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行”一文，全名为《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下面就简称“下行”吧。

“下行”一文，开篇便是满满的正能量，俨然《新闻联播》声音。讲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依据是“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但……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作者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突出如知识创造者“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笔者才疏学浅，本不欲与知名教授说文论道，但心里很不是味儿，不能不一吐为快。

“下行”开篇的正能量叙事，颇有点像是针对一个新国家的叙事。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当然朝代常更新。太远的事就不去说了，从“康乾盛世”说起吧。相对于大明朝，康乾时代怎么说都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疆域大扩充，人口大扩展，相当长时间内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一，此三点没有人否认吧，还有什么事比它们更伟大？对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不需要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进而创建基于中国经济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

我以为郑永年知道这一点：面对那样一个比今天更加伟大的时代，朝庭才不会让它默默无声的。此非厚古薄今，无论如何，今日中国仍未“统一”，国土面积比康乾时代小多了，这不是造谣吧。而第二大经济体，官家迄今并未叫它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事实吧。所以，认为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尚不可以与“康乾盛世”相比，应属于实事求是。事实上，朝庭早就这样做了，清史专家可以顺手拈来成串的歌德文章，可是，它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以及社会科学体系，为后人带来了什么呢？无情的事实是，也就几十年，大清国的外强中干便原形毕现，那个经济总量第一，不是第二，是第一，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可曾经得住台风？郑永年自己也承认，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仍是个“贫穷的经济体”，这个一两百年如直线下降的贫穷是如何造成的，与“康乾盛世”有无关系，要不要谈？还有，今天中国人均财富占有量是多少，要不要谈？

所以，过去也好，今天也罢，乃至未来，对一个时代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从来就不叫新鲜，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化和理论化，不但要有不迎合官方的客观依据，因为任何时代的官家基于自身利益所在，能说上20%的真话就堪称功德无量，即使美西方的官方，依我看说得真话也不会超过60%，而且一应论证要经受得住逻辑与时间的检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南海自己都降了调门，自己都不好意思宣传种种伟大了，例如由以牙还牙打贸易战到反对美西方与中国脱钩。经济怕脱钩，只能是有求于人，有这样的领头羊吗？“下行”里的豪言依据何在？作为一名教授，郑永年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吧。

其实，郑永年的正能量叙事，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现有的地位，需要他向朝庭卖萌，所以他唱几句高调，只为讨赏，不必苛求于他。

他写作“下行”的动机，依我看主要是要向中国的知识界显示，今天要创建一个社会科学体系，舍他其谁了。

诚然，中国现在的知识界，不敢恭维处委实多多，认为这个阶层有负于十几亿人，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有无被迫等待时机的考量？他们未能创建“社会科学体系”，是智力不够、知识缺乏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另者，中国知识界不敢恭维，不等于郑永年可以力挽狂澜。或者说，要世人相信郑永年能力挽狂澜，郑永年要不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东西。

那么，郑永年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见解与行为呢？

鄙人是大约十年前才知郑永年其名的。初读他的文章，我曾有耳目一新之感，就像我曾对胡锡进刮目相看一样，因为他们只一个文风就少了八股味儿。事实上，相较于红朝一些满嘴跑火车的国师，郑教授还算的上是不错的人。

郑永年让我愕然的是19年香港大抗争之际，那种港人近乎倾城出动的壮景与悲情，不容受压迫者和良知犹存者不动容。郑永年却借用他人之口，向权贵集团献策，谓之停掉香港的淡水供应便能制止动乱。作为红朝公安或军队高官，说这号话不算很反常，作为领导一个智库的教授，说这号话就非同小可了。停香港的水，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中下层民众特别妇孺儿童，这是不是涉嫌反人类罪？所幸中南海并未采用郑永年的高见，只为后果太大，性质太恶劣。

实际，即使只谈“下行”，郑文也不免江湖郎中卖假药之嫌。知识，确是人类文明前行的阶梯，却也早就成了多余的正确套话。今天和今后的时代，地球文明仍将重视知识的积累与扩展，是因很多领域，人类仍只有一知半解。尤其知识是个直径无限的圆，圆越大，未知事物越多，我们越显得无知。文明发展无止境，不求知怎么行？

但是，地球文明走到今天，就知识的源流来看，求知欲还得由价值观配套才行。值此文明手段可以轻易毁灭文明的时代，知识与价值观并不必然划等号，乃不争的事实。拿中国来说，知识少吗？有几个国家有中国的典籍丰富？可是靠丰富的帝王术、谄媚术能引领文明大潮流吗？靠单纯的核武、生化、病毒等尖端知识，我们普通人的生命就只能是试验品、原材料。可见，不谈价值观而谈知识，很不妥。而价值观的核心，是权力的公平分配，是保证公平分配的切实机制。

“下行”有一段话，是郑文的重心，令我再度惊愕：“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我有点搞不懂郑教授要干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如前所述的“停水”，兴许郑永年忘了但别人不会忘。那不就是郑永年自己的知识吗，不像是“殖民”的产物，因为郑永年极反感“殖民”。但这号自己的知识，对什么人的胃口呢？至少，港人不可能欢迎。

再就文说文。知识无国界，既不应该有国界，也不可能被“自己”圈养。

知识的传播、互通、发展，从来历经的是个由小范围的共识到大范围的共识、去伪存真、汰劣存优的过程。强调自己的知识，只

能是传统政治的需要，当然屡见不鲜，但试问有哪家自己的知识能原汁原味长存下来？这种“自己的”思想，本质上是唯我独尊，是要让中国与世界相抗衡，是新一轮“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是为专制张目、效力，是要否定全球化、地球村、人权高于主权，是视天下人皆为阿斗。此实非什么扣帽子，打棍子，只为逻辑如此。

愿郑教授有两份清醒，教授若迎合极权和民粹，则头衔与知识越多，越误平民子弟。况且，以中国之大，只说才学，强于郑教授的人亦多矣。

“下行”一文，全名为《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下面就简称“下行”吧。

“下行”一文，开篇便是满满的正能量，俨然《新闻联播》声音。讲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依据是“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但……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作者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突出如知识创造者“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笔者才疏学浅，本不欲与知名教授说文论道，但心里很不是味儿，不能不一吐为快。

“下行”开篇的正能量叙事，颇有点像是针对一个新国家的叙事。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当然朝代常更新。太远的事就不去说了，从“康乾盛世”说起吧。相对于大明朝，康乾时代怎么说都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疆域大扩充，人口大扩展，相当长时间内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一，此三点没有人否认吧，还有什么事比它们更伟大？对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不需要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进而创建基于中国经济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

我以为郑永年知道这一点：面对那样一个比今天更加伟大的时代，朝庭才不会让它默默无声的。此非厚古薄今，无论如何，今日中国仍未“统一”，国土面积比康乾时代小多了，这不是造谣吧。而第二大经济体，官家迄今并未叫它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事实吧。所以，认为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尚不可以与“康乾盛世”相比，应属于实事求是。事实上，朝庭早就这样做了，清史专家可以顺手拈来成串的歌德文章，可是，它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以及社会科学体系，为后人带来了什么呢？无情的事实是，也就几十年，大清国的外强中干便原形毕现，那个经济总量第一，不是第二，是第一，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可曾经得住台风？郑永年自己也承认，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仍是个“贫穷的经济体”，这个一两百年如直线下降的贫穷是如何造成的，与“康乾盛世”有无关系，要不要谈？还有，今天中国人均财富占有量是多少，要不要谈？

所以，过去也好，今天也罢，乃至未来，对一个时代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从来就不叫新鲜，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化和理论化，不但要有不迎合官方的客观依据，因为任何时代的官家基于自身利益所在，能说上20%的真话就堪称功德无量，即使美西方的官方，依我看说得真话也不会超过60%，而且一应论证要经受得住逻辑与时间的检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南海自己都降了调门，自己都不好意思宣传种种伟大了，例如由以牙还牙打贸易战到反对美西方与中国脱钩。经济怕脱钩，只能是有求于人，有这样的领头羊吗？“下行”里的豪言依据何在？作为一名教授，郑永年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吧。

其实，郑永年的正能量叙事，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现有的地位，需要他向朝庭卖萌，所以他唱几句高调，只为讨赏，不必苛求于他。

他写作“下行”的动机，依我看主要是要向中国的知识界显示，今天要创建一个社会科学体系，舍他其谁了。

诚然，中国现在的知识界，不敢恭维处委实多多，认为这个阶层有负于十几亿人，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有无被迫等待时机的考量？他们未能创建“社会科学体系”，是智力不够、知识缺乏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另者，中国知识界不敢恭维，不等于郑永年可以力挽狂澜。或者说，要世人相信郑永年能力挽狂澜，郑永年要不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东西。

那么，郑永年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见解与行为呢？

鄙人是大约十年前才知郑永年其名的。初读他的文章，我曾有耳目一新之感，就像我曾对胡锡进刮目相看一样，因为他们只一个文风就少了八股味儿。事实上，相较于红朝一些满嘴跑火车的国师，郑教授还算的上是不错的人。

郑永年让我愕然的是19年香港大抗争之际，那种港人近乎倾城出动的壮景与悲情，不容受压迫者和良知犹存者不动容。郑永年却借用他人之口，向权贵集团献策，谓之停掉香港的淡水供应便能制止动乱。作为红朝公安或军队高官，说这号话不算很反常，作为领导一个智库的教授，说这号话就非同小可了。停香港的水，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中下层民众特别妇孺儿童，这是不是涉嫌反人类罪？所幸中南海并未采用郑永年的高见，只为后果太大，性质太恶劣。

实际，即使只谈“下行”，郑文也不免江湖郎中卖假药之嫌。知识，确是人类文明前行的阶梯，却也早就成了多余的正确套话。今天和今后的时代，地球文明仍将重视知识的积累与扩展，是因很多领域，人类仍只有一知半解。尤其知识是个直径无限的圆，圆越大，未知事物越多，我们越显得无知。文明发展无止境，不求知怎么行？

但是，地球文明走到今天，就知识的源流来看，求知欲还得由价值观配套才行。值此文明手段可以轻易毁灭文明的时代，知识与价值观并不必然划等号，乃不争的事实。拿中国来说，知识少吗？有几个国家有中国的典籍丰富？可是靠丰富的帝王术、谄媚术能引领文明大潮流吗？靠单纯的核武、生化、病毒等尖端知识，我们普通人的生命就只能是试验品、原材料。可见，不谈价值观而谈知识，很不妥。而价值观的核心，是权力的公平分配，是保证公平分配的切实机制。

“下行”有一段话，是郑文的重心，令我再度惊愕：“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我有点搞不懂郑教授要干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如前所述的“停水”，兴许郑永年忘了但别人不会忘。那不就是郑永年自己的知识吗，不像是“殖民”的产物，因为郑永年极反感“殖民”。但这号自己的知识，对什么人的胃口呢？至少，港人不可能欢迎。

再就文说文。知识无国界，既不应该有国界，也不可能被“自己”圈养。

知识的传播、互通、发展，从来历经的是个由小范围的共识到大范围的共识、去伪存真、汰劣存优的过程。强调自己的知识，只

能是传统政治的需要，当然屡见不鲜，但试问有哪家自己的知识能原汁原味长存下来？这种“自己的”思想，本质上是唯我独尊，是要让中国与世界相抗衡，是新一轮“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是为专制张目、效力，是要否定全球化、地球村、人权高于主权，是视天下人皆为阿斗。此实非什么扣帽子，打棍子，只为逻辑如此。

愿郑教授有两份清醒，教授若迎合极权和民粹，则头衔与知识越多，越误平民子弟。况且，以中国之大，只说才学，强于郑教授的人亦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