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裸官”正以各种方式露出水面，其不断膨胀的体积，对中共治理形成全新挑战。执政63年来，中共约束领导干部的一个倚重方式是，告诫管好身边配偶子女，或者反过来动员配偶子女监督官员。如今，这种监督有成“空转”之势。组织、官员、社会正各自陷入一种困惑与不满。
2012年第一期某能源领域中央企业与省属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安全资格培训班，5月末在北京西郊宾馆悄然拉开帷幕。
坐了一整天的“学员”们，入夜后出门没几步路，便三五成群涌入一间间挑着红灯笼的居酒屋。一个小包间里，“崔局”、“张总”、“苏院长”、“小钟”等近十人开始了一场甚是喧哗的饭局。“崔局”是饭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一行人中的“老干部”，保持1.5cm的平头是老崔当兵多年留下的印记。酒菜之间，他们聊起苏家太太在加拿大生活如何，张家小孩儿在澳洲念书怎样，崔局儿子最近回国没有……等长长的流水席结束，在一旁的《凤凰周刊》记者吃惊地认识到，他们的配偶子女要么均在国外、要么一半在国外。
他们在酒店里的雄性吆喝引起了其他餐席的不满，但没人知道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裸官”、“半裸官”。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犯严重关节炎，腿有点瘸，这没有阻碍他将外出洗浴、打高尔夫、陪领导打牌、嫖娼、吸食冰毒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直至最后挪用公款5.8亿元。事后查实，董跃进是妻儿均移居美国的正处级“裸官”，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高洁琳据此分析：“这种长期独自生活的状态让他的心理逐渐空虚，也没有了家庭层面的监督，做起事来便毫无顾忌，完全放纵了自己。”
“裸官”正以各种方式露出水面，其不断膨胀的体积，对中共治理形成全新挑战。
执政63年来，中共约束领导干部的一个倚重方式是，告诫管好身边配偶子女，或者反过来动员配偶子女监督官员。
如今，这种监督有成“空转”之势。
“裸官”源流
自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批“绿卡干部”现身大陆以来，“裸官”群体已经繁衍生息了20年。
“裸官”形成的第一次高潮是1989年之后。《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于1993年7月1日生效当天，美国移民局收到了近2万份有效申请；随后一个月之内，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习的近8万名中国留学生取得了西方国家的永久居住权。
同年，大陆出现了第一批家属在国外、本人在国内的“裸体教授”、“裸体研究员”甚至是“裸体官员”。
紧接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下海经商潮起，大陆企业纷纷赴境外设分公司，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随之到海外分公司工作。至今被河南通缉的出逃贪官——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便是一例。1986年董明玉在美国成立分公司，随后把妻子从河南土产进出口公司调到美国分公司当经理。董管国内，负责买卖配额和外汇额度；妻子管国外，买卖公司到美国和香港的货物。1992年省里换届，董的靠山退休；1993年初，董明玉断然出逃，一家三口在美国会合，成为改革开放后有史可查的“裸官”外逃第一案。
1997年开始，中央发布文件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能随便经商，尤其不能在相同领域与地区内经商。“这条路被卡死后，出国留学和定居就成了最好的出路。”台盟武汉市委研究室一位人士透露。
一位中纪委人士也表示，目前除了少数“裸官”是起源于配偶在海外留学、工作外，多数“裸官”的产生，最初都可溯源到子女留学。
国家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已累计142.67万人。其中，仅2011年一年中国大陆自费留学者达31.48万人。
徐州师范大学出国留学生学服务中心丁玉君说：“目前出国留学的群体中大部分有移民的意愿，根据我们的统计，大约有30%～50%左右能够如愿以偿。
不过，官员子女自费留学有时颇费周折。金吉列留学公司每月都会接手很多有拒签史的公务员子女的加拿大留学申请，该公司在官博中写道：分析这些公务员子女的被拒签原因，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资金收入做得很糟糕，导致拒签。资金方面，很多公务员家庭虽然很富有，但账面收入却十分微薄。而家庭庞大的存款又和本身工作无法联系到一起。这让使馆签证官对申请者有所顾虑。公务员家庭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第一，找一家有实力的留学中介办理业务；第二，对咨询顾问如实说明财政情况；第三，专业机构和专家帮助客户重新理清资金脉络。
一些官员家庭子女留学的资金脉络，台盟中央在2004年的全国“两会”提案—《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备案制度》中专门提及，并引述新华社驻伦敦记者黄兴伟的调查称，国内个别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通过送子女到英国留学而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英国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英国置办房产。这些家长大多是市、县的局级或处级干部，在国内容易操纵实权，变本加厉地获取不义之财。否则，很难想象其子女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在英国读完本科，能支付起将近100万元人民币的总花费。
官员子女留学的同时，部分官员配偶以陪读、照顾生活起居为名随之出国。相关驻华使馆文化教育代表处数据显示，仅1998年一年，广东省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小学生占全省自费留学生的50%左右，最小的年龄只有5岁。此外广州教育部门统计，广州16岁以下的留学生中，有家长陪读的约占1/3。这些陪读的家长又以妈妈为主，多年来已形成一个独特的陪读妈妈群体。
上述中纪委人士表示，官员子女在留学过程中或毕业取得绿卡后，往往会在国外结婚，配偶则以照顾小孩的名义留在国外。天长日久，就不再是简单的陪伴，往往也会入国籍。最后一步就是官员自己出去。
不过在法律界，这类“裸官”应分成积极型和消极型。后者指有些官员当初也并非是有意计划，记者熟悉的一位辽宁厅级干部就私下感言，“把女儿送出去读书，当初是希望到时回来有更好的前途，但现在她留在澳大利亚发展了，自己过两年退休后估计只好一起过去了。”
随着与国外交往的增多，包括子女留学在内的一些官员家庭终于发现原来弄一笔钱做投资也可以移民，就像国内投资买户口一样，于是购房或投资移民便演化生成。“而在这个时候，监管部门还没有转过弯来，也不掌握官员家属情况，即便是投资移民，官员也完全可以对内宣称是儿女在外就学。”前述中纪委人士说。
仅靠留学掩盖并不够，官员家庭投资移民，还需要中介协力。通常是国外的移民机构承担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一位从事移民行业多年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么多年来，我只听说过一个正厅级官员的家属在大陆办理了移民，大多数官员家属办理移民，往往直接赴国外办理。”
而越是级别高的官员，越有资源和机会来增加移民的保险系数。
2002年夏天，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黄瑶以西部大开发招商引资的名义，会见了来访的新西兰农业与畜牧业公司代表一行，尽管最终项目并未谈成，但数年后，黄瑶的儿子却加入了新西兰国籍。在这其间，黄瑶与该移民公司老总互动频频。2009年10月24日，原贵州省第十届政协主席黄瑶因涉嫌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同日夜间，北京一家移民公司的网站维护员工紧急地将黄瑶与该移民公司外籍老总的私人合影从官方网站上删除。这批被紧急删除的合影在一年半后，因移民行业内部尔虞，被重新曝出。
在就学移民和投资移民之外，也不断隐现婚姻移民，以此较快取得绿卡。
2001年，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的“裸官”身份和成功出逃，便是通过妻子“嫁给”美国人实现。
此前1994年10月至12月期间，许等三人的妻子通过互联网同跨国偷渡组织取得联系，每人交20万美元，由偷渡组织为她们物色了3个美籍华人，并办理了结婚证。5年后，同时“嫁”到美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之后2001年5月，许等三人在香港与美国公民假结婚，同年10月利用早先获得的假香港护照申请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婚姻移民中更多的是官员子女和外籍人士结婚。原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于2008年借欧洲考察滞留在巴黎未归，而之前，其女儿同巴黎当地侨领结婚没多久，妻子则已与其秘密离婚。
神秘的“裸官”数字
2007年1月中央首次大规模对副处级以上官员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此后每年年初，领导干部都要填表报告。尽管所需填写的内容极为简单，但这年起，中央总算掌握了一个粗略的干部家庭涉外规模。
2011年开始，配偶子女均在移居海外的官员需进行新模式填报。各地市、县多数要求在2011年上半年将报表上交。各省的综合汇总并上报，给定的期限是到今年底。另据中纪委、中组部信息，对“中管干部”报告材料，
2011年已作了综合汇总。
对于“中国有多少‘裸官’”的问题，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在2012年3月对外表示，“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
到5月底，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部门已大致掌握了一个数字，没有发布的原因，可能是影响不太好。
目前，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数据，或可供管窥。
记者从欧盟获悉，2001年初，大陆国务院侨办曾对大陆移民情况做过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同欧盟交流过相关数据。在该次调查中，侨办统计发现，从1996年到2000年，大陆共有约200万公民移居欧盟15国。但外交部领事司不认同，认为在这5年间，仅有100多万公民取得了赴欧移民权。
对这200万移民，国务院侨办官员使用了“大陆新移民”一词。但欧盟官员认为，“大陆新移民”一词过于宽泛，实质掩盖模糊了大陆公务员移民情况。荷兰、法国以及英国分别研究发现，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陆赴欧移民中，官员本人的移民比率约2%。这意味着如果即使按照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统计的总数，5年间也有2万官员本人移民至欧洲。
而且这个数量较之1995年之前已有相应减少。对此，荷、法、英调查认为，一个原因是学生与商人的概念界定有了微妙变化，这才导致了官员本身移民在数字上的减少。给出的依据是，5年间赴欧的学生大多是大陆东部经济强势区域官员的子女，他们的迁移亦意味着官员家庭国籍成分的改变。并依此推断，在1995年后，移民统计中商人的一部分和学生的绝大部分应该和官员整合在一起。
如果按照这样的划分，仅在1996～2000年间家属移民至欧洲的“裸官”、“半裸官”数量，便远远不止2万之数。而这仅仅是欧洲范围内的数字。
对于“裸官”如今之情状，董必武之女董良翚曾向《凤凰周刊》记者谈起一个例子：“有一天，我乘车出行，司机对我谈起家乡轶闻，说他们县里的一个科级干部，早把女儿送出了国。我很纳闷，科级干部才多少工资，如何能够负担得起子女出国的费用？”
裸官分布图
无从知晓“裸官”在大陆的地理和行业分布情况。不过，自1992年起因腐败而被曝光的全裸、半裸官员有近30名。这个微小的样本，呈现较为清晰的特征。
其中，政府官员型“裸官”近1/3；国企、金融领域的高管型“裸官”达2/3。
高管型“裸官”虽容易通过侵吞、挪用资金来实现移民，但也容易被审计发现。根据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裸官及潜逃可能性程度高的区域。
相比之下，官员型“裸官”并不易发现，“除非他们（贪腐裸官）认为自己已经暴露或者存在巨大的暴露风险，否则就不会出逃，”地方纪检干部杨光说，“出逃本身也有风险，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平安着陆，退休，淡出人们的视野，悄无声息地离开。”
如果外逃，须备足一定的外逃资金。在企业只需职务适当即可拥有资金支配权，而政府官员只有到一定级别，才有可能聚敛巨额资财。这反映在“裸官”出逃的年龄分布上，高管型“裸官”大多处于30～50岁年龄段，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出逃时年龄为38岁。而官员型“裸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出逃时为61岁。
行政级别上，官员型“裸官”集中在厅局级和省部级。从公开数据看，曝光的厅局级“裸官”主要发生在交通、烟草、铁路等封闭性领域。
如因腐败落马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据大陆媒体报道，早在2002年，张曙光与其妻王兴，便以86万美元买下了位于美国沃尔纳特市皮埃尔街688号的别墅，按照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张曙光一口气付出了近700万元人民币。这套别墅并不是张曙光夫妇在美国拥有的第一套房屋，早在1999年，其妻张兴即已在美购置了一套34.6万美元的屋舍；并在那时起，张曙光的妻女已经常居于美国，张的“裸官”身份在铁道部内部早已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相比之下，省部级“裸官”偏僻之地较多，有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珏、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
据大陆《新民周刊》报道，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出国。2000年胡长清还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表示：“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截至目前全裸或半裸型官员因腐败曝光的案件有，浙江2起、河南5起、央企3起、福建2起、黑龙江2起、广东2起、贵州2起、江西1起、陕西1起。
2011年9月，大陆10省市启动了省级追逃防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这些省市包括：一是出境重地，如上海、广东；二是沿海省份，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三是陆疆地区，黑龙江、云南；四是内陆省份，河南、江西。这些省市与已曝光的“裸官”地理高度重合。
10个试点省份中，尽管河南的四周都不搭边境，但被媒体报道的“裸官”出逃次数却达5起，超过了其他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