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让勇气升华—为《张思之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执业五十周年庆贺文集》而作
刘晓波 (北京)

勇气执着于正义的挺立，智慧执着于真相的坚硬，才气执着于精致的圆熟。

已经八十岁的张思之先生，在中国国内被誉为“法律良知”，在海外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律师”，学者萧瀚甚至为张思之先生写下《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的赞辞。在我这个经历了六四后十八年来的民间反对运动的异见者看来，人们把如此崇高的声誉给予张先生，完全是名至实归。作为一名律师，在中国恶劣的司法环境下，在依法维护人权的开创性事业中，张思之先生不仅敢冒风险，更本着高度责任伦理，方能持之以恒，已经把伸张司法正义的职责最大化到极限。

一 痛切的自省，真诚的忏悔

张思之先生曾是献身革命的青年，后来被打成右派，再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律师。

张思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根红苗壮”和“立场坚定”，所以1949年中共掌权后，只学过几天法律的他就被分配到法院工作，年仅21岁，被同仁们称为“学生干部”。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留用了一些前政权法院的推事。从他们那里，张思之接受了最初的法律启蒙。他回忆说：“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我几乎天天都坐上审判台，……短短两月，大有收获。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正是这种启蒙，让张思之知道了法律所具有的超越“阶级性”的自身品质，多少抑制了革命青年很容易患上的“左倾幼稚病。”

然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个大斗场，法院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从1951年到1957年，法院也紧跟革命斗争的急促脚步，几乎年年都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51年“镇反运动”，法院变成杀人机器。张思之亲耳听到某位领导大吼道：“他妈的！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他回忆说：“北京的最高记录是一次分三地同时处决200人。我经手的最多的一批一次枪决70人，……刑场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冲‘城墙’，场面之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全国法院系统进行司法改革，意在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彻底清理旧司法人员，但由于两位领导不合，法院分成了两派，张思之被划入其中一派，司法改革演化为 “互相攻讦”，由此种下祸患的种子。

1953年反高饶集团，法院跟着斗争，张思之积极投入，在会上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批判官僚主义，宣泄宗派情绪，对另一派的人“进行了绝情的攻讦”。他在晚年评价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也病得不轻”。

1954年反胡风，张先生先被诬陷为“胡风分子”，罪名是“组织小集团”。他被“隔离审查”，“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好在后来得到纠正。但到1955年，张先生以“反革命”再次遭到整肃。就是在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式革命中，张先生渡过了最初的法院岁月，也注定了他的司法生涯的戛然中断。

张先生回忆说：1957年反右，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法院烂掉了。”毛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于是，反右运动也在司法系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张先生被打成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之后是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贱民生涯，其中十五年劳改，七年摘帽右派的语文教师，背着“政治贱民”的身份，张先生渡过了自己的青春时期。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绝大多数右派得以平反，张思之才得以结束了“政治贱民”的生活，重返司法界，真正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读张思之先生的回忆文章《怪诞莫名法官路》（载于《往事》第六十期），让我颇有感慨的是，屡遭整肃的张思之先生回忆往昔时，不但记下了“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而且对自己的当年作为也有痛切的反思，由衷地忏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揭发他人的行为。他说：“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着我当时面对暴政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所幸，劫后余生的张思之和老贺取得谅解。张先生回忆说：1978年，老贺突患胃癌，入院治疗。张先生去医院探望，老贺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老贺仍然高兴地吃了张先生带去的梨。“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从张先生的回忆中可以见出，尽管他曾是革命青年，但在他对镇反的叙述中，特别是从他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中，我看不到任何对毛时代的温情——哪怕是对自我经历的温情；对人们喜欢谈论的纯洁的“青春理想主义”，他也没有丝毫留恋。这种来自亲历和人性的觉醒，让张先生对极权者毛泽东有了看透骨髓的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他决不会对自己的“革命时代”作出那么痛切的反思和忏悔，也就不会后来的“只向真理低头”的张思之大律师。

二 、败多胜少的大律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一个律师声誉的大小高低，主要靠打赢官司的胜败多少来决定的。而张思之律师的良好声誉却是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形成的。一方面凸现了今日中国仍然是个畸形的社会，吃法律饭的律师的执业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律师群体中蕴含着争取司法独立的强烈冲动，张思之正是把这种冲动化为行动的杰出代表。

在党主司法的环境下，作一名以捍卫人权和坚守司法正义为宗旨的独立律师，谈何容易！对于中国司法的畸形现状，我本人虽有不少切身体验，但读罢张思之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一个个案例，我还是为中国律师而悲，从张先生所代理的案件之敏感和办案过程之曲折，可以更具体更全面地窥见中国律师之难做和中国法治进程之艰难；但我也为张思之先生而喜，他在法庭上的神态之自若和辩护之精彩，凸现了他的内心之充盈和精神之乐观；他的每一次出庭留下的辩护词，堪称中国律师界同类辩护中的精品。所以，张先生的败多胜少所凸显的，不是他作为一名律师的耻辱和检察官法官的荣耀，而是张先生的荣耀和中国司法制度的耻辱。

正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和险恶的司法环境，才让张先生的良知愈加闪亮，也让他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希望。今日的中国律师们，固然还无法改变党主司法的制度和律师执业的恶劣环境，但他们中的先觉者和勇敢者，起码还可以把独立执业和追求司法正义作为其职业自律，并贯彻到自己的司法实践之中，在办案时尽量坚守以良知为支撑的职业伦理。而当坚守并践行这种职业伦理的律师越来越多，点滴积累的成果必将为中国司法的最终独立作出贡献。事实上，改革以来中国司法环境的改善、中国律师权利的扩展和国人法治意识的觉醒，都离不开律师界的先觉者和勇敢者的贡献。

虽然, 《我的辩词与梦想》主要由案例和辩辞组成，并无多少对理想的高调抒发，但通过一个个冤案和一篇篇辩辞，也通过专业的精炼的巧妙的辩辞，法庭上的张思之先生表达着梦想，也就是中国律师的“最高使命”：在捍卫人权和伸张正义的事业中，也在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和律师制度完善的事业中，更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难中，做一个坚守良知、精于专业、追求独创的中国律师。正如张先生的自述所言：“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望，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止于遥想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张思之律师在八十诞辰庆寿酒会上的答谢演讲》）

张思之的律师生涯之所以能够留下那么多精彩的辩护词，不仅源于他的良知，也源于他对专业和辩辞的精益求精。作为法律外行的我读《我的辩词与梦想》，感觉最有价值的文字，除了那些坚硬而朴素的个案辩护辞之外，当属几篇关于辩护的经验之谈。如《看红日涌起碧波间——十年律师，一束心得》、《行云流水，朴素无华——辩护词漫话》、《问须工巧，答宜避拙》、《律师参与谈判》、《“三辩无罪”辨析——证据札记》等。这些文字，逻辑缜密，激情荡漾，既是专业精神，也是辩护技巧；既体现了普世价值，也表达了鲜明性情；既有长期积累的经验，也不乏独特的个人创造；尤其令我惊叹的是，张先生对辩辞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自我苛责的程度，甚至要求辩辞具有信、达、雅之美感。

张先生的良知是发自内心的明亮和坦然，是敢冒风险、突入险境的勇气，是追求司法公正和推动法治进步的理想，更是非常专业的辩护和履行职业伦理的责任。在张思之先生代理的每一个案件中，严守律师的职业伦理，一直把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置于律师个人的声誉之上，达到个人选择与公益效果的一致。比如，当他结束20多年的右派生涯、重返律师界之后，他被指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李作鹏的律师，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钦定案件中，他还是尽到了争取当事人权益的律师职责，为李作鹏去掉了四项主要指控。

六四大屠杀后，张思之先生所代理的案件，王军涛案（1991年）、鲍彤案（1992年）、高瑜案（1994年）、魏京生案（1995年）、曹海鑫案（1999年）、《南方周末》案（2000年）、新青年学会案（2001年）、阿安扎西活佛案（2002年）、刘荻案（2002年）、郑恩宠案（2003年）等，大都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案件。从接手这些案件的第一刻起，张先生就知道这些都是“必输”的案件，但张思之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全部司法过程。他立场坚定而清晰，风格低调而务实，辩护专业而结实。他以详实的证据、扎实的专业和缜密的逻辑，一次次地揭示了那些 “钦定”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荒谬之处，凸现了党主司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能可贵的是，他只用代理这类案件和法庭上的辩护本身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从来不会借助案件的敏感性和国际关注来炒作律师本人的声誉。

三、 沉重的责任 乐观的梦想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张思之先生最欣赏其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恐怖政治仍然无孔不入的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很难免于恐惧，关键在于如何面对恐惧。张思之代理过的冤案遍布全国各地，经常受到“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律师来者有去无回”之类的威胁，但张先生毫无畏惧、平静坚定，不但前去办案，还办得极为较真，让那些践踏法律的地方司法部门应对失据。

作为律师，他知道，中国的人权保障和司法独立之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只有胆量和勇气而没有韧性和责任，是断断坚持不下去的。在张思之先生的人权律师生涯中，没有急功近利而只有责任伦理。他在代理那些高难度案件时，坚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辩护，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法律中人权保护的内容，让中共的法庭变成昭示普世人权和司法正义的讲坛，用自己的辩护行动激活那些纸上的权利条款，表现出更多的责任伦理而非道义高调，使他的人权律师事业具有了从未间断的连续性。在这点上，张思之先生为年轻律师们提供了依法维权的示范。

张思之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表现为面对恐怖威慑时的平静和乐观，他代理“郑恩宠案”去上海，被几部黑车尾随“护驾”多日，张思之的告别方式是“微笑挥手”。他在法庭上的担当、专业和魅力，不仅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美，甚至也能赢得其对手的尊敬。所以，许多中共法院的检查官和法官都对张思之先生保持足够的敬意。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对事业获得长足进展的醒目标志之一，毫无疑问是民间维权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为维权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维权律师群体逐渐 崛起。在今日中国，“维权律师”已经成为具有崇高荣誉的名词，有的境外媒体干脆就把“维权律师”誉为“亚洲英雄”。但是，经历过六四后的极端恐怖的民间异见者知道，在整个九十年代，民间维权还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维权律师”这个名词，但张思之先生早就开始了维权律师的生涯，乃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权律师第一人。正如江平先生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在近二十年国内各种政治风波中出现的政治审判案件中，能够秉着良知和良心、顶着巨大政治压力走上法庭为被告据理辩护的，他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律师界中的第一人。”

从1991年到今天，张先生从未间断地代理重大敏感的人权案。除此之外，他所代理的其他案例，也大都是冤案。张思之先生在办案中表现出的良知、智慧、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堪称当代中国人权律师的先锋。他有勇气承担责任，有激情滋润理性，有乐观支撑坚韧。他为鲍彤等良知者进行辩护的价值，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尊严和权利辩护，也是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为反抗独裁统治的异端权利辩护，为民间反对运动的正义性辩护，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辩护。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张思之先生为重建中断已久的律师制度立下筚路蓝缕之功，那么在九十年代，张思之先生就为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立下拓荒开路之功。张思之先生的开拓精神和恒久耐力，为后来的维权律师提供了道义示范和维权经验，也为中国律师的维权事业扩展着空间，九十年代中期，有莫少平等律师加入到张思之开始的事业中；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敢于加入有风险的维权事业。可以说，没有张思之先生在九十年代的作为，也就不会有新世纪以来维权律师群体的逐渐崛起。

张思之先生的人权律师生涯对今日民间反对派的最大启示在于：在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保持对人性向善的信心，在近于绝望的现实面前保持对自由事业的乐观，坚韧和清醒，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和一夜变天的幻想更珍贵；理性和责任，远比夸张的诅咒和比胆的勇敢更重要；自知之明或扪心自问，远比自我虚构的高调英雄主义更有意义。

张思之律师，前半生是政治贱民，后半生是司法良知，正因为中国的司法现状常常令律师们绝望，才越发凸显张思之先生所坚守的希望。勇气执着于正义的挺立，智慧执着于真相的坚硬，才气执着于精致的圆熟，张先生的本色如同历经风雨的石头，愈发朴实无华。正如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所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最后，我想用茅于轼先生在张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会上的祝词结束本文：“主持正义的人是快乐的，快乐的人必长寿，我祝张老长寿。”

2007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责任伦理让勇气升华—为《张思之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执业五十周年庆贺文集》而作
刘晓波 (北京)

勇气执着于正义的挺立，智慧执着于真相的坚硬，才气执着于精致的圆熟。

已经八十岁的张思之先生，在中国国内被誉为“法律良知”，在海外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律师”，学者萧瀚甚至为张思之先生写下《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的赞辞。在我这个经历了六四后十八年来的民间反对运动的异见者看来，人们把如此崇高的声誉给予张先生，完全是名至实归。作为一名律师，在中国恶劣的司法环境下，在依法维护人权的开创性事业中，张思之先生不仅敢冒风险，更本着高度责任伦理，方能持之以恒，已经把伸张司法正义的职责最大化到极限。

一 痛切的自省，真诚的忏悔

张思之先生曾是献身革命的青年，后来被打成右派，再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律师。

张思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根红苗壮”和“立场坚定”，所以1949年中共掌权后，只学过几天法律的他就被分配到法院工作，年仅21岁，被同仁们称为“学生干部”。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留用了一些前政权法院的推事。从他们那里，张思之接受了最初的法律启蒙。他回忆说：“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我几乎天天都坐上审判台，……短短两月，大有收获。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正是这种启蒙，让张思之知道了法律所具有的超越“阶级性”的自身品质，多少抑制了革命青年很容易患上的“左倾幼稚病。”

然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个大斗场，法院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从1951年到1957年，法院也紧跟革命斗争的急促脚步，几乎年年都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51年“镇反运动”，法院变成杀人机器。张思之亲耳听到某位领导大吼道：“他妈的！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他回忆说：“北京的最高记录是一次分三地同时处决200人。我经手的最多的一批一次枪决70人，……刑场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冲‘城墙’，场面之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全国法院系统进行司法改革，意在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彻底清理旧司法人员，但由于两位领导不合，法院分成了两派，张思之被划入其中一派，司法改革演化为 “互相攻讦”，由此种下祸患的种子。

1953年反高饶集团，法院跟着斗争，张思之积极投入，在会上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批判官僚主义，宣泄宗派情绪，对另一派的人“进行了绝情的攻讦”。他在晚年评价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也病得不轻”。

1954年反胡风，张先生先被诬陷为“胡风分子”，罪名是“组织小集团”。他被“隔离审查”，“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好在后来得到纠正。但到1955年，张先生以“反革命”再次遭到整肃。就是在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式革命中，张先生渡过了最初的法院岁月，也注定了他的司法生涯的戛然中断。

张先生回忆说：1957年反右，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法院烂掉了。”毛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于是，反右运动也在司法系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张先生被打成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之后是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贱民生涯，其中十五年劳改，七年摘帽右派的语文教师，背着“政治贱民”的身份，张先生渡过了自己的青春时期。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绝大多数右派得以平反，张思之才得以结束了“政治贱民”的生活，重返司法界，真正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读张思之先生的回忆文章《怪诞莫名法官路》（载于《往事》第六十期），让我颇有感慨的是，屡遭整肃的张思之先生回忆往昔时，不但记下了“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而且对自己的当年作为也有痛切的反思，由衷地忏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揭发他人的行为。他说：“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着我当时面对暴政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所幸，劫后余生的张思之和老贺取得谅解。张先生回忆说：1978年，老贺突患胃癌，入院治疗。张先生去医院探望，老贺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老贺仍然高兴地吃了张先生带去的梨。“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从张先生的回忆中可以见出，尽管他曾是革命青年，但在他对镇反的叙述中，特别是从他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中，我看不到任何对毛时代的温情——哪怕是对自我经历的温情；对人们喜欢谈论的纯洁的“青春理想主义”，他也没有丝毫留恋。这种来自亲历和人性的觉醒，让张先生对极权者毛泽东有了看透骨髓的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他决不会对自己的“革命时代”作出那么痛切的反思和忏悔，也就不会后来的“只向真理低头”的张思之大律师。

二 、败多胜少的大律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一个律师声誉的大小高低，主要靠打赢官司的胜败多少来决定的。而张思之律师的良好声誉却是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形成的。一方面凸现了今日中国仍然是个畸形的社会，吃法律饭的律师的执业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律师群体中蕴含着争取司法独立的强烈冲动，张思之正是把这种冲动化为行动的杰出代表。

在党主司法的环境下，作一名以捍卫人权和坚守司法正义为宗旨的独立律师，谈何容易！对于中国司法的畸形现状，我本人虽有不少切身体验，但读罢张思之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一个个案例，我还是为中国律师而悲，从张先生所代理的案件之敏感和办案过程之曲折，可以更具体更全面地窥见中国律师之难做和中国法治进程之艰难；但我也为张思之先生而喜，他在法庭上的神态之自若和辩护之精彩，凸现了他的内心之充盈和精神之乐观；他的每一次出庭留下的辩护词，堪称中国律师界同类辩护中的精品。所以，张先生的败多胜少所凸显的，不是他作为一名律师的耻辱和检察官法官的荣耀，而是张先生的荣耀和中国司法制度的耻辱。

正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和险恶的司法环境，才让张先生的良知愈加闪亮，也让他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希望。今日的中国律师们，固然还无法改变党主司法的制度和律师执业的恶劣环境，但他们中的先觉者和勇敢者，起码还可以把独立执业和追求司法正义作为其职业自律，并贯彻到自己的司法实践之中，在办案时尽量坚守以良知为支撑的职业伦理。而当坚守并践行这种职业伦理的律师越来越多，点滴积累的成果必将为中国司法的最终独立作出贡献。事实上，改革以来中国司法环境的改善、中国律师权利的扩展和国人法治意识的觉醒，都离不开律师界的先觉者和勇敢者的贡献。

虽然, 《我的辩词与梦想》主要由案例和辩辞组成，并无多少对理想的高调抒发，但通过一个个冤案和一篇篇辩辞，也通过专业的精炼的巧妙的辩辞，法庭上的张思之先生表达着梦想，也就是中国律师的“最高使命”：在捍卫人权和伸张正义的事业中，也在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和律师制度完善的事业中，更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难中，做一个坚守良知、精于专业、追求独创的中国律师。正如张先生的自述所言：“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望，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止于遥想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张思之律师在八十诞辰庆寿酒会上的答谢演讲》）

张思之的律师生涯之所以能够留下那么多精彩的辩护词，不仅源于他的良知，也源于他对专业和辩辞的精益求精。作为法律外行的我读《我的辩词与梦想》，感觉最有价值的文字，除了那些坚硬而朴素的个案辩护辞之外，当属几篇关于辩护的经验之谈。如《看红日涌起碧波间——十年律师，一束心得》、《行云流水，朴素无华——辩护词漫话》、《问须工巧，答宜避拙》、《律师参与谈判》、《“三辩无罪”辨析——证据札记》等。这些文字，逻辑缜密，激情荡漾，既是专业精神，也是辩护技巧；既体现了普世价值，也表达了鲜明性情；既有长期积累的经验，也不乏独特的个人创造；尤其令我惊叹的是，张先生对辩辞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自我苛责的程度，甚至要求辩辞具有信、达、雅之美感。

张先生的良知是发自内心的明亮和坦然，是敢冒风险、突入险境的勇气，是追求司法公正和推动法治进步的理想，更是非常专业的辩护和履行职业伦理的责任。在张思之先生代理的每一个案件中，严守律师的职业伦理，一直把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置于律师个人的声誉之上，达到个人选择与公益效果的一致。比如，当他结束20多年的右派生涯、重返律师界之后，他被指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李作鹏的律师，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钦定案件中，他还是尽到了争取当事人权益的律师职责，为李作鹏去掉了四项主要指控。

六四大屠杀后，张思之先生所代理的案件，王军涛案（1991年）、鲍彤案（1992年）、高瑜案（1994年）、魏京生案（1995年）、曹海鑫案（1999年）、《南方周末》案（2000年）、新青年学会案（2001年）、阿安扎西活佛案（2002年）、刘荻案（2002年）、郑恩宠案（2003年）等，大都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案件。从接手这些案件的第一刻起，张先生就知道这些都是“必输”的案件，但张思之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全部司法过程。他立场坚定而清晰，风格低调而务实，辩护专业而结实。他以详实的证据、扎实的专业和缜密的逻辑，一次次地揭示了那些 “钦定”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荒谬之处，凸现了党主司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能可贵的是，他只用代理这类案件和法庭上的辩护本身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从来不会借助案件的敏感性和国际关注来炒作律师本人的声誉。

三、 沉重的责任 乐观的梦想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张思之先生最欣赏其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恐怖政治仍然无孔不入的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很难免于恐惧，关键在于如何面对恐惧。张思之代理过的冤案遍布全国各地，经常受到“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律师来者有去无回”之类的威胁，但张先生毫无畏惧、平静坚定，不但前去办案，还办得极为较真，让那些践踏法律的地方司法部门应对失据。

作为律师，他知道，中国的人权保障和司法独立之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只有胆量和勇气而没有韧性和责任，是断断坚持不下去的。在张思之先生的人权律师生涯中，没有急功近利而只有责任伦理。他在代理那些高难度案件时，坚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辩护，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法律中人权保护的内容，让中共的法庭变成昭示普世人权和司法正义的讲坛，用自己的辩护行动激活那些纸上的权利条款，表现出更多的责任伦理而非道义高调，使他的人权律师事业具有了从未间断的连续性。在这点上，张思之先生为年轻律师们提供了依法维权的示范。

张思之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表现为面对恐怖威慑时的平静和乐观，他代理“郑恩宠案”去上海，被几部黑车尾随“护驾”多日，张思之的告别方式是“微笑挥手”。他在法庭上的担当、专业和魅力，不仅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美，甚至也能赢得其对手的尊敬。所以，许多中共法院的检查官和法官都对张思之先生保持足够的敬意。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对事业获得长足进展的醒目标志之一，毫无疑问是民间维权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为维权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维权律师群体逐渐 崛起。在今日中国，“维权律师”已经成为具有崇高荣誉的名词，有的境外媒体干脆就把“维权律师”誉为“亚洲英雄”。但是，经历过六四后的极端恐怖的民间异见者知道，在整个九十年代，民间维权还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维权律师”这个名词，但张思之先生早就开始了维权律师的生涯，乃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权律师第一人。正如江平先生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在近二十年国内各种政治风波中出现的政治审判案件中，能够秉着良知和良心、顶着巨大政治压力走上法庭为被告据理辩护的，他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律师界中的第一人。”

从1991年到今天，张先生从未间断地代理重大敏感的人权案。除此之外，他所代理的其他案例，也大都是冤案。张思之先生在办案中表现出的良知、智慧、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堪称当代中国人权律师的先锋。他有勇气承担责任，有激情滋润理性，有乐观支撑坚韧。他为鲍彤等良知者进行辩护的价值，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尊严和权利辩护，也是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为反抗独裁统治的异端权利辩护，为民间反对运动的正义性辩护，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辩护。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张思之先生为重建中断已久的律师制度立下筚路蓝缕之功，那么在九十年代，张思之先生就为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立下拓荒开路之功。张思之先生的开拓精神和恒久耐力，为后来的维权律师提供了道义示范和维权经验，也为中国律师的维权事业扩展着空间，九十年代中期，有莫少平等律师加入到张思之开始的事业中；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敢于加入有风险的维权事业。可以说，没有张思之先生在九十年代的作为，也就不会有新世纪以来维权律师群体的逐渐崛起。

张思之先生的人权律师生涯对今日民间反对派的最大启示在于：在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保持对人性向善的信心，在近于绝望的现实面前保持对自由事业的乐观，坚韧和清醒，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和一夜变天的幻想更珍贵；理性和责任，远比夸张的诅咒和比胆的勇敢更重要；自知之明或扪心自问，远比自我虚构的高调英雄主义更有意义。

张思之律师，前半生是政治贱民，后半生是司法良知，正因为中国的司法现状常常令律师们绝望，才越发凸显张思之先生所坚守的希望。勇气执着于正义的挺立，智慧执着于真相的坚硬，才气执着于精致的圆熟，张先生的本色如同历经风雨的石头，愈发朴实无华。正如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所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最后，我想用茅于轼先生在张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会上的祝词结束本文：“主持正义的人是快乐的，快乐的人必长寿，我祝张老长寿。”

2007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