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土地问题上的无知








某种意义上,土地问题是成为造成中国今日病相的最大的根源之一。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冲突和治安问题, 房价问题,城市化问题,腐败问题,流动性过剩问题等等都可以追索到土地制度问题,都和落后的土地制度有关联。

现在土地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土地产权无法落实,土地流动性差。如果说原来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还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的话,那么在市场化改革进行这么多年,新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放松对土地的控制,增加土地的流动性,让这个重要的市场要素在流动中发挥价值,参与财富创造,应该是当政者最自然的选择。

不过今天看了新闻,“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依法严格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http://news.sina.com.cn/c/2007-12-11/183714498516.shtml),明确传递出来的信息依旧可悲:现在中国经济决策层依旧满脑子计划经济的思维,在土地问题上表现的尤其淋漓尽致。在以国务院会议形式通过的文件里,充斥的是这样一些句式:对耕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严格审查各类用地规划和标准,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统筹协调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严格土地使用标准。…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

这种句式其实都是老调重弹,几乎没有市场经济常识含量,完全没有吸收近年学界和公众舆论在土地问题上贡献的智慧。比如在小产权的问题上,这次会议完全蔑视最近舆论对小产权买卖合法化的主张。 这些句式中,又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最为荒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资源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替代,在气候条件,生产方式.消费模式都是动态变化的经济体中,谁敢如此狂妄(或者愚蠢)到计算出一个必须守住的耕地红线?更加可笑的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决策层居然奉之如圭皋!

这些年学界虽然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和操作上还存在不同的“表述”,但是对于增加土地供应,增加土地流动的呼声则渐趋一致。土地是最重要的市场要素之一,这个要素的价值在于交易。如同盛洪教授曾经论述的,对土地实行国家控制,其实是对土地资源的最大浪费。土地这个结不解开,今日中国很多病症根本无法得到救治。以房价为例,一方面要收紧土地供应(高举“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另外一方面,要对房地产施行“宏观”,“中观”,“微观”调控,打压房价,让“居者有其房”。莫非要开放商都在空中建楼阁?

另外一方面,市场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土地管制并不能消灭对土地的需求,因此国务院会议中提到“近来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有蔓延上升之势,”这其实正是市场在起作用。只不过在土地管制的条件下,这个市场化进程被迫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进行,并且额外支付了很多成本—管制必然造成腐败。由于产权得不到保护,这种土地市场化进程又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往往伴随的是权势部门对弱势一方的侵害。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多土地纠纷,土地维权就是证明。

更加可怕的是,在这种畸形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利益群体正逐步形成一个利益联盟,他们包括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部分地方政府管理层,以及一些有强大政治资源的开发商。他们利用土地管制政策,利用地方公共决策能力,以政治正确,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并反过来影响土地政策的宏观决策,使得他们的利益联盟可以持续。

这就是国家控制土地真实的后果—虽然也许被看成是非意图的,在这个结局中,国务院被套牢,公共利益被架空。

问题的根源当然还在既有的中国经济决策层,中国经济决策层正和中国公众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知识上的背离。 这些政治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和政治历程决定了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体悟是有限的,是技术化的,无法理解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态的经济过程。在土地这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上,他们又受制于陈旧的观念和特殊利益群体的游说,因此形成的所谓公共政策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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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土地问题上的无知








某种意义上,土地问题是成为造成中国今日病相的最大的根源之一。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冲突和治安问题, 房价问题,城市化问题,腐败问题,流动性过剩问题等等都可以追索到土地制度问题,都和落后的土地制度有关联。

现在土地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土地产权无法落实,土地流动性差。如果说原来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还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的话,那么在市场化改革进行这么多年,新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放松对土地的控制,增加土地的流动性,让这个重要的市场要素在流动中发挥价值,参与财富创造,应该是当政者最自然的选择。

不过今天看了新闻,“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依法严格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http://news.sina.com.cn/c/2007-12-11/183714498516.shtml),明确传递出来的信息依旧可悲:现在中国经济决策层依旧满脑子计划经济的思维,在土地问题上表现的尤其淋漓尽致。在以国务院会议形式通过的文件里,充斥的是这样一些句式:对耕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严格审查各类用地规划和标准,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统筹协调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严格土地使用标准。…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

这种句式其实都是老调重弹,几乎没有市场经济常识含量,完全没有吸收近年学界和公众舆论在土地问题上贡献的智慧。比如在小产权的问题上,这次会议完全蔑视最近舆论对小产权买卖合法化的主张。 这些句式中,又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最为荒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资源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替代,在气候条件,生产方式.消费模式都是动态变化的经济体中,谁敢如此狂妄(或者愚蠢)到计算出一个必须守住的耕地红线?更加可笑的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决策层居然奉之如圭皋!

这些年学界虽然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和操作上还存在不同的“表述”,但是对于增加土地供应,增加土地流动的呼声则渐趋一致。土地是最重要的市场要素之一,这个要素的价值在于交易。如同盛洪教授曾经论述的,对土地实行国家控制,其实是对土地资源的最大浪费。土地这个结不解开,今日中国很多病症根本无法得到救治。以房价为例,一方面要收紧土地供应(高举“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另外一方面,要对房地产施行“宏观”,“中观”,“微观”调控,打压房价,让“居者有其房”。莫非要开放商都在空中建楼阁?

另外一方面,市场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土地管制并不能消灭对土地的需求,因此国务院会议中提到“近来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有蔓延上升之势,”这其实正是市场在起作用。只不过在土地管制的条件下,这个市场化进程被迫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进行,并且额外支付了很多成本—管制必然造成腐败。由于产权得不到保护,这种土地市场化进程又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往往伴随的是权势部门对弱势一方的侵害。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多土地纠纷,土地维权就是证明。

更加可怕的是,在这种畸形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利益群体正逐步形成一个利益联盟,他们包括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部分地方政府管理层,以及一些有强大政治资源的开发商。他们利用土地管制政策,利用地方公共决策能力,以政治正确,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并反过来影响土地政策的宏观决策,使得他们的利益联盟可以持续。

这就是国家控制土地真实的后果—虽然也许被看成是非意图的,在这个结局中,国务院被套牢,公共利益被架空。

问题的根源当然还在既有的中国经济决策层,中国经济决策层正和中国公众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知识上的背离。 这些政治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和政治历程决定了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体悟是有限的,是技术化的,无法理解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态的经济过程。在土地这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上,他们又受制于陈旧的观念和特殊利益群体的游说,因此形成的所谓公共政策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