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或群体特点的社会产品，它展示这个社会群体独特的信仰、价值、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习俗等等。文化与文明不同，文明是趋同的，落后的文明总是要向着先进的文明发展；而文化则标志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独特身份，它在社会群体内部创造、共享和传承，相对独立，有边界。与不同群体交流时，不求同，但存异。当其符合社会群体的良知时，即当其符合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性需求时，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难分优劣。

文明与文化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文明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平，使其更为方便和舒适，比如蒸汽机的运用（工业文明），电子设备的运用（电子文明），信息技术的运用（信息文明），都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文化则提高人类生活的内涵和品质，使其更为丰富和充实，比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食品和服饰的发展，更符合人道主义，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如今充斥和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特色的中共党文化，简称党文化。党文化是极权文化的中国版本，是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党文化吞噬中国文化，党文化以外来文化的身份驱逐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

党文化是一种文化吗? 不是, 党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如果非要说党文化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劣质文化，是反文化的文化。党文化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文、反人性。

极权文化是伴随着极权主义而诞生的文化产品，比如纳粹文化，通过生命杀戮制造恐惧；比如苏维埃文化，通过思想杀戮来消灭异己。极权文化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巩固极权统治而滋生出来的文化。

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一个极权社会的过程中所发展起来并付诸实践的文化。党文化作为极权文化的当代形式它有三个源头，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暴力文化，阶级文化和共产文化，那时的党文化尚停留在文字阶段，具有理论指导和思想指导作用；二是由列宁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苏维埃文化，它是暴力文化，专制文化，共产文化和阶级灭绝文化的实施阶段，具有示范和鼓励作用；三是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中建立起来的纳粹文化，它与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文化合流，滋润和灌溉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二战中和战后发展起来的中共党文化，它把党文化引向更为暴虐的阶段。

中共党文化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斯和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口头革命阶段，也没有停留在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清洗的实验和实施阶段，而是将极权文化向着纵深推动和发展了，以脑控和人格杀戮取代阶级清洗，以极权体制取代无产阶级专制。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极权文化的内涵和规模，使极权文化从生涩走向成熟。中共党文化的核心价值围绕着党的权力、党的地位、党的利益、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性展开。而“党”的概念又不时被“领袖”所偷换，最终集党的权力于领袖一身，以极权体制彻底抛弃和取代中共建党初期所崇拜的民主集中制。

且看中共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究竟有哪些贡献：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主要贡献是脑控文化，这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洗脑工程，而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从而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和工具。脑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实施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和控脑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只有对全体人民实行彻底脑控之后，极权主义才可能进行思想操纵、信仰操纵、价值操纵、认知操纵、话语操纵、审美操纵和教育操纵。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是极权的灾难，从苏联和东欧极权体系瓦解的教训中，中共终于认识到极权主义的生存法则就是必须对全体人民实行脑控，否则极权主义无法生存。全民脑控彻底关闭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门，使人们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众与极权博弈的最高层次就是脑控与反脑控的斗争，操纵与反操纵的斗争。中共不仅对本国人民实行脑控，而且虎视眈眈地试图对世界实行脑控，企图引领世界思想潮流。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另一主要贡献是人格杀戮，打造奴性人格。通常，人格杀戮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格博弈和名誉伤害，但极权社会的人格杀戮具有规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征，它指向社会群体，比如国家公务员群体，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全体公民。对公民的心里人格、社会人格和政治人格实行普遍的摧毁，最终剥夺公民的自由和尊严。结果是国家公务员-国家的精英阶层被奴化，公共知识分子-国家的精神栋梁被奴化，全体公民-国家的基石被奴化，民主价值的守护者被彻底清场。从被迫做奴隶，到自愿做奴隶，再到沦为奴隶而不自知；从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杀又可辱，将人格交给党去任意蹂躏，由此大规模地完成了中国人之人格的彻底奴化，从而成就了极权社会的奴化统治。国人的人格解体，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识的消沉，乃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危机，也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三个贡献是政权黑社会化。绝对权力绝对黑化，一个完全没有制衡、完全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黑化：法制清零，人权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正义清零，人道清零。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权力黑化必然的国家状态。“党天下”是极权主义的典型标志，而“习天下”是“党天下”走向极致的产品。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构成、权力的运作全盘复制黑社会。权力黑化不仅发生在权力的底层，而且发生在权力的高层。全过程专制不仅发生在权力高层，同时也发生在权力的底层。政权从基层到中央全部黑社会化操作和专制化操作，国家暴力和镇压的能力呈现上升趋势，权力操作的透明化和阳光化只能成为奢望。同时黑化的另一面是黑社会政府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四个贡献是极权主义美学。极权主义美学为极权主义作美学包装，为美化极权服务。极权主义美学将审美法西斯化：张扬暴力美学、权力美学、控制美学。炫耀军国主义，炫耀警察国家，炫耀对人的奴役，炫耀对它民族和国土的征服。权力的审美取向主导着全社会的审美格局：颠倒美与丑，颠倒真与假，颠倒善与恶的判断。以丑为美，以假去真，以恶除善。极权主义美学将艺术行为政治化，迫使艺术作政治表述。法西斯审美反映在几乎所有的音乐、美术、雕塑、文学、诗歌、和影视作品中，刻意构建崇高，宣泄狂热，鼓动献身，煽动仇恨。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从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和欣赏趣味。一方面，极权主义主宰着美学的话语权，以征服和控制国民为美学出发点：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的绑架下，芸芸众生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发展出面具美学，媚俗美学和犬儒美学，以此丰富着极权主义美学的内涵，却远远地偏离了人道主义。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五个贡献是党治文化。党治文化鼓吹以党治国，而非以法治国。党权高于政权，党权高于法权。党权横行之处，无法权地位。威权体制下的人治文化，固然是独裁，却也容忍法律在形式上的存在。但极权社会，容不下法律，一切党说了算，法说了不算，党大于法，党将意志强加于法，党的意志贯穿于法的过程和判决。党治否定宪政和藐视法治。以极权取代法制，以党治取代法治，以权力取代法律，以潜规则取代契约。党蔑视法律的权威和程序的公平正义。党治剥夺了司法独立，剥夺了法律的尊严。法治，顾名思义依法而治，以人权保障和自由保障为前提，以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为要义，从而促进社会管理机制的建立，以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法治，还是党治，是区分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显著标志。那些享受着权力可以带来的好处的人怎么会主动接受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呢？当然不会。监督和制衡权力的力量必然来自外在的政治反对力量，即反对党，同时也来自独立的司法体系，从而使党治成为不可能。可悲的是反对党在哪里？司法独立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难道只是戏谈？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六个贡献是扼杀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而健全的公民人格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民社会界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概念，并指定国家权力由公民赋予。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公民文化的外延是公民醒觉、公民自治和公民运动。极权社会摧残宪政建设扼杀民主社会总是从扼杀公民人格和公民社会入手，残酷地且无耻地剥夺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极权社会无公民。在一个威权社会，公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需要展现公民素质，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坚守公民不服从的理念，将公民运动向着民主运动推进。但是，丁家喜，许志永所坚持的公民运动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白纸运动被镇压，举白纸的姑娘被拘捕，从而引发人们反思，当公民尊严和权利被完全剥夺时，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些适用于威权社会的抗争手段是否依然实用于极权社会？没有公民身份该如何行使公民抗争的手段？公民自治没有生存空间又如何推动公民运动以形成公民社会？正因为公民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天然联系，极权主义对公民运动必然会采取残酷的镇压，力图堵死走向宪政与民主的所有通道。当和平抗争被一次次镇压，人们是否应该丢掉幻想？！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七个贡献是公有文化，其内涵是共同富裕，消灭私有制。表面上看，人们以为共同富裕是把财产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实质上共同富裕是把全体人民的财产转移到国家权贵手里。鼓吹消灭私有制，它不说“消灭”，那样显得太豺狼气，而说得花俏一点叫“共有”，带上了点现代气息，这样更具温情。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什么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脱贫攻坚、国进民退、雄安新区，这一出出玩弄的都是共同富裕的把戏，背后被掩盖的是血腥暴虐、饿殍遍野，荒唐谎言、满目萧瑟、烂尾工程等恶果。公有制导向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维护极权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拥有私有财产，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动用政府权力以暴力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反人类的罪行。共同富裕的国际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都有个“共产”的那个“共”字。共同富裕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现代翻版，恢复供销社和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现代翻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现代翻版，都是共产党称霸世界野心的体现。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八个贡献是造神文化和颂圣文化。党文化被当作一种宗教来推行，有党规，有教义，有神坛。斯大林时期也有造神运动，强调国家意志和个人崇拜；但是中共的造神文化可谓登峰造极，它不局限于个人崇拜，而是推崇颂圣文化，乃至直接封神，总书记看一眼的杯子立即就能成为圣物。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表达对习核心的忠诚时说：”在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思想上高度信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始终紧跟核心”: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表达衷心时则说：这个核心是“时代呼唤，人民期盼，历史选择，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旗帜、方向、信仰”，这些在毛泽东时代听到过的肉麻词汇又回来了，了无新意。2023年出笼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明确指定“习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制度化。共产主义图腾伴随着谎言在中华大地大张旗鼓地弥漫，党权神权化，极力打造党天下，打造习天下，造神、颂圣和谄媚文化三位一体。造神文化与消灭宗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运动。党文化要造出一个自己的神来，必然就要消灭其他有神论的宗教，独尊本教。宗教涉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同时也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观念；宗教既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也是个体遵循神示通过修身和禅定从而实现人生的终极追求。宗教的核心价值是向善，但党文化通过反宗教反信仰从而引导人心向恶、向愚。当年义和团所干的焚烧教堂屠杀教士的勾当，今日的共产党还在接着干。寺院成了党史学习班，和尚尼姑都成了“习语录”学习标兵。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九个贡献是灭绝民族文化和种族文化。说到种族灭绝，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实种族灭绝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规定：“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西藏藏传佛教的宗教灭绝，对内蒙古民族文字的文化灭绝行为，都不仅仅是文化绞杀，更是种族灭绝，实质是政治绞杀，强行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发言权，扼杀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归属感，对少数民族强制实行同化。最近揭露出来中国政府将100万图伯特儿童强制隔离在寄宿学校进行系统性汉化教育。灭绝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都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灭绝民族文化必将埋下民族仇恨的种子，更深深埋下国家分裂的危机。极权之下，只有一元党文化，多民族文化不可能生存，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更不可能，民族和谐也不可能。当务之急，是解救被中共关押在集中营的百万维吾尔人。

党文化对极权主义的第十个贡献是腐败文化。贪腐本是个体行为，专指个别贪官贪财，贪色，贪权的行为；但是中共硬是把腐败培养成了一种官场文化，令腐败制度化、腐败群体化和腐败规模化。党文化将腐败根植于中共体制，使腐败成为全方位的制度性行为，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司法、金融、地产、教育和文艺领域普遍存在腐败，以权力窃取国家财产，以权力掠夺民脂民膏，以权力谋取私利。党文化还将腐败培养成一种官员的群体性行为：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全党皆贪，不贪不足以为官。县城官员有县城的贪法，省城官员有省城的贪法，中央的官员有中央的贪法，大贪、中贪、小贪，遍地皆是，一个个有恃无恐，胆大包天。党文化刺激着腐败膨胀并使其规模化，中共不敢公示财产, 因为贪污来的钱，都是天文数字，比如郭伯雄，徐才厚侵吞国家财产，接受巨额贿赂；比如赖小民贪污人民币18亿。腐败的另一面是权色交易，淫乱文化是党文化抹不去的一部分。中共淫乱文化始自延安。近日有报道总结出：生殖器等于升职器，一位女副书记一路升迁全凭配睡了多名高官，还贪污千万元，被判10年，而睡了她的高官们却安然无事。另有报道，法院官员们集体嫖娼，法律人目无法纪，中国的法律没有尊严。腐败腐蚀着整个国家机器。腐败还表现在权力家族化，权力分配在家族内部进行，国企的职位，政府的官职往往被家族垄断，甚至世袭，呈现出权力的近亲繁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一个贡献是特权文化。共产党的权力阶层早已堕落成一个特权阶层，享受着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的种种特殊的待遇、权利和利益：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他们之所以拥有优于他人的地位、财富、机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正是他们利用手中窃取来的权力所自我赋予的，其实质是对普通民众财产的掠夺和鲸吞。特权文化维护的是特权阶层所有制，比如红二代拥有国家企业和国家资产70%以上的话语权和支配权；比如官二代拥有比平民子弟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高干拥有高薪和豪华住宅，可进高干病房，可有警务、医务、厨子、司机等配置；这些都是凭借权力掠夺来的。某个群体掌握了特权，意味着另一些群体被剥夺了权利，或遭到歧视和排斥。中国社会布满了大大小小大的土皇帝，各自拥有着大大小小的特权，只要在它管辖的范围内，他就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特权阶层有权利无义务，老百姓有义务没权利，不是老百姓没有权利意识，而是权力剥夺了他们的权利。特权是一个社会不公和不平等的显著标志，是社会的毒瘤。同时特权也是统治者用来收买忠诚的一种手段。只要权力不被关进笼子里，特权阶层就会继续存在。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二个贡献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的内涵有二：反对知识，并反对掌握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反智主义远离人的正常思维，远离常识，远离逻辑判断，远离价值判断，甚至远离伦理。反智主义鄙视知识，反对科学，否定教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中国版最早的反智主义。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展示的纲领、指导思想和口号都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比如咒骂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对其进行改造；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掌握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忽而退耕还林，忽而退林还耕；删减中小学教材中的逻辑教育和伦理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瞎折腾，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摧残创造力和想象力，摧毁教育，传播骗局，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推动着极权主义僵尸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三个贡献是文字狱。文字狱的实质是文化专制。不仅任何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和文字将受到惩罚，任何可能影射或偏离党的政策的言论和文字也都将被绝对禁止。不可妄议中央，这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文字狱的现代版。文字狱造成全民噤声，公民的自由表达权被剥夺，大胆敢言者被冠以“思想罪”，重者锒铛入狱，轻者开除公职，以剥夺其生存能力，迫使其就范，所谓“不臣服者不得食“。文字狱必然导向党八股，官话、套话、媚话、不绝于耳。文字狱必然导致文化沙漠，文风、文笔、文体，语言粗俗，文字空洞，文过饰非；不是充满虎狼气，便是充满粉脂气，唯独缺乏美感与正气。文字狱彻底绞杀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没有了人文理想，人退化为犬儒，退化为伪君子，退化为禽兽。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四个贡献是谎言文化和造假文化。中国人生活在谎言中。纳粹分子戈培尔是极权主义谎言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一系列为巩固极权统治的谎言理论。他说：“如果要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谎撒的越大，越有可信的力量“，”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他还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作真理”。中共得此真传，不仅全盘继承了戈培尔的谎言理论，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它，对于谎言“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入心入脑入魂”；戈培尔努力把谎言变为真理，中共努力用谎言塑造人，用谎言包装社会，令全社会都侵淫在谎言中。党文化对谎言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将谎言物化，即将谎言文化物化为造假文化。党以谎言愚弄群众，不仅精神造假，而且物质造假；不仅文字造假，新闻造假，而且数据造假，科技造假，产品造假，工程造假，文艺造假，财务造假，历史造假。一切皆可造假，一切皆可山寨。中国无真新闻，中国的新闻自由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仅次于北朝鲜。《人民日报》是天下第一谎言机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尽是些撒谎不脸红的无赖，让他们说真话太难，说假话张口便来。中国无文艺，利用文艺造假更是中共一大发明，什么战狼剧、脑残剧、雷人剧、抗日神剧，胡编乱造，低俗谄媚。中共的谎言文化和造假文化还蔓延到了海外，中共的外交成了谎言外交加战狼外交，中国销到海外的商品假冒伪劣，伤害外国消费者利益。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五个贡献是播种仇恨文化。播种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宗教仇恨，历史仇恨和国际仇恨。播种仇恨是中共维护其统治的手段之一，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制造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仇恨，制造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制造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如此便可以转移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煽动穷人仇恨富人，煽动中国人仇恨西方人，煽动农村人仇恨城里人，煽动无知者仇恨知识分子，煽动无能者嫉贤妒能，煽动子女揭发告密父母，煽动反日、反美、反欧情绪。中国人生活在仇恨中，不但仇恨别人，而且被别人仇恨。最近创新的农管文化（还有之前的城管文化），导致多起灭门案件，这是一种互害文化，制造人人自危人人相互仇恨的社会环境。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仇恨文化和仇恨教育，对社会冷漠，对弱者鄙视，不懂得尊重，不懂得宽容，不懂的爱，缺乏善良，缺乏恻隐之心。仇恨文化激发人性之恶，窒息民族的灵魂。党文化擅长于歪曲历史事件并利用其要求人们牢记国恨家仇和阶级苦难，从而使整个国家浸淫在仇恨中。仇恨文化显然是腐朽的反现代性的文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六个贡献是把孩子们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应该是自由灵魂，独立思考，社会担当，文化教养，严以自律，正直勇敢，具有良知。但是党文化教育之下的学生为强权政治和极权文化所绑架所奴役，难以抵御权力和物欲的诱惑，他们一旦接近或进入权力中心地带，便立即助纣为虐，同流合污。而那些无法接近权力中心地带的人，唯一的选择便是把自己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达此目标，乃至论文造假，文凭造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极端自私，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没有信仰，没有担当，没有社会责任感，更没有大关怀和大悲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实用主义者，相信实力；他们善于伪装成体制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也善于表达忠诚。表面上他们只利己，不害人；但实际上他们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与权力勾结，难免不沉沦。告密文化中的告密者通常都是些低档的利己主义者，体制需要这样的人。其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自己也知道这是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之下的一种挣扎，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只能在精致的利己中变得麻木不仁。他们始终不明白将他们逼良为娼的是那个体制。
……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贡献还可以例举很多，诸如谄媚文化，告密文化，爱国贼文化等等不一一赘述。总之，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能看到党文化的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被彻底驱逐出局。

党文化自我标榜有三个代表，其中之一便是代表“先进文化”，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虽然文明有。文化有优质与劣质之分，党文化是反文化，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文、反人性，故属于劣质文化。只有当文化符合社会族群的良知时才是优质的文化，党文化显然不是，因为它违背基本的社会良知。

党不断地提醒域内的人民要有文化自信，当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一种劣质文化怎么可能自信？一种依靠谎言和恐惧维持的文化怎么可能自信？

俄乌战争已经敲响了普京威权主义的丧钟，那么离极权主义的丧钟还远吗？

2023-06-01 于剑魂禅心斋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或群体特点的社会产品，它展示这个社会群体独特的信仰、价值、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习俗等等。文化与文明不同，文明是趋同的，落后的文明总是要向着先进的文明发展；而文化则标志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独特身份，它在社会群体内部创造、共享和传承，相对独立，有边界。与不同群体交流时，不求同，但存异。当其符合社会群体的良知时，即当其符合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性需求时，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难分优劣。

文明与文化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文明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平，使其更为方便和舒适，比如蒸汽机的运用（工业文明），电子设备的运用（电子文明），信息技术的运用（信息文明），都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文化则提高人类生活的内涵和品质，使其更为丰富和充实，比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食品和服饰的发展，更符合人道主义，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如今充斥和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特色的中共党文化，简称党文化。党文化是极权文化的中国版本，是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党文化吞噬中国文化，党文化以外来文化的身份驱逐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

党文化是一种文化吗? 不是, 党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如果非要说党文化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劣质文化，是反文化的文化。党文化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文、反人性。

极权文化是伴随着极权主义而诞生的文化产品，比如纳粹文化，通过生命杀戮制造恐惧；比如苏维埃文化，通过思想杀戮来消灭异己。极权文化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巩固极权统治而滋生出来的文化。

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一个极权社会的过程中所发展起来并付诸实践的文化。党文化作为极权文化的当代形式它有三个源头，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暴力文化，阶级文化和共产文化，那时的党文化尚停留在文字阶段，具有理论指导和思想指导作用；二是由列宁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苏维埃文化，它是暴力文化，专制文化，共产文化和阶级灭绝文化的实施阶段，具有示范和鼓励作用；三是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中建立起来的纳粹文化，它与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文化合流，滋润和灌溉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二战中和战后发展起来的中共党文化，它把党文化引向更为暴虐的阶段。

中共党文化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斯和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口头革命阶段，也没有停留在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清洗的实验和实施阶段，而是将极权文化向着纵深推动和发展了，以脑控和人格杀戮取代阶级清洗，以极权体制取代无产阶级专制。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极权文化的内涵和规模，使极权文化从生涩走向成熟。中共党文化的核心价值围绕着党的权力、党的地位、党的利益、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性展开。而“党”的概念又不时被“领袖”所偷换，最终集党的权力于领袖一身，以极权体制彻底抛弃和取代中共建党初期所崇拜的民主集中制。

且看中共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究竟有哪些贡献：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主要贡献是脑控文化，这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洗脑工程，而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从而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和工具。脑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实施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和控脑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只有对全体人民实行彻底脑控之后，极权主义才可能进行思想操纵、信仰操纵、价值操纵、认知操纵、话语操纵、审美操纵和教育操纵。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是极权的灾难，从苏联和东欧极权体系瓦解的教训中，中共终于认识到极权主义的生存法则就是必须对全体人民实行脑控，否则极权主义无法生存。全民脑控彻底关闭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门，使人们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众与极权博弈的最高层次就是脑控与反脑控的斗争，操纵与反操纵的斗争。中共不仅对本国人民实行脑控，而且虎视眈眈地试图对世界实行脑控，企图引领世界思想潮流。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另一主要贡献是人格杀戮，打造奴性人格。通常，人格杀戮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格博弈和名誉伤害，但极权社会的人格杀戮具有规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征，它指向社会群体，比如国家公务员群体，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全体公民。对公民的心里人格、社会人格和政治人格实行普遍的摧毁，最终剥夺公民的自由和尊严。结果是国家公务员-国家的精英阶层被奴化，公共知识分子-国家的精神栋梁被奴化，全体公民-国家的基石被奴化，民主价值的守护者被彻底清场。从被迫做奴隶，到自愿做奴隶，再到沦为奴隶而不自知；从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杀又可辱，将人格交给党去任意蹂躏，由此大规模地完成了中国人之人格的彻底奴化，从而成就了极权社会的奴化统治。国人的人格解体，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识的消沉，乃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危机，也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三个贡献是政权黑社会化。绝对权力绝对黑化，一个完全没有制衡、完全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黑化：法制清零，人权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正义清零，人道清零。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权力黑化必然的国家状态。“党天下”是极权主义的典型标志，而“习天下”是“党天下”走向极致的产品。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构成、权力的运作全盘复制黑社会。权力黑化不仅发生在权力的底层，而且发生在权力的高层。全过程专制不仅发生在权力高层，同时也发生在权力的底层。政权从基层到中央全部黑社会化操作和专制化操作，国家暴力和镇压的能力呈现上升趋势，权力操作的透明化和阳光化只能成为奢望。同时黑化的另一面是黑社会政府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四个贡献是极权主义美学。极权主义美学为极权主义作美学包装，为美化极权服务。极权主义美学将审美法西斯化：张扬暴力美学、权力美学、控制美学。炫耀军国主义，炫耀警察国家，炫耀对人的奴役，炫耀对它民族和国土的征服。权力的审美取向主导着全社会的审美格局：颠倒美与丑，颠倒真与假，颠倒善与恶的判断。以丑为美，以假去真，以恶除善。极权主义美学将艺术行为政治化，迫使艺术作政治表述。法西斯审美反映在几乎所有的音乐、美术、雕塑、文学、诗歌、和影视作品中，刻意构建崇高，宣泄狂热，鼓动献身，煽动仇恨。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从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和欣赏趣味。一方面，极权主义主宰着美学的话语权，以征服和控制国民为美学出发点：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的绑架下，芸芸众生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发展出面具美学，媚俗美学和犬儒美学，以此丰富着极权主义美学的内涵，却远远地偏离了人道主义。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五个贡献是党治文化。党治文化鼓吹以党治国，而非以法治国。党权高于政权，党权高于法权。党权横行之处，无法权地位。威权体制下的人治文化，固然是独裁，却也容忍法律在形式上的存在。但极权社会，容不下法律，一切党说了算，法说了不算，党大于法，党将意志强加于法，党的意志贯穿于法的过程和判决。党治否定宪政和藐视法治。以极权取代法制，以党治取代法治，以权力取代法律，以潜规则取代契约。党蔑视法律的权威和程序的公平正义。党治剥夺了司法独立，剥夺了法律的尊严。法治，顾名思义依法而治，以人权保障和自由保障为前提，以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为要义，从而促进社会管理机制的建立，以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法治，还是党治，是区分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显著标志。那些享受着权力可以带来的好处的人怎么会主动接受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呢？当然不会。监督和制衡权力的力量必然来自外在的政治反对力量，即反对党，同时也来自独立的司法体系，从而使党治成为不可能。可悲的是反对党在哪里？司法独立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难道只是戏谈？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六个贡献是扼杀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而健全的公民人格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民社会界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概念，并指定国家权力由公民赋予。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公民文化的外延是公民醒觉、公民自治和公民运动。极权社会摧残宪政建设扼杀民主社会总是从扼杀公民人格和公民社会入手，残酷地且无耻地剥夺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极权社会无公民。在一个威权社会，公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需要展现公民素质，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坚守公民不服从的理念，将公民运动向着民主运动推进。但是，丁家喜，许志永所坚持的公民运动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白纸运动被镇压，举白纸的姑娘被拘捕，从而引发人们反思，当公民尊严和权利被完全剥夺时，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些适用于威权社会的抗争手段是否依然实用于极权社会？没有公民身份该如何行使公民抗争的手段？公民自治没有生存空间又如何推动公民运动以形成公民社会？正因为公民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天然联系，极权主义对公民运动必然会采取残酷的镇压，力图堵死走向宪政与民主的所有通道。当和平抗争被一次次镇压，人们是否应该丢掉幻想？！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七个贡献是公有文化，其内涵是共同富裕，消灭私有制。表面上看，人们以为共同富裕是把财产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实质上共同富裕是把全体人民的财产转移到国家权贵手里。鼓吹消灭私有制，它不说“消灭”，那样显得太豺狼气，而说得花俏一点叫“共有”，带上了点现代气息，这样更具温情。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什么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脱贫攻坚、国进民退、雄安新区，这一出出玩弄的都是共同富裕的把戏，背后被掩盖的是血腥暴虐、饿殍遍野，荒唐谎言、满目萧瑟、烂尾工程等恶果。公有制导向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维护极权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拥有私有财产，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动用政府权力以暴力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反人类的罪行。共同富裕的国际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都有个“共产”的那个“共”字。共同富裕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现代翻版，恢复供销社和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现代翻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现代翻版，都是共产党称霸世界野心的体现。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八个贡献是造神文化和颂圣文化。党文化被当作一种宗教来推行，有党规，有教义，有神坛。斯大林时期也有造神运动，强调国家意志和个人崇拜；但是中共的造神文化可谓登峰造极，它不局限于个人崇拜，而是推崇颂圣文化，乃至直接封神，总书记看一眼的杯子立即就能成为圣物。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表达对习核心的忠诚时说：”在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思想上高度信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始终紧跟核心”: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表达衷心时则说：这个核心是“时代呼唤，人民期盼，历史选择，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旗帜、方向、信仰”，这些在毛泽东时代听到过的肉麻词汇又回来了，了无新意。2023年出笼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明确指定“习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制度化。共产主义图腾伴随着谎言在中华大地大张旗鼓地弥漫，党权神权化，极力打造党天下，打造习天下，造神、颂圣和谄媚文化三位一体。造神文化与消灭宗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运动。党文化要造出一个自己的神来，必然就要消灭其他有神论的宗教，独尊本教。宗教涉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同时也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观念；宗教既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也是个体遵循神示通过修身和禅定从而实现人生的终极追求。宗教的核心价值是向善，但党文化通过反宗教反信仰从而引导人心向恶、向愚。当年义和团所干的焚烧教堂屠杀教士的勾当，今日的共产党还在接着干。寺院成了党史学习班，和尚尼姑都成了“习语录”学习标兵。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九个贡献是灭绝民族文化和种族文化。说到种族灭绝，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实种族灭绝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规定：“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西藏藏传佛教的宗教灭绝，对内蒙古民族文字的文化灭绝行为，都不仅仅是文化绞杀，更是种族灭绝，实质是政治绞杀，强行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发言权，扼杀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归属感，对少数民族强制实行同化。最近揭露出来中国政府将100万图伯特儿童强制隔离在寄宿学校进行系统性汉化教育。灭绝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都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灭绝民族文化必将埋下民族仇恨的种子，更深深埋下国家分裂的危机。极权之下，只有一元党文化，多民族文化不可能生存，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更不可能，民族和谐也不可能。当务之急，是解救被中共关押在集中营的百万维吾尔人。

党文化对极权主义的第十个贡献是腐败文化。贪腐本是个体行为，专指个别贪官贪财，贪色，贪权的行为；但是中共硬是把腐败培养成了一种官场文化，令腐败制度化、腐败群体化和腐败规模化。党文化将腐败根植于中共体制，使腐败成为全方位的制度性行为，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司法、金融、地产、教育和文艺领域普遍存在腐败，以权力窃取国家财产，以权力掠夺民脂民膏，以权力谋取私利。党文化还将腐败培养成一种官员的群体性行为：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全党皆贪，不贪不足以为官。县城官员有县城的贪法，省城官员有省城的贪法，中央的官员有中央的贪法，大贪、中贪、小贪，遍地皆是，一个个有恃无恐，胆大包天。党文化刺激着腐败膨胀并使其规模化，中共不敢公示财产, 因为贪污来的钱，都是天文数字，比如郭伯雄，徐才厚侵吞国家财产，接受巨额贿赂；比如赖小民贪污人民币18亿。腐败的另一面是权色交易，淫乱文化是党文化抹不去的一部分。中共淫乱文化始自延安。近日有报道总结出：生殖器等于升职器，一位女副书记一路升迁全凭配睡了多名高官，还贪污千万元，被判10年，而睡了她的高官们却安然无事。另有报道，法院官员们集体嫖娼，法律人目无法纪，中国的法律没有尊严。腐败腐蚀着整个国家机器。腐败还表现在权力家族化，权力分配在家族内部进行，国企的职位，政府的官职往往被家族垄断，甚至世袭，呈现出权力的近亲繁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一个贡献是特权文化。共产党的权力阶层早已堕落成一个特权阶层，享受着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的种种特殊的待遇、权利和利益：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他们之所以拥有优于他人的地位、财富、机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正是他们利用手中窃取来的权力所自我赋予的，其实质是对普通民众财产的掠夺和鲸吞。特权文化维护的是特权阶层所有制，比如红二代拥有国家企业和国家资产70%以上的话语权和支配权；比如官二代拥有比平民子弟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高干拥有高薪和豪华住宅，可进高干病房，可有警务、医务、厨子、司机等配置；这些都是凭借权力掠夺来的。某个群体掌握了特权，意味着另一些群体被剥夺了权利，或遭到歧视和排斥。中国社会布满了大大小小大的土皇帝，各自拥有着大大小小的特权，只要在它管辖的范围内，他就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特权阶层有权利无义务，老百姓有义务没权利，不是老百姓没有权利意识，而是权力剥夺了他们的权利。特权是一个社会不公和不平等的显著标志，是社会的毒瘤。同时特权也是统治者用来收买忠诚的一种手段。只要权力不被关进笼子里，特权阶层就会继续存在。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二个贡献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的内涵有二：反对知识，并反对掌握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反智主义远离人的正常思维，远离常识，远离逻辑判断，远离价值判断，甚至远离伦理。反智主义鄙视知识，反对科学，否定教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中国版最早的反智主义。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展示的纲领、指导思想和口号都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比如咒骂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对其进行改造；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掌握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忽而退耕还林，忽而退林还耕；删减中小学教材中的逻辑教育和伦理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瞎折腾，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摧残创造力和想象力，摧毁教育，传播骗局，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推动着极权主义僵尸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三个贡献是文字狱。文字狱的实质是文化专制。不仅任何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和文字将受到惩罚，任何可能影射或偏离党的政策的言论和文字也都将被绝对禁止。不可妄议中央，这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文字狱的现代版。文字狱造成全民噤声，公民的自由表达权被剥夺，大胆敢言者被冠以“思想罪”，重者锒铛入狱，轻者开除公职，以剥夺其生存能力，迫使其就范，所谓“不臣服者不得食“。文字狱必然导向党八股，官话、套话、媚话、不绝于耳。文字狱必然导致文化沙漠，文风、文笔、文体，语言粗俗，文字空洞，文过饰非；不是充满虎狼气，便是充满粉脂气，唯独缺乏美感与正气。文字狱彻底绞杀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没有了人文理想，人退化为犬儒，退化为伪君子，退化为禽兽。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四个贡献是谎言文化和造假文化。中国人生活在谎言中。纳粹分子戈培尔是极权主义谎言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一系列为巩固极权统治的谎言理论。他说：“如果要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谎撒的越大，越有可信的力量“，”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他还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作真理”。中共得此真传，不仅全盘继承了戈培尔的谎言理论，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它，对于谎言“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入心入脑入魂”；戈培尔努力把谎言变为真理，中共努力用谎言塑造人，用谎言包装社会，令全社会都侵淫在谎言中。党文化对谎言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将谎言物化，即将谎言文化物化为造假文化。党以谎言愚弄群众，不仅精神造假，而且物质造假；不仅文字造假，新闻造假，而且数据造假，科技造假，产品造假，工程造假，文艺造假，财务造假，历史造假。一切皆可造假，一切皆可山寨。中国无真新闻，中国的新闻自由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仅次于北朝鲜。《人民日报》是天下第一谎言机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尽是些撒谎不脸红的无赖，让他们说真话太难，说假话张口便来。中国无文艺，利用文艺造假更是中共一大发明，什么战狼剧、脑残剧、雷人剧、抗日神剧，胡编乱造，低俗谄媚。中共的谎言文化和造假文化还蔓延到了海外，中共的外交成了谎言外交加战狼外交，中国销到海外的商品假冒伪劣，伤害外国消费者利益。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五个贡献是播种仇恨文化。播种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宗教仇恨，历史仇恨和国际仇恨。播种仇恨是中共维护其统治的手段之一，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制造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仇恨，制造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制造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如此便可以转移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煽动穷人仇恨富人，煽动中国人仇恨西方人，煽动农村人仇恨城里人，煽动无知者仇恨知识分子，煽动无能者嫉贤妒能，煽动子女揭发告密父母，煽动反日、反美、反欧情绪。中国人生活在仇恨中，不但仇恨别人，而且被别人仇恨。最近创新的农管文化（还有之前的城管文化），导致多起灭门案件，这是一种互害文化，制造人人自危人人相互仇恨的社会环境。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仇恨文化和仇恨教育，对社会冷漠，对弱者鄙视，不懂得尊重，不懂得宽容，不懂的爱，缺乏善良，缺乏恻隐之心。仇恨文化激发人性之恶，窒息民族的灵魂。党文化擅长于歪曲历史事件并利用其要求人们牢记国恨家仇和阶级苦难，从而使整个国家浸淫在仇恨中。仇恨文化显然是腐朽的反现代性的文化。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第十六个贡献是把孩子们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应该是自由灵魂，独立思考，社会担当，文化教养，严以自律，正直勇敢，具有良知。但是党文化教育之下的学生为强权政治和极权文化所绑架所奴役，难以抵御权力和物欲的诱惑，他们一旦接近或进入权力中心地带，便立即助纣为虐，同流合污。而那些无法接近权力中心地带的人，唯一的选择便是把自己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达此目标，乃至论文造假，文凭造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极端自私，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没有信仰，没有担当，没有社会责任感，更没有大关怀和大悲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实用主义者，相信实力；他们善于伪装成体制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也善于表达忠诚。表面上他们只利己，不害人；但实际上他们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与权力勾结，难免不沉沦。告密文化中的告密者通常都是些低档的利己主义者，体制需要这样的人。其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自己也知道这是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之下的一种挣扎，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只能在精致的利己中变得麻木不仁。他们始终不明白将他们逼良为娼的是那个体制。
……
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贡献还可以例举很多，诸如谄媚文化，告密文化，爱国贼文化等等不一一赘述。总之，党文化对极权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能看到党文化的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被彻底驱逐出局。

党文化自我标榜有三个代表，其中之一便是代表“先进文化”，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虽然文明有。文化有优质与劣质之分，党文化是反文化，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文、反人性，故属于劣质文化。只有当文化符合社会族群的良知时才是优质的文化，党文化显然不是，因为它违背基本的社会良知。

党不断地提醒域内的人民要有文化自信，当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一种劣质文化怎么可能自信？一种依靠谎言和恐惧维持的文化怎么可能自信？

俄乌战争已经敲响了普京威权主义的丧钟，那么离极权主义的丧钟还远吗？

2023-06-01 于剑魂禅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