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对于杨爹为何至死也没有出卖我，没有把我把他从湘阴老家带到广州，和他密谋偷渡香港，为他提供临时户口，以供他躲避清查外流人口等事向当局交待；至死也没有把我牽扯到他们那个“反革命集团”和他们向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信的事件中去。我后来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杨爹他良知尚存，知道我平日待他不薄，不忍心加害于我。他那时也许还没有料到他会仅仅因为幫那六七个地富子弟寄了一封信，就会被中共当局处决，他可能还指望有朝一日刑满释放出来后，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他所需要的幫助；二是他以前坐的二十多年牢，使他对中共的本质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他牵扯更多的人进来，只会害了这些人，并不能减轻中共当局对他自已的处罚。

不论属那种情况，我都要衷心感谢杨爹至始至终都没有将我牵连进去。

我知道，尽管由于我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都作出了应对的安排，成功消除了广州公安对我是否捲入杨爹所涉“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的怀疑。但杨爹在被抓到湘阴之后，在不难想像得到的、中共当局对他的严刑逼供之下，他都没有把我把他从川山坪带到广州、又供给他钱粮度日、又为他提供临时户口应付清查外流人口以及与他谋划偷渡香港这些事供出来，实在应该感谢杨爹的良知未泯和清醒明智，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免于遭遇与他一样的灭顶之灾。

在阿文家里听到杨爹的下场之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悲伤(杨爹死于非命)、失望(偷渡香港的关系断了)和感恩(他始终未将我牵连进去，使我免于一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

阿文问我，打算把蜂放到哪里去？我说：我先把蜂放到石牌车站去，请潘珍幫我照看一下，我还要返回衡阳把剩下的蜂箱、空脾、工具和行李运到广州来。

接着阿文就用他那辆宝贵的“三枪牌”单车把我连人连两个“箱子”都拉到了石牌车站。我下车后一看，石牌车站旁边居然放着好几十箱蜂，我找到潘珍把情况向他说了一下，他说：你把蜂放在这里，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吃饭也可以在车站食堂吃，我幫你买餐票。接着他带我去见放在车站附近的几位养蜂师傅，这儿位养蜂师傅早已从潘珍、粱站长、盘北泉等人口中知道了我养蜂的事。一见面他们就说：早就听说过你的事，都希望有缘相见，今日终于如愿。

梅县的李淼新说：中午你就在我们蜂场吃饭，算是幫你接风，老潘你也一起来。这里的几位师傅有：梅县的李淼新夫妇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儿，李师傅家住广东梅县农村，高中毕业后，浪迹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一带谋生，后来才改行从事养蜂；河南人王友善夫妻带着他的侄儿王金章和三个小孩一起养蜂。王友善出身地主家庭，高中生，刚“解放”就参加革命隨“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后被分配到西宁青海省交通厅工作，57年划为右派被开除工作，遣送回河南老家务农，后外出携妻小及姪儿以养蜂为生；安徽人老倪原在安徽某日报当编辑，57年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务农，后一个人在外养蜂，不知有无妻小；还有与王友善同一个县的趙师傅，他原来当过小学教师，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出来养蜂。中午在李师傅的帐篷里吃饭时，我向李师傅借了七只空蜂箱，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对他说：我还要回衡阳去处理一些事情，大约要十多天才能返回石牌，我不在石牌的时间，还请李师傅幫忙，幫我代为管理一下这七群蜜蜂。他也满口答应了。

飯后，我把蜂群从继箱圈移到李师傅借给我的蜂箱里。安顿好后，我回到阿文家里，在他家我把上次那张从广州到衡阳的旧火车票处理成了一张明天上午从广州到衡阳的新火车票。次日上午我登上了广州到衡阳的一趟慢车，傍晚列车到达乐昌车站，下车后，我根据李师傅他们提供的消息，很快就在乐昌的车站旅社找到了常驻那里的河南长葛八千巢础厂的老趙。我告诉他，我是梅县李淼新师傅他们介绍来请你幫忙的，他一听是李师傅介绍来的，就很热情地说：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说我现在蜂场在广州陷入困境，没有钱周转，我想把在衡阳的二百多张空脾卖给他。老趙说：我们厂主要是卖巢础，和用巢础兑换蜂场的旧脾，巢础九角钱一张，旧脾一张兑换1.2张巢础，收购旧脾是按一块钱一张，我们一般顶多是收购一半兑换一半。后来经我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了全部用现金收购我的旧巢脾。我和他约好后，我决定马上回衡阳把旧脾的蜂巢部份砍下来每五张一起压紧运到乐昌来。蜂场重建的希望又增加了一点。

我回到衡阳先回到老王他们队上，我请队长老魏帮我准备十几个挑夫到山上去幫我把空蜂箱和空脾挑到他们队上来。我说：这次我只能出两块钱一担的工钱，此外要过几天才能付工钱，因为蜜蜂都死光了，巢脾里的蜂蜜和花粉也已消耗殆尽，一担蜂箱比挑上山时要轻二三十斤，而且又是下山，此外，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钱，要等把空脾砍下后，拿到乐昌去卖掉，拿到钱才能付清你们的工钱。老魏说：陈师傅你现在落难，你就是不出钱，我们也会幫你把蜂箱挑下山，两块一担就两块一担，工钱随便你什么时候付都行，我们信得过你。

我和老魏商量好，等过几天山上的积雪化光之后再上山去挑，此时山下的积雪已化得差不多了。又过了五六天，井头江的洪师傅跑来告诉我：听山上下来的人说：山路上的积雪已经化光，只是山上那些背阳的地方还有一些积雪。

第二天我就和老魏他们一起上山，把蜂箱空巢脾以及剩下的一点行李和养蜂用具一起挑到老魏他家的堂屋里(因老魏家里房子比较宽大)，我自己也挑了一担。这次下山远没有上次上山时那么累，更没有我在冰雪覆盖的大山上把两组继箱圈担出来时那么累，因为是下山，每担又比上山时轻了二三十斤，又没有没膝的冰雪覆盖在山路上。

下山后，我仍然住在老王家里，老魏和其他四五家邻居都知道我“落难”，他们家里弄了一点荤菜时，都来叫我去吃饭。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把多余的二百三十多张空巢脾全部从巢框上砍下来，为减少体积便于携带，每五张合在一起，用砖块捶扁压缩然后装进两只大麻袋里二百多张空脾捶扁压缩后，装了满满两大麻袋，重量只有一百多斤，我挑起来并不十分费力。巢脾处理好，第二天我挑起这两大麻袋旧巢脾，要老魏送我到公路边等井头江到西渡的班车，班车达到后，我先爬到车顶的货架上，老魏从下面把麻袋举过头顶递给我，我把麻袋在货架上捆好下来登车后，与老魏挥手告别。

由于那两张往返于衡阳广州的旧车票已重复使用了三次，再处理成新车票容易露出马脚，所以只好在衡阳买了一张到乐昌的车票和自理行包托运票。到乐昌后，我到车站旅社找到赵师傅，我说：这每一垛是五张旧巢脾，一共是二百三十张，你点一下数，他点了一下站起来说：数目是不错，只是里面有的脾下够旧、重量轻要打个折扣，看在李师傅的面子上，就按两百张旧脾算吧！你看中不中？中你就放在这儿，不中你就拿回去。

我知道他这是趁人之危，有意要占我的便宜，以我当时的处境除了卖给他之外，别无选择。他即使再算少一点，我也不得不卖给他。我说：两百就两百吧！他要我和他一起到附近的信用社取了两百块钱交给我，我又从乐昌坐火车返回衡阳。回到老王他们队上。我先把欠的工钱付给他们，然后我用了几天时间把破损的蜂箱都修理好，留下的好巢脾装进蜂箱，用卡子卡紧，所有的养蜂用具、、木工工具、书、行李都装进蜂箱固定好，再把蜂箱盖钉死，以便于托运。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请老魏幫我花了二十块钱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连人连蜂箱一起拖到了衡阳火车站的行包房，我办理了零担托运手续，由于是按重量计费，只花了十几块钱托运费，三十多个蜂箱体积虽大，但重量并不重。

办完托运，我到衡阳电机厂找到孫治国，告诉他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蜂场终于有望走出困境。他说：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样的困境都被你走出来了，真不容易。

我后来仔细一想：所谓的“天无绝人之路”实际上还是人无绝人之路，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之时，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只要你不丧失希望，你就总能在绝境之下，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下，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希望。

当然这还需要你拥有一个崇高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你的精神上的支撑，因为你所遇到的任何艰难险阻、利害得失与你的崇高远大理想抱负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他在任何常人认为不可克服的绝境之下，总能想出并实施一些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之下不愿也不敢采取的办法走出困境。

想一想：如果是在正常的请况之下，我会不会想到，并且敢不敢在风雪交加、大雪封山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冒着被摔下悬崖的危险，去花一天的时间把那两组装载着我未来全部希望的继箱圈担下山？在正常情况下，我会不会想到，并且敢不敢把那两张往返于衡阳至广州的火车票重复使用三次？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会不会想出，并冒着中途被赶下火车的风险，利用火车客车把那七群残存的蜜蜂从衡阳运往广州的办法？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所以我说还是人自己想出了“无绝人之路”的那条路。

不过，我担继箱圈组下山时，未摔到悬崖之下死于非命；托运继箱圈组时未被托运员要求打开检查；进站时未被检票员要求打开检查；上车后蜜蜂飞出时，未被乘警和列车员发现；在车上，周围的乘客没有一个向乘警和列车员举报我带的两个“木箱”内装有严禁上车的蜜蜂，而向当局“检举”周围的人的“违法行为”是那个时代一个人显示自己“阶级觉悟高” 的流行方式。这些就只能算是“天意”了，要知道：尽管我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这些事发生的可能性的措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之所以没有发生这些情况，那就只能归结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前人总结的至理名言。

托运好蜂箱后，我买了一张晚上开往广州的火车票，孫治国请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吃晚饭，并把我送上火车。第二天下午到达广州，我乘公交车到石牌车站附近的公交站，下车后，连忙赶到石牌车站，见到李师傅，我问他蜂群的情况如何？他说：繁殖情况不错，子产得很好，只是有点缺糖，这里又买不到白糖，我幫你买了几斤便宜的水菓糖熬化后饲喂蜂群，以维持蜂群的正常繁殖。我连声向李师傅道谢，他说：朋友之间互相幫忙是正常事，用不着谢。

到石牌后，老潘仍然要我往在他的宿舍里，在他们食堂吃饭。我说可以，但我要自己出钱出粮票购买餐票，老潘也同意了。

过了七八天，我在广州货运站打听到我托运的蜂箱蜂具已经到达了天河车站的仓库里，天河车站是石牌与广州之间的一个小站，要在那里租个车拉到石牌又太不合算，广州租车的运费比衡阳贵多了，我回到石牌后，找老潘和盘北泉商量，盘北泉说：快过春节了，过两天春节期间增开的广州至九龙的加班车就要开通了，这是一种用闷罐货车皮改作的临时列车，车上的列车员和天河站上工作人员我和老潘都很熟，你不如再等两天，到这趟临时加班车开通后，等我和老潘轮休时，带你们一起到天河，把蜂箱蜂具搬到这趟车上拉到石牌，这样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把蜂箱蜂具运到石牌。我说：这太好啦！只是又要麻烦你们两位了。他们说：陈师傅，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

过了两三天，那趟临时客车开通了，那天上午，老潘和老盘都不值班他们通知我：上午九点多钟加班车经过天河车站，停车四分钟，要多去几个人必须在四分钟内，把三十多套蜂箱蜂具全部装上车，到石牌后又必须在四分钟之内全部从车上卸到石牌的站台上。我找到李、王、王、赵、倪五位师傅，老潘、老盘和我一起在上午七点多钟，先坐公交车到达天河车站，我拿托运的货票到车站倉库把蜂箱蜂具全部取出来，分作四堆，放在站台边上，每堆相距约一个车箱的距离，我们八个人分成四组，每组两人，负责一堆蜂箱蜂具的装车，此时天河车站的值班员前来说：这是客车不是货车，不能装这么多货物。此时老潘老盘走上前去，递了一根烟给那个值班员说：X站长！这是我们的几个亲戚，蜂箱本应卸在石牌，不料却卸在了天河，他们又没有钱请车，就只好用这个办法把东西运到石牌啦！还请X站长通融通融。X站一听就说；哎呀！原来是你们的亲戚，那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只是你们装车要快，不能延误开车的时间，也不能影响上下车的乘客。我说：我们已作好准备“货物”分四个车箱装，每个车箱两个人，一个在车上接一个在车下递，用不了两三分钟，就会全部装上去，决不会延误开车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乘客的上下车。

等了不久，这趟临时客车开过来了，车停稳后，我们的每堆“货物”都差不多正好对着一个车门，负责在车上接的四个人立即登上车，下面的四个人立即把蜂箱递上车，不到三分钟就把“货物”全部装上了车，开车后不到十分钟，就到达了石牌车站，我们仍然四个人先跳下车，车上面四个人往下递，下面四个人接，很快就把“货物”全部卸到站台上了，至此整个蜂场的物品全部转运到了石牌车站。

在石牌车站繁殖了两个多月蜜蜂后，到二月中旬我那七群蜂已由原来的11脾发展到六七十脾。我考滤到仅靠这七群蜂今后的收入还难以维持我个人的生活，更不用说还要交钱给生产队以换取养蜂证明了。我向李师师傅表明了想请他幫忙，幫我找其他蜂场买二十几脾蜂来补充蜂群的意思。他说他们一起从湖北到广州来越冬的蜂场中，有两家因没有返回湖北的运费，想卖掉一点蜜蜂来筹集运费，现在他们的蜂都放在中山县繁殖，看哪天我们去个人和你一起去中山县找他们联系一下，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这次去中山还要跟他们联系一下返回湖北采油菜、紫云英花的日期，也好早点报车皮计划。

二月中旬的一天我与王友善一起从石牌坐火车到新会，然后转乘汽车到中山县城，此时已近傍晚，我们只知地址又不知道路，湖北蜂场的驻地离县城还有二十多里路，也就只好在县城找了个便宜旅社住了下来。

晚饭后到县城转了一转，发现这个县城比内地的许多地区级的城市都要繁华、都要漂亮。原来中山县就是以前孫中山先生的故乡香山县，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把它改名为中山县。由于这里距香港很近，所以城市建筑深受西方影响，建筑风格与内地迥然不同，甚至还有巴洛克式的园顶和哥特式的尖顶西洋风格的建筑，除了受香港影响之外，中山县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许多漂洋过海到欧美谋生的华侨，通过自己的勤劳奋斗在欧美“发财”之后，为了回故乡光宗耀祖，常请欧美的建筑设计师设计出中西合壁的新式建筑，并从国外运回水泥、钢筋、瓷砖、彩色玻璃等新式建筑材料在中山县城和乡下建起了许多西洋式、半西洋式建筑，这才使得中山县的县城建筑比内地一些中等城市显得更繁华更西化。

第二天我们按地址一路问到了湖北洪湖县朱国清的蜂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说他正好打算卖掉几群蜂以筹集回湖北的运费，他说附近湖北大沙湖农场的周治才夫妇也想卖掉几群蜂筹集回湖北的运费。接着他要我们在他帐篷里稍等，他去买点菜，顺便把周师傅叫过来一起吃午饭，一起商量一下卖蜂的事和确定回湖北的日期。不久小朱带着买的一点肉和蔬菜还有一瓶“五加皮”药酒回来了，周师傅夫妇随后也来到了。周师傅的老婆叶嫂一进来就说：你们谈事，我来做饭。我们先谈买蜂的事，我说我想买五六群蜂但因资金有限，不能买群势太强的的，五六脾蜂一群的就最好，至于价钱嘛，就依现在的时价，你们看怎么样？朱、周二位都说五六脾一群的蜂他们每家都有几群，到时候可任由你挑选，只是价格呢，我们不好怎么说，陈师傅你说个价吧！我说：以我现在的处境，我当然是希望越便宜越好，但也不能让你们太吃亏，既然我们都不好开口，那就让王师傅说个价吧！朱、周二位也表示同意。王师傅说：既然你们都信得过我，那我就说个价吧！如果你们不同意，就当我没说，你们再自己去商量，我们都说行，你说吧！王师傅说：陈师傅这次来买蜂实在是迫不得已，他的蜂在衡阳遇意外几乎垮光了，这次来买蜂是把所有的旧巢脾全部卖掉才筹集了一点钱，对于陈师傅的处境，我们养蜂的都应拉他一把，我看就按五块钱一脾的价格怎么样？朱、周二位立即回应道：五块就五块，哪个养蜂的没有遇到过背时的时候？届时还不都得靠大家拉一把。我说：你们都同意，我也没有话说，就按王师傅说的价格吧！接着小朱就带我到帐篷外面去看那几箱五六脾蜂一群的蜂，我见群内的蜂都很健康、糖、粉都很充足、子脾面积也很大。

此时叶嫂在里面叫道：都进来吃饭啰！我们都进到帐篷内，见叶嫂已把饭菜都放在空蜂箱上了，小朱找了四个小茶杯把一瓶“五加皮”均匀地分倒到杯子里，大家就边喝酒边聊天，我对朱周二位说：我在你们那里每人买三群，选定好蜂群后，暂时仍由朱、周二位师傅代管，等蜂拖到石牌集中时，再移交给我。他们说：没问题。

饭后我和老王要动身回中山，朱、周二位都说：今天就住在这里吧！我们说：现在赶到中山县城，明天一早从中山出发，一天就可以回到石牌。他们也就不再坚持留我们住了。临走时决定二月二十五号在中山的湖北蜂场都赶到石牌车站集合。我和老王接着就循原路返回中山县城，仍然在那家便宜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傍晚才回到石牌。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对于杨爹为何至死也没有出卖我，没有把我把他从湘阴老家带到广州，和他密谋偷渡香港，为他提供临时户口，以供他躲避清查外流人口等事向当局交待；至死也没有把我牽扯到他们那个“反革命集团”和他们向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信的事件中去。我后来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杨爹他良知尚存，知道我平日待他不薄，不忍心加害于我。他那时也许还没有料到他会仅仅因为幫那六七个地富子弟寄了一封信，就会被中共当局处决，他可能还指望有朝一日刑满释放出来后，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他所需要的幫助；二是他以前坐的二十多年牢，使他对中共的本质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他牵扯更多的人进来，只会害了这些人，并不能减轻中共当局对他自已的处罚。

不论属那种情况，我都要衷心感谢杨爹至始至终都没有将我牵连进去。

我知道，尽管由于我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都作出了应对的安排，成功消除了广州公安对我是否捲入杨爹所涉“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的怀疑。但杨爹在被抓到湘阴之后，在不难想像得到的、中共当局对他的严刑逼供之下，他都没有把我把他从川山坪带到广州、又供给他钱粮度日、又为他提供临时户口应付清查外流人口以及与他谋划偷渡香港这些事供出来，实在应该感谢杨爹的良知未泯和清醒明智，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免于遭遇与他一样的灭顶之灾。

在阿文家里听到杨爹的下场之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悲伤(杨爹死于非命)、失望(偷渡香港的关系断了)和感恩(他始终未将我牵连进去，使我免于一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

阿文问我，打算把蜂放到哪里去？我说：我先把蜂放到石牌车站去，请潘珍幫我照看一下，我还要返回衡阳把剩下的蜂箱、空脾、工具和行李运到广州来。

接着阿文就用他那辆宝贵的“三枪牌”单车把我连人连两个“箱子”都拉到了石牌车站。我下车后一看，石牌车站旁边居然放着好几十箱蜂，我找到潘珍把情况向他说了一下，他说：你把蜂放在这里，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吃饭也可以在车站食堂吃，我幫你买餐票。接着他带我去见放在车站附近的几位养蜂师傅，这儿位养蜂师傅早已从潘珍、粱站长、盘北泉等人口中知道了我养蜂的事。一见面他们就说：早就听说过你的事，都希望有缘相见，今日终于如愿。

梅县的李淼新说：中午你就在我们蜂场吃饭，算是幫你接风，老潘你也一起来。这里的几位师傅有：梅县的李淼新夫妇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儿，李师傅家住广东梅县农村，高中毕业后，浪迹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一带谋生，后来才改行从事养蜂；河南人王友善夫妻带着他的侄儿王金章和三个小孩一起养蜂。王友善出身地主家庭，高中生，刚“解放”就参加革命隨“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后被分配到西宁青海省交通厅工作，57年划为右派被开除工作，遣送回河南老家务农，后外出携妻小及姪儿以养蜂为生；安徽人老倪原在安徽某日报当编辑，57年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务农，后一个人在外养蜂，不知有无妻小；还有与王友善同一个县的趙师傅，他原来当过小学教师，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出来养蜂。中午在李师傅的帐篷里吃饭时，我向李师傅借了七只空蜂箱，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对他说：我还要回衡阳去处理一些事情，大约要十多天才能返回石牌，我不在石牌的时间，还请李师傅幫忙，幫我代为管理一下这七群蜜蜂。他也满口答应了。

飯后，我把蜂群从继箱圈移到李师傅借给我的蜂箱里。安顿好后，我回到阿文家里，在他家我把上次那张从广州到衡阳的旧火车票处理成了一张明天上午从广州到衡阳的新火车票。次日上午我登上了广州到衡阳的一趟慢车，傍晚列车到达乐昌车站，下车后，我根据李师傅他们提供的消息，很快就在乐昌的车站旅社找到了常驻那里的河南长葛八千巢础厂的老趙。我告诉他，我是梅县李淼新师傅他们介绍来请你幫忙的，他一听是李师傅介绍来的，就很热情地说：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说我现在蜂场在广州陷入困境，没有钱周转，我想把在衡阳的二百多张空脾卖给他。老趙说：我们厂主要是卖巢础，和用巢础兑换蜂场的旧脾，巢础九角钱一张，旧脾一张兑换1.2张巢础，收购旧脾是按一块钱一张，我们一般顶多是收购一半兑换一半。后来经我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了全部用现金收购我的旧巢脾。我和他约好后，我决定马上回衡阳把旧脾的蜂巢部份砍下来每五张一起压紧运到乐昌来。蜂场重建的希望又增加了一点。

我回到衡阳先回到老王他们队上，我请队长老魏帮我准备十几个挑夫到山上去幫我把空蜂箱和空脾挑到他们队上来。我说：这次我只能出两块钱一担的工钱，此外要过几天才能付工钱，因为蜜蜂都死光了，巢脾里的蜂蜜和花粉也已消耗殆尽，一担蜂箱比挑上山时要轻二三十斤，而且又是下山，此外，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钱，要等把空脾砍下后，拿到乐昌去卖掉，拿到钱才能付清你们的工钱。老魏说：陈师傅你现在落难，你就是不出钱，我们也会幫你把蜂箱挑下山，两块一担就两块一担，工钱随便你什么时候付都行，我们信得过你。

我和老魏商量好，等过几天山上的积雪化光之后再上山去挑，此时山下的积雪已化得差不多了。又过了五六天，井头江的洪师傅跑来告诉我：听山上下来的人说：山路上的积雪已经化光，只是山上那些背阳的地方还有一些积雪。

第二天我就和老魏他们一起上山，把蜂箱空巢脾以及剩下的一点行李和养蜂用具一起挑到老魏他家的堂屋里(因老魏家里房子比较宽大)，我自己也挑了一担。这次下山远没有上次上山时那么累，更没有我在冰雪覆盖的大山上把两组继箱圈担出来时那么累，因为是下山，每担又比上山时轻了二三十斤，又没有没膝的冰雪覆盖在山路上。

下山后，我仍然住在老王家里，老魏和其他四五家邻居都知道我“落难”，他们家里弄了一点荤菜时，都来叫我去吃饭。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把多余的二百三十多张空巢脾全部从巢框上砍下来，为减少体积便于携带，每五张合在一起，用砖块捶扁压缩然后装进两只大麻袋里二百多张空脾捶扁压缩后，装了满满两大麻袋，重量只有一百多斤，我挑起来并不十分费力。巢脾处理好，第二天我挑起这两大麻袋旧巢脾，要老魏送我到公路边等井头江到西渡的班车，班车达到后，我先爬到车顶的货架上，老魏从下面把麻袋举过头顶递给我，我把麻袋在货架上捆好下来登车后，与老魏挥手告别。

由于那两张往返于衡阳广州的旧车票已重复使用了三次，再处理成新车票容易露出马脚，所以只好在衡阳买了一张到乐昌的车票和自理行包托运票。到乐昌后，我到车站旅社找到赵师傅，我说：这每一垛是五张旧巢脾，一共是二百三十张，你点一下数，他点了一下站起来说：数目是不错，只是里面有的脾下够旧、重量轻要打个折扣，看在李师傅的面子上，就按两百张旧脾算吧！你看中不中？中你就放在这儿，不中你就拿回去。

我知道他这是趁人之危，有意要占我的便宜，以我当时的处境除了卖给他之外，别无选择。他即使再算少一点，我也不得不卖给他。我说：两百就两百吧！他要我和他一起到附近的信用社取了两百块钱交给我，我又从乐昌坐火车返回衡阳。回到老王他们队上。我先把欠的工钱付给他们，然后我用了几天时间把破损的蜂箱都修理好，留下的好巢脾装进蜂箱，用卡子卡紧，所有的养蜂用具、、木工工具、书、行李都装进蜂箱固定好，再把蜂箱盖钉死，以便于托运。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请老魏幫我花了二十块钱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连人连蜂箱一起拖到了衡阳火车站的行包房，我办理了零担托运手续，由于是按重量计费，只花了十几块钱托运费，三十多个蜂箱体积虽大，但重量并不重。

办完托运，我到衡阳电机厂找到孫治国，告诉他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蜂场终于有望走出困境。他说：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样的困境都被你走出来了，真不容易。

我后来仔细一想：所谓的“天无绝人之路”实际上还是人无绝人之路，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之时，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只要你不丧失希望，你就总能在绝境之下，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下，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希望。

当然这还需要你拥有一个崇高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你的精神上的支撑，因为你所遇到的任何艰难险阻、利害得失与你的崇高远大理想抱负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他在任何常人认为不可克服的绝境之下，总能想出并实施一些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之下不愿也不敢采取的办法走出困境。

想一想：如果是在正常的请况之下，我会不会想到，并且敢不敢在风雪交加、大雪封山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冒着被摔下悬崖的危险，去花一天的时间把那两组装载着我未来全部希望的继箱圈担下山？在正常情况下，我会不会想到，并且敢不敢把那两张往返于衡阳至广州的火车票重复使用三次？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会不会想出，并冒着中途被赶下火车的风险，利用火车客车把那七群残存的蜜蜂从衡阳运往广州的办法？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所以我说还是人自己想出了“无绝人之路”的那条路。

不过，我担继箱圈组下山时，未摔到悬崖之下死于非命；托运继箱圈组时未被托运员要求打开检查；进站时未被检票员要求打开检查；上车后蜜蜂飞出时，未被乘警和列车员发现；在车上，周围的乘客没有一个向乘警和列车员举报我带的两个“木箱”内装有严禁上车的蜜蜂，而向当局“检举”周围的人的“违法行为”是那个时代一个人显示自己“阶级觉悟高” 的流行方式。这些就只能算是“天意”了，要知道：尽管我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这些事发生的可能性的措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之所以没有发生这些情况，那就只能归结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前人总结的至理名言。

托运好蜂箱后，我买了一张晚上开往广州的火车票，孫治国请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吃晚饭，并把我送上火车。第二天下午到达广州，我乘公交车到石牌车站附近的公交站，下车后，连忙赶到石牌车站，见到李师傅，我问他蜂群的情况如何？他说：繁殖情况不错，子产得很好，只是有点缺糖，这里又买不到白糖，我幫你买了几斤便宜的水菓糖熬化后饲喂蜂群，以维持蜂群的正常繁殖。我连声向李师傅道谢，他说：朋友之间互相幫忙是正常事，用不着谢。

到石牌后，老潘仍然要我往在他的宿舍里，在他们食堂吃饭。我说可以，但我要自己出钱出粮票购买餐票，老潘也同意了。

过了七八天，我在广州货运站打听到我托运的蜂箱蜂具已经到达了天河车站的仓库里，天河车站是石牌与广州之间的一个小站，要在那里租个车拉到石牌又太不合算，广州租车的运费比衡阳贵多了，我回到石牌后，找老潘和盘北泉商量，盘北泉说：快过春节了，过两天春节期间增开的广州至九龙的加班车就要开通了，这是一种用闷罐货车皮改作的临时列车，车上的列车员和天河站上工作人员我和老潘都很熟，你不如再等两天，到这趟临时加班车开通后，等我和老潘轮休时，带你们一起到天河，把蜂箱蜂具搬到这趟车上拉到石牌，这样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把蜂箱蜂具运到石牌。我说：这太好啦！只是又要麻烦你们两位了。他们说：陈师傅，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

过了两三天，那趟临时客车开通了，那天上午，老潘和老盘都不值班他们通知我：上午九点多钟加班车经过天河车站，停车四分钟，要多去几个人必须在四分钟内，把三十多套蜂箱蜂具全部装上车，到石牌后又必须在四分钟之内全部从车上卸到石牌的站台上。我找到李、王、王、赵、倪五位师傅，老潘、老盘和我一起在上午七点多钟，先坐公交车到达天河车站，我拿托运的货票到车站倉库把蜂箱蜂具全部取出来，分作四堆，放在站台边上，每堆相距约一个车箱的距离，我们八个人分成四组，每组两人，负责一堆蜂箱蜂具的装车，此时天河车站的值班员前来说：这是客车不是货车，不能装这么多货物。此时老潘老盘走上前去，递了一根烟给那个值班员说：X站长！这是我们的几个亲戚，蜂箱本应卸在石牌，不料却卸在了天河，他们又没有钱请车，就只好用这个办法把东西运到石牌啦！还请X站长通融通融。X站一听就说；哎呀！原来是你们的亲戚，那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只是你们装车要快，不能延误开车的时间，也不能影响上下车的乘客。我说：我们已作好准备“货物”分四个车箱装，每个车箱两个人，一个在车上接一个在车下递，用不了两三分钟，就会全部装上去，决不会延误开车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乘客的上下车。

等了不久，这趟临时客车开过来了，车停稳后，我们的每堆“货物”都差不多正好对着一个车门，负责在车上接的四个人立即登上车，下面的四个人立即把蜂箱递上车，不到三分钟就把“货物”全部装上了车，开车后不到十分钟，就到达了石牌车站，我们仍然四个人先跳下车，车上面四个人往下递，下面四个人接，很快就把“货物”全部卸到站台上了，至此整个蜂场的物品全部转运到了石牌车站。

在石牌车站繁殖了两个多月蜜蜂后，到二月中旬我那七群蜂已由原来的11脾发展到六七十脾。我考滤到仅靠这七群蜂今后的收入还难以维持我个人的生活，更不用说还要交钱给生产队以换取养蜂证明了。我向李师师傅表明了想请他幫忙，幫我找其他蜂场买二十几脾蜂来补充蜂群的意思。他说他们一起从湖北到广州来越冬的蜂场中，有两家因没有返回湖北的运费，想卖掉一点蜜蜂来筹集运费，现在他们的蜂都放在中山县繁殖，看哪天我们去个人和你一起去中山县找他们联系一下，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这次去中山还要跟他们联系一下返回湖北采油菜、紫云英花的日期，也好早点报车皮计划。

二月中旬的一天我与王友善一起从石牌坐火车到新会，然后转乘汽车到中山县城，此时已近傍晚，我们只知地址又不知道路，湖北蜂场的驻地离县城还有二十多里路，也就只好在县城找了个便宜旅社住了下来。

晚饭后到县城转了一转，发现这个县城比内地的许多地区级的城市都要繁华、都要漂亮。原来中山县就是以前孫中山先生的故乡香山县，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把它改名为中山县。由于这里距香港很近，所以城市建筑深受西方影响，建筑风格与内地迥然不同，甚至还有巴洛克式的园顶和哥特式的尖顶西洋风格的建筑，除了受香港影响之外，中山县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许多漂洋过海到欧美谋生的华侨，通过自己的勤劳奋斗在欧美“发财”之后，为了回故乡光宗耀祖，常请欧美的建筑设计师设计出中西合壁的新式建筑，并从国外运回水泥、钢筋、瓷砖、彩色玻璃等新式建筑材料在中山县城和乡下建起了许多西洋式、半西洋式建筑，这才使得中山县的县城建筑比内地一些中等城市显得更繁华更西化。

第二天我们按地址一路问到了湖北洪湖县朱国清的蜂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说他正好打算卖掉几群蜂以筹集回湖北的运费，他说附近湖北大沙湖农场的周治才夫妇也想卖掉几群蜂筹集回湖北的运费。接着他要我们在他帐篷里稍等，他去买点菜，顺便把周师傅叫过来一起吃午饭，一起商量一下卖蜂的事和确定回湖北的日期。不久小朱带着买的一点肉和蔬菜还有一瓶“五加皮”药酒回来了，周师傅夫妇随后也来到了。周师傅的老婆叶嫂一进来就说：你们谈事，我来做饭。我们先谈买蜂的事，我说我想买五六群蜂但因资金有限，不能买群势太强的的，五六脾蜂一群的就最好，至于价钱嘛，就依现在的时价，你们看怎么样？朱、周二位都说五六脾一群的蜂他们每家都有几群，到时候可任由你挑选，只是价格呢，我们不好怎么说，陈师傅你说个价吧！我说：以我现在的处境，我当然是希望越便宜越好，但也不能让你们太吃亏，既然我们都不好开口，那就让王师傅说个价吧！朱、周二位也表示同意。王师傅说：既然你们都信得过我，那我就说个价吧！如果你们不同意，就当我没说，你们再自己去商量，我们都说行，你说吧！王师傅说：陈师傅这次来买蜂实在是迫不得已，他的蜂在衡阳遇意外几乎垮光了，这次来买蜂是把所有的旧巢脾全部卖掉才筹集了一点钱，对于陈师傅的处境，我们养蜂的都应拉他一把，我看就按五块钱一脾的价格怎么样？朱、周二位立即回应道：五块就五块，哪个养蜂的没有遇到过背时的时候？届时还不都得靠大家拉一把。我说：你们都同意，我也没有话说，就按王师傅说的价格吧！接着小朱就带我到帐篷外面去看那几箱五六脾蜂一群的蜂，我见群内的蜂都很健康、糖、粉都很充足、子脾面积也很大。

此时叶嫂在里面叫道：都进来吃饭啰！我们都进到帐篷内，见叶嫂已把饭菜都放在空蜂箱上了，小朱找了四个小茶杯把一瓶“五加皮”均匀地分倒到杯子里，大家就边喝酒边聊天，我对朱周二位说：我在你们那里每人买三群，选定好蜂群后，暂时仍由朱、周二位师傅代管，等蜂拖到石牌集中时，再移交给我。他们说：没问题。

饭后我和老王要动身回中山，朱、周二位都说：今天就住在这里吧！我们说：现在赶到中山县城，明天一早从中山出发，一天就可以回到石牌。他们也就不再坚持留我们住了。临走时决定二月二十五号在中山的湖北蜂场都赶到石牌车站集合。我和老王接着就循原路返回中山县城，仍然在那家便宜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傍晚才回到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