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6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思考2025年我做过些什么，掌管我们的政府做过些什么，2026年掌管我们的政府又会做些什么，我必须得做些什么。

政府像一个超级大保姆，把我们的事都管完了，真可谓“无微不至”。

多年来，我始终在观察政府如何一步步介入并掌管我们的生活。这种掌管几乎无所不在：小到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大到可否出生、出生后登记、教育路径、何时结婚、何时生儿育女，乃至死后财产的处分，政府帮我们“操碎了心”。每一个国人的人生，从开始到终结，都被纳入一套高度制度化的管理体系之中，几乎没有例外。

不可否认，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或重大危机时，一个高效、负责的政府，若具备足够的反应速度与执行能力，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稳定局势、减少损失，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能力，能够为公民提供安全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社会对公共权力的信任。

在理想状态下，政府的存在应当是为了协调资源、保障秩序，并守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然而，问题在于，当权力走向极端集中，当政权以“稳定”“效率”之名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管控时，原本应当服务于人的制度，反而开始塑造人、限制人，甚至驯化人。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一些体制所推行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而更像是一种延续数百甚至上千年的愚民模式。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都是党说了算。逻辑学是不能教给学生的，学生学会了逻辑，就不会再相信他们了。这种教育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而是试图将公民逐步转化为“非公民”——即缺乏判断能力、只具备服从意识的机器。

在这样的逻辑下，个人可以不理解国家运作的方式，不需要关心公共权力的边界，但必须被反复灌输一个观念：自己的生计来源于某个党派或某种权威，因此理应感恩、效忠并无条件认同。久而久之，人们的思考模式被固化，质疑被视为危险，沉默被当作美德。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久而久之，许多人变得越来越弱智，开始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样一些骗人的鬼话，开始相信先有森林后有树木（没有国哪有家），开始相信西方社会混乱恐怖，“风景这边独好”。

再看现实中的经济结构，其发展成果并未真正回馈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富者愈富，逐渐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与事实上的“世家垄断”；而贫者则被不断压缩生存空间，被迫在高强度、低保障的环境中循环劳作，仿佛回到了只为生存而存在的“牛马生活”。阶层的流动性在下降，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通道愈发狭窄。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层面的解释往往高度一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了整体利益必须作出牺牲。然而现实结果却是，民众在生活与工作的各个层面逐渐失去选择权与控制权，而政府与权力体系的掌控力则被不断强化，直至达到几乎无可制衡的高度。这种结构性的失衡，不禁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德国的极权政府，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军政府统治。

所幸的是，时代并非完全重演。与二战时期信息高度封闭、真相被严格垄断不同，我们正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尽管仍存在审查与屏蔽，但依然有一部分人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被隐藏或被弱化的事实，并在比较与反思中逐渐觉醒。这种有限却真实存在的认知空间，成为当下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线希望。

启蒙，并不应只发生在普通民众之中。事实上，那些被称为“精英”的群体——掌握更多资源、话语权与决策能力的人，更需要持续的自我启蒙。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对权力与良知的基本要求。若精英阶层选择沉默、妥协甚至同流合污，那么社会整体的退化，将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也会是最后的受害者。

其实社会的整体退化早就开始了。

归根结底，问题并不只是“谁在掌管我们”，而是：我们是否仍保有思考的能力，是否清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能力启蒙社会大众，但我可以启蒙我身边的人，我可以自我启蒙，这应该是我在2026年和以后年度最应该做的事情。

启蒙他人和自我启蒙，善莫大焉。

2026-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