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海外投资步伐非常快，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2011年中国公司所收购（全部收购或收购部分股份）的资产总值攀升至42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2%，交易总数升至创纪录的207宗，较上年增长10%。仅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资本在全球很受欢迎。

但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亟待改变海外投资负面形象”成了讨论主题。1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该论坛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外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是资源掠夺者、新殖民主义者，以及技术盗用者，也就是说，中国是个不按规则行事的国家”。

以拉米的身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此言，北京不能当作耳边风。自从1979年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来，这个论坛年会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普遍预期，世界经济论坛更是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礼遇：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并于2007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行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这个漠视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纯以经济为念的论坛年会，将以往向中国的努力示好姿态调整为批评，可以视为世界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仿佛是为拉米的话做为注脚，就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的同时，中国上海鹏欣集团旗下一家企业获准收购新西兰克拉法等16个乳业农场，引起当地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新西兰农业记者伦尼（Richard Rennie）对此评论说，“新西兰政府过去两年中一共出售了36万公顷的土地，远远超过克拉法农场的规模。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购买的土地多达数万公顷，却没有听到过新西兰有人表示过任何的不满”，他认为鹏欣收购案所引发的反对声浪，体现当地民众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心理。

中国的海外投资上遭遇批评，平心而论，主要是“中国模式”所导致的恶果。

中国模式的首要特点是通过寻租建立官商结合的金权同盟。由于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制胜之道”，所以中国企业根本不觉得这是“病”，自然而然将此“制胜法宝”用之于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中之重是资源与能源型企业。非洲、中东、拉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与中国政府同属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中国亦以该俱乐部的“隐形领袖”自居，于是利用自身与这些国家的独裁政府之亲密关系，在石油、钢铁、矿山、铁路等与国家战略相关的产业大举投资。概言之，中国在国外的战略性行业投资，往往采取“官官联合”的模式，即中国的巨型国有企业与外国政府之间合作，以此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将此视汲取该国资源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这一制胜法宝到了中国境外，却屡遇麻烦。首先，中东、非洲与拉美很多国家虽然是威权型政府，但并非政府能够控制一切。加之这些国家极易出现政治动荡，特别是反对势力的崛起，常使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面临调整，最严重的后果是不少投资付诸东流。

以利比亚为例，中石油、华丰等中国国有企业与卡扎菲利政府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但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利比亚时，中国在该国的数百亿投资就付诸东流。乍得也是中国援助外交的重点“友好国家”之一，中石油曾投入6000万美元与乍得合作建立了杰尔玛炼油厂，而且也按意愿拿到了居于支配地位的60%股权。该厂于2011年6月启用，正是产生效益之时。但乍得工商部竟因为在燃料油价格上意见不同关闭这家炼油厂，还下令炼油厂厂长辞职，总经理更是被称为“不受欢迎人物”，必须离开乍得。
　　
第二，中国的海外投资往往以破坏它国环境生态安全为代价。以非洲为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开采、木材开采和修建大坝。这些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例如中国石油公司大量征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导致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部居民缺乏尊重，引起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诸多批评。更兼中国政府漠视人权并支持非洲国家的独裁政府，这使中国公司及中国人在当地不受欢迎，当地人的武装组织袭击中国工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日益增多。比如今年1月苏丹风发生了29名劳工被反政府武装组织绑架事件。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也日益高涨。中国投入36亿美元在缅北伊洛瓦底江上兴建大坝，造成不少土著流离失所，一直遭到该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则倚仗自己的强势地位迫使缅甸军政府予以镇压。但2011年9月新总理吴登盛上台之后，缅甸政府宣称暂停这座大坝的兴建。

第三，中国海外企业的劳资关系非常恶劣。中国企业不论是何种所有制，认为只要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就可以不以劳工权益为念。习惯了如此对待工人的中国企业，往往迷恋这类剥夺劳工权益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模式，结果却在投资所在国碰壁，劳资矛盾不断。这点先作交待，以后另外行文论述。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无论是寻租（谋求与政府合作），还是不重视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或者缺乏诚信（如美国股市上被停牌的上百只中国概念股的财务欺诈），以及忽视劳工人权，均源自于中共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即“中国模式”。世界各国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恶评，就是对以膜拜金权政治、漠视人权、罔顾生态保护为特点的中国模式的否定。

中国近年海外投资步伐非常快，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2011年中国公司所收购（全部收购或收购部分股份）的资产总值攀升至42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2%，交易总数升至创纪录的207宗，较上年增长10%。仅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资本在全球很受欢迎。

但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亟待改变海外投资负面形象”成了讨论主题。1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该论坛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外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是资源掠夺者、新殖民主义者，以及技术盗用者，也就是说，中国是个不按规则行事的国家”。

以拉米的身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此言，北京不能当作耳边风。自从1979年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来，这个论坛年会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普遍预期，世界经济论坛更是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礼遇：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并于2007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行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这个漠视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纯以经济为念的论坛年会，将以往向中国的努力示好姿态调整为批评，可以视为世界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仿佛是为拉米的话做为注脚，就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的同时，中国上海鹏欣集团旗下一家企业获准收购新西兰克拉法等16个乳业农场，引起当地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新西兰农业记者伦尼（Richard Rennie）对此评论说，“新西兰政府过去两年中一共出售了36万公顷的土地，远远超过克拉法农场的规模。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购买的土地多达数万公顷，却没有听到过新西兰有人表示过任何的不满”，他认为鹏欣收购案所引发的反对声浪，体现当地民众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心理。

中国的海外投资上遭遇批评，平心而论，主要是“中国模式”所导致的恶果。

中国模式的首要特点是通过寻租建立官商结合的金权同盟。由于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制胜之道”，所以中国企业根本不觉得这是“病”，自然而然将此“制胜法宝”用之于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中之重是资源与能源型企业。非洲、中东、拉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与中国政府同属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中国亦以该俱乐部的“隐形领袖”自居，于是利用自身与这些国家的独裁政府之亲密关系，在石油、钢铁、矿山、铁路等与国家战略相关的产业大举投资。概言之，中国在国外的战略性行业投资，往往采取“官官联合”的模式，即中国的巨型国有企业与外国政府之间合作，以此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将此视汲取该国资源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这一制胜法宝到了中国境外，却屡遇麻烦。首先，中东、非洲与拉美很多国家虽然是威权型政府，但并非政府能够控制一切。加之这些国家极易出现政治动荡，特别是反对势力的崛起，常使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面临调整，最严重的后果是不少投资付诸东流。

以利比亚为例，中石油、华丰等中国国有企业与卡扎菲利政府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但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利比亚时，中国在该国的数百亿投资就付诸东流。乍得也是中国援助外交的重点“友好国家”之一，中石油曾投入6000万美元与乍得合作建立了杰尔玛炼油厂，而且也按意愿拿到了居于支配地位的60%股权。该厂于2011年6月启用，正是产生效益之时。但乍得工商部竟因为在燃料油价格上意见不同关闭这家炼油厂，还下令炼油厂厂长辞职，总经理更是被称为“不受欢迎人物”，必须离开乍得。
　　
第二，中国的海外投资往往以破坏它国环境生态安全为代价。以非洲为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开采、木材开采和修建大坝。这些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例如中国石油公司大量征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导致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部居民缺乏尊重，引起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诸多批评。更兼中国政府漠视人权并支持非洲国家的独裁政府，这使中国公司及中国人在当地不受欢迎，当地人的武装组织袭击中国工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日益增多。比如今年1月苏丹风发生了29名劳工被反政府武装组织绑架事件。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也日益高涨。中国投入36亿美元在缅北伊洛瓦底江上兴建大坝，造成不少土著流离失所，一直遭到该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则倚仗自己的强势地位迫使缅甸军政府予以镇压。但2011年9月新总理吴登盛上台之后，缅甸政府宣称暂停这座大坝的兴建。

第三，中国海外企业的劳资关系非常恶劣。中国企业不论是何种所有制，认为只要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就可以不以劳工权益为念。习惯了如此对待工人的中国企业，往往迷恋这类剥夺劳工权益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模式，结果却在投资所在国碰壁，劳资矛盾不断。这点先作交待，以后另外行文论述。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无论是寻租（谋求与政府合作），还是不重视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或者缺乏诚信（如美国股市上被停牌的上百只中国概念股的财务欺诈），以及忽视劳工人权，均源自于中共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即“中国模式”。世界各国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恶评，就是对以膜拜金权政治、漠视人权、罔顾生态保护为特点的中国模式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