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背景：改革面临挑战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大批外国投资者离开了中国，1989年七八月间，我与同事叶奇元到天津开发区采访，若大的开发区宾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整个开发区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对外开放面临困境的同时，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很强烈。
当时有的报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面对改革形势的逆转，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针对上述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说：“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北京的报纸应当知道“皇甫平”几篇评论的思想来源，但不加理采。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针对邓小平谈话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直指邓小平：“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高声呼唤“姓资姓社”，在强调“两种改革观”的同时，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
这些，实际是新一轮批邓潮流。面对这一潮流，他最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事业夭折。
南国卷起“邓旋风”
邓小平不能不迎战这一潮流。他88岁了，来日无多。他要最后一搏，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南巡时邓小平对企图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发出警告之后，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针对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一年前在上海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批评了左派理论家，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支持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主持军队工作的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媒体的着意宣传，是显示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保驾护航”。
南方颳起了“邓旋风”。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南方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人们传阅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肯定了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1990年、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的风潮平息。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大量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改变了北京政治力量的对比。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实际上，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是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
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