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理群先生是令人为难的。他难倒了很多人，官员、学者、同事、朋友，年轻的学子或世故的知识者们，他令人为难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观念上的清晰、糊涂或复杂，而更在于他的姿态。在一个类似胡适的平台上，他满怀激情地诉说着鲁迅。用钱先生自己的话，他先后对 20多届北大学生讲解过鲁迅。鲁迅不是钱先生的一门课程，而是他的事业，是他想象也实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资源。这种吊诡、乌鸦般的异类状态使得他的影响超出了专业课和学院范畴，波及社会。
尽管钱先生令人为难，他的事业还是发挥了作用。在一个\"咸与发展\"的社会里，对肉食者们来说，争生存权的鲁迅显然不是他们的思想资源；钱先生的工作注定难以得到他们的呼应，相反，钱先生的宣传鲁迅反而让人为难，令人尴尬。那些求一位置的人们一度以为鲁迅是知己，一旦有了位置却又以为跟胡适心心相印。虽然\"胡适，还是鲁迅？\"成为不少人动感情的话题，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早已明智地做出了选择。钱先生的事业因此穿越了阶层，而在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那里获得了赞誉。正是在这些小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文化领域，钱先生成了一个象征：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上世纪 80年代启蒙运动以来不多的幸存者。
胡适被称为\"国诤\"，国家的诤友或诤臣。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民族的精魂。无论哪一种精神，我们今天在国家社会层面还没见到这样的人格象征。胡、鲁们的信徒显然是矮化了。无论他们以谁的名头说教、启蒙，他们没能给社会的公共空间提供正当有效的思想资源。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国家机会主义的发展话语里，他们把言说胡、鲁留给了自己，把什么样的生活留给了大众呢？自生自灭而已。
钱理群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其中的矛盾。他是诚实的、坦白的，也是无力的、软弱的。他没有鲁迅的练达，也没有鲁迅的勇敢。人生社会的事实于他是一个个的问题，直到退休、离开讲坛，直到今天，他仍未能解决其中最尖锐的问题。他把自己铸成了一个矛盾体。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设的，跟他的知识界同行关联不大。在他的新作《我的精神自传》中，他试图回答或辩解那些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的适用范围，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等。他承认跟知识界的隔膜，因此 90年代我国重大的知识活动，学术规范，人文精神讨论，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中国道路寻求，等等，都为他有意无意屏除了。他的反思和自传中的关键词属于80年代，他的真诚令人动容，他的言路和思路令人为难。
二．
钱先生自承问题意识很强，但在他和中国社会之间，横隔着一个鲁迅，一个80年代。通过鲁迅及物中国，显然方便，但也极其危险。因为在鲁迅之后，有无数中外一流的才智之士思考并回答了前现代中国的难题。延续 80年代的框架、方法来诉说自我，虽然安全，但也极不切实。因为经历了资本的原始和现代积累的中国社会，有着更为迫切的情感、认知和身份认同要求。
人们曾经有过\"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一类的假设，但那假设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很少人设想鲁迅活在当下的情形：会是大学教授吗？会是《读书》主编吗？会是新左派或自由派吗？虽然钱理群和汪晖一样发现了鲁迅的榜样意义，用汪晖的话说：\"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
但汪晖们显然对鲁迅们的生存处境缺乏理解，汪晖们显然不是鲁迅们。鲁迅的眼里少有宪政、法律、国家，他眼里有最为生动的中国大众形象，如吕纬甫、魏连殳，如子君、涓生，如孔乙己，如闰土、阿 Q、祥林嫂；即使他的杂文，也仍有清晰的对象，那就是流氓国家、群氓、如二丑一样的帮忙、帮闲和帮凶式的流氓。几乎鲁迅的一切言说，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之上。但钱先生的立足点总是游离的，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教员、软弱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思想者等等之间游移。而胡适、鲁迅们的新文化启蒙事业，在于为个人张目，这一点在鲁迅的人生实践中尤其重大。\"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诚然，我国当代社会远不同于鲁迅的时代。80年代的启蒙运动起点高于鲁迅年代，后者是\"铁屋里的呐喊\"，前者却有经历毛泽东时代之后广大的中国民众。但鲁迅无意中以个人的生存示范了一个民族精神挣扎的彻底性，他提供的人物画廊为我们贡献了至今堪称财富的民族性格群体。钱先生不断诉说他的精神挣扎历程，但他更多地在观念层面流连，而难以贡献这发展中的国民的魂灵。一如我们，都看到了而不能创造。
同样的问题在于，享受\"发展红利\"而不觉不自由的国民跟下岗、抛荒、打工的大众渐行渐远，双方以为自身在伦理、观念、审美等方面都跟对方不属于同一种类， 80年代同盟性的启蒙框架显然时过境迁。即使鲁迅仍有榜样意义，但有\"短板\"的鲁迅已经不能\"咸与稳定和谐\"，而只属于需要警惕其民粹主义倾向的小平头知识分子和大众们了。这大概是我国大知识分子们对苦于生计的国民多王顾左右的原因，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说不清楚自身。用朱学勤先生的话说，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发生了两场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却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这个变动不居的发展中国，置身其中的个人生存哲学和社会变革哲学，仍多是空白。
三．
《我的精神自传》要写成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性作品，钱先生希望能说清楚自己。但直到本书最后，仍有不少\"新的困惑\"或\"悖论\"一类的字句：\"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新世纪伊始， 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显然，钱先生的精神突围仍未成功。他自承没有走出鲁迅的阴影，也实证了他的精神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钱先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确实像个大孩子，直到退休，直到本书，都真诚地向人们诉说他的精神困惑，用他的话说，把苦难化为精神资源，\"我存在着。我努力着。\"他感动于林庚先生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美。\"
但\"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与其说钱先生是婴孩，不如说他是一个认真而诚挚的学生。鲁迅是他的老师，人生社会是他的老师。他精神自传与其说是一本凤凰涅槃或死后复生的自觉作品，不如说是一本省思式的不无笨拙的札记。他过于注重自己的观念困境，一如 80年代以来的学院生活，而多少忽视精神在中国社会演进的多样收获。他虽然认识到：\"我正是由这样的提醒，发现自身思考视野的狭窄：我们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新的困惑\"总让他止步不前，最终没有走出\"自我封闭\"。在一本30多万字的精神自传中，除了零星几个学人的文字，当代中外人士的精神和思维收获不在钱先生的综述范围内，就是一个证明。它至少说明作为思想史、学术史或精神史的样本，会打些折扣；更不用说，跟网络时代的中国精神隔膜甚大。
在人类共识、台湾地区的民主试验面前，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里，鲁迅等人的\"国民性\"话语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跟\"中特\"话语一样而让位于人类的原则：\"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钱先生仍立足于这一本质论的文化观，从而大大限制他自身的创造性研究。在对全球化的思考中，钱先生止于辩证实则矛盾的书斋逻辑，在多元化、一元化之类的观念中突围或辩证。在对农民中国的思考中，钱先生也同样借用了虚伪的\"三农\"话语表达自己的困惑或无解，他害怕农民失去土地，他不理解农民是如何丧失精气神的，也不了解，当代农民是不会活成土地上的植物的，农民也想在当代中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钱先生震动于鲁迅所说在中国做人要么极近要么极远生活的安全性，但他自己却以\"公开宣布\"\"布什、萨达姆与本 -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根基的\"巨大威胁\"和\"根本性挑战\"，为\"再一次坚守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立场\"……这样的思考，使钱先生自承难以站队难以表态，甚至一旦开口就遭到了\"伪士\"们的围攻。这大概不仅是钱先生个人的悲剧，也是当下社会的悲剧。
钱先生是多重意义上的幸存者。他明确说自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群落中的一员，他作为幸存者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并参与了80 年代的启蒙事业；90年代以来，则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经历了时代社会给予的光荣和\"围攻\"；退休后，他并不安于个人的日子，而作为市场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进入了力所能及的实践领域，跟青年志愿者们一起，建乡村图书室，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等等。如果联想到我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钱先生这样的幸存者是极为可贵的。
鲁迅以\"中间物\"意识而横站了历史，钱理群先生也有\"中间物\"意识。如果钱先生理解，网络中国人也曾作为\"你\"之一员当选过《时代》的年度人物，而志愿者、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农民、维权律师等等中国人同样大踏步地向前，他也许会感到欣慰的。就像不少年轻朋友想起钱先生会觉得温暖一样。钱先生年轻时写给\"民间思想村落\"的告别信虽然仍可作为他对精神世界的告白：\"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但他的精神思考和实践愿心仍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
2007 年12月19日
