第七，北大第三十七。这位朋友当时就被震惊了。
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后来，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死活要报考香港中大的研究生，就是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了解也不过就是流行音乐、影视明星这些，我浅薄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她“东方明珠”。我记得我还在中学时，对什么“四大天王”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邓小平理论，我曾连续旷课去烟雾缭绕的录像厅看香港的警匪片。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穿过有叶倩文头像的“潇洒走一回”的文化衫。
仔细想想，香港的人口与南京、西安相仿，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璀璨夺目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南京、西安不可以？退一步说，上海这三十年来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恐怕也不如香港。我记得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梁文道自嘲说，你们北京来的人，不要嘲笑我们这个文化沙漠。我当时惊道：“谁说的？香港如果是沙漠，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绿洲是哪里了。”
我是个媒体从业者，从传媒观察的角度，我一向认为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水平要超过香港和台湾，新闻评论的水平则不如。这即是说，大陆媒体从业者在逻辑思考能力及批判能力方面是不够的。至于报道，那也是有特殊原因的，普利策获得者方凤美曾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的新闻富矿，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我以为，出现这种报道和评论水平不一致的情形，则是因为文化氛围的原因。不管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更容易让写作者独立的、不受干扰的自由思考。单就这一点，恐怕文化沙漠的说法就不会成立。
此外，北京的一些观察者，在观察香港乃至其他地域文化时，很容易从“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主体－分支”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嗯，我不得不说，这与“中央－地方”的思维模式相同，一定会事先设立一个大前提：主流、中心、主体在北京。假如讨论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模式当然没什么错，但面对香港时就会遇到问题：这种五洋杂处的文化形态是囊括了中华文化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反之。
由于过去170年的分离，香港的文化形成的是独立的体系。我常常说，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远远大与台北到北京的距离。易言之，北京和台北更容易沟通。香港倒不是隔阂，而是她的独特性实在难以用分支来概括。也正因此，政治家们才会用“两制”这种顶层设计来规定这种内部关系。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乃至用北京观众看beyond的离场来证明这种文化形态不足以是文化的说法，实在是没有摸到香港的门槛。
胡锡进主编有很多离奇的说法，但他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中国是复杂的。理解这个复杂中国的办法，却不是胡老师那种一根筋唯我独尊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而是要有复杂、多样的切入角度——比如是否接受与理解香港的这种独特性，是否能够不带意识形态的影响去客观看待。总之，路更长，夜也更长，我们都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