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中共定于7月15-18日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能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央地)的收支划分，让地方保留较多税收。对此财税改革方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合理，但未切中要害。他们说，中国景气低迷之际，唯有减税才能让企业和个人有钱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另外还要紧缩财政支出，也应大砍“吃皇粮”的公务员队伍。但在中国税收连年锐减、央地都缺钱的形势下，北京当局恐“逆改革”，变相加税。
财税改革将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议题之一，因此，继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确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税降费”后，7月15-18日登场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据传将推出新一轮财税改革。


路透社6月21日引述不具名的中国政策顾问透露，三中全会将解决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事权上的失衡，且中央可望让债台高筑、且难再靠土地供养的地方政府保留较多税收。

央地财政事权严重失衡

报道称，中央可望将消费税全数划分给地方，而地方可保留的增值税比例也将由现行的50%上修，另外，中央将承担较高的养老和医疗责任。

据中国财政部国库司发布的2023年财政收支统计，地方当年仅保留全国税收的54%，但支出却占全国的86%，严重失衡。另外，全国消费税收入当年总计1.6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的8.9%，而增值税收入则为6.9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的38.3%。

换言之，若三中全会通过此方案，地方税收一年或可增加约2-5万亿人民币，对每年20多万亿人民币的支出不无小补。

对此，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表示，最新央地收支划分提案虽“靠谱”，但这点小钱解决不了深陷债务危机的地方财政。

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杯水车薪，这对于地方债务来说，它可能利息都还不上。它被曝露出来的(债务)，高盛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估)数是94-96万亿(人民币)，实际上它的隐形债务更多，就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还有地方国企的债务更多，这是个天文数字。”

税基流失 各级政府渐入不敷出

贺江兵说，因地缘政治风险，外企渐将中国产线外移至东南亚国家，再加上国进民退的政策大方向下，中国民企也饱受监管打击，如部分民企近期还被要求补缴20-30年前的欠税。

他说，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迫使不少民企走上裁员、倒闭或破产的末途，也导致中国税基税收逐年缩小，各级政府越来越入不敷出。

据中国财政部6月24日发布的统计，中国1-5月的公共预算收入(含税收和规费等非税收入)为9.7万亿人民币，同比下降2.8%，但同期的支出却达10.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加3.4%，略高于收入。

在央地都缺钱的前提下，学界屡见加税倡议，包括扩大征收消费税或开征房产税，如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贾康去年底就断言，中国开征房产税势在必行，待房市回稳后，或可找出合理机制，并确认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的具体地方。

但贺江兵说，此时加税只会扼杀中国经济，时机不对，也不可能。

相反地，他说，减税降率才能立马刺激经济，最终增加税收，虽然长则需时3-6年才能看出成效。

除减税外，贺江兵说，节流也是解决中国财税失衡的处方之一。

他说，中国应向阿根廷取经，其新任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一上台后就把行政部门砍掉一半，并回归市场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都是有效提振经济的成功范例。

他建议，北京当局裁撤搞计划经济的部门、事业单位等，并将国企民营化，也不与民企争利，落实真正市场化改革，而非口号治国，才能挽回民企的信心，活络经济。

三中全会应讨论减税和节流方案

在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也同意，本届三中全会应讨论减税和缩减政府规模，以“减少吃财政的人数”。

王欣以书面方式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要有财税改革，对企业降税、减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应该是大方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才会起到真正促进作用。”

他呼吁，中国应改革税种，让平均税率下调。另外，个税若提高起征额，可减少中下阶层的税赋负担，提升消费。

王欣也反对加税，他说：“可以微调，但现在不适合。”

虽然减税才是良方，但两位分析人士认为，事与愿为，三中全会后，中共恐“逆改革”，巧立名目变相加税。

谢田:中共可能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财政困境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三中全会晚了近一年才召开，代表中共迟迟找不出有效的经济对策。随着经济下行，中国财政恶化不令人意外，也因此，他认为，中共最终将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概率很高。

不过，他说，俗称印钞的宽松货币政策恐引发通胀，中共应会谨慎为之。至于加税，地方政府近期锁定部分民企查税、补税的极端抢钱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加税，未来持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也不足为奇。

谢田说，除了经济，中国财政恶化的真正原因在于贪官太多、“吃皇粮的公务员队伍”太庞大。

谢田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在问，中国印了这么多钱，超发了几百万亿的货币都去哪里了？好像大家都没钱，政府也没钱，企业也没钱，还发长期国债、50年的长期国债，那这些钱去哪里去了？我的解释就是，进入贪官的小金库去了......中国真要做(财税改革)的话，第一，财富须要重新分配。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搞无产阶级革命那种财富重新分配，而是把贪官这些钱拿出来。”

谢田说，中国官、红二代等既得利益者掌握太多财富，“杀贪济国”才是真改革；而中国“吃皇粮”的官僚体系太大，也应缩减一半规模，减少对财政的负担。

对于中共领导班子仍号称坚持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谢田认为，不过是口号，因为习近平集权、政治紧缩、还壮大国企，都是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而且现在外资快速撤离，就算中国打开大门，外资也却步。

北京金融学者:中共逆改革开放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金融学者也认为，中共于三中全会后加税的可能性很高，或扩大征税范围、或调整结构性税率来提高平均税率，但手法“应该很含蓄的，让老百姓感觉不出来”，以免带来政治压力。

这位学者说，中国这10年的财税改革越改越严重，绝非开个会就能解决，因此，他对7月的三中全会期待不高。

他还说，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根子都在政治问题”。

他也同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却一直往反方向在走。

这位学者说:“真改革开放，你(习近平)应该修复中美关系，让中国融入西方的主流世界，更加民主化、自由化、更加进步。你现在反方向走，你还仍然叫改革开放，但是你实际上是在逆改革开放。”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这位学者还说，中国人处于极权体制内，“躲也躲不了，悲观的话不能说，但乐观又没有理由，所以，大家也就懒得理这些(公共)议题了。”

台北 — 中共定于7月15-18日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能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央地)的收支划分，让地方保留较多税收。对此财税改革方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合理，但未切中要害。他们说，中国景气低迷之际，唯有减税才能让企业和个人有钱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另外还要紧缩财政支出，也应大砍“吃皇粮”的公务员队伍。但在中国税收连年锐减、央地都缺钱的形势下，北京当局恐“逆改革”，变相加税。
财税改革将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议题之一，因此，继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确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税降费”后，7月15-18日登场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据传将推出新一轮财税改革。


路透社6月21日引述不具名的中国政策顾问透露，三中全会将解决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事权上的失衡，且中央可望让债台高筑、且难再靠土地供养的地方政府保留较多税收。

央地财政事权严重失衡

报道称，中央可望将消费税全数划分给地方，而地方可保留的增值税比例也将由现行的50%上修，另外，中央将承担较高的养老和医疗责任。

据中国财政部国库司发布的2023年财政收支统计，地方当年仅保留全国税收的54%，但支出却占全国的86%，严重失衡。另外，全国消费税收入当年总计1.6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的8.9%，而增值税收入则为6.9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的38.3%。

换言之，若三中全会通过此方案，地方税收一年或可增加约2-5万亿人民币，对每年20多万亿人民币的支出不无小补。

对此，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表示，最新央地收支划分提案虽“靠谱”，但这点小钱解决不了深陷债务危机的地方财政。

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杯水车薪，这对于地方债务来说，它可能利息都还不上。它被曝露出来的(债务)，高盛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估)数是94-96万亿(人民币)，实际上它的隐形债务更多，就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还有地方国企的债务更多，这是个天文数字。”

税基流失 各级政府渐入不敷出

贺江兵说，因地缘政治风险，外企渐将中国产线外移至东南亚国家，再加上国进民退的政策大方向下，中国民企也饱受监管打击，如部分民企近期还被要求补缴20-30年前的欠税。

他说，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迫使不少民企走上裁员、倒闭或破产的末途，也导致中国税基税收逐年缩小，各级政府越来越入不敷出。

据中国财政部6月24日发布的统计，中国1-5月的公共预算收入(含税收和规费等非税收入)为9.7万亿人民币，同比下降2.8%，但同期的支出却达10.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加3.4%，略高于收入。

在央地都缺钱的前提下，学界屡见加税倡议，包括扩大征收消费税或开征房产税，如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贾康去年底就断言，中国开征房产税势在必行，待房市回稳后，或可找出合理机制，并确认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的具体地方。

但贺江兵说，此时加税只会扼杀中国经济，时机不对，也不可能。

相反地，他说，减税降率才能立马刺激经济，最终增加税收，虽然长则需时3-6年才能看出成效。

除减税外，贺江兵说，节流也是解决中国财税失衡的处方之一。

他说，中国应向阿根廷取经，其新任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一上台后就把行政部门砍掉一半，并回归市场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都是有效提振经济的成功范例。

他建议，北京当局裁撤搞计划经济的部门、事业单位等，并将国企民营化，也不与民企争利，落实真正市场化改革，而非口号治国，才能挽回民企的信心，活络经济。

三中全会应讨论减税和节流方案

在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也同意，本届三中全会应讨论减税和缩减政府规模，以“减少吃财政的人数”。

王欣以书面方式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要有财税改革，对企业降税、减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应该是大方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才会起到真正促进作用。”

他呼吁，中国应改革税种，让平均税率下调。另外，个税若提高起征额，可减少中下阶层的税赋负担，提升消费。

王欣也反对加税，他说：“可以微调，但现在不适合。”

虽然减税才是良方，但两位分析人士认为，事与愿为，三中全会后，中共恐“逆改革”，巧立名目变相加税。

谢田:中共可能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财政困境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三中全会晚了近一年才召开，代表中共迟迟找不出有效的经济对策。随着经济下行，中国财政恶化不令人意外，也因此，他认为，中共最终将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概率很高。

不过，他说，俗称印钞的宽松货币政策恐引发通胀，中共应会谨慎为之。至于加税，地方政府近期锁定部分民企查税、补税的极端抢钱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加税，未来持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也不足为奇。

谢田说，除了经济，中国财政恶化的真正原因在于贪官太多、“吃皇粮的公务员队伍”太庞大。

谢田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在问，中国印了这么多钱，超发了几百万亿的货币都去哪里了？好像大家都没钱，政府也没钱，企业也没钱，还发长期国债、50年的长期国债，那这些钱去哪里去了？我的解释就是，进入贪官的小金库去了......中国真要做(财税改革)的话，第一，财富须要重新分配。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搞无产阶级革命那种财富重新分配，而是把贪官这些钱拿出来。”

谢田说，中国官、红二代等既得利益者掌握太多财富，“杀贪济国”才是真改革；而中国“吃皇粮”的官僚体系太大，也应缩减一半规模，减少对财政的负担。

对于中共领导班子仍号称坚持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谢田认为，不过是口号，因为习近平集权、政治紧缩、还壮大国企，都是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而且现在外资快速撤离，就算中国打开大门，外资也却步。

北京金融学者:中共逆改革开放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金融学者也认为，中共于三中全会后加税的可能性很高，或扩大征税范围、或调整结构性税率来提高平均税率，但手法“应该很含蓄的，让老百姓感觉不出来”，以免带来政治压力。

这位学者说，中国这10年的财税改革越改越严重，绝非开个会就能解决，因此，他对7月的三中全会期待不高。

他还说，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根子都在政治问题”。

他也同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却一直往反方向在走。

这位学者说:“真改革开放，你(习近平)应该修复中美关系，让中国融入西方的主流世界，更加民主化、自由化、更加进步。你现在反方向走，你还仍然叫改革开放，但是你实际上是在逆改革开放。”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这位学者还说，中国人处于极权体制内，“躲也躲不了，悲观的话不能说，但乐观又没有理由，所以，大家也就懒得理这些(公共)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