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财新周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持续收缩，此前两个月的扩张步伐也显得疲软，产出和新订单均出现减弱，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的迹象。8月1日公布的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2，跟上个月相比降低了1.3个百分点。这个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表示收缩。财新说，7月制造业的就业形式继续恶化，用工规模连续第五个月下降。企业减少用工的原因，主要是市场需求有限。在此之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21.3%，创历史新高。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在财新网发表题为《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的文章，指出虽然统计局在全国16至24岁青年劳动人口的3200万人之中，将630万人定为失业。不过如果将全国非劳动同时又是非在校生的1600万人全部算为“失业”，加起来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人口就是2230万人。如果将统计中的劳动人口3200万人，加上这些非劳动同时又是非在校生，合共就是4800万人，若以此计算，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实际上就高达46.5%,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观察人士指出，对于劳动阶层来说，薪资多寡是选择工作的最切身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年五月发表的2022年全国平均工资数据，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薪金为6.52万元人民币，月薪约5,436元人民币。而在平均薪金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月收入可达1.03万元人民币。不过对于低学历或低技术的阶层来说，薪金过低形成“有工没人做，有人没工做”的情况。

薪金过低致就业不足

在江苏省南京市任职卡车司机长达十年的张方告诉美国之音,他任职的公司虽然人手不足，但就是因为薪金过低，根本没有青年人愿意进来工作，他也没在公司看见过有年轻的同事。“以我的公司来说，每个月的基本薪金只有两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如果算上加班费的话，最多只有四千多元，而且加班费还是不稳定的，所以青年人当然不会来工作，”他说。

来自云南省，现年二十三岁的黄先生，四年前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想要赚取更高的薪水，所以去了广东省的工厂打工，在去年十一月离职的时候，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可是黄先生受不了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每天必须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说，工作太辛苦，所以毅然“裸辞”。黄先生选择回到家乡，希望可以找到工作环境更好，收入也过得去的工作。可惜事与愿违，黄先生至今已经失业长达八个月，只能倚靠积蓄过活。

黄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已经尝试过把履历表寄到不同的公司，当然也有发给招聘公司的，请他们帮我找工作，从办公室助理到其他行业都希望尝试，可是一直没有任何面试机会。其实也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如果我想做送外卖或搬运行业，就随时可以上班。可是这些工作实在太辛苦了，而且每天也要上班十多个小时，才赚到大约每个月六千多元，跟我从前在工厂工作的薪水差很远，当然如果是在沿海大城市做同样的工作，薪水会高一点。只是说到底，我不可能做一些比从前更辛苦，薪水却少了的工作吧。”对于未来的打算，黄先生表示希望再给自己半年时间，在云南寻找心仪的工作。如果在半年后情况还是没改变，黄先生就会尝试到其他省市找工作机会，只是他肯定的说不会再回工厂打工了。

青年失业率远超官方公布数字

张丹丹的《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文章发布后，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网上的热话。美国之音记者尝试致电张丹丹于北京大学的直线电话，希望对文章的相关细节作更深入的了解，可惜一直访寻不获，直线电话更是立即挂线。

张丹丹在文章中指出，中国青年的高失业率首先归咎于过去3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企业营商环境以及经济活力造成持续影响，再加上大学毕业生投入劳动市场，预计今年七月和八月的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张丹丹建议疏导毕业生降低就业预期和薪金要求，把先就业再择业作为减低失业人口的短期措施。

政治因素加剧失业问题

不过对于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来说，中国的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根本原因还是政治因素。蒋豪告诉美国之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十多年前就开始存在了，政府一直对民企不太友善，不单没有什么措施鼓励投资，还要求这样收费那样收费，而且又用不同的理由将有钱人吓跑了，看看现在连张艺谋都跑到美国去了，外资跑走了更是不在话下。这样怎能叫人放心在中国投资呢？要有了资本才能吸收劳动力吧，要有新的资本才行，不然经济就停顿了，只在原地打圈。”

蒋豪更不讳言近年的美中贸易战也加剧了外国资本离开中国的问题：“要搞好关系人家才会想来中国投资，不可能一边跟人家搞对抗，一边要求别人来投资。北京从前去美国的航班是每天100班，现在一天只有5班，这样怎么可能发展呢？”蒋豪认为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对情况是帮助不大的。

纽约时报说：“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政治。恢复信心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为企业家阶层和私有财产提供真正的保护。如果中共坚持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议程（他已经取消了许多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政策），那么文件中的承诺将只是说说而已。”

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科技企业家的话说，信心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问题。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誉。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话，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日经亚洲指出，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接近美国的近三倍，远高于欧元区的14%。在数百万没有工资可支配的失业毕业生这样的消费者的拖累下，中国的零售销售额上个月仅增长了3.1%，比2022年6月下降了很多，据官方数据显示，也大大低于5月12.7%的增长率。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在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外，地缘政治，特别是美中贸易战也是造成中国失业率剧增和经济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已连续两个月进出口下滑，下滑幅度急剧扩大。而出口市场的萎缩给本已欲振乏力的中国就业市场笼罩上了更大的阴影。刘开明说：“美国是中国贸易最大市场。本来自从2013年起，外资就因为中国生产成本上涨而开始撤出。在美中贸易战下，近年中国货品进入美国还要加收15%至18%关税，这样就差很远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机会和工资自然会减少。”

在担忧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上周北京发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计划，称将放宽市场准入壁垒，对融资提供便利，这是提高私营企业信心的措施之一。本周一，中国当局又表示，希望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参与从交通到水利、以及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的国家项目。

可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Enodo Economics在一份报告中称，北京的最新立场是向私营企业伸出的“橄榄枝”。但该公司质疑这是否真正意味着中共的经济政策正在“从压制私营企业转向满足党的需求”。

香港 — 财新周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持续收缩，此前两个月的扩张步伐也显得疲软，产出和新订单均出现减弱，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的迹象。8月1日公布的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2，跟上个月相比降低了1.3个百分点。这个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表示收缩。财新说，7月制造业的就业形式继续恶化，用工规模连续第五个月下降。企业减少用工的原因，主要是市场需求有限。在此之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21.3%，创历史新高。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在财新网发表题为《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的文章，指出虽然统计局在全国16至24岁青年劳动人口的3200万人之中，将630万人定为失业。不过如果将全国非劳动同时又是非在校生的1600万人全部算为“失业”，加起来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人口就是2230万人。如果将统计中的劳动人口3200万人，加上这些非劳动同时又是非在校生，合共就是4800万人，若以此计算，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实际上就高达46.5%,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观察人士指出，对于劳动阶层来说，薪资多寡是选择工作的最切身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年五月发表的2022年全国平均工资数据，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薪金为6.52万元人民币，月薪约5,436元人民币。而在平均薪金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月收入可达1.03万元人民币。不过对于低学历或低技术的阶层来说，薪金过低形成“有工没人做，有人没工做”的情况。

薪金过低致就业不足

在江苏省南京市任职卡车司机长达十年的张方告诉美国之音,他任职的公司虽然人手不足，但就是因为薪金过低，根本没有青年人愿意进来工作，他也没在公司看见过有年轻的同事。“以我的公司来说，每个月的基本薪金只有两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如果算上加班费的话，最多只有四千多元，而且加班费还是不稳定的，所以青年人当然不会来工作，”他说。

来自云南省，现年二十三岁的黄先生，四年前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想要赚取更高的薪水，所以去了广东省的工厂打工，在去年十一月离职的时候，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可是黄先生受不了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每天必须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说，工作太辛苦，所以毅然“裸辞”。黄先生选择回到家乡，希望可以找到工作环境更好，收入也过得去的工作。可惜事与愿违，黄先生至今已经失业长达八个月，只能倚靠积蓄过活。

黄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已经尝试过把履历表寄到不同的公司，当然也有发给招聘公司的，请他们帮我找工作，从办公室助理到其他行业都希望尝试，可是一直没有任何面试机会。其实也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如果我想做送外卖或搬运行业，就随时可以上班。可是这些工作实在太辛苦了，而且每天也要上班十多个小时，才赚到大约每个月六千多元，跟我从前在工厂工作的薪水差很远，当然如果是在沿海大城市做同样的工作，薪水会高一点。只是说到底，我不可能做一些比从前更辛苦，薪水却少了的工作吧。”对于未来的打算，黄先生表示希望再给自己半年时间，在云南寻找心仪的工作。如果在半年后情况还是没改变，黄先生就会尝试到其他省市找工作机会，只是他肯定的说不会再回工厂打工了。

青年失业率远超官方公布数字

张丹丹的《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文章发布后，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网上的热话。美国之音记者尝试致电张丹丹于北京大学的直线电话，希望对文章的相关细节作更深入的了解，可惜一直访寻不获，直线电话更是立即挂线。

张丹丹在文章中指出，中国青年的高失业率首先归咎于过去3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企业营商环境以及经济活力造成持续影响，再加上大学毕业生投入劳动市场，预计今年七月和八月的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张丹丹建议疏导毕业生降低就业预期和薪金要求，把先就业再择业作为减低失业人口的短期措施。

政治因素加剧失业问题

不过对于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来说，中国的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根本原因还是政治因素。蒋豪告诉美国之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十多年前就开始存在了，政府一直对民企不太友善，不单没有什么措施鼓励投资，还要求这样收费那样收费，而且又用不同的理由将有钱人吓跑了，看看现在连张艺谋都跑到美国去了，外资跑走了更是不在话下。这样怎能叫人放心在中国投资呢？要有了资本才能吸收劳动力吧，要有新的资本才行，不然经济就停顿了，只在原地打圈。”

蒋豪更不讳言近年的美中贸易战也加剧了外国资本离开中国的问题：“要搞好关系人家才会想来中国投资，不可能一边跟人家搞对抗，一边要求别人来投资。北京从前去美国的航班是每天100班，现在一天只有5班，这样怎么可能发展呢？”蒋豪认为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对情况是帮助不大的。

纽约时报说：“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政治。恢复信心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为企业家阶层和私有财产提供真正的保护。如果中共坚持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议程（他已经取消了许多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政策），那么文件中的承诺将只是说说而已。”

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科技企业家的话说，信心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问题。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誉。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话，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日经亚洲指出，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接近美国的近三倍，远高于欧元区的14%。在数百万没有工资可支配的失业毕业生这样的消费者的拖累下，中国的零售销售额上个月仅增长了3.1%，比2022年6月下降了很多，据官方数据显示，也大大低于5月12.7%的增长率。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在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外，地缘政治，特别是美中贸易战也是造成中国失业率剧增和经济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已连续两个月进出口下滑，下滑幅度急剧扩大。而出口市场的萎缩给本已欲振乏力的中国就业市场笼罩上了更大的阴影。刘开明说：“美国是中国贸易最大市场。本来自从2013年起，外资就因为中国生产成本上涨而开始撤出。在美中贸易战下，近年中国货品进入美国还要加收15%至18%关税，这样就差很远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机会和工资自然会减少。”

在担忧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上周北京发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计划，称将放宽市场准入壁垒，对融资提供便利，这是提高私营企业信心的措施之一。本周一，中国当局又表示，希望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参与从交通到水利、以及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的国家项目。

可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Enodo Economics在一份报告中称，北京的最新立场是向私营企业伸出的“橄榄枝”。但该公司质疑这是否真正意味着中共的经济政策正在“从压制私营企业转向满足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