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49年后创作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女店员》，在这些作品，分明表现出一种主动寻找「新时代」的自觉性。父亲（章伯钧）在看了他的话剧《西望长安》后，再不读老舍了。十几年后，老舍仍在继续「寻找」，不过，他转换了方向，是向后「寻找」了！向后找甚么？他要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熟悉的人物，人情，人性。于是，晚年的他写出了经典之作，也是收官之作的《茶馆》。《茶馆》的本质意义，是一个饱经社会沧桑，熟谙人情世故的作家对孩提时代的「文化反刍」。毫不过分地说，《茶馆》挽救了老舍，也成就了老舍。笔写至此，我又不禁联想到京剧名演员程砚秋。1949年前的程老板是想唱甚么就唱甚么，连唱数月戏码不回头，因为肚子装一、二百出戏呢。1949年，他只能演七出戏，因为上边只许他演七出戏。程砚秋要求上进，入了中共。可在病危时刻，他向党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恢复演出《锁麟囊》。这是甚么？这也是「文化反刍」──多么深刻的文化现象啊！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体系，似乎更需要从历史上、理论上、政策上对百年以来的文化问题做出新的反思和归结。
毋须点明说穿，我们的文化事业是被政治权力高度掌控、严格监管的。老舍的笔，程砚秋的嘴也不例外。更严重的是，在我们这一个政党能动用国家力量，来强行贯彻文化政策。文字改革（即汉字简化运动）就是首开先例的一个典型。文字乃文化之根，是历史之本。从一个字的形成与演化，我们得以窥探到华夏千年的历史，人类的发生和生存。红色政权成立了，立即就要改动这个「根」与「本」，而这个改动居然是由一个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构一手包揽。领导人吴玉章不是文字专家，是中共元老。这个机构开了些会议，便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文件；很快，「方案」上报了中共中央；很快（时隔三月），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在全国推行。推行的重点就是报纸和学校。当时，民盟中央领导人个个震惊，议论纷纷。如此重大的政策，咋就这样出台了？和中国老百姓商量了吗？和文化育新闻艺术机构商量了吗？和语言文字的专业人士商量了吗？而后者正是民盟组织之优势所在。父亲对这种独断专行做法和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改竖排为横排的版式都极为不满，并到处表达这种不满。不久，在一次民主人士的聚会上，周恩来见到我的母亲，特意走过去。寒暄几句后即问：「健生，你是懂书法的，你说说，简化字和横排版好不好？」母亲答：「我不习惯。书法还是繁体字好看。读书也是竖排好看，说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我瞥上两眼，一页内容就都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看横排版，我要一行一行看个仔细才行。」周恩来笑笑，点点头。回到家中，母亲便把与周恩来的简短谈话，告诉了我们。
父亲听后，说：「这叫征求意见？」
以上的事发生在1956年。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升格为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对汉字简化的态度就是对中共的政治态度。「染透猩猩血，风酿楚天秋。」章伯钧反对汉字简化的发言，成为他「划右」定性的重要罪状。著名学者、文字学家陈梦家为此而送命。还有许多的师（特别是语文师）、职员、机关干部对行政干预汉字简化工作表达了不同意见，而丢掉饭碗，最后家破人亡。
是的，而今能在文化上能守住根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有文化意识的复苏吗？我是很悲观的。现实的情况是──叫我们的孩子学简化字，练英语，中学语文课本撤掉唐诗宋词、换上金庸陈忠实。课外组织学生去参与「红色经典」（实则是有红色而无经典）的欣赏、学习、游览等大型活动。而潜在的另一种现实情况是──那些政坛老将与新秀，几乎个个都在家恶补古文，背古诗，哼京戏，拍昆曲，拉胡琴，练繁体字书法，把玩古董，收藏字画。因为谁心都清楚──政治等级终极体现是文化等级。于是，各级官员在一番吃喝的同时，也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
胡锦涛的四字横幅由右向左书写，写的是繁体字
最近，网上看到
章诒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