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3日是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新闻自由倡导者周二强调，全球记者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被监禁记者的人数创新纪录。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截至去年12月，有363名记者在30多个国家被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在今天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挪威和朝鲜依然分居最优与最劣。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国之一的中国排名倒数第二。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的其中70%，记者工作环境被评为“糟糕”（bad），只有8个国家被评为“良好”（good）。

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与宣传内容输出国之一的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据悉，目前有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三年，在本应刑满出狱之日却去向不明。

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四年，目前仍在狱中。由于长期绝食抗议被当局判罪监禁，张展的案件及其健康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或媒体人陈秋实和李泽华虽获人身自由，但其言论目前似乎仍受到限制，一直未就疫情或遭受当局打压的情况发表评论。

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被刑5年的草根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一年半前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至今不能公开自由发表言论。

2019年1月，已关押两年多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黄琦被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其年迈母亲多次为黄琦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据悉，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其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秦梓奕，杨柳和秦梓奕月下旬获得保释。稍晚被逮捕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等多位白纸运动女性参与者被拘押近四个月或更久后“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这些获释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显然遭到噤声。

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该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致使赵兰健为躲避当局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

在香港，《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多间新闻机构停止营运，至少有十多名记者遭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从2021年的第80名下滑至2022年的第148名。

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报导香港新闻，面临资源及人手不足问题，亦对自身安全有所忧虑，离开香港后，记者仍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访问了分别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谈谈他们对未来新闻行业的看法，及离散香港记者的角色等。

今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40的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通过《港区国安法》以来，多数媒体——包含曾以敢言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都落入政府或亲北京派的控制之中。独立媒体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2021年，除了有10几名记者被以国安相关罪名拘留外，《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也被强制关闭，其他独立媒体则避走海外、在世界各地报道香港的处境。

拆墙运动发起者乔鑫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就分别对应笔杆子和枪杆子。防火墙就是它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这个危害，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钟确定，因为谷歌Twitter，Youtube，还有BBC等等这些网站被封禁，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拆墙运动发起人谈中国媒体环境


拆墙运动倡导者在欧盟驻万象使团周边举牌。（乔鑫鑫提供图片）

华盛顿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要求各国政府和议会充分认识这堵电子监狱围墙的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拆墙运动把中共建立和运营的互联网防火墙定义为对自由世界发动的信息战和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也是范围极为广泛的种族隔离罪行。该运动倡导者们表示将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控告。

近两个月来，针对中国封锁境外网络信息和新闻通讯的互联网防火墙-Great Firewall（GFW，也称防火墙或防火长城），一些海外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积极开展拆墙运动。运动发起者们把这座隔绝中国大陆14亿人或10多亿网民的虚拟高墙称为“网络柏林墙”，并将墙内的局域网空间形象地比作电子监狱。



“拆墙运动”（英文名为BanGFW）呼吁海外华人民运圈响应异议人士童逸女士在美国国会的倡议，将拆墙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旨在整体拆毁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

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其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建立、运营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与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与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的诉求之一是在搜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运营防火墙的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运动发起人编写的文件《拆墙宝典》指出，“建墙者因隔离信息而犯下了反人类大罪，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之紧迫性，并不亚于侵占乌克兰的普京。拆墙先锋们呼吁全球80亿人都来加入拆墙运动，在网上多多写帖和街头举牌来进行抗议，网上投票支持拆墙，并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建墙 领导者和供应商祭出严厉的制裁令，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

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重点介绍了他发起拆墙运动前后的心路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他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记者：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即将来临，中国当前的媒体环境现状如何？

乔鑫鑫：今年迎来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30周年，作为一名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我相信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人权律师和记者常常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对象，哪怕你在美国、欧洲，甚至是在东南亚，中国网警都会重点进行海外出征。

我最近因为在领导拆墙运动，加上原来也在为自由亚洲电台供稿，所以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被威胁，要求删稿。

而像方斌和张展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原来就是报道了新冠病毒，现在还在被关押中。像维吾尔记者库尔班.马木提，因为报了维吾尔人被屠杀，所以被秘密抓捕，甚至重判了15年。所以我希望国际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的命运，督促中共赶紧放人。

记者：发起拆墙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是否顺利？

乔鑫鑫：为了追求新闻和言论自由，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场全球80亿人来拆除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拆墙运动。这比禁抖音和终结乌克兰战争更重要。在过去的40多天里，我们已经吸引到了近百万的粉丝。

记者：拆墙运动为什么把中共的防火墙视为反人类罪？为什么你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各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并将到国际法院控告有关责任方？？

乔鑫鑫：因为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监狱。中国每年花60亿美元就打造了互联网防火墙，封锁了像谷歌、推特、BBC、CNN等全球31万个网站，造成大家只能够接触共产党的洗脑信息。



这些年来中国甚至出口了防火墙技术到俄罗斯、伊朗、缅甸、柬埔寨等国。迫使17亿人每天就无端地去仇美、反日、攻台，造成了全球的冲突连绵不断。

防火墙是中共对于自由民主世界的信息战的关键、最关键部分。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拆墙运动。就是去举牌、发帖，然后把它带到国际刑事法院和各国议会进行公审，并且祭出坚强有力的制裁法令。


记者：为什么说拆除网络防火墙对于中国网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通讯自由具有战略意义？拆墙运动提出的行动方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乔鑫鑫：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就分别对应笔杆子和枪杆子。防火墙就是它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这个危害，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钟确定，因为谷歌Twitter，Youtube，还有BBC等等这些网站被封禁，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写帖和举牌，要吸引大家不断的在网上进行热议。就是方便我们接下来要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还有去各国议会进行游说。

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主要是控告方滨兴和严望佳。这俩人学历很高，都有博士学位，一个是防火墙之父，一个是防火墙之母，是代表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还有网警。我们要进行重点的控告。



其他的，像美国现在有一笔95亿美元的民主基金。我们拆墙运动也要想办法去写一些文案，看能不能够获得一些资助。现在中文圈这个力量相对还比较弱小和杂乱。我们要想尽办法要去英文圈、俄文圈、日文圈、法文圈等等国际圈，寻求正义力量的支持。这样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把这个事情做大。我们都知道中共它国内的经济已经风雨飘摇。长期的战狼也让很多国家对它非常厌恶。所以它这个政权现在是非常不稳定。如果现在出现任何的国家对它采取更多的这个制裁行动，那么它就会雪上加霜。

总而言之就是加强运动呢，因为最终可能就是要撬动国际的笔杆子和刀把子，让大家来就是制裁它在海外的赃款、粮食、油气、芯片、科技等等。制裁令，不要说制裁令到位，只要大家开始热议，那么它就会非常恐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好好做一点事情，拆墙、发帖和举牌。

记者：作为一名85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什么样的经历使你摒弃中共当局的宣传洗脑教育，而要冒着莫大风险去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乔鑫鑫：我1986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那么现在我来东南亚己有十年之久。我从小就被教育要赶紧入党，考公务员。我至今从来就没入过党。对共产党是有抵触情绪的。我爷爷是在1959年被活活饿死的。我舅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搞创造发明，经常去设计一些农业机械。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补贴。后来经常去县政府和北京上访。这些年就把这些事情和中共的黑幕告诉我很多。

后来，我上大学后在邻居隔壁宿舍就看到3个小时的了六四大屠杀视频。我很震动。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就是去参加了一个，在一个美国文化中心作兼职人员，经常跟美国人、美国各州来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爬山，购物，做礼拜。反正就是过美国节日，Thanksgiving Day（感恩节）。整个感觉就是非常轻松。他们非常尊重人。他们大多数人让我感觉还是非常可爱，并没有像中共的舆论机器宣传的那样邪恶。

后来我第一年去广州工作以后，经常去美国总领事馆听一些文化讲座。2012年还去参加了美国大选决赛的观摩会。然后同时我还阅读了香港英文日报达一年之久。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我就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美国那些同龄的朋友那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全世界交流呢？我的结论是，就是中共把我们大部分的财富抢走了，造成我们一直很辛苦，一直在磨难。

记者：你说你在老家的亲人因为你在海外发表的言论和进行的活动而遭威胁，现在你在担心个人的安全吗？

乔鑫鑫：我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我家人进行威胁，要求我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进行抓捕。我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我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我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我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我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

（采访问答内容根据视频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政治压力下离港 记者希望在海外报道港闻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

香港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多间新闻机构停止营运，至少有十多名记者遭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从2021年的第80名下滑至2022年的第148名。

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报导香港新闻，面临资源及人手不足问题，亦对自身安全有所忧虑，离开香港后，记者仍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访问了分别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谈谈他们对未来新闻行业的看法，及离散香港记者的角色等。

离港记者台湾设网媒 希望多角度报导香港新闻

前《苹果日报》记者梁嘉丽（Shirley Leung）今年3月移居台湾，今年4月与其余两位前香港记者在台湾成立《光传媒》，主要报导香港议题，梁嘉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光传媒》正探索在海外报导香港新闻的可能性。

梁嘉丽指，希望在台湾报导港闻时能提供更多角度，她表示香港主流传媒或因担心风险，未必会访问已流亡的政治人物。

梁嘉丽说：“我觉得我们身在海外的责任，如果能联络到他们（流亡海外政治人物），而他们愿意受访的话，相对主流媒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他们的声音带回主流，让读者有更多角度去思考。”

在《苹果日报》停止运作之后，梁嘉丽在社交平台设立个人专页，撰写受社会运动影响人士的报导，专访面临审讯的被捕者及因社会运动服毕监禁刑期的出狱人士。惟梁嘉丽表示在香港做独立记者令她感到压力，不敢撰写敏感内容。

梁嘉丽说：“很多东西都不敢写，对于被访者的说话，自己都有白色恐怖，自己会设红线。如果我这样写会否有危险，不只关乎我的危险，被访者也许都面对危险，可能他（受访者）说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作为记者绝对不想有这种自我审查。”

她表示，这种安全上的担忧，令她决定离开香港。

《光传媒》开台接近三星期，在Facebook和instagram分别有1.3万人及5000人追纵.她指，不少报章及网媒相继倒闭后，现时香港主流传媒报导的角度类似。

梁嘉丽说：“希望用我们微小的能力去填补一些空间，对同一件新闻，希望找到不同的人去回应，从而了解不同的新闻及政策。”

海外记者面对人手资源限制

现居于英国的《棱角》记者诗诗（化名），因香港的政治环境，于三年前移居到英国，他在传媒业年资五年，在香港时曾任职电视台、报纸及网媒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海外做港闻会遇上很多限制。

诗诗说：“因为不在香港，很多时候不能够亲身到现场，见证事件的发生，很难去接触相关人士，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于网上找资料，访问时只能够等对方回覆，而不能像在香港可以打电话问，或者直接去找对方做访问。”

对于在海外报导香港新闻时，会否仍担心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他坦言，在报导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身份。

诗诗说：“报导的内容和题目，会比在香港做的时候大胆，但另一个问题是，会担心自己安全，始终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或会回香港。”

《棱角》开台4个月，在Facebook和instagram分别有4.4万人及2.7万人追纵.资金来源依靠读者付费订阅，根据《棱角》网页，该平台正筹集港币250万资金以维持营运，惟现在只有百分之三。

诗诗表示，在新平台报导新闻，与以往在香港的工作模式和资源不同。

诗诗说：“以前在香港工作，人手好足够，大家有更多时间做深入报导，但现在做网媒，人手减少，很多时候会要靠自己，例如有时（自己）设计图片。自己写好访问后，请同事互相改正，再交由总编审稿。”

数百香港记者离港 六成半人已转行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Hong Kong Media Professionals简称“传协”）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Joseph Ngan）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时政治压力及“港版国安法”对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传协”上月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有数百名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

颜宝刚表示，调查报告发现六成半的受访离港记者已转行，近三成半的离港记者在海外继续担任传媒工作，惟角色与之前在港担任全职工作有不同，他指，有些前记者创立自媒体、设立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专页，发布有关香港的新闻资讯或评论。

颜宝刚又指，离港记者要报导香港新闻会有困难，但认为仍有其他出路。

颜宝刚说：“例如去年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逝世，不少香港媒体以半职形式聘请位于英国的前香港记者，为香港媒体采访及撰写深度报导。”

他进行《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时留意到，离港记者纵使身在海外仍担忧自身安全。

颜宝刚说：“他们（离港记者）明白，香港警方及国安仍会留意海外港人的留言及表态，会有全天候监察，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会减少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出于安全的考虑。”

他并且强调说：“最近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他们（香港警方国安处）会留意海外港人（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的留言，将截图及记录，待发布者返港时，会将其逮捕，这不单单是个安全忧虑，明显是安全威胁。”

▲美国之音（VOA）5月2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流亡公民记者看中国媒体环境


遭到打压的武汉疫情调查公民记者张展、方斌。（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提供）

华盛顿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也是这个纪念日的30岁生日。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排名第175，在全球位列倒数第六，紧随其后的5个国家分别是缅甸（176）、土库曼斯坦（177）、伊朗（178）、厄立特里亚（179）和朝鲜（180）。中国也是监禁说了实话的记者和公民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三年，在本应刑满出狱之日却去向不明。

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四年，目前仍在狱中。由于长期绝食抗议被当局判罪监禁，张展的案件及其健康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或媒体人陈秋实和李泽华虽获人身自由，但其言论目前似乎仍受到限制，一直未就疫情或遭受当局打压的情况发表评论。

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被刑5年的草根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一年半前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至今不能公开自由发表言论。



2019年1月，已关押两年多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黄琦被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其年迈母亲多次为黄琦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据悉，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其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秦梓奕，杨柳和秦梓奕月下旬获得保释。稍晚被逮捕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等多位白纸运动女性参与者被拘押近四个月或更久后“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这些获释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显然遭到噤声。

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该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致使赵兰健为躲避当局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赵兰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着重谈了他对新闻自由和中国媒体环境的理解和认识。

记者：中国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兰健：开放自由的新闻采访权，是当下的中国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下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管制最严苛的时期。至今有100多位新闻记者还在中国的监狱中。中国需要改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环境， 不以任何借口打压和禁止新闻记者、公民记者参与社会舆论监督。

记者：对您的听众来说最重要的故事（报道）是什么？

赵兰健：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和禁止，让人们没有办法了解事件的真相。人人都会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铁链女，会成为胡鑫宇。正因如此，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翻墙的人。他们跨越防火墙，去到境外寻找事件的真相。

记者：为什么新闻自由至关重要？

赵兰健：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环节。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新闻自由可以对抗专制政权对基本人权的威胁和迫害，包括解雇、列入黑名单、威胁、绑架、暗杀和死亡。及时报道和勇敢地传播真相，是新闻记者和公民记者的使命，而不是谋求一个美图或美文的专业嘉奖。

（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VOA）5月3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香港排第140与索马里看齐 中国朝鲜垫底



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伦敦 —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最新的排名中回升八位，但仍然在处于排名较后的“艰难”状况。传媒人士与学者均指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未有改善，《香港国安法》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仍然是相当严峻。中国在排名中跌至倒数第二。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各地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个方面，挑选记者、学者与人权捍卫者回覆问卷，并量化统计记者和媒体受侵害的事件，得出总评分。

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

该指数由2002年开始，当时香港排名第18位，去年从80名跌至148位，今年在第140位，仅高于索马里等国。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对美国之音指，香港排名的上升只是一个“小调整”，或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分数有所下跌，令香港的排名“技术上”上升。

香港今年在政治、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数都微跌，而经济环境及安全度的分数有所提升。

他说：“我们认为因为香港不再有示威，记者某程度上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工作。但这个小量的上升不代表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九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我们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艾玮昂又说，一些香港媒体被禁出席官方活动，有记者被跟纵，《立场新闻》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仍在审讯，情况导致越来越多香港记者离开，并纷纷在海外成立新媒体，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

记协指情况困难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对美国之音说，记协完全没有参加该调查。

他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调查方法，直至它公布，亦不知道他们从什么人取得这些数据，或者如何做它的数据分析。不过，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陈朗升又说：“我们要去评论这个无国界记者这份报告里面对香港的陈述，都是非常有危机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完全认同它所有的说法，不知会否有后果。我只能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亦要小心地去做，我想大家都会见到新闻界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真的不容易去跟我们以前做新闻的方法来适应。正如我回香港时说，我庆幸新闻自由没有恶化，没有再变差，因为很简单，过去12个月都未再有其他新闻工作者被捕，但是究竟整个新闻界如何继续下去，这就要看北京及（香港）特区政府当局的取态了。”

“香港新闻审查压力未有改善”

曾经担任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的《海外香港传媒协会》董事颜宝刚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排名起初是全球的头20名，现在靠近新闻自由落后以至专制的国家，情况让他感到相当可惜。

他说：“我们看到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是红线处处，无论是机构还是自己本身，来自政府的审查压力，或是机构本身的自我审查，都仍然不见得有任何改善，反而是越来越差，我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仍然是需要各界去值得关注，以及支持仍然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香港对过去数十年新闻自由作审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亦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排名上升，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仍然严峻，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他举例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点名批评在《明报》副刊刊登的“尊子漫画”，香港政府继续以煽动罪作出控告，又希望就《基本法》第23条和所谓“假新闻”进行立法，因此香港在政治上的处境没有改善。

钟剑华分析指，《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基本上不再有街头示威，或令记者较少直接面对执法人员及冲突场面，变相令安全度改善。

他说：“在前两年，当《苹果日报》以至《立场新闻》解散时，令700至800名记者一时间失业，这种大幅度失业转行的状况在过去一年没有再出现，因为要倒闭的已经倒闭了。继续做的还在做，可以做的还在做。所以从经济角度，可能面对裁员、降薪的危机是改善了，但不代表整体新闻业的操作，以至新闻工作者在秉持一些新闻工作的专业标准上有任何改善。”

颜宝刚也说，相信排名有少量改善，可能是过去一年香港没有再关闭大型的传媒，亦未有拘捕很多记者，以及香港传媒机构陆续重新恢复聘请员工。

他说：“但我们由过去一段时间见到，例如是《立场新闻》及其总编辑在庭上受检控的那些审讯内容，我都不断强调，其实正正是对香港过去数十年来的新闻自由的审判，不单是对个人或机构的审判，而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审判。从这可以看到，《国安法》下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收紧，是相当严峻。”

中国排名创新低

艾玮昂说，指数在2002年开始时，中国处于现时香港的位置，但今年下跌四位至179位，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与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有认识的人会大笑，说这是荒谬的。但在2022年，中国政府的压制资讯的手法令她更接近北韩，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

艾玮昂说，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他说：“去年有一半申请驻华的外国记者未能取得签证，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威吓前所未有地严重，有一名报道‘白纸运动’的记者据报仍被囚禁，中国的状况是有记录以来最差。全世界都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中国有对外输出她的做法。”

“台湾需继续进步”

台湾在今年的排名为35位，比去年上升三位，属于“状况尚可”。艾玮昂说，台湾的排名上升亦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的分数下跌，不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情况有大幅改变。

他指出，台湾的排名比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更高，但台湾的媒体仍是相当政治两极化、有一定程度的煽情报道、独立传媒仍未够多，政府及公民社会都可以令环境变得更好。他说，台湾明年会举行总统大选，将有可能面对虚假信息攻击，这方面是令人担心的。

▲德国之声（DW）5月3日报道：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中国排名全球倒数

无国界记者组织3日发布的新报告显示，在全球180个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在全球敬陪末座。报告指出，全球的媒体生态，正受到假信息、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的侵害。

（德国之声中文网）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三（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了2023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报告评估了全球180个国家、地区的新闻环境，其中中国、香港今年排名在全球敬陪末座，分别为第140名、第179名，台湾则排在全球第35名。

资料显示，在全球180个国家、地区中，有31处的新闻环境“状况恶劣”、42国“艰难”、55国“问题显著”、52国状况“良好”或 “尚可”——换言之，每10国中便有7国的新闻环境不佳。

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记者无疆界组织提供）

排名前段的国家之中，挪威连续7年位居榜首，爱尔兰超越去年亚军、今年降至第3名的丹麦，从第4名上升至第2名。报告指出，非北欧国家在排名上超越北欧国家，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今年的末3名都是亚洲国家。独立记者和评论家几乎在第178名的越南被追捕殆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和大外宣内容输出国，排名下滑了4名，跌至第179名，仅胜过最后一名的朝鲜。

中国新闻自由排名全球倒数第2

报告指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关押最多记者的国家，更在全球打压新闻从业者和民众的知情权。目前共有100多名记者遭北京关押。

无国界记者组织称，尽管中国宪法保障言论、新闻自由，但在该国政府眼中，媒体犹如党国政宣的“传声筒”。中国主要的媒体集团都属国有、由当局直接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每天更向所有媒体发出详细的编辑指南，告知“哪些议题受到审查”。

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情况（记者无疆界组织提供）

外国记者在中国要进行报道可谓困难重重；中国本地的记者若欲申请或更新记者证，必须下载可以搜集个人数据的应用程序“学习强国”；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自媒体“博主”常受监视、骚扰、拘留，亦可能被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黑牢”里进行长达半年的单独监禁、甚至遭受酷刑。任何报道活动都可能被安上“间谍罪”、“颠复国家政权罪”或“寻衅滋事罪”这三种莫须有的罪名（又称“口袋罪”）。

报告指，中国共产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禁止所有私人企业投资媒体的法律。此法若通过，中国政权对媒体的箝制可能进一部加深，并压制剩余的独立声音。

香港、台湾的媒体环境

报告指，今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40的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通过《港区国安法》以来，多数媒体——包含曾以敢言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都落入政府或亲北京派的控制之中。独立媒体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2021年，除了有10几名记者被以国安相关罪名拘留外，《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也被强制关闭，其他独立媒体则避走海外、在世界各地报道香港的处境。

香港记者如今已分为两类——为本地中文媒体工作的记者，或为英文、国际媒体工作的记者。其中，为独立或亲民主媒体工作者常受香港民众追捧，为亲北京的报纸或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则不受大众待见。

新闻自由指数今年全球第35名的台湾，虽然新闻自由大致受到尊重，记者处境、安全也相对良好，但媒体环境具耸动倾向，且以营利挂帅，又受到强烈的政党分化，以及未公开言明的广告置入（又称“业配”）影响。这让记者的工作备受阻碍，民众获得客观信息的管道也不断萎缩。

报告引述路透社2022年的调查指出，台湾媒体的结构性弱点，使其特别容易受来自中国等国的外来虚假信息攻击。台湾人对媒体的信任率仅有27%，不仅在亚太地区敬陪末座，更是全球最低之一。

报告分析，台湾政府过去几十年来，都未采取具体措施以提高记者独立性，也未积极鼓励媒体提高公共辩论的质量，因此多数新闻从业人员在资方的不当压力下工作，也无有效法律依据可拒绝进行不符新闻伦理的报道。

人工智能、社群媒体影响新闻自由

美联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2日表示，新闻自由是“民主和正义的基础”、“人权的命脉”，但新闻自由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受到攻击。

古特雷斯说，记者“经常受到骚扰、恐吓、拘留，还有牢狱之灾”，而真相则广受假信息、仇恨言论威胁，导致事实与虚构、科学与阴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报告指，社群媒体上不严谨的资讯传播，正在侵蚀全球新闻自由（示意图）

无国界记者组织分析，2023年的报告指数显示，网络造假内容产业正迅速对全球的新闻自由造成影响。有118国（在报告包含的180国之中占三分之二）的问卷调查结果都显示，受访者认为其国内政治人物经常系统性地参与大规模不实资讯的传播，或相关政宣活动。

此外，由记者无疆界组织共同创立的“禁忌报道”（Forbidden Stories）联盟调查指出，不实资讯产业大规模地传播、窜改内容。

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指出，在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程序的催化下，篡改资讯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社群媒体上充斥着“特朗普（Donald Trump）被员警拦下”等越发真假难辨、由AI生成的假照片。

而人们在社群媒体上载播资讯时，较少考量新闻的严谨性和可信度，不仅动摇了优质新闻从业者的地位、使媒体业整体变得脆弱，民众的知情权（right to information）也备受损害。

报告也指出，自马斯克（Elon Musk）接掌推特后，推行了人治（arbitrary）、付费式的演算机制，局限了资讯传播的途径，让各国媒体深陷“没有平台可将新闻送达阅听人眼前”的泥沼。

（无国界记者组织、美联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3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指数创新低 排名倒数第二

今天5月3日是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新闻自由倡导者周二强调，全球记者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被监禁记者的人数创新纪录。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截至去年12月，有363名记者在30多个国家被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在今天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挪威和朝鲜依然分居最优与最劣。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国之一的中国排名倒数第二。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的其中70%，记者工作环境被评为“糟糕”（bad），只有8个国家被评为“良好”（good）。

中国新闻自由创纪录倒退 香港媒体环境仍陷“艰难”

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与宣传内容输出国之一的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据悉，目前有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该指数由2002年开始，在今年最新排名中，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香港不再有示威，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九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对美国之音指出，2002年中国处于现时香港的位置，但今年下跌四位至179位，是“史无前例”的。

艾玮昂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与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有认识的人会大笑，说这是荒谬的。但在2022年，中国政府的压制资讯的手法令其更接近朝鲜，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

蓝绿分化严重 台湾独立报导还有进步空间

有关台湾部分，艾玮昂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上升3个名次到第35名，领先韩国（第47名）、日本（第68名），但并非台湾媒体环境有所改善，而是其他国家变动下滑。

他认为，台湾媒体环境虽相对健康，但仍具高度分化、膻色腥报导泛滥，加上来自媒体持有者压力，新闻工作者进行独立报导仍有困难，也没足够时间查证，仍有进步空间。

艾玮昂说，在台 6 年观察，仍没看到两大党有明确决心想改善台湾媒体环境，尤其政府明知台湾正遭受不实信息作战攻击，却没更多作为，导致民众对媒体信任度持续下滑。

艾玮昂并呼吁台湾所有政党与政府，在2024总统大选前尽速提出具体方案改善，因为“每次台湾有重大选举，对台湾民主制度都有很大风险，希望接下来的媒体环境，能对媒体的道德和质量有所尊重”。

RSF： 错误讯息正“淹没”值得信赖的新闻

法新社的相关报导称，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将焦点放在无数形式的虚假讯息上，这些错误讯息正“淹没”值得信赖的新闻，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此一问题更加复杂。

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向法新社表示：“科技巨头默许制造、传播和放大虚假讯息。”他续称，“可靠的讯息被大量虚假讯息淹没”，“ 我们愈来愈无法分辨真实与人造、真与假之间的差别。”

德洛瓦进一步表示，在2022年底收购推特的马斯克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批评推特的新付费认证系统，称马斯克正将“一种武断、基于付费的讯息取径推向极端”。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提到，传统形式的政治干预也在许多国家日益壮大。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强调，大约2/3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经常或系统地制造大规模虚假讯息或参与宣传活动”，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尤其严重。该组织警告，现在环境有利于俄罗斯（第164名）扩大宣传，因此2023年指数排名再度下降9名。莫斯科在极短时间内建立新媒体军火库，专门在乌克兰南部占领区传播克里姆林宫讯息，同时更严厉打击仅存的独立俄国媒体，这些媒体被当局禁止、封锁或宣告为「外国代理人」。

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指出，中东和北非仍是记者工作最危险的区域，欧洲仍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德国因记者遇袭事件排名下降了5个名次。另外，美国在排名中下降3名跌至第45名，部分原因是记者的人身安全恶化。

▲美国之音（VOA）5月3日报道：港府狙击下记协营运亮红灯 “假新闻法”恐重创行业生存空间

香港 —近年来成为港府和亲北京阵营众矢之的的香港记者协会，由于各种原因，会员人数持续减少。香港记协主席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表示，若情况持续，前景不容乐观。另有独立记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香港的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没有急剧恶化，但是一旦针对媒体的新法例通过，新闻从业员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承认，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记协会员不断流失，从三年前大约800人大幅减少至目前只剩下200名会员左右。他形容，记协的营运前景已经敲响了警号。

陈朗升说：“记协会员人数不断减少是不争的事实，这让我非常困扰。若会员人数持续减少，记协代表性和营运能力都会面临困难。这样下去的话记协不能熬很久。很多前会员都转行或者移民了。一些会员由于感到忧虑或者没有必要而没有更新会籍。尤其是，当他们服务的机构与记协的价值观不一致，自然未必愿意承受风险。”

近年香港记者协会一再成为港府及亲北京媒体狙击的目标。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点名质疑，记协是否政治中立，甚至建议记协公开撇除个人资料的会员名单、以及澄清过去数年所收款项的来源，包括当中是否涉及外国政治团体的捐献。

记协放弃发表《言论自由年报》

面对各方压力，上月初成立55周年之际，香港记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没有大肆庆祝，此外，为了避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以往每年一度的《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也不再发表。

陈朗升说：“以往我们有一位前主席担任编辑，再联系一些同业帮忙撰文。经过评估，我们认为存在法律风险。我们不希望帮助我们的人陷入困境，因此决定暂停。”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根据香港“立场新闻”统计，2021年一月到九月，共有接近50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除了“职工盟”，还包括成立超过30年的“支联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学生组织“贤学思政”，以及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十多个组织。

公民社会走向末路影响新闻工作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升表示，这种现象导致香港的新闻议题大幅减少，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困难日益提高。

陈朗升说：“愿意就政策发声的压力团体和政党越来越少，有关的记者会或调查也几乎没有了。立法会的辩论缺乏火花。不仅独立媒体，就连亲北京媒体也很少采访报道了。这影响了港人对社会的理解以及抒发民情。我不认为这是好事。”

曾任职无线电视、有线电视以及《立场新闻》的独立记者林彦邦对美国之音表示，港版国安法红线模糊，加上公民社会走向末路，记者要“求真”谈何容易。

林彦邦说：“我们发报道的时候会需要所谓的‘平衡报道’，也就是寻找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在香港活跃的声音和意见只有一边，基本上没有反对声音，或者是只有两个同一方的声音，就是政府和支持政府的人，但是提出疑问的人越来越少。”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翌年中国全国人大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规管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特区政府要按基本法23条要求，立法处理余下叛国、窃取机密等罪行。

港府曾透露，有关条例会针对防范间谍活动、伪装组织，以及新媒体、新科技等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手段。

分析：“假新闻法”压缩新闻报道空间

林彦邦认为，最让香港新闻工作者感到焦虑的，除了基本法23条之外，还有港府计划就打击所谓“假新闻”立法。

林彦邦说：“无论港版国安法的威力有多大也好，至少从生效到现在两年多，它被使用的次数其实没有那么多，主要是一些非常高层次的政治案件才会用到国安法。现在香港媒体人被控告得最多的，其实是煽动罪，但是煽动罪的定义比较宽松，而且它的刑法不算很高，最高的刑期是两年。对于记者来说，感觉上不是那么直接。”

但是，林彦邦认为，假新闻法开宗明义是针对记者而制定的。一旦港府就打击假新闻立法，媒体的报道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林彦邦说：“尤其是比较传统的新闻机构，他们对于刊登调查报道的顾虑回避比以前更多。譬如说，如有消息人士向记者‘报料’， 记者未必能够百分百求证当中所有材料都是完全准确的。政府对于这类型的调查报道，都会拒绝直接承认错误。他们总有办法说，你的报道不是完全准确，也就是说，有被视为‘假新闻’的可能。”

▲德国之声（DW）5月3日援引德语媒体：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有更多系狱记者

德广联关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新闻自由排名，中国为倒数第二位。《慕尼黑信使报》关注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到底有多大。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广联报道说，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对媒体的限制进一步收紧。“特别是，习去年继续扩大了他的权力，而中国在记者无疆界新闻自由排名上跌落至倒数第二位。”

报道说，没有哪个国家的系狱记者人数比中国更多。“目前有超过100名媒体从业者在中国因其工作而被关押。大部分指控是间谍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寻衅滋事。人权组织‘记者无疆界’描述说，中国监狱的情况有时令人绝望。该组织的任岑布林克（Anne Renzenbrink）说，目前有十余名系狱的媒体从业者如果不能立刻获释，将可能死在狱中。”

报道引述任岑布林克说：“我们观察到，媒体从业者受到虐待，或者如果他们有病史，他们不能得到必要的医治，尽管情况紧急。”“已经有媒体从业者在中国死于狱中，因为他们在极为恶劣的关押条件下无法获得医生救治，或者因为他们受到虐待。”

报道写道，香港的媒体从业者继续亲身感受到所谓国家安全法的后果。“这是北京中央政府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可以把任何针对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言行刑事化。此后，大量记者被捕。如今已被关停的《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同样被关停的网站立场新闻的主编人员也被送上法庭。”

报道写道，香港在“记者无疆界”新闻自由排名的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这个前英国殖民地1997年移交中国时，获得50年基本自治以及出版、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承诺。如今这些已所剩无几。”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4日报道：中国新闻无自由 胡锡进也受不了了？

五月3日是世界新闻日，中国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当日下午发文说，干预新闻是严重官僚主义。

记者无疆界组织同日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中，中国倒数第二，朝鲜垫底。

香港排名，2002年时位于第十八名，去年从80名急跌至148，今年略略回升到第140位，仅仅高于索马里等国。

这种状况似乎让被视为“党的喉舌”的胡锡进有所感受，他在3日下午针对“世界新闻自由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闻机构采取强干预做法，这绝对不是党领导媒体的初衷，而是严重官僚主义的表现。

胡锡进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提醒自己的同行和各地政府官员，联合国设立这个日子的积极意义，并努力发挥好媒体在促进中国高品质发展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胡锡进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体系中不可能缺少泛新闻媒体积极、建设性的角色。”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社会的新闻传播工具与世界一流的新闻工具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我们的强国建设就会形成一个软肋，那将不利于我们国家对内的方针政策解读和社会动员，不利于对外开展越来越较劲的意识形态博弈和斗争。”

胡锡进称，“党的领导不能庸俗化成新闻机构对各个政府部门的简单服从，由各地部门的官员发指令，媒体照本宣科。如果有谁这样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胡锡进的说法被指是“小骂大帮忙”，其实，中国的新闻生存境况极其恶劣，记者无疆界组织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使用监视、胁迫、恐吓与骚扰等手段阻碍独立记者报道“敏感”话题，中国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有100多名记者遭到监禁。

香港原本是中国唯一一个有一定自由度的“一国两制”地区，但近年来排名度持续下跌，从世界前列跌至与一些极权国家或者处于战乱的国家并列的地步。

香港在北京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后，自由度更是大幅后退。去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先后关闭。，香港排名一年内暴跌68位。

香港新闻自由指数今年从148微升至140，但整体评分不及格，仅高于索马里等国，仍处于排名较后的“艰难”状况。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5月4日：国际笔会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呼吁采取行动使黎智英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2023年5月4日讯）国际笔会昨天发表通告，题为《5月3日：国际笔会与国际社会一起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 30 周年》，全文翻译如下：

这个国际节日由联合国大会于 1993 年 12 月设立，承认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包括独立媒体的重要性和新闻工作者的安全。

今年，为了纪念这一天，我们重点介绍遭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媒体出版人、活动家兼作家黎智英的个案，他目前可能因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而面临终身监禁。

国际笔会在狱作家委员会主席玛蒂妲（Ma Thida）说：“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耳目，用其工作满足民主自由的需要，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需要。 他们必须能够就公益问题发表言论和写作，而不必担扰遭到干涉、逮捕或其他形式的报复或迫害。 黎智英也不例外，我们今天和每一天都站在他的身边。 ”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笔会的全球会员一直在动员，支持独立自由的新闻出版，捍卫那些因向权力说真话而遭到威胁、监禁甚至有时被杀害的新闻工作者，并敦促政治领导人保障言论自由，这一自由得到联合国承认为所有其他人权的推动力。

今天采取行动，使黎智英自由！

采取行动

这项声援行动，与英格兰笔会的“笔会写信”（PENWrites）活动合作进行。 作为安全预防措施，所有信件都将经过筛选。

PENWrites 是英格兰笔会发起的国际写信活动，旨在声援世界各地身陷囹圄和危难的作家。 几十年来，笔会一直支持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受到迫害的作家，笔会成员也长期以来通过发送声援信来支持其他作家。

请花点时间写一封声援和支持黎智英的短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4日报道：全球新闻自由香港排140位属「艰难」 拒言论自由受限的邹幸彤获颁光洲人权奖



邹幸彤获颁光洲人权奖 ？ 路透社资料图片

香港在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榜上上升八位，但仍处140位，状况属排名较后的「艰难」，差过南美的哥伦比亚，仅较索马里高。而香港的人权自由继续备受打压，可从港人获得国际人权奖项为证，最新的是因拒绝接受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款而继续还柙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获颁韩国的「2023年光州人权奖」，评审委员会形容她的斗争为世界各地渴望民主社会的人带来勇气和希望。

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昨（3日）藉「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去年经历悬崖式下跌六十八位至排第148名的香港，今年以44.86分在全豉180个国家中排第140位，得分亦较去年增3.22分。在五大评分指标中，以经济指标排名最高，排全球第95位；最低是立法指标，排第150位。

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表示，香港排名上升只是技术性上升，不能说情况有所改善，在国安法下，当地新闻自由情况仍然严峻。报告指，自北京在2020年通过要独立声音噤声的《港区国安法》后，曾经是新闻自由桥头堡的香港，经历前所未有的倒退，前年起更有多间传媒机构因忧虑风险选择停办。

同日，韩国人权组织「光州5．18纪念基金会」公布，因被控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被还柙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获颁「2023年光州人权奖」，该会期望藉奖项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香港民主丶捍卫人权，并向港府和港人表达国际社会团结支持港人争取民主的意愿。

光州人权奖评审委员会形容邹幸彤是「为香港民主抗争的人权律师」，委员长文熙相指出，邹成为良心犯后，仍坚持与压迫港人的制度对抗，是港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邹幸彤身负数案，除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之外，她早前因拒绝应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而被判入狱4.5个月，更因拒绝接受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款而继续还柙，在狱中等候就拒交资料案上诉。

▲美国之音（VOA）5月4日报道：中国新闻业的寒冬：中国媒体人世界新闻自由日谈新闻理想如何被磨灭

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一起造成29人死亡的严重火灾。这起事件并没有如之前的类似安全事故那样立刻在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酵。

抖音、微博等中国主流社交媒体上火灾现场黑烟滚滚，楼内的人在窗口高声呼救的视频很快被删除。许多网民是在当晚近9时通过官媒《北京日报》一则简短的通报后才知道这件事，而通报并没有披露调查进度等细节，也没有附上照片或者视频。

理应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实时报道的记者和媒体都噤声了。这引发了网民对于中国新闻现状的热烈讨论，人们震惊于当局对于媒体和舆论的强大控制。甚至连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对此表达了不满。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新闻媒体环境不断恶化。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公布的“2023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中国的排名比去年又下滑了四名，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排在朝鲜之前，再创新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并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宣传输出国之一。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两位前中国媒体记者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监管和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的新闻理想是逐渐被磨灭而选择离职的。

中国新闻寒冬从整肃南周开始

中国也曾经有过一段媒体的黄金时代。创办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就是这个黄金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8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王志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己就是在中国媒体最好的时期进入了新闻行业。当时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几份报纸引领了新闻改革。中国的新闻业也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开始做老百姓愿意看的新闻。记者们敢于报道贪污腐败等社会新闻，揭露阴暗面。

央视也有《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王志安当年作为《新闻调查》的记者，也做了不少以深度调查为形式的社会新闻，报道关系社会与民生的事件。他现在YouTube上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频道《王志安》。

王志安说，中国的新闻行业走上下坡路开始于南方报业集团被整肃。2013年，《南方周末》原来的新年献词被时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撤换，原来的版本后来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上。中国政府对新闻报道越来也多的限制导致了后续记者们的抗议活动，50余名编辑记者联署发表公开信。

从那之后，媒体报道的尺度被不断收紧，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记者纷纷离开了这个行业。王志安回忆起那段时间时说：“他们也用口径管理的方式来管中央电视台。我认识的编辑纷纷跳槽，其中大多数人去了互联网媒体或者去企业做公关。”

2015年，做调查新闻已经愈发困难。深度调查这样的采访方式就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几乎每天都要跟体制作斗争。那一年，王志安开始做和999急救中心的选题，但先后受到了副总编辑，红十字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的阻挠。

在调查过程中，因为事件背后牵涉到的利益链错综复杂，许多人都不敢发声。他说自己甚至还受到对方的收买。“他们还来收买我。找我比较好的朋友和同事，开价三百万人民币，还说如果三百万不够的话，让王记者提条件。这是我职业生涯里面面对的最大的诱惑。”他说。

但这次节目最后并没有发布。这次经历也消耗了王志安的新闻理想。“我当时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我抵御了这么多诱惑和威逼做的节目，一句话就被拿掉了，”他说，“这个节目没有做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中央电视台，进行抗议。央视的领导还比较好，中间劝过我几次。但这期节目消耗了我太多的勇气和热情。”他最终于2017年从央视辞职。

张玲（化名）则是2016年才从中国顶尖的新闻系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进入一家综合性新闻网站工作。她说自己在读书时，也是因为《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不畏强权的“硬核报道”才选择了这个专业，而且觉得记者是一份非常神圣，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工作。她毕业时，虽然传统媒体已经逐渐式微，但是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蓬勃发展。微信、今日头条、搜狐、网易等纷纷推出公众号平台，凤凰网，澎湃新闻这样的互联网新闻平台和“谷雨实验室”这样的非盈利性创作平台层出不穷。

“非虚构”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热门的文体，和传统的新闻写作相比运用了更多的文学手法，故事性也更强，但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等文章在当时都非常受欢迎。

官方严格限制新闻选题

主要负责人物类“非虚构”稿件的采编的张玲虽然没有那么多深入调查社会阴暗面的机会，但也有机会和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采访。她说：“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要求被采访，求我们帮帮他们，让我觉得很有意义。除了职业身份外，我和这些当事人也建立起了作为人的情感。”

她在日常工作中时不时要和舆论监管部门打交道。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她也学会了一些能够通过审查的诀窍，比如对明知道会敏感的信息模糊处理；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加入一些官媒报道中使用的正面宣传言论；或者绕过直接叙述却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让读者知道意思。

她在工作的前几年，都“还是有能报道的角度的”。所能做的选题还算广泛，还能去讨论一些和党媒央媒不同的想法。她告诉记者：“我们的稿件是需要给编辑，主编和负责宣传口的人审核的。当时2018年的时候，‘metoo’在中国讨论很多，我们做的一些女性视角的文章，阅读量很好，宣传口的人也比较满意。”

2020年疫情初期，各大媒体发表了不少揭露政府瞒报疫情的文章后，来自中国宣传部门的管控越来越严格。2021年上半年，和女权运动有关的博主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仇恨言论的猛烈攻击，不少和女权主义相关的豆瓣小组和公众号也被解散或者封锁，和女权有关的选题也成立禁忌。到后来，连“躺平”这样看起来比较中性的话题也成了敏感词。

2021年10月8日，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其中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2022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的官网公布了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规范了网络上发帖、评论、回复、留言、弹幕、点赞等行为。这几年来，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自媒体都受到了更大力度的监管。

王志安评论说：“现在的变化不光是政策层面的整肃，而是基本性的。要求资本退出媒体。民营资本不允许进入媒体，腾讯阿里退出了财新。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第一是管资本，第二是管人事，第三是管资产，第四是管内容，第五是管导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原本中宣部只是管导向，现在权力空前膨胀。新闻出版总署也归中宣部管，电影局也归中宣部管。”

张玲则切身体会到了这种变化。“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控制舆论了，到了2021年，支持这些女权内容的领导走了，新的领导非常严格地执行上面的要求，对选题的控制更加严格，让记者写作的空间变得非常窄，也不再有讨论不同想法的空间。”

许多张玲在2018年、2019年报道过的选题，在2021年已经成了无法发表的禁忌。而她一些做社会事件的记者朋友，已经不再能进入事故现场，去年一年发生的“铁链女”“东航坠机”“唐山烧烤店打人”等热点事件中，记者的采访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张玲也有朋友在试图采访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时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各种阻挠。

被迫离开新闻业的痛苦与无奈

时至今日，王志安和张玲都已经离开了中国的新闻行业。2022年5月，旅居日本的王志安在YouTube开设个人频道，发表时事新闻评论，他的频道在约一年的时间里迅速累积了约74万订阅者。同时，他也在推特“王局志安”账号内发表个人对政治和时事的看法，同样在较短时间内累积了约75万粉丝。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同时，他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在采访中，他表示对这些争议并不在意，对于不能回中国做新闻的遗憾也已经释然了，因为即使在中国他也无法直接做采访。

他说：“我最大的优势是有一些业内的人给我爆料。爆料的人因为在国内不能说，所以找到我。境内很多人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爆料。每天邮箱里几十封邮件，很多资源现在是没有充分利用的，但是可以成为未来深度报道的资源。”

而当采访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之后，无法报道自己在意的选题给张玲带来了极大的压抑和痛苦。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勇敢，没有坚持报道认为应该被报道的新闻，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让读者失望了。我看到很多事情却没办法为当事人发声，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心理上一直很沉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她说。

▲美国之音（VOA）5月5日报道：中国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二，驻华外媒记者：北京的传媒环境令人窒息


资料图 - 世界新闻自由日

台北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世界排行倒数第二，仅高于朝鲜。报告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对记者的箝制越来越像朝鲜。多位驻华外媒记者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新闻环境每况愈下，几乎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因此，今年评比被下调，不令人意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6年做出“媒体姓党”的宣示后，中国的传媒环境即每况愈下。

中国新闻自由度排行179名 史上最差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5月3日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评比国家中，今年排行倒数三名者都是共产国家，分别是敬陪末座的朝鲜，其次是中国和越南。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在5月3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自2002年发布该指数以来，中国的名次跌至新低，令人震惊，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已严重恶化。

艾玮昂说：“当然，这不代表中国的情况可以和朝鲜相提并论。朝鲜政权比中国政权封闭得多，但习近平主席压迫新闻业的论述、逻辑和作法，每天都更接近朝鲜的行径。”

艾玮昂说，虽然中国对境内媒体的打压和控制已经达到极端，但这么恶劣的模式很难输出至其他国家。即使是威权国家，也很难复制中国的监控模式。

RSF：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也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表示，亚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都令人担忧，尤其是中国。

白奥兰说：“中国（较去年）下降了4个名次，现排行全球及亚太区倒数第二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准，在此前提下，中国也持续名列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共关押114名记者。”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不当对待被关押记者，例如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被关超过500天，仍未受到公平审判，狱中更传出遭受酷刑虐待，也无法与家人联系。此外，目前有三位外籍媒体人士因涉间谍罪而被关押，包含澳大利亚籍的前环球电视网主播成蕾、澳大利亚籍的政治评论员杨恒均和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

白奥兰表示，遭中共指控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颠复国家政权的中外新闻记者越来越多，他们被判处的刑期也普遍较长。

驻华记者：中国新闻自由呈悬崖式下降，令人窒息

针对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愿透露姓名的驻华外媒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近年来的新闻自由度呈“悬崖式的下降，几乎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状态。”。因此，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再下探，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这位外媒记者说，过去能采访的，现在都成了禁忌，例如街头采访，既便是非政治议题，只要一拿出麦克风，摆明是外媒，就可能遭举报，或被公安驱赶。又例如，以往政府一出台政策，体制内的官员至少愿意私下做点说明，以助外界了解中国的思维，但如今，多数体制内的官员都不敢和外国人或外媒交流，“很像我们想象中的朝鲜。”

她说，中共的监控强度近五年来尤其明显，随着习近平任期届满10年，权力达高峰的他对社会和党内的管控越来越紧缩。而中共控制外国记者的最基本手段就是签证，“它（中共）认为你不听话、捣乱，就不续签，你就没办法留在中国。”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调查，去年遭中国拒绝核发签证的记者达五成。

中共天网监控外媒

这位位于北京的记者说，中共有各种手段监控境内的所有记者，包括透过微信、手机、办公室或住家电话监视。她说：“我们无法得知，它什么时候在听，什么时候不在听，就得假设它时时刻刻在听。”而记者朋友们聚会时，也有不明人士在外蹲点、拍摄、“威胁，让你知道你是在被监控的，让你去聚会的时候小心一点。”

她还说，外媒记者的中国朋友、联系人和受访者也都可能遭到恐吓，“他们特别会威胁这些在境内跑不掉的中国人，恐吓他们、要他们删除与你的联系方式，或者逼他们说，我跟你（外媒）说的内容全都不能用，不然你会很惨。”

虽然中国一直都有国安法，但她说，过去大家到处采访，并未感受到任何威吓，但现在红线紧缩，不仅记者本身、受访对象都可能面临“泄漏国家机密”的指控，而且检调抓人在先，证据调查在后，关押期间不仅禁见任何人，就连律师会见也可能难上天，“这就是最大招了。”

前驻华记者：中国社会集体噤声，新闻难为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曾派驻中国长达24年，3年前他被迫离开北京，移居台北。他说，虽然人在境外，但仍持续关注中国议题，对外媒或中国记者而言，中国社会集体陷入一种噤声的状态，是最大的采访困境。

储百亮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政府部门怎么制定我们的工作环境，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受到什么样的限制……过去很乐意接受采访的，可能现在受到了限制，他们就不愿意有接触了。”

另一位因议题敏感、也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媒工作者也告诉美国之音，北京2020年驱逐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后，驻华外媒圈人人自危，大家行事也越趋谨慎。

这位现已转驻台湾的记者说：“这几年以来，真的（中国的）环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挖出故事。我离开的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说，这已经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做不到什么了。”

她说，除了施压外籍记者，外媒聘雇的中国籍员工也饱受骚扰，导致明显的转行潮，年轻一辈视外媒工作为畏途，让外媒顿失去在地支援。

FCCC报告：驻华外国记者饱受骚扰、监控

针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现况，驻华外国记者1981年于北京创建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每年都会调查报告。根据该会3月发布的2022年调查报告，驻华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遭遇了严厉的防疫封控、普遍的骚扰和持续的监控。

该报告称，近半数的驻华外国记者去年曾遭当局以健康或安全理由拒绝进入某些地区，尽管记者向当局出示了“根据中国标准，没有健康风险”的证据。

此外，38%的外国记者表示，至少有一名消息来源因与其互动而受到骚扰、拘留、传唤讯问或其他负面的影响，2021年时，此占比仅达四分之一。另有45%的受访外国记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于2022年至少曾被施压、骚扰或恐吓过一次，此比例也高过于2021年的40%.

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进行评估，以发布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指数透过5个指标调查、计算总分和排名，分别是政治环境、经济脉络、社会文化、法律架构及记者人身安全。

RSF报告：AI快速发展下，假讯息充斥

今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虚假讯息对新闻业的冲击 ，RSF指出，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恐凭添虚假讯息问题的复杂性，例如AI程序Midjourney可自动生成难以辨别真伪的“假照片”，让假讯息透过社群媒体的流通程度更加恶化，严重冲击新闻产制业者。

根据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前三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爱尔兰和丹麦。其中，挪威连续7年蝉联冠军，第二名是首度进入前三名的爱尔兰。RSF的艾玮昂表示，名列前茅的国家，其社会大多无法容忍利益冲突，因此，媒体显少因屈服政治或收视压力而改变新闻内容，让记者有更独立的空间产制报道。

今天5月3日是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新闻自由倡导者周二强调，全球记者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被监禁记者的人数创新纪录。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截至去年12月，有363名记者在30多个国家被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在今天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挪威和朝鲜依然分居最优与最劣。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国之一的中国排名倒数第二。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的其中70%，记者工作环境被评为“糟糕”（bad），只有8个国家被评为“良好”（good）。

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与宣传内容输出国之一的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据悉，目前有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三年，在本应刑满出狱之日却去向不明。

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四年，目前仍在狱中。由于长期绝食抗议被当局判罪监禁，张展的案件及其健康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或媒体人陈秋实和李泽华虽获人身自由，但其言论目前似乎仍受到限制，一直未就疫情或遭受当局打压的情况发表评论。

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被刑5年的草根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一年半前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至今不能公开自由发表言论。

2019年1月，已关押两年多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黄琦被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其年迈母亲多次为黄琦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据悉，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其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秦梓奕，杨柳和秦梓奕月下旬获得保释。稍晚被逮捕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等多位白纸运动女性参与者被拘押近四个月或更久后“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这些获释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显然遭到噤声。

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该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致使赵兰健为躲避当局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

在香港，《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多间新闻机构停止营运，至少有十多名记者遭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从2021年的第80名下滑至2022年的第148名。

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报导香港新闻，面临资源及人手不足问题，亦对自身安全有所忧虑，离开香港后，记者仍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访问了分别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谈谈他们对未来新闻行业的看法，及离散香港记者的角色等。

今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40的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通过《港区国安法》以来，多数媒体——包含曾以敢言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都落入政府或亲北京派的控制之中。独立媒体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2021年，除了有10几名记者被以国安相关罪名拘留外，《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也被强制关闭，其他独立媒体则避走海外、在世界各地报道香港的处境。

拆墙运动发起者乔鑫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就分别对应笔杆子和枪杆子。防火墙就是它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这个危害，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钟确定，因为谷歌Twitter，Youtube，还有BBC等等这些网站被封禁，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拆墙运动发起人谈中国媒体环境


拆墙运动倡导者在欧盟驻万象使团周边举牌。（乔鑫鑫提供图片）

华盛顿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要求各国政府和议会充分认识这堵电子监狱围墙的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拆墙运动把中共建立和运营的互联网防火墙定义为对自由世界发动的信息战和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也是范围极为广泛的种族隔离罪行。该运动倡导者们表示将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控告。

近两个月来，针对中国封锁境外网络信息和新闻通讯的互联网防火墙-Great Firewall（GFW，也称防火墙或防火长城），一些海外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积极开展拆墙运动。运动发起者们把这座隔绝中国大陆14亿人或10多亿网民的虚拟高墙称为“网络柏林墙”，并将墙内的局域网空间形象地比作电子监狱。



“拆墙运动”（英文名为BanGFW）呼吁海外华人民运圈响应异议人士童逸女士在美国国会的倡议，将拆墙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旨在整体拆毁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

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其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建立、运营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与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与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的诉求之一是在搜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运营防火墙的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运动发起人编写的文件《拆墙宝典》指出，“建墙者因隔离信息而犯下了反人类大罪，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之紧迫性，并不亚于侵占乌克兰的普京。拆墙先锋们呼吁全球80亿人都来加入拆墙运动，在网上多多写帖和街头举牌来进行抗议，网上投票支持拆墙，并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建墙 领导者和供应商祭出严厉的制裁令，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

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重点介绍了他发起拆墙运动前后的心路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他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记者：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即将来临，中国当前的媒体环境现状如何？

乔鑫鑫：今年迎来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30周年，作为一名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我相信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人权律师和记者常常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对象，哪怕你在美国、欧洲，甚至是在东南亚，中国网警都会重点进行海外出征。

我最近因为在领导拆墙运动，加上原来也在为自由亚洲电台供稿，所以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被威胁，要求删稿。

而像方斌和张展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原来就是报道了新冠病毒，现在还在被关押中。像维吾尔记者库尔班.马木提，因为报了维吾尔人被屠杀，所以被秘密抓捕，甚至重判了15年。所以我希望国际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的命运，督促中共赶紧放人。

记者：发起拆墙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是否顺利？

乔鑫鑫：为了追求新闻和言论自由，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场全球80亿人来拆除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拆墙运动。这比禁抖音和终结乌克兰战争更重要。在过去的40多天里，我们已经吸引到了近百万的粉丝。

记者：拆墙运动为什么把中共的防火墙视为反人类罪？为什么你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各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并将到国际法院控告有关责任方？？

乔鑫鑫：因为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监狱。中国每年花60亿美元就打造了互联网防火墙，封锁了像谷歌、推特、BBC、CNN等全球31万个网站，造成大家只能够接触共产党的洗脑信息。



这些年来中国甚至出口了防火墙技术到俄罗斯、伊朗、缅甸、柬埔寨等国。迫使17亿人每天就无端地去仇美、反日、攻台，造成了全球的冲突连绵不断。

防火墙是中共对于自由民主世界的信息战的关键、最关键部分。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拆墙运动。就是去举牌、发帖，然后把它带到国际刑事法院和各国议会进行公审，并且祭出坚强有力的制裁法令。


记者：为什么说拆除网络防火墙对于中国网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通讯自由具有战略意义？拆墙运动提出的行动方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乔鑫鑫：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就分别对应笔杆子和枪杆子。防火墙就是它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这个危害，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钟确定，因为谷歌Twitter，Youtube，还有BBC等等这些网站被封禁，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写帖和举牌，要吸引大家不断的在网上进行热议。就是方便我们接下来要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还有去各国议会进行游说。

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主要是控告方滨兴和严望佳。这俩人学历很高，都有博士学位，一个是防火墙之父，一个是防火墙之母，是代表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还有网警。我们要进行重点的控告。



其他的，像美国现在有一笔95亿美元的民主基金。我们拆墙运动也要想办法去写一些文案，看能不能够获得一些资助。现在中文圈这个力量相对还比较弱小和杂乱。我们要想尽办法要去英文圈、俄文圈、日文圈、法文圈等等国际圈，寻求正义力量的支持。这样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把这个事情做大。我们都知道中共它国内的经济已经风雨飘摇。长期的战狼也让很多国家对它非常厌恶。所以它这个政权现在是非常不稳定。如果现在出现任何的国家对它采取更多的这个制裁行动，那么它就会雪上加霜。

总而言之就是加强运动呢，因为最终可能就是要撬动国际的笔杆子和刀把子，让大家来就是制裁它在海外的赃款、粮食、油气、芯片、科技等等。制裁令，不要说制裁令到位，只要大家开始热议，那么它就会非常恐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好好做一点事情，拆墙、发帖和举牌。

记者：作为一名85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什么样的经历使你摒弃中共当局的宣传洗脑教育，而要冒着莫大风险去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乔鑫鑫：我1986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那么现在我来东南亚己有十年之久。我从小就被教育要赶紧入党，考公务员。我至今从来就没入过党。对共产党是有抵触情绪的。我爷爷是在1959年被活活饿死的。我舅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搞创造发明，经常去设计一些农业机械。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补贴。后来经常去县政府和北京上访。这些年就把这些事情和中共的黑幕告诉我很多。

后来，我上大学后在邻居隔壁宿舍就看到3个小时的了六四大屠杀视频。我很震动。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就是去参加了一个，在一个美国文化中心作兼职人员，经常跟美国人、美国各州来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爬山，购物，做礼拜。反正就是过美国节日，Thanksgiving Day（感恩节）。整个感觉就是非常轻松。他们非常尊重人。他们大多数人让我感觉还是非常可爱，并没有像中共的舆论机器宣传的那样邪恶。

后来我第一年去广州工作以后，经常去美国总领事馆听一些文化讲座。2012年还去参加了美国大选决赛的观摩会。然后同时我还阅读了香港英文日报达一年之久。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我就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美国那些同龄的朋友那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全世界交流呢？我的结论是，就是中共把我们大部分的财富抢走了，造成我们一直很辛苦，一直在磨难。

记者：你说你在老家的亲人因为你在海外发表的言论和进行的活动而遭威胁，现在你在担心个人的安全吗？

乔鑫鑫：我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我家人进行威胁，要求我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进行抓捕。我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我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我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我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我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

（采访问答内容根据视频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政治压力下离港 记者希望在海外报道港闻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

香港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多间新闻机构停止营运，至少有十多名记者遭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从2021年的第80名下滑至2022年的第148名。

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报导香港新闻，面临资源及人手不足问题，亦对自身安全有所忧虑，离开香港后，记者仍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访问了分别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谈谈他们对未来新闻行业的看法，及离散香港记者的角色等。

离港记者台湾设网媒 希望多角度报导香港新闻

前《苹果日报》记者梁嘉丽（Shirley Leung）今年3月移居台湾，今年4月与其余两位前香港记者在台湾成立《光传媒》，主要报导香港议题，梁嘉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光传媒》正探索在海外报导香港新闻的可能性。

梁嘉丽指，希望在台湾报导港闻时能提供更多角度，她表示香港主流传媒或因担心风险，未必会访问已流亡的政治人物。

梁嘉丽说：“我觉得我们身在海外的责任，如果能联络到他们（流亡海外政治人物），而他们愿意受访的话，相对主流媒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他们的声音带回主流，让读者有更多角度去思考。”

在《苹果日报》停止运作之后，梁嘉丽在社交平台设立个人专页，撰写受社会运动影响人士的报导，专访面临审讯的被捕者及因社会运动服毕监禁刑期的出狱人士。惟梁嘉丽表示在香港做独立记者令她感到压力，不敢撰写敏感内容。

梁嘉丽说：“很多东西都不敢写，对于被访者的说话，自己都有白色恐怖，自己会设红线。如果我这样写会否有危险，不只关乎我的危险，被访者也许都面对危险，可能他（受访者）说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作为记者绝对不想有这种自我审查。”

她表示，这种安全上的担忧，令她决定离开香港。

《光传媒》开台接近三星期，在Facebook和instagram分别有1.3万人及5000人追纵.她指，不少报章及网媒相继倒闭后，现时香港主流传媒报导的角度类似。

梁嘉丽说：“希望用我们微小的能力去填补一些空间，对同一件新闻，希望找到不同的人去回应，从而了解不同的新闻及政策。”

海外记者面对人手资源限制

现居于英国的《棱角》记者诗诗（化名），因香港的政治环境，于三年前移居到英国，他在传媒业年资五年，在香港时曾任职电视台、报纸及网媒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海外做港闻会遇上很多限制。

诗诗说：“因为不在香港，很多时候不能够亲身到现场，见证事件的发生，很难去接触相关人士，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于网上找资料，访问时只能够等对方回覆，而不能像在香港可以打电话问，或者直接去找对方做访问。”

对于在海外报导香港新闻时，会否仍担心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他坦言，在报导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身份。

诗诗说：“报导的内容和题目，会比在香港做的时候大胆，但另一个问题是，会担心自己安全，始终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或会回香港。”

《棱角》开台4个月，在Facebook和instagram分别有4.4万人及2.7万人追纵.资金来源依靠读者付费订阅，根据《棱角》网页，该平台正筹集港币250万资金以维持营运，惟现在只有百分之三。

诗诗表示，在新平台报导新闻，与以往在香港的工作模式和资源不同。

诗诗说：“以前在香港工作，人手好足够，大家有更多时间做深入报导，但现在做网媒，人手减少，很多时候会要靠自己，例如有时（自己）设计图片。自己写好访问后，请同事互相改正，再交由总编审稿。”

数百香港记者离港 六成半人已转行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Hong Kong Media Professionals简称“传协”）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Joseph Ngan）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时政治压力及“港版国安法”对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传协”上月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有数百名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

颜宝刚表示，调查报告发现六成半的受访离港记者已转行，近三成半的离港记者在海外继续担任传媒工作，惟角色与之前在港担任全职工作有不同，他指，有些前记者创立自媒体、设立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专页，发布有关香港的新闻资讯或评论。

颜宝刚又指，离港记者要报导香港新闻会有困难，但认为仍有其他出路。

颜宝刚说：“例如去年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逝世，不少香港媒体以半职形式聘请位于英国的前香港记者，为香港媒体采访及撰写深度报导。”

他进行《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时留意到，离港记者纵使身在海外仍担忧自身安全。

颜宝刚说：“他们（离港记者）明白，香港警方及国安仍会留意海外港人的留言及表态，会有全天候监察，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会减少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出于安全的考虑。”

他并且强调说：“最近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他们（香港警方国安处）会留意海外港人（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的留言，将截图及记录，待发布者返港时，会将其逮捕，这不单单是个安全忧虑，明显是安全威胁。”

▲美国之音（VOA）5月2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流亡公民记者看中国媒体环境


遭到打压的武汉疫情调查公民记者张展、方斌。（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提供）

华盛顿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也是这个纪念日的30岁生日。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排名第175，在全球位列倒数第六，紧随其后的5个国家分别是缅甸（176）、土库曼斯坦（177）、伊朗（178）、厄立特里亚（179）和朝鲜（180）。中国也是监禁说了实话的记者和公民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三年，在本应刑满出狱之日却去向不明。

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四年，目前仍在狱中。由于长期绝食抗议被当局判罪监禁，张展的案件及其健康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或媒体人陈秋实和李泽华虽获人身自由，但其言论目前似乎仍受到限制，一直未就疫情或遭受当局打压的情况发表评论。

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被刑5年的草根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一年半前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至今不能公开自由发表言论。



2019年1月，已关押两年多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黄琦被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其年迈母亲多次为黄琦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据悉，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其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秦梓奕，杨柳和秦梓奕月下旬获得保释。稍晚被逮捕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等多位白纸运动女性参与者被拘押近四个月或更久后“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这些获释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显然遭到噤声。

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该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致使赵兰健为躲避当局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赵兰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着重谈了他对新闻自由和中国媒体环境的理解和认识。

记者：中国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兰健：开放自由的新闻采访权，是当下的中国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下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管制最严苛的时期。至今有100多位新闻记者还在中国的监狱中。中国需要改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环境， 不以任何借口打压和禁止新闻记者、公民记者参与社会舆论监督。

记者：对您的听众来说最重要的故事（报道）是什么？

赵兰健：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和禁止，让人们没有办法了解事件的真相。人人都会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铁链女，会成为胡鑫宇。正因如此，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翻墙的人。他们跨越防火墙，去到境外寻找事件的真相。

记者：为什么新闻自由至关重要？

赵兰健：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环节。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新闻自由可以对抗专制政权对基本人权的威胁和迫害，包括解雇、列入黑名单、威胁、绑架、暗杀和死亡。及时报道和勇敢地传播真相，是新闻记者和公民记者的使命，而不是谋求一个美图或美文的专业嘉奖。

（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VOA）5月3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香港排第140与索马里看齐 中国朝鲜垫底



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伦敦 —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最新的排名中回升八位，但仍然在处于排名较后的“艰难”状况。传媒人士与学者均指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未有改善，《香港国安法》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仍然是相当严峻。中国在排名中跌至倒数第二。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各地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个方面，挑选记者、学者与人权捍卫者回覆问卷，并量化统计记者和媒体受侵害的事件，得出总评分。

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

该指数由2002年开始，当时香港排名第18位，去年从80名跌至148位，今年在第140位，仅高于索马里等国。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对美国之音指，香港排名的上升只是一个“小调整”，或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分数有所下跌，令香港的排名“技术上”上升。

香港今年在政治、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数都微跌，而经济环境及安全度的分数有所提升。

他说：“我们认为因为香港不再有示威，记者某程度上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工作。但这个小量的上升不代表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九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我们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艾玮昂又说，一些香港媒体被禁出席官方活动，有记者被跟纵，《立场新闻》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仍在审讯，情况导致越来越多香港记者离开，并纷纷在海外成立新媒体，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

记协指情况困难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对美国之音说，记协完全没有参加该调查。

他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调查方法，直至它公布，亦不知道他们从什么人取得这些数据，或者如何做它的数据分析。不过，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陈朗升又说：“我们要去评论这个无国界记者这份报告里面对香港的陈述，都是非常有危机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完全认同它所有的说法，不知会否有后果。我只能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亦要小心地去做，我想大家都会见到新闻界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真的不容易去跟我们以前做新闻的方法来适应。正如我回香港时说，我庆幸新闻自由没有恶化，没有再变差，因为很简单，过去12个月都未再有其他新闻工作者被捕，但是究竟整个新闻界如何继续下去，这就要看北京及（香港）特区政府当局的取态了。”

“香港新闻审查压力未有改善”

曾经担任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的《海外香港传媒协会》董事颜宝刚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排名起初是全球的头20名，现在靠近新闻自由落后以至专制的国家，情况让他感到相当可惜。

他说：“我们看到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是红线处处，无论是机构还是自己本身，来自政府的审查压力，或是机构本身的自我审查，都仍然不见得有任何改善，反而是越来越差，我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仍然是需要各界去值得关注，以及支持仍然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香港对过去数十年新闻自由作审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亦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排名上升，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仍然严峻，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他举例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点名批评在《明报》副刊刊登的“尊子漫画”，香港政府继续以煽动罪作出控告，又希望就《基本法》第23条和所谓“假新闻”进行立法，因此香港在政治上的处境没有改善。

钟剑华分析指，《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基本上不再有街头示威，或令记者较少直接面对执法人员及冲突场面，变相令安全度改善。

他说：“在前两年，当《苹果日报》以至《立场新闻》解散时，令700至800名记者一时间失业，这种大幅度失业转行的状况在过去一年没有再出现，因为要倒闭的已经倒闭了。继续做的还在做，可以做的还在做。所以从经济角度，可能面对裁员、降薪的危机是改善了，但不代表整体新闻业的操作，以至新闻工作者在秉持一些新闻工作的专业标准上有任何改善。”

颜宝刚也说，相信排名有少量改善，可能是过去一年香港没有再关闭大型的传媒，亦未有拘捕很多记者，以及香港传媒机构陆续重新恢复聘请员工。

他说：“但我们由过去一段时间见到，例如是《立场新闻》及其总编辑在庭上受检控的那些审讯内容，我都不断强调，其实正正是对香港过去数十年来的新闻自由的审判，不单是对个人或机构的审判，而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审判。从这可以看到，《国安法》下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收紧，是相当严峻。”

中国排名创新低

艾玮昂说，指数在2002年开始时，中国处于现时香港的位置，但今年下跌四位至179位，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与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有认识的人会大笑，说这是荒谬的。但在2022年，中国政府的压制资讯的手法令她更接近北韩，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

艾玮昂说，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他说：“去年有一半申请驻华的外国记者未能取得签证，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威吓前所未有地严重，有一名报道‘白纸运动’的记者据报仍被囚禁，中国的状况是有记录以来最差。全世界都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中国有对外输出她的做法。”

“台湾需继续进步”

台湾在今年的排名为35位，比去年上升三位，属于“状况尚可”。艾玮昂说，台湾的排名上升亦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的分数下跌，不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情况有大幅改变。

他指出，台湾的排名比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更高，但台湾的媒体仍是相当政治两极化、有一定程度的煽情报道、独立传媒仍未够多，政府及公民社会都可以令环境变得更好。他说，台湾明年会举行总统大选，将有可能面对虚假信息攻击，这方面是令人担心的。

▲德国之声（DW）5月3日报道：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中国排名全球倒数

无国界记者组织3日发布的新报告显示，在全球180个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在全球敬陪末座。报告指出，全球的媒体生态，正受到假信息、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的侵害。

（德国之声中文网）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三（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了2023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报告评估了全球180个国家、地区的新闻环境，其中中国、香港今年排名在全球敬陪末座，分别为第140名、第179名，台湾则排在全球第35名。

资料显示，在全球180个国家、地区中，有31处的新闻环境“状况恶劣”、42国“艰难”、55国“问题显著”、52国状况“良好”或 “尚可”——换言之，每10国中便有7国的新闻环境不佳。

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记者无疆界组织提供）

排名前段的国家之中，挪威连续7年位居榜首，爱尔兰超越去年亚军、今年降至第3名的丹麦，从第4名上升至第2名。报告指出，非北欧国家在排名上超越北欧国家，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今年的末3名都是亚洲国家。独立记者和评论家几乎在第178名的越南被追捕殆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和大外宣内容输出国，排名下滑了4名，跌至第179名，仅胜过最后一名的朝鲜。

中国新闻自由排名全球倒数第2

报告指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关押最多记者的国家，更在全球打压新闻从业者和民众的知情权。目前共有100多名记者遭北京关押。

无国界记者组织称，尽管中国宪法保障言论、新闻自由，但在该国政府眼中，媒体犹如党国政宣的“传声筒”。中国主要的媒体集团都属国有、由当局直接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每天更向所有媒体发出详细的编辑指南，告知“哪些议题受到审查”。

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情况（记者无疆界组织提供）

外国记者在中国要进行报道可谓困难重重；中国本地的记者若欲申请或更新记者证，必须下载可以搜集个人数据的应用程序“学习强国”；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自媒体“博主”常受监视、骚扰、拘留，亦可能被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黑牢”里进行长达半年的单独监禁、甚至遭受酷刑。任何报道活动都可能被安上“间谍罪”、“颠复国家政权罪”或“寻衅滋事罪”这三种莫须有的罪名（又称“口袋罪”）。

报告指，中国共产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禁止所有私人企业投资媒体的法律。此法若通过，中国政权对媒体的箝制可能进一部加深，并压制剩余的独立声音。

香港、台湾的媒体环境

报告指，今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40的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通过《港区国安法》以来，多数媒体——包含曾以敢言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都落入政府或亲北京派的控制之中。独立媒体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2021年，除了有10几名记者被以国安相关罪名拘留外，《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也被强制关闭，其他独立媒体则避走海外、在世界各地报道香港的处境。

香港记者如今已分为两类——为本地中文媒体工作的记者，或为英文、国际媒体工作的记者。其中，为独立或亲民主媒体工作者常受香港民众追捧，为亲北京的报纸或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则不受大众待见。

新闻自由指数今年全球第35名的台湾，虽然新闻自由大致受到尊重，记者处境、安全也相对良好，但媒体环境具耸动倾向，且以营利挂帅，又受到强烈的政党分化，以及未公开言明的广告置入（又称“业配”）影响。这让记者的工作备受阻碍，民众获得客观信息的管道也不断萎缩。

报告引述路透社2022年的调查指出，台湾媒体的结构性弱点，使其特别容易受来自中国等国的外来虚假信息攻击。台湾人对媒体的信任率仅有27%，不仅在亚太地区敬陪末座，更是全球最低之一。

报告分析，台湾政府过去几十年来，都未采取具体措施以提高记者独立性，也未积极鼓励媒体提高公共辩论的质量，因此多数新闻从业人员在资方的不当压力下工作，也无有效法律依据可拒绝进行不符新闻伦理的报道。

人工智能、社群媒体影响新闻自由

美联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2日表示，新闻自由是“民主和正义的基础”、“人权的命脉”，但新闻自由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受到攻击。

古特雷斯说，记者“经常受到骚扰、恐吓、拘留，还有牢狱之灾”，而真相则广受假信息、仇恨言论威胁，导致事实与虚构、科学与阴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报告指，社群媒体上不严谨的资讯传播，正在侵蚀全球新闻自由（示意图）

无国界记者组织分析，2023年的报告指数显示，网络造假内容产业正迅速对全球的新闻自由造成影响。有118国（在报告包含的180国之中占三分之二）的问卷调查结果都显示，受访者认为其国内政治人物经常系统性地参与大规模不实资讯的传播，或相关政宣活动。

此外，由记者无疆界组织共同创立的“禁忌报道”（Forbidden Stories）联盟调查指出，不实资讯产业大规模地传播、窜改内容。

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指出，在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程序的催化下，篡改资讯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社群媒体上充斥着“特朗普（Donald Trump）被员警拦下”等越发真假难辨、由AI生成的假照片。

而人们在社群媒体上载播资讯时，较少考量新闻的严谨性和可信度，不仅动摇了优质新闻从业者的地位、使媒体业整体变得脆弱，民众的知情权（right to information）也备受损害。

报告也指出，自马斯克（Elon Musk）接掌推特后，推行了人治（arbitrary）、付费式的演算机制，局限了资讯传播的途径，让各国媒体深陷“没有平台可将新闻送达阅听人眼前”的泥沼。

（无国界记者组织、美联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3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指数创新低 排名倒数第二

今天5月3日是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新闻自由倡导者周二强调，全球记者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被监禁记者的人数创新纪录。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截至去年12月，有363名记者在30多个国家被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在今天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挪威和朝鲜依然分居最优与最劣。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国之一的中国排名倒数第二。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的其中70%，记者工作环境被评为“糟糕”（bad），只有8个国家被评为“良好”（good）。

中国新闻自由创纪录倒退 香港媒体环境仍陷“艰难”

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与宣传内容输出国之一的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据悉，目前有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该指数由2002年开始，在今年最新排名中，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香港不再有示威，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九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对美国之音指出，2002年中国处于现时香港的位置，但今年下跌四位至179位，是“史无前例”的。

艾玮昂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与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有认识的人会大笑，说这是荒谬的。但在2022年，中国政府的压制资讯的手法令其更接近朝鲜，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

蓝绿分化严重 台湾独立报导还有进步空间

有关台湾部分，艾玮昂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上升3个名次到第35名，领先韩国（第47名）、日本（第68名），但并非台湾媒体环境有所改善，而是其他国家变动下滑。

他认为，台湾媒体环境虽相对健康，但仍具高度分化、膻色腥报导泛滥，加上来自媒体持有者压力，新闻工作者进行独立报导仍有困难，也没足够时间查证，仍有进步空间。

艾玮昂说，在台 6 年观察，仍没看到两大党有明确决心想改善台湾媒体环境，尤其政府明知台湾正遭受不实信息作战攻击，却没更多作为，导致民众对媒体信任度持续下滑。

艾玮昂并呼吁台湾所有政党与政府，在2024总统大选前尽速提出具体方案改善，因为“每次台湾有重大选举，对台湾民主制度都有很大风险，希望接下来的媒体环境，能对媒体的道德和质量有所尊重”。

RSF： 错误讯息正“淹没”值得信赖的新闻

法新社的相关报导称，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将焦点放在无数形式的虚假讯息上，这些错误讯息正“淹没”值得信赖的新闻，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此一问题更加复杂。

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向法新社表示：“科技巨头默许制造、传播和放大虚假讯息。”他续称，“可靠的讯息被大量虚假讯息淹没”，“ 我们愈来愈无法分辨真实与人造、真与假之间的差别。”

德洛瓦进一步表示，在2022年底收购推特的马斯克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批评推特的新付费认证系统，称马斯克正将“一种武断、基于付费的讯息取径推向极端”。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提到，传统形式的政治干预也在许多国家日益壮大。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强调，大约2/3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经常或系统地制造大规模虚假讯息或参与宣传活动”，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尤其严重。该组织警告，现在环境有利于俄罗斯（第164名）扩大宣传，因此2023年指数排名再度下降9名。莫斯科在极短时间内建立新媒体军火库，专门在乌克兰南部占领区传播克里姆林宫讯息，同时更严厉打击仅存的独立俄国媒体，这些媒体被当局禁止、封锁或宣告为「外国代理人」。

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指出，中东和北非仍是记者工作最危险的区域，欧洲仍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德国因记者遇袭事件排名下降了5个名次。另外，美国在排名中下降3名跌至第45名，部分原因是记者的人身安全恶化。

▲美国之音（VOA）5月3日报道：港府狙击下记协营运亮红灯 “假新闻法”恐重创行业生存空间

香港 —近年来成为港府和亲北京阵营众矢之的的香港记者协会，由于各种原因，会员人数持续减少。香港记协主席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表示，若情况持续，前景不容乐观。另有独立记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香港的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没有急剧恶化，但是一旦针对媒体的新法例通过，新闻从业员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承认，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记协会员不断流失，从三年前大约800人大幅减少至目前只剩下200名会员左右。他形容，记协的营运前景已经敲响了警号。

陈朗升说：“记协会员人数不断减少是不争的事实，这让我非常困扰。若会员人数持续减少，记协代表性和营运能力都会面临困难。这样下去的话记协不能熬很久。很多前会员都转行或者移民了。一些会员由于感到忧虑或者没有必要而没有更新会籍。尤其是，当他们服务的机构与记协的价值观不一致，自然未必愿意承受风险。”

近年香港记者协会一再成为港府及亲北京媒体狙击的目标。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点名质疑，记协是否政治中立，甚至建议记协公开撇除个人资料的会员名单、以及澄清过去数年所收款项的来源，包括当中是否涉及外国政治团体的捐献。

记协放弃发表《言论自由年报》

面对各方压力，上月初成立55周年之际，香港记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没有大肆庆祝，此外，为了避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以往每年一度的《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也不再发表。

陈朗升说：“以往我们有一位前主席担任编辑，再联系一些同业帮忙撰文。经过评估，我们认为存在法律风险。我们不希望帮助我们的人陷入困境，因此决定暂停。”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根据香港“立场新闻”统计，2021年一月到九月，共有接近50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除了“职工盟”，还包括成立超过30年的“支联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学生组织“贤学思政”，以及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十多个组织。

公民社会走向末路影响新闻工作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升表示，这种现象导致香港的新闻议题大幅减少，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困难日益提高。

陈朗升说：“愿意就政策发声的压力团体和政党越来越少，有关的记者会或调查也几乎没有了。立法会的辩论缺乏火花。不仅独立媒体，就连亲北京媒体也很少采访报道了。这影响了港人对社会的理解以及抒发民情。我不认为这是好事。”

曾任职无线电视、有线电视以及《立场新闻》的独立记者林彦邦对美国之音表示，港版国安法红线模糊，加上公民社会走向末路，记者要“求真”谈何容易。

林彦邦说：“我们发报道的时候会需要所谓的‘平衡报道’，也就是寻找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在香港活跃的声音和意见只有一边，基本上没有反对声音，或者是只有两个同一方的声音，就是政府和支持政府的人，但是提出疑问的人越来越少。”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翌年中国全国人大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规管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特区政府要按基本法23条要求，立法处理余下叛国、窃取机密等罪行。

港府曾透露，有关条例会针对防范间谍活动、伪装组织，以及新媒体、新科技等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手段。

分析：“假新闻法”压缩新闻报道空间

林彦邦认为，最让香港新闻工作者感到焦虑的，除了基本法23条之外，还有港府计划就打击所谓“假新闻”立法。

林彦邦说：“无论港版国安法的威力有多大也好，至少从生效到现在两年多，它被使用的次数其实没有那么多，主要是一些非常高层次的政治案件才会用到国安法。现在香港媒体人被控告得最多的，其实是煽动罪，但是煽动罪的定义比较宽松，而且它的刑法不算很高，最高的刑期是两年。对于记者来说，感觉上不是那么直接。”

但是，林彦邦认为，假新闻法开宗明义是针对记者而制定的。一旦港府就打击假新闻立法，媒体的报道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林彦邦说：“尤其是比较传统的新闻机构，他们对于刊登调查报道的顾虑回避比以前更多。譬如说，如有消息人士向记者‘报料’， 记者未必能够百分百求证当中所有材料都是完全准确的。政府对于这类型的调查报道，都会拒绝直接承认错误。他们总有办法说，你的报道不是完全准确，也就是说，有被视为‘假新闻’的可能。”

▲德国之声（DW）5月3日援引德语媒体：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有更多系狱记者

德广联关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新闻自由排名，中国为倒数第二位。《慕尼黑信使报》关注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到底有多大。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广联报道说，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对媒体的限制进一步收紧。“特别是，习去年继续扩大了他的权力，而中国在记者无疆界新闻自由排名上跌落至倒数第二位。”

报道说，没有哪个国家的系狱记者人数比中国更多。“目前有超过100名媒体从业者在中国因其工作而被关押。大部分指控是间谍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寻衅滋事。人权组织‘记者无疆界’描述说，中国监狱的情况有时令人绝望。该组织的任岑布林克（Anne Renzenbrink）说，目前有十余名系狱的媒体从业者如果不能立刻获释，将可能死在狱中。”

报道引述任岑布林克说：“我们观察到，媒体从业者受到虐待，或者如果他们有病史，他们不能得到必要的医治，尽管情况紧急。”“已经有媒体从业者在中国死于狱中，因为他们在极为恶劣的关押条件下无法获得医生救治，或者因为他们受到虐待。”

报道写道，香港的媒体从业者继续亲身感受到所谓国家安全法的后果。“这是北京中央政府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可以把任何针对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言行刑事化。此后，大量记者被捕。如今已被关停的《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同样被关停的网站立场新闻的主编人员也被送上法庭。”

报道写道，香港在“记者无疆界”新闻自由排名的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这个前英国殖民地1997年移交中国时，获得50年基本自治以及出版、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承诺。如今这些已所剩无几。”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4日报道：中国新闻无自由 胡锡进也受不了了？

五月3日是世界新闻日，中国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当日下午发文说，干预新闻是严重官僚主义。

记者无疆界组织同日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中，中国倒数第二，朝鲜垫底。

香港排名，2002年时位于第十八名，去年从80名急跌至148，今年略略回升到第140位，仅仅高于索马里等国。

这种状况似乎让被视为“党的喉舌”的胡锡进有所感受，他在3日下午针对“世界新闻自由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闻机构采取强干预做法，这绝对不是党领导媒体的初衷，而是严重官僚主义的表现。

胡锡进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提醒自己的同行和各地政府官员，联合国设立这个日子的积极意义，并努力发挥好媒体在促进中国高品质发展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胡锡进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体系中不可能缺少泛新闻媒体积极、建设性的角色。”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社会的新闻传播工具与世界一流的新闻工具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我们的强国建设就会形成一个软肋，那将不利于我们国家对内的方针政策解读和社会动员，不利于对外开展越来越较劲的意识形态博弈和斗争。”

胡锡进称，“党的领导不能庸俗化成新闻机构对各个政府部门的简单服从，由各地部门的官员发指令，媒体照本宣科。如果有谁这样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胡锡进的说法被指是“小骂大帮忙”，其实，中国的新闻生存境况极其恶劣，记者无疆界组织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使用监视、胁迫、恐吓与骚扰等手段阻碍独立记者报道“敏感”话题，中国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有100多名记者遭到监禁。

香港原本是中国唯一一个有一定自由度的“一国两制”地区，但近年来排名度持续下跌，从世界前列跌至与一些极权国家或者处于战乱的国家并列的地步。

香港在北京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后，自由度更是大幅后退。去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先后关闭。，香港排名一年内暴跌68位。

香港新闻自由指数今年从148微升至140，但整体评分不及格，仅高于索马里等国，仍处于排名较后的“艰难”状况。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5月4日：国际笔会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呼吁采取行动使黎智英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2023年5月4日讯）国际笔会昨天发表通告，题为《5月3日：国际笔会与国际社会一起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 30 周年》，全文翻译如下：

这个国际节日由联合国大会于 1993 年 12 月设立，承认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包括独立媒体的重要性和新闻工作者的安全。

今年，为了纪念这一天，我们重点介绍遭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媒体出版人、活动家兼作家黎智英的个案，他目前可能因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而面临终身监禁。

国际笔会在狱作家委员会主席玛蒂妲（Ma Thida）说：“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耳目，用其工作满足民主自由的需要，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需要。 他们必须能够就公益问题发表言论和写作，而不必担扰遭到干涉、逮捕或其他形式的报复或迫害。 黎智英也不例外，我们今天和每一天都站在他的身边。 ”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笔会的全球会员一直在动员，支持独立自由的新闻出版，捍卫那些因向权力说真话而遭到威胁、监禁甚至有时被杀害的新闻工作者，并敦促政治领导人保障言论自由，这一自由得到联合国承认为所有其他人权的推动力。

今天采取行动，使黎智英自由！

采取行动

这项声援行动，与英格兰笔会的“笔会写信”（PENWrites）活动合作进行。 作为安全预防措施，所有信件都将经过筛选。

PENWrites 是英格兰笔会发起的国际写信活动，旨在声援世界各地身陷囹圄和危难的作家。 几十年来，笔会一直支持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受到迫害的作家，笔会成员也长期以来通过发送声援信来支持其他作家。

请花点时间写一封声援和支持黎智英的短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4日报道：全球新闻自由香港排140位属「艰难」 拒言论自由受限的邹幸彤获颁光洲人权奖



邹幸彤获颁光洲人权奖 ？ 路透社资料图片

香港在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榜上上升八位，但仍处140位，状况属排名较后的「艰难」，差过南美的哥伦比亚，仅较索马里高。而香港的人权自由继续备受打压，可从港人获得国际人权奖项为证，最新的是因拒绝接受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款而继续还柙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获颁韩国的「2023年光州人权奖」，评审委员会形容她的斗争为世界各地渴望民主社会的人带来勇气和希望。

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昨（3日）藉「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去年经历悬崖式下跌六十八位至排第148名的香港，今年以44.86分在全豉180个国家中排第140位，得分亦较去年增3.22分。在五大评分指标中，以经济指标排名最高，排全球第95位；最低是立法指标，排第150位。

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表示，香港排名上升只是技术性上升，不能说情况有所改善，在国安法下，当地新闻自由情况仍然严峻。报告指，自北京在2020年通过要独立声音噤声的《港区国安法》后，曾经是新闻自由桥头堡的香港，经历前所未有的倒退，前年起更有多间传媒机构因忧虑风险选择停办。

同日，韩国人权组织「光州5．18纪念基金会」公布，因被控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被还柙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获颁「2023年光州人权奖」，该会期望藉奖项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香港民主丶捍卫人权，并向港府和港人表达国际社会团结支持港人争取民主的意愿。

光州人权奖评审委员会形容邹幸彤是「为香港民主抗争的人权律师」，委员长文熙相指出，邹成为良心犯后，仍坚持与压迫港人的制度对抗，是港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邹幸彤身负数案，除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之外，她早前因拒绝应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而被判入狱4.5个月，更因拒绝接受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款而继续还柙，在狱中等候就拒交资料案上诉。

▲美国之音（VOA）5月4日报道：中国新闻业的寒冬：中国媒体人世界新闻自由日谈新闻理想如何被磨灭

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一起造成29人死亡的严重火灾。这起事件并没有如之前的类似安全事故那样立刻在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酵。

抖音、微博等中国主流社交媒体上火灾现场黑烟滚滚，楼内的人在窗口高声呼救的视频很快被删除。许多网民是在当晚近9时通过官媒《北京日报》一则简短的通报后才知道这件事，而通报并没有披露调查进度等细节，也没有附上照片或者视频。

理应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实时报道的记者和媒体都噤声了。这引发了网民对于中国新闻现状的热烈讨论，人们震惊于当局对于媒体和舆论的强大控制。甚至连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对此表达了不满。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新闻媒体环境不断恶化。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公布的“2023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中国的排名比去年又下滑了四名，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排在朝鲜之前，再创新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并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宣传输出国之一。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两位前中国媒体记者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监管和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的新闻理想是逐渐被磨灭而选择离职的。

中国新闻寒冬从整肃南周开始

中国也曾经有过一段媒体的黄金时代。创办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就是这个黄金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8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王志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己就是在中国媒体最好的时期进入了新闻行业。当时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几份报纸引领了新闻改革。中国的新闻业也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开始做老百姓愿意看的新闻。记者们敢于报道贪污腐败等社会新闻，揭露阴暗面。

央视也有《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王志安当年作为《新闻调查》的记者，也做了不少以深度调查为形式的社会新闻，报道关系社会与民生的事件。他现在YouTube上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频道《王志安》。

王志安说，中国的新闻行业走上下坡路开始于南方报业集团被整肃。2013年，《南方周末》原来的新年献词被时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撤换，原来的版本后来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上。中国政府对新闻报道越来也多的限制导致了后续记者们的抗议活动，50余名编辑记者联署发表公开信。

从那之后，媒体报道的尺度被不断收紧，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记者纷纷离开了这个行业。王志安回忆起那段时间时说：“他们也用口径管理的方式来管中央电视台。我认识的编辑纷纷跳槽，其中大多数人去了互联网媒体或者去企业做公关。”

2015年，做调查新闻已经愈发困难。深度调查这样的采访方式就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几乎每天都要跟体制作斗争。那一年，王志安开始做和999急救中心的选题，但先后受到了副总编辑，红十字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的阻挠。

在调查过程中，因为事件背后牵涉到的利益链错综复杂，许多人都不敢发声。他说自己甚至还受到对方的收买。“他们还来收买我。找我比较好的朋友和同事，开价三百万人民币，还说如果三百万不够的话，让王记者提条件。这是我职业生涯里面面对的最大的诱惑。”他说。

但这次节目最后并没有发布。这次经历也消耗了王志安的新闻理想。“我当时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我抵御了这么多诱惑和威逼做的节目，一句话就被拿掉了，”他说，“这个节目没有做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中央电视台，进行抗议。央视的领导还比较好，中间劝过我几次。但这期节目消耗了我太多的勇气和热情。”他最终于2017年从央视辞职。

张玲（化名）则是2016年才从中国顶尖的新闻系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进入一家综合性新闻网站工作。她说自己在读书时，也是因为《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不畏强权的“硬核报道”才选择了这个专业，而且觉得记者是一份非常神圣，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工作。她毕业时，虽然传统媒体已经逐渐式微，但是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蓬勃发展。微信、今日头条、搜狐、网易等纷纷推出公众号平台，凤凰网，澎湃新闻这样的互联网新闻平台和“谷雨实验室”这样的非盈利性创作平台层出不穷。

“非虚构”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热门的文体，和传统的新闻写作相比运用了更多的文学手法，故事性也更强，但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等文章在当时都非常受欢迎。

官方严格限制新闻选题

主要负责人物类“非虚构”稿件的采编的张玲虽然没有那么多深入调查社会阴暗面的机会，但也有机会和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采访。她说：“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要求被采访，求我们帮帮他们，让我觉得很有意义。除了职业身份外，我和这些当事人也建立起了作为人的情感。”

她在日常工作中时不时要和舆论监管部门打交道。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她也学会了一些能够通过审查的诀窍，比如对明知道会敏感的信息模糊处理；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加入一些官媒报道中使用的正面宣传言论；或者绕过直接叙述却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让读者知道意思。

她在工作的前几年，都“还是有能报道的角度的”。所能做的选题还算广泛，还能去讨论一些和党媒央媒不同的想法。她告诉记者：“我们的稿件是需要给编辑，主编和负责宣传口的人审核的。当时2018年的时候，‘metoo’在中国讨论很多，我们做的一些女性视角的文章，阅读量很好，宣传口的人也比较满意。”

2020年疫情初期，各大媒体发表了不少揭露政府瞒报疫情的文章后，来自中国宣传部门的管控越来越严格。2021年上半年，和女权运动有关的博主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仇恨言论的猛烈攻击，不少和女权主义相关的豆瓣小组和公众号也被解散或者封锁，和女权有关的选题也成立禁忌。到后来，连“躺平”这样看起来比较中性的话题也成了敏感词。

2021年10月8日，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其中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2022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的官网公布了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规范了网络上发帖、评论、回复、留言、弹幕、点赞等行为。这几年来，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自媒体都受到了更大力度的监管。

王志安评论说：“现在的变化不光是政策层面的整肃，而是基本性的。要求资本退出媒体。民营资本不允许进入媒体，腾讯阿里退出了财新。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第一是管资本，第二是管人事，第三是管资产，第四是管内容，第五是管导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原本中宣部只是管导向，现在权力空前膨胀。新闻出版总署也归中宣部管，电影局也归中宣部管。”

张玲则切身体会到了这种变化。“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控制舆论了，到了2021年，支持这些女权内容的领导走了，新的领导非常严格地执行上面的要求，对选题的控制更加严格，让记者写作的空间变得非常窄，也不再有讨论不同想法的空间。”

许多张玲在2018年、2019年报道过的选题，在2021年已经成了无法发表的禁忌。而她一些做社会事件的记者朋友，已经不再能进入事故现场，去年一年发生的“铁链女”“东航坠机”“唐山烧烤店打人”等热点事件中，记者的采访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张玲也有朋友在试图采访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时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各种阻挠。

被迫离开新闻业的痛苦与无奈

时至今日，王志安和张玲都已经离开了中国的新闻行业。2022年5月，旅居日本的王志安在YouTube开设个人频道，发表时事新闻评论，他的频道在约一年的时间里迅速累积了约74万订阅者。同时，他也在推特“王局志安”账号内发表个人对政治和时事的看法，同样在较短时间内累积了约75万粉丝。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同时，他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在采访中，他表示对这些争议并不在意，对于不能回中国做新闻的遗憾也已经释然了，因为即使在中国他也无法直接做采访。

他说：“我最大的优势是有一些业内的人给我爆料。爆料的人因为在国内不能说，所以找到我。境内很多人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爆料。每天邮箱里几十封邮件，很多资源现在是没有充分利用的，但是可以成为未来深度报道的资源。”

而当采访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之后，无法报道自己在意的选题给张玲带来了极大的压抑和痛苦。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勇敢，没有坚持报道认为应该被报道的新闻，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让读者失望了。我看到很多事情却没办法为当事人发声，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心理上一直很沉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她说。

▲美国之音（VOA）5月5日报道：中国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二，驻华外媒记者：北京的传媒环境令人窒息


资料图 - 世界新闻自由日

台北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世界排行倒数第二，仅高于朝鲜。报告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对记者的箝制越来越像朝鲜。多位驻华外媒记者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新闻环境每况愈下，几乎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因此，今年评比被下调，不令人意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6年做出“媒体姓党”的宣示后，中国的传媒环境即每况愈下。

中国新闻自由度排行179名 史上最差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5月3日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评比国家中，今年排行倒数三名者都是共产国家，分别是敬陪末座的朝鲜，其次是中国和越南。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在5月3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自2002年发布该指数以来，中国的名次跌至新低，令人震惊，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已严重恶化。

艾玮昂说：“当然，这不代表中国的情况可以和朝鲜相提并论。朝鲜政权比中国政权封闭得多，但习近平主席压迫新闻业的论述、逻辑和作法，每天都更接近朝鲜的行径。”

艾玮昂说，虽然中国对境内媒体的打压和控制已经达到极端，但这么恶劣的模式很难输出至其他国家。即使是威权国家，也很难复制中国的监控模式。

RSF：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也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表示，亚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都令人担忧，尤其是中国。

白奥兰说：“中国（较去年）下降了4个名次，现排行全球及亚太区倒数第二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准，在此前提下，中国也持续名列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共关押114名记者。”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不当对待被关押记者，例如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被关超过500天，仍未受到公平审判，狱中更传出遭受酷刑虐待，也无法与家人联系。此外，目前有三位外籍媒体人士因涉间谍罪而被关押，包含澳大利亚籍的前环球电视网主播成蕾、澳大利亚籍的政治评论员杨恒均和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

白奥兰表示，遭中共指控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颠复国家政权的中外新闻记者越来越多，他们被判处的刑期也普遍较长。

驻华记者：中国新闻自由呈悬崖式下降，令人窒息

针对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愿透露姓名的驻华外媒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近年来的新闻自由度呈“悬崖式的下降，几乎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状态。”。因此，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再下探，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这位外媒记者说，过去能采访的，现在都成了禁忌，例如街头采访，既便是非政治议题，只要一拿出麦克风，摆明是外媒，就可能遭举报，或被公安驱赶。又例如，以往政府一出台政策，体制内的官员至少愿意私下做点说明，以助外界了解中国的思维，但如今，多数体制内的官员都不敢和外国人或外媒交流，“很像我们想象中的朝鲜。”

她说，中共的监控强度近五年来尤其明显，随着习近平任期届满10年，权力达高峰的他对社会和党内的管控越来越紧缩。而中共控制外国记者的最基本手段就是签证，“它（中共）认为你不听话、捣乱，就不续签，你就没办法留在中国。”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调查，去年遭中国拒绝核发签证的记者达五成。

中共天网监控外媒

这位位于北京的记者说，中共有各种手段监控境内的所有记者，包括透过微信、手机、办公室或住家电话监视。她说：“我们无法得知，它什么时候在听，什么时候不在听，就得假设它时时刻刻在听。”而记者朋友们聚会时，也有不明人士在外蹲点、拍摄、“威胁，让你知道你是在被监控的，让你去聚会的时候小心一点。”

她还说，外媒记者的中国朋友、联系人和受访者也都可能遭到恐吓，“他们特别会威胁这些在境内跑不掉的中国人，恐吓他们、要他们删除与你的联系方式，或者逼他们说，我跟你（外媒）说的内容全都不能用，不然你会很惨。”

虽然中国一直都有国安法，但她说，过去大家到处采访，并未感受到任何威吓，但现在红线紧缩，不仅记者本身、受访对象都可能面临“泄漏国家机密”的指控，而且检调抓人在先，证据调查在后，关押期间不仅禁见任何人，就连律师会见也可能难上天，“这就是最大招了。”

前驻华记者：中国社会集体噤声，新闻难为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曾派驻中国长达24年，3年前他被迫离开北京，移居台北。他说，虽然人在境外，但仍持续关注中国议题，对外媒或中国记者而言，中国社会集体陷入一种噤声的状态，是最大的采访困境。

储百亮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政府部门怎么制定我们的工作环境，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受到什么样的限制……过去很乐意接受采访的，可能现在受到了限制，他们就不愿意有接触了。”

另一位因议题敏感、也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媒工作者也告诉美国之音，北京2020年驱逐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后，驻华外媒圈人人自危，大家行事也越趋谨慎。

这位现已转驻台湾的记者说：“这几年以来，真的（中国的）环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挖出故事。我离开的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说，这已经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做不到什么了。”

她说，除了施压外籍记者，外媒聘雇的中国籍员工也饱受骚扰，导致明显的转行潮，年轻一辈视外媒工作为畏途，让外媒顿失去在地支援。

FCCC报告：驻华外国记者饱受骚扰、监控

针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现况，驻华外国记者1981年于北京创建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每年都会调查报告。根据该会3月发布的2022年调查报告，驻华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遭遇了严厉的防疫封控、普遍的骚扰和持续的监控。

该报告称，近半数的驻华外国记者去年曾遭当局以健康或安全理由拒绝进入某些地区，尽管记者向当局出示了“根据中国标准，没有健康风险”的证据。

此外，38%的外国记者表示，至少有一名消息来源因与其互动而受到骚扰、拘留、传唤讯问或其他负面的影响，2021年时，此占比仅达四分之一。另有45%的受访外国记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于2022年至少曾被施压、骚扰或恐吓过一次，此比例也高过于2021年的40%.

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进行评估，以发布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指数透过5个指标调查、计算总分和排名，分别是政治环境、经济脉络、社会文化、法律架构及记者人身安全。

RSF报告：AI快速发展下，假讯息充斥

今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虚假讯息对新闻业的冲击 ，RSF指出，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恐凭添虚假讯息问题的复杂性，例如AI程序Midjourney可自动生成难以辨别真伪的“假照片”，让假讯息透过社群媒体的流通程度更加恶化，严重冲击新闻产制业者。

根据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前三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爱尔兰和丹麦。其中，挪威连续7年蝉联冠军，第二名是首度进入前三名的爱尔兰。RSF的艾玮昂表示，名列前茅的国家，其社会大多无法容忍利益冲突，因此，媒体显少因屈服政治或收视压力而改变新闻内容，让记者有更独立的空间产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