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荷尧镇新荘图
有诗曰:
抗日救亡沦罪过,妖魔鬼魅栽殃祸;
而今立传书功德,勿使英灵空寂寞。
吴兴周,1908年腊月23日生,又名同武,字棣华,萍乡湘东荷尧镇新山下人。荷尧地处湘赣交界,因地势比较高,河水蜿蜒北流,灌湘江入洞庭,故少洪涝之灾,自古为富庶安康之地。新荘位于萍水和尧水两河交汇东北方不远处的山林边,那里树林茂密,竹林青翠,泉水清澈,田野肥沃。民国时期,新荘吴氏在山环水抱之处建造祠堂,扩建宅舍,开垦田园。
清代中晚期,火烧桥吴公新圃的后裔枝繁叶茂,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新荘吴氏,属于湘东黄花吴氏的一个新分支。清末民初,适逢民族危难之时,参加革命的勇者前仆后继;又遇三千年大变局,献身科教的学者层出不穷。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既是家族兴旺的根本,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
据传,吴兴周的祖母及生母皆笃信佛道,性情敦厚,心地慈善,经常接济邻里,布施逃荒饥民。家里常年供养一位从福建来的游方术士,那人精通易理术数,通晓阴阳风水,但好闲懒散,常四处游逛。然而,其祖父母从无愠色,毫不怠慢。每逢寒冬腊月,捐善款赞助寺庙,支持庙会,并在家用簸箕乘些谷物摆放屋外,供难以觅食的鸟儿吃。这些修身齐家的善举,正应了《易经》的一句名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
人本主义哲学,如果简单朴素地概括就是四个字:自作自受。一个家族的福祸兴衰都是先祖曾经所作所为的因缘果报。新荘吴氏从新圃公繁衍生息至第五代,其子孙已如临春天,一花开五叶,蓬勃昂然矣。其中,新圃曾孙勉之,共生有四子,长子吴肇周、二子吴从周、三子吴兴周曾任民国政府要职。四子吴继周是飞机专家,曾参与领导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架飞机,曾任江西宜春地区专员和南京航空学院院长等职。吴兴周的家世渊源亦可以参阅《吴肇周传》。
易道哲学认为,社会巨变,天时必临;朝代兴亡,地运先行。清代诗人龚自珍认识到满清政权腐朽堕落,皇权社会必然没落,故而在《己亥杂诗》写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正是有如此忧国忧民、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在为中华民族祈祷呐喊,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井喷似地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物。吴兴周正是生于那个地运萌动的灾难时代。
吴兴周天赋异禀,聪慧异常,少年时期就展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才华。他入过私塾,熟读古文诗词,博闻强记,文采出众。《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增广贤文》等,他能背诵得滚瓜烂熟。据传,吴兴周和族人曾经编了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讽刺前清翰林院编修肖若峰:
毁山川,炸石笋;搞破坏,冒大功。
修浮桥,桥倒墩;建碉堡,难完工。
为抢占风水宝地,大义迁往进山冲。
吃四十天番薯丝,惹得一身大麻疯。
父子翰林肖若峰、肖立炎是荷尧大义口人。咸丰年间,肖若峰嫉妒新荘的灵秀山水及蓬勃气象,借朝廷拨款改修萍水与尧水交汇处的浮桥名义,蓄意舍近求远、舍易求难,派工匠登新荘屋后山顶开采石料。山顶岩石被火药炸开,东边成了低凹山坳,导致左边高右边低,整个山顶成“人”字形,故而逐渐被称之为“人形岭”。从浮桥改造成实体桥,桥墩必须要用石料,但桥梁用的是木料,最终建成了一座两拱结构的木桥。江南盛夏,酷暑难耐,每逢夏季,居住在河两边的人家,在夜间便上木桥纳凉,并焚烧半湿半干的稻草,产生烟雾驱赶蚊虫。一年夏天,不慎起火,木桥被烧,这就是荷尧火烧桥的名称来由。
少年时期的吴兴周在新荘田园长大,有着快乐而充实的童年。他和其他村里的孩童一起,沐浴在温暖灿烂的湖光山色之中,浸润在朗朗读书声的私塾之内。1923年,他在西区高等小学毕业,1926年在荷尧完成初中学业后,进入萍乡县城求学。荷尧村距离萍乡县城约有30多里路程,十几岁的少年离开父母,寄宿学校读书是非常辛苦的。1920年代,那时吴兴周的一个堂兄毕业于东南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胞兄赴法国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回国。这些身边的成功表率都激励着吴兴周的学习热情和拼搏干劲。在萍乡中学读书期间,他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甚至有时观看完一场戏曲表演,哪怕回来已经很晚了,还要坚持读一会儿书,才肯上床睡觉。
1929年,吴兴周以优异成绩从萍乡中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33年毕业于西洋文学系英语专业。从偏僻的赣西农村来到充满西洋风格的大上海,确实让青年吴兴周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增长了阅历,丰富了见识。圣约翰大学位于上海租界内,1879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建。它是一所非常著名的西式大学,除中国文化课外,所有课程全部用英文授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大学。 在20世纪初,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拥有浓厚的宗教背景,具有新式的西方文化,入学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上海圣约翰大学曾经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很多领域的优秀人才。
基督教会创立的学校有个祈祷宣誓的传统,而且已经坚持100多年了。从1892年开始,效忠誓言就已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上,学校上课之前,老师和学生要站立起来,右手放在左胸前进行简短的祷告:“我宣誓,…, 上帝之下的国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哪怕今天美国很多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也依然保持着这种独特传统。因此,百年前的圣约翰大学必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毫无疑问,吴兴周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曾经充分沐浴过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至于后来他是否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那就不得而知了。
吴兴周毕业于当时中国最顶尖学府,是国家最稀缺的外语高材生。据九六年版的族谱记载,他精通英法俄三国语言文字。他不仅长得身材伟岸,相貌英俊,风流倜傥,他还讲得一口流利地道的美式英语,特别具有组织策划和行政领导能力。他敬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民主革命充满理想,是追求三民主义的热血青年。他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具体年份不祥。1933年,吴兴周毕业后,在江西南昌第一中学任英语教师。
帝制时代的盐务是关乎民生的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满清政府曾设盐政处,后来改为盐政院,专门置有盐政大臣进行管理。清代至民国的食盐主要产自甘肃、青海、蒙古、四川等地,其中陕西产滩盐,山西产潞盐。清末民初,陕西的盐务行政隶属于山西管辖,直到1931年杨虎城主政成立陕西盐务督销局为止。1933年,陕西盐务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接办,改称陕西盐税总局。1934年,人才难得的吴兴周受到民国政府的选拔重用,他走出校园弃教从政,从江西南昌调往陕西西安,任盐税总局秘书。
俗话说,是金子终究会发出光亮,是千里马总能遇见伯乐。1935 年,吴兴周参加国民政府考试院文官考试,荣获全国第二名。如此出类拔萃,吴兴周受到当时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高度赏识,把他从西安调到南京,提拔他进入财政部钱币司任专员。孔祥熙主持推行货币改革后,吴兴周担任国家货币发行总稽查审核人员。1935年底,吴兴周参与起草并颁布了《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财政部实施监督法币发行收换,及监管调控银行储备金等,并规定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一概以法币进行结算,市面禁止白银流通。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战略大转移,政府部门大撤退,其兄吴肇周在陪都重庆入职民国政府交通部。1939年,吴兴周也在重庆开始主管财政部人事工作。他参与创建全国税务人员培训学校,同时兼国民政府考试院考试委员会委员、国家屯粮督理委员会委员。为抵御外侮而全面支持抗战,培养人才,提征税收,储备粮食,筹集物资等方面,吴兴周做出了责无旁贷且青春无悔的努力。
1943年,时年35岁的吴兴周提升为钱币司司长,兼财政部外汇管委会第一处处长。同年,他又被紧急调往行政院任外文秘书。从1941年底开始,日军大举南下入侵东南亚,海上运输通道被围堵,使得中国抗战进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那时各类抗战物质异常紧缺,国家急需获得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援。当时蒋介石是二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还兼任行政院院长,需要与盟军随时保持沟通联络。精通英法俄三国语言的吴兴周,被蒋委员长紧急调到行政院,协助处理繁杂又紧要的外事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民国政府的国库极度空虚,金融体系混乱不堪。有媒体公开揭露孔家在那时大发国难财,蒋经国到上海打大老虎也是一筹莫展,最终金融腐败的丑闻传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那里。孔祥熙因此被迫辞职,吴兴周的校友学长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长。俞鸿钧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他以杰出英语能力和财政专长而闻名民国政坛。后来,俞鸿钧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于1960年在台北病逝。
民国政府为了整顿战争时期金融领域的乱象,1946年前后将吴兴周从行政院调回到了财政部。1948 年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仍为财政部长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截至那时,民国政府的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坍塌,法币的信誉已经破产。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同时还发布了包括《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一系列财政金融法规。但为时已晚,那些亡羊补牢的措施无力挽救危局。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金圆券几乎成为了废纸。
历史进入1948年,内战胜负局势已定,国民党战局失利。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同年6月,财政部长俞鸿钧辞职,财政次长吴兴周亦随之辞职。代总统李宗仁主持临时政府,搞得一团乱麻,一地鸡毛,四面楚歌,风雨飘摇。那时的吴兴周已经认识到,腐败是专制政府无法根除的固有弊病,因此对混乱的时政感到相当失望与厌恶。在达官显贵们纷纷匆忙南渡的时刻,他却决定留在大陆做个问心无愧,悠然南山的普通人。他天真地期待往后再无战乱,能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然而,历史无法假设,世事难以预料,未来不可掌控,不管他的想法对错与否,那时做出的抉择注定成为了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1950年,吴兴周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很快又被派到上海延安中学任外语教师。经过十七年的从政生涯后,他又做回了一名普通的英语老师。吴兴周早期光鲜亮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的官场境遇,其知遇之恩的人生机遇,犹如明末清初的大诗人吴梅村。1950年代后的吴兴周,其内心的酸甜苦辣,无法倾诉,无处敢讲,无人可说,只能吞进肚里,唯有自己知晓。1955年,由于吴兴周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他被邀请加入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上海市长宁区民革主委。当时,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为民革中央主席,国母宋庆龄任民革中央荣誉主席。然而,虚幻的好景不长,更险恶的“阳谋”如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在神州大地悄悄地铺开了。
古语云,是福不是祸,是祸难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各种政治运动,最终无可避免地殃及到了吴兴周。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八个民主党派首当其冲,民盟、民革遭受的打击最为残酷。1958年,民革主委吴兴周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宁夏固原市做中学外语教师。固原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腹地,虽然自然条件没有比更西北的酒泉夹边沟恶劣,但戈壁边缘的环境已经非常严酷了。固原旧有“苦瘠甲天下”之称,那里的风沙特别大,一年四季干旱少雨,冬天寒冷无比。
吴兴周出生在江南水乡,常年在东南地区生活工作,一下子被发配去了荒芜干旱的大西北,那是非常难以面对的巨大挑战。人一旦陷入险地,如果能委曲求全,与世无争地活下去也算罢了,就怕识时务之后,不仅不能成为俊杰,甚至还无法安身立命,那才是最悲催可怕的。此后,吴兴周的悲惨遭遇,不堪回首,不可描述,不忍探究。总之,一句话,大家都懂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的对错与毁誉,一切都早已被滚滚的黄沙尘土淹没。
混沌时代的一粒沙尘,落在个人的头上,可能就是一座大山。曾经为革命、为抗战,燃烧了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后来为教育、为发展,耗尽了有血有泪的英年时光。苍天有亏,大地无情;历史欠公,时代有愧。1970年,在文革发动四年后,吴兴周再也经受不住肉体和精神的多重摧残,病逝于固原的一个劳改农场,年仅62岁。
或许,有人习惯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苦难,认为比起散落在酒泉夹边沟荒野的累累白骨,他还算是一个幸运的落难者。然而,苦难就是苦难,不能作比较,不可行辩证,不必存怀念,更不得虚妄歌颂。毕竟,多数人选择遗忘苦难,疏忽教训,反对真实记录,懈怠理性反思。殊不知,历史会重演,苦难会重复,屋檐水往往又滴在原处。不追思缅怀,那是对逝者人生价值的漠视与亵渎;不反思警醒,那是对逝者苦难人生的不尊与浪费。
唐代诗人王翰写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果借用此诗的上下两句来划分吴兴周的一生,前后的两个人生阶段清晰可见。其境遇如云泥之别,命运存天渊之隔。
1994年秋,其子义声夫妇将吴兴周的骨灰从西北接回东南,迁葬于南京隐龙山公园墓地。此文有新莊族内后辈敬撰于2023年清明节。
填词一首,概述一生,以示缅怀:
《钗头凤 · 吴兴周》
青年觉,丹心血,奔赴租界蒙西学。
受诏令,奔革命,大江南北,拯救国运。
拼、拼、拼!
豪情灭,韶华绝,黄沙漫漫胡天月。
东风劲,荣光尽,长城内外,谁能侥幸?
省、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